妥协的姿态·《九三年》VS《复活》

张佳玮

在我上小学时，托尔斯泰这个名字是常听到的。与他结伴而行的往往是巴尔扎克或者莎士比亚。当然，那不是一种系统的文艺理论，而仅仅是一个非文艺家谈论伟大作家们。就好象非美术迷总容易把达利和伦勃朗一起提一样。所以托尔斯泰对我而言是一个很遥远的称谓。似乎是天神一般的巨匠，在遥远的地方睥睨着我们。

《复活》最初的阅读是我小学毕业的暑假里，其时正在同时阅读着高尔基的三部曲。一整个暑假都在俄罗斯式的茶炊俄罗斯式的称谓里打转。在这样的情况下阅读《复活》，有了比照，自然而然感到了一种异国情调淡漠感——剥离这一切后，《复活》就成为了一个普通的文本。我第一次读完它之后，没有任何感觉。就象一道汤，喝完了，并非淡而无味，一切中规中矩，但是没有惊喜。

那个年代我还容易被烂漫的句子打动。同一个暑假里我读完了大仲马的《三剑客》和《基督山伯爵》。我得承认，那两部书比《红与黑》《复活》之流更能打动我。在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我都对托尔斯泰怀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对托尔斯泰的了解，也只是文艺理论上干巴巴的叙述：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等等。我接受着这样的观念一如囫囵吞枣。虽然我潜意识里觉得果戈里和契合夫比他要好，但是不敢宣之于口。

我对于雨果的热爱来自于初二读到的《巴黎圣母院》和半部《悲惨世界》。前者是管震湖的译本，后者是李丹的译本。在那样华丽煊赫的大师译笔之下，雨果在我的眼里成为了一个真正值得仰慕的巨人。在此之前，我对于写小说的人并没有一个很明晰的概念，但是从那时起，雨果就成为了我心目中的基准。写小说的人是什么样的？那就该是雨果这样的。

关于《九三年》，我读到的是一个很老的译本。里面的戈万翻做了郭文。在我阅读的时候，我又一次被雨果打动——雨果的文字和情节对于一个人的心灵可以达到的打动程度是众所周知的。而他曾经的诗人身份与超卓不凡的浪漫主义才华，使他对文字有着驾御雷霆般轰鸣的力量。《九三年》，在这样一个对于欧洲乃至世界社会历史意义重大的年代，雨果审视着它，并且勾勒出史诗般的画卷。在后来的冉阿让以及之前的卡西莫多，都不曾经历如此令人伤心惨目的年代。他们的悲剧更多来自于自身——《巴黎圣母院》的核心，即使克洛德刻在墙上的字：命运。灵魂与肉体的粉碎性对抗，社会与个人的价值承担，庄重典雅与滑稽荒诞的完美结合，就是浪漫主义的诗剧。而在之后的《悲惨世界》中，逐步走上神坛的冉阿让与人间的法律斗争，但那是拿破仑败北之后的年代，已经不具有风雷变幻的效果。从这个意义而言，《九三年》的悲剧，是时代与自身交相辉映的悲剧。这种难以派遣的悲剧依然带着古希腊的色彩，即：悲剧性的结局并非由错误产生，而恰恰源于承担者自身的杰出素质。带着天定的宿命意味出现。

从这个意义而言，冷峻的，深思性的《复活》和激情澎湃山雨欲来的《九三年》是大不同的。前者的叙述是典型的俄罗斯式叙述。带着流传久远的俄罗斯“多余人”式的冷淡笔墨，一点一点的描绘着俄罗斯社会的上上下下。聂赫留朵夫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又是一个细心的沉思者——还记得巴尔扎克《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吗？——在不断的往复之中俄罗斯的社会弊端纤毫毕现。雨果揭开了资本主义正式到来之前的巨大序幕，托尔斯泰亲手为资本主义敲响丧钟。牵强一点的话，可以说，这两部的联系之处就在于这里。

然而不止于此。我想。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那个仁慈得不象话的卞福汝主教，带着理想主义色彩，本来不属于人间。被感化的冉阿让所经受的苦难，而他身上洋溢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容忍——福楼拜在读完《悲惨世界》之后，直斥雨果“没有科学精神”。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事实。福楼拜的写作方式给欧洲的现实主义和现代小说家们开启了一条大路。而在此之前，雨果的写作无论如何轰鸣，都停留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前期的范畴中。感性的思维使雨果能够感动人们的内心，但不足以让他了解整个世界的未来。《九三年》中，郭文用古希腊式的自寻死路，西穆尔登用殉葬的方式，表达了他们与整个时代的不相容。但郭文带有宽容色彩的方式和笃信上帝最终拯救的话语，以及他在黑牢中临终的类似于预言的告白，宣示了这个人——被雨果作为代言人——的软弱，以及雨果自己的软弱。二十九岁那一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为浪漫主义举起了大旗，而在之后的著作之中，这个巴黎第十八区的无神论者却皈依了上帝，并且坚信上帝使人得救。如果你还记得《包法利夫人》的结尾的话，那么你会感觉雨果这么做，是多么的无助而又虚弱。

《复活》与《九三年》相似的恰在此处。聂赫留朵夫洞悉了俄罗斯的弊端之后，与其他“多余人”一起陷入了苦恼。罗亭死在了巴黎巷战中，多少矫情色彩。而契合夫也永远徘徊在苦恼中，他的后期写作带上了浓重的颓唐色彩，即使得到了西欧的营养，也并未找到一条出路。《复活》的最后，聂选择了搞马太福音，并且以宗教和容恕为最后的出路。这是一种妥协。与《九三年》中郭文妥协与时代与命运的姿态如出一辙。《复活》的最后是虎头蛇尾的。我很遗憾看到俄罗斯的一个巨人倒向了宗教。他比雨果更进一步，他理性的分析了社会，将欧洲踏在了脚下，而后躲回了自己的巢穴之中。从这个意义而言，普希金曾经描绘的普加乔夫足以成为他的榜样……当然，我们要想到，激进如果戈里，也在《死魂灵》里最后妥协性的虚构了几个完人来描述时代的未曾堕落到底的状态。也许俄罗斯人骨子里的多余人气质，是他们妥协的最大原因。


翻过这两个雄霸欧洲的人物之后，欧洲就进入了20世纪——其实早在福楼拜与奥斯丁的出现之始，也许就注定了雨果与托尔斯泰的落伍。于是20世纪的革命开始狂飙突进。而托尔斯泰与雨果，就这样被安静封存在了古典时代。

张佳玮

没事提这帖

文沁可人

我也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