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路相逢

司屠

狭路相逢
上个星期一早上，我在我家楼下的公交站点候车时突然发现：我等候的那班车总要在另一班车来了之后才来。这个站点总共就两班车。每天上班我坐203路公交车，另一班可到我丈人家。令人恼火的还在于当我偶尔一次去我丈人家时，先来的却成了203。
这种情况应该有很长时间了。我记得上个星期是如此，上上个星期好像也是这样。反正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此前有哪一次合乎我的心意。我能回想起的是，我总在这个公交站点下方的六块地砖间理头踱步，不停地来回。在第七块地砖与第八块地砖间植有一棵树，若我多走半步并于此时抬起头来，额头便会撞在树杈上。在该树薄弱的树干上锁着一辆人力三轮车。每次当我看到来的不是我在等的那辆车时，我就走到三轮车前，用脚尖轻轻地踢踢车胎。逢到下雨天，我就不停地转动伞柄，直至其他乘客的指责明确无误地从他们的脸上表现出来。我才从他们身边走开，走到小店的屋廊下，把伞收起。
除了星期六和星期日没有去上班，上个星期余下的日子里，这种情况依然延续着。那么，假使我迟至今天才发现上述这一情况，这一星期就可以拿来佐证。它们是如此明晰（都是在我有意识的情况下观察到的），不容许我再有丝毫怀疑。这说明这种情况的确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难道五天还不够长吗？
我不知道这是否预示着什么。在我后来等车时，由于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情况，难免会报之以会心的一笑，接着便有一丝很容易被觉察的苦笑从我嘴角浮现。这使我看上去显得莫测高深，引得几个路人对我侧目而视。我望着东边马路的转角处，默默地念着：203、203，不可避免的发现这一次来得又不是203。203的车身黄白相间，向我驶来的则是辆绿色的，通体碧绿。在它尚未停下之前，我不禁犹豫起来。仅仅是因为赌气（绝非是缺乏耐心），我想登上那班车，去往与我单位完全相反的方向。但在最后时刻，我仍然难于确定我这样做是不是会使自己显得更愚蠢。因而我只是让犹豫继续着，直至两边车门哐当一声合在一起。
于是，我继续不停地在站点下方的六块地砖间来回，好几次几乎就撞在那棵小树的树杈上。如果我是小偷，我就会在行窃时采取把树拦腰折断的方式使树车分离。逢到下雨天，我会不停地转动伞柄，根本不顾身边其他人的指责。他们的指责明确无误地表现在他们的脸上，但从不由嘴说出。我无动于衷地在六块地砖间埋头踱步。最后，他们嘀咕着从我身边走开，走到小店的走廊下，不怀好意地盯着我。
我走到三轮车前，用脚轻轻地踢踢车胎。一个骠悍的男人从人堆里看着我脚下的车子。小店也是他的。我知道廊下的其他人此刻都盼望我踢得更重一些。但我掌握着分寸。
我继续等待。我可以这样安慰，那么下一班肯定就是203了，绝对是。


综上所述，我在这个公交站点候车的时间较长。长是相对而言，要比先来203长。这样问题就来了。我希望先来的是203，甚至可以接受203比我先到站点。我仍可以迅速分开车流，横穿马路，一边高声叫喊，把车留住。可惜那也没有，倒是经常见到那辆绿色的公交车以及在它后面快步追赶的一个男人。因为快步，他的头发扬起，西装的下摆向两边分开。
问题是——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叫朱大聪。在我们还是同事时，我们也不常见面，看到时无非是点个头。前年，在我结婚前夕，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一而再地握着我的手说，务必要请他喝喜酒。并对我以兄弟相称。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不仅探听走了我的婚期、我未婚妻的姓名、我家电话、我的手机号码，等等，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还打来了三通电话，一只打到我单位，一只打到我家里，打来最后一通电话时，我已经请假在马路上奔波为结婚作准备了。朱大聪在电话里哈哈笑着，叮嘱我不可忘记在请柬上写上他的名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类笑声。面子关系，我也只好照办了。
我不知道人们在公交站点候车时害怕什么。在我，肯定不是我要等的那班车总要在另一班车来了之后才来。这与害怕无关。我害怕遇见我以前的同事（当然不仅仅是以前的同事）。可以这么说，我在任何地方害怕的都包括这一件事，不过不是以前的全部同事，但朱大聪肯定是其中一个。
朱大聪的家和我家在同一个新村，幸好相隔甚远。朱大聪结婚时，我也去喝了喜酒，添了六十元钱把他的礼还了。之后，他偕他那嘴角有一颗痣、痣上有一棵毛的妻子来过我家两次（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把那棵毛拨掉），但我并没有去回访。幸好由于朱大聪一向在乡下工作，在我离开他们单位后，直至上个星期一，我们一次也没有见过面。上个星期一早上，当我向楼下对面马路上的公交站点走去时——在横穿马路时，我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我心无旁骛，左右环顾，像一只晴蜓在往来的车辆间上上下下——突然听到从高处传来一个声音。
老李，老李。
我收住脚步，抬头看到朱大聪一个箭步扑向我。仿佛我是跛足，朱大聪热情地搀住我的手，把我扶上了台阶。台阶的确造得太高。考虑到这一带经常浸水，每当雨季，公交车划水而过，水花高过伞面，只听得头顶哗啦一声。这样高的台阶不仅是必须的，且可以再高，高到可以俯视车顶。
在台阶上，朱大聪突然（又是突然）从我身下抽出刚才挽扶着我的那只手，把我的手夹在他两手的手掌间。他的手湿湿的、滑滑的。在眼下这个寒冷的季节里，长时间地握着一只有如死带鱼的手——
老李，好久不见。
我笑了笑，说，哦，老朱。随后几次试图把我的手抽出来，但却被他捏得更紧了。我只好也把另一手伸过去，和他握了一握。这一次我的幅度较大，他也大了起来。如同两个人在用力把一样东西按在身下，我们的手在半空起伏不已。然后，我们哈哈一笑，把各自的手松开了。
最近忙吗？
我如实回答，不忙。我想到用一个“不忙”似乎太过冷淡，以刚才握手时所体现出来的热情差距太大，因此又加了一个：不忙。说完，我便望着东边马路的转角处，默默地念着：203，203。但见眼前一绿，我只好就此把眼睛闭上。正是在这一闭眼及随后的睁开之间，我发现我等候的那班车总要在另一班车来了之后才来。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我要好好想想这个事情。
但是朱大聪，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在我耳边说：
换了单位感觉怎么样？
换了单位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老李，你为什么要换单位？
你车来了。我说。
我等单位的面包车。
我看到一只面包正向我滚来，馅子则是我以前的同事们。他们是如此滚烫，我惟恐避之不及。迫不得已，我只好把黄白和绿的先后关系先弃置于脑后，当务之急的是黄白和面包的先后关系。我暗中为黄白加油（假使这个时候朱还没有放开我的手，因为使劲，我会把他的关节捏碎的），只要它能先于面包到达就行了。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我已经在想象我坐在黄白的最后一排，回头看着朱大聪这滴馅子被裹进面包的情景了。
事与愿违，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里，黄白总是姗姗来迟，比面包都迟。幸好馅子不多，算上朱大聪也就二滴，偶尔三滴。幸好其他两滴我不认识。
今天天气还可以。
明天可能要下雨。
不会吧，看上去不像要下雨。
气象预报说的。其实我是瞎说的。
哦。


到了那个星期四的早上，朱大聪可以和我说的话大概已说光。在我横穿马路时，我看到他笑容可掬，实际上正暗中凝聚力量试图找出几句话来。他总算在我走到他面前时找到了一句。
来了？
来了。
接下来，他张张嘴巴但却没有发出声音，只好别过头去从中吐出一口痰来。而我当然也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我从来就没什么话可对他说。我看着东边马路的转角处，一如既往地默念着：203，203。同时思考着在这一情况里是否暗藏着什么玄机。而朱大聪显然受不了当前的这种局面。他一会儿撸撸头发，一会儿夹夹腋下的包。我发现一滴汗珠从他的脸上掉了下来。
今天有点热。
是热。
气象预报说明天下雨。
哦。
我等待着，可是朱大聪就此找不出一个可以扩展的话题。仅仅三天的功夫，他那本就虚假的热情便已消耗殆尽。我们并排而立，几乎僵立，大概他也在喊着他的面包。打破僵局的任务在他，而不是我。是他造成了我们之间关系非同一般的假象。但我却也轻松不起来，在我为他感到不好意思的同时，使我不能理解的是，我也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
星期五是：
下雨了。
是啊，下雨了。
当随后的一个星期来临的时候，我一觉醒来，听到楼下传来：车辆起步，请注意安全，203路公交车开往汽车西站，上车请买票——我当即做出一个决定，我打算从今天开始，到上一站去坐车。这么做虽然要多走约一公里半的冤枉路，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能避开朱大聪外，我想我再也不会眼前一绿了。那辆绿碧色的公交车并不经过203的上一站。两车只是在快要进入以及穿过我所住的新村楼下的马路时，才有追尾的可能，接着它们便分道扬镳，一个向西，一个向北，此后再不同行。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早点起床，但此举显然不像到上一站坐车那么两得。再说，我也不会因为朱大聪的缘故而把起床时间提前十分钟或更久。我宁愿迟到。我没有走新村的前门。我反方向穿过新村。我第一次发觉我们的新村是如此大，与此不相称的是新村的后门是那么的小，小到只有一扇门耸在那里。它仅容得下一辆摩托车进出。我和摩托车在门的内外相持着。它在外，我在内。最后是我让了步。我化了将近十分钟来到下一个站点。现在是七点四十四分，我的表快了七分钟，实际时间应该是七点三十七分。我们八点整上班。平常我坐公交车需要二十五分钟，现在则需要三十分钟。迟到是肯定的了。迟到的后果必然是单位领导的问候。此人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洞开办公室的门，在每一位迟到的下属走过门前时，向后者点头示意。
除了上述所述，我这么做的收获还有：在这个星期里，每天早上，当203开到下一个站点时，我在车窗后面偷偷地看着站立于三轮车边的朱大聪。前提是这时候朱大聪还在。这样我还可以看到朱大聪时而看看马路对面，时而看着面包滚来的方向。想到朱大聪可能是在忧心忡忡地等我的到来，我不禁在车上笑出声来。即使朱大聪已先于我而去，我仍可以通过想象这一切，照样能从中体会到乐趣。
惟一令人担忧的是，在今后，如果在别的场合遇见朱大聪，我该怎么办？如果这个场合很大，人很多，我当然可以借人群的掩护从容走开。即便被他招一呼，我也可以装着没有听见，掏出手机频频点头，三晃两晃，把自己从他眼前晃掉。问题是如果我们相遇于狭窄的过道、楼梯、濠沟或是像我们老家的摸奶弄（当一男一女相向经过摸奶弄时，男的可以把他的双手放在女的胸部上而不会招致非议，我读初中时经常进出那条仅可供一人通过，而又无比漫长的弄堂）那样的小弄，诸如此类的地方。设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朱大聪必然又是一声高喊（他也不想喊，但他不喊不行啊，且要比上星期一见到我时喊得差不多响或更响）：老李。下面就不用说了。
那么，我该怎么办？我当然不会对朱大聪说，我害怕看见你。考虑到朱大聪可能猜得到我是在避他。为此，我要尽快准备好一个能使他信服的理由来。
我也已经想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单位派我和一名同事去上海出差，寻找一个叫作任天的人。第二天我们便动身前往。我们风雨兼程，早出晚归，辗转于上海各大中小医院。由于临行前单位领导一再叮嘱，出门在外要勤俭节约。我们在上海很少打的，我们坐公交。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我们每天站立于公交站点下的时间加起来不少于二个小时，每天大概要站在十到二十个公交站点下，每天有将近一百个公交站点被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么多的公交站点之间来回，希望通过这么多辆车子的运动，最终能把我们带到任天的藏身之处。今天早上，当我一觉醒来，听到楼下传来：203路公交车开往汽车西站，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下站停靠西柏坡——这才发现我已回到家中。
既然已回到熟悉的生活中，我便要把自己的节奏调整过来。我慢慢地着衣起床，慢慢揉了揉脚底（昨晚上我妻子已经把泡挑了），慢慢地走出房间，慢慢地洒了一泡尿，慢慢地洗漱，慢慢地把嘴里的水和牙膏混合物吐入台盆。它们细水长流，源源不断。我从镜子里看着它们，我被这一现象迷住了。当我慢慢地吃完我妻子吃剩的菜泡饭时，表上的时间已经指向了七点五十二分。
我不急。我慢慢地向楼下的公交站点走去，就像是一个无力行走的人那样。我发觉慢不失为是对付快最好的方法。我慢那些车也就慢。我甚至故意在马路中间停下，提起一只脚，慢慢地搔了搔小腿的痒处。并在放下裤管时，对慢与快的关系进行了思辨。而那些车辆对此当然也没有任何法子。如果司机急中生智欲于把我撞翻在地，等他们想到这一点时，我也已经到了对面的安全地带。
老李，老李。
我无需抬头就已知道我来不及了，但我还是把头抬了起来，说，哦，老朱。
随后必然是，老李，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老朱。
老李，最近怎么没有看到你。你去了哪里？
我去了上海一趟。
去上海干什么？
找人。
找谁？
找个人。
谁啊？
你不认识的？
到底是谁？
即便我告诉了朱大聪任天是谁，难道他会就此放过我吗？
你找任天干什么？
任天怎么了？
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想而知的。如果面包和203迟迟不来，我不知道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才会把任天这一话题放下。即便面包和203都来了，显然在往后日子里，只要有机会碰到我，朱大聪还是会死死地抓住这一话题不放的（如果说我讨厌我们在一起时默默无言；我更不愿意我们在一起时，他冲我喋喋不休）。那么，我们要到何时才能把任天这一话题放下呢？
面包没有来，203也没有来，首先来得仍然是那辆通体碧绿的公交车。
我承认，这个时候我已忘了此前准备好的能令朱大聪信服的那个理由。这无非是一句话，一句话而已。但这会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居然能令朱大聪如此信服。因为我想得起，一个星期前当我想到那句话时，我是何等喜悦，一个上蹿，几乎就把头碰在了站牌上。这到底是一句什么样的话，此时却令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好久不见了，老李。
两个星期零二天。
老李，你最近去了哪里，怎么没有看到你？
我奶奶死了。我突然（真是突然）灵机一动，听到自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什么，什么？
我没有理他。他当然听清楚了。
你奶奶死了？
我继续不理他。我把目光放在马路间往来的车辆上，仿佛已完全地陷入于悲痛之中。我的确正在试图通过回想去死去多年的奶奶而使自己能真正地陷入于悲痛之中。另一方面，我也在小心地、不为他人所觉察地看着朱大聪，就像两个素不相识人处于一部电梯里那样。显然，朱大聪从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因而也只是大概清楚面对一个刚刚死去奶奶的人时该如何反应。朱大聪问了几个问题，接着便对我进行了安慰。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没有让他感到我在回应他。他的嘴唇翕动不已，而声音却越来越轻。我把目光牢牢放在马路间，我让车辆把我部分的目光带走。于是，朱大聪的声音越来越轻，终于轻到不能再轻，在一声干咳之后，消失了。我们并排而立，几乎僵立。为了避免与我的目光相交，但又不好做得过火，朱大聪也看着马路。
我想我这一次终于彻底地把朱大聪给摆脱了。
当我转而去看东边马路转角处时，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眼前又是一绿。

流马

看了，还好还好。
开始的时候有点拖沓。
结尾的时候有点力道不足。

陈斌

我第一次发觉我们的新村是如此大，与此不相称的是新村的后门是那么的小，小到只有一扇门耸在那里。文章的感觉有点象新村。

司屠

,好得不能再好.流马故妄听之.

流马

你误会了。我也觉得结尾甚好。
我说的是语言的表达问题，不是要改结尾
或许是太吹毛求疵吧。

司屠

改一下：

狭路相逢


上星期一早上，我在我家楼下的公交站点候车时突然发现：我等候的那班车总要在另一班车来了之后才来。这个站点总共就两班车。每天上班我坐203路公交车，另一班可到我丈人家。令人恼火的还在于当我偶尔一次去我丈人家时，先来的却成了203。
这种情况应该有很长时间了。我记得以前好像每次都这样。我能回想起的是，我总在这个公交站点下方的六块地砖间埋头踱步，不停地来回。在第七块地砖与第八块地砖间植有一棵树，若我多走半步并于此时抬起头来，额头便会撞在树杈上。在该树薄弱的树干上锁着一辆人力三轮车（若我是小偷，我就会在行窃时采取把树拦腰折断的方式使树车分离）。每次当我看到来的不是我在等的那辆车时，我就走到三轮车前，用脚尖轻轻地踢踢车胎。逢到下雨天，我会不停地转动伞柄，直至其他乘客的指责明确无误地从他们的脸上表现出来。我才从他们身边走开，走到小店的屋廊下，把伞收起。而如今，我会继续不停地转动伞柄，根本不顾身边其他人的指责。他们的指责只是表现在他们的脸上，从不由嘴说出。我无动于衷地在六块地砖间埋头踱步。最后，是他们嘀咕着从我身边走开，走到小店的走廊下，不怀好意地盯着我。
除了星期六和星期日没有去上班，上个星期余下的日子里，这种情况依然延续着。那么，假使我迟至今天才发现上述这一情况，这一星期就可以拿来佐证。它们是如此明晰（都是在我有意识的情况下观察到的），不容许我再有丝毫怀疑。这说明这种情况的确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难道五天还不够长吗？
我不知道这是否预示着什么。在我后来等车时，由于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些，难免会报之以会心的一笑，接着便有一丝苦笑从我嘴角浮现，引得几个路人对我侧目而视。我不屑地望着东边马路的转角处，默默地念着：203、203，不可避免的发现这一次来得又不是203。203的车身黄白相间，向我驶来的则是辆绿色的，通体碧绿。在它尚未停下之前，我不禁犹豫起来。因为赌气和另外一个原因（绝非是缺乏耐心），我很想登上那班车，去往与我单位完全相反的方向。但在最后时刻，我仍然难于确定我这样做是不是会使自己显得更愚蠢。因而我只是让犹豫继续着，直至两边车门哐当一声合在一起。
我走到三轮车前，用脚尖轻轻地踢踢车胎。一个骠悍的男人从人堆里注视着车子。小店也是他的。我知道廊下的其他人此刻都盼望我踢得更重一些。但我掌握着分寸。
我继续等待。我可以这样安慰，那么下一班肯定就是203了，绝对是。

       
综上所述，我在这个公交站点候车的时间较长。长是相对而言，要比先来203长。这样问题就来了。我希望先来的是203，甚至可以接受203比我先到站点。我仍可以迅速分开车流，横穿马路，一边高声叫喊，把车留住。可惜那也没有，倒是经常见到那辆绿色的公交车以及在它后面快步追赶的一个男人。因为快步，他的头发扬起，西装的下摆向两边分开。
问题是——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叫朱大聪。在我们还是同事时，我们也不常见面，看到时无非是点个头。前年，在我结婚前夕，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一而再地握着我的手说，务必要请他喝喜酒。并对我以兄弟相称。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不仅探听走了我的婚期、我未婚妻的姓名、我家电话、我的手机号码，等等，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还打来了三通电话，一只打到我单位，一只打到我家里，打来最后一通电话时，我已经请假在马路上奔波为结婚作准备了。朱大聪在电话里哈哈笑着，叮嘱我不可忘记在请柬上写上他的名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类笑声。面子关系，我也只好照办了。
我不知道人们在公交站点候车时害怕什么。在我，肯定不是我要等的那班车总要在另一班车来了之后才来。这与害怕无关。我害怕遇见我以前的同事（当然不仅仅是以前的同事）。可以这么说，我在任何地方害怕的都包括这一件事，不过不是以前的全部同事，但朱大聪肯定是其中一个。
朱大聪的家和我家在同一个新村，幸好相隔甚远。朱大聪结婚时，我也去喝了喜酒，添了六十元钱把他的礼还了。之后，他偕他那嘴角有一颗痣、痣上有一棵毛的妻子来过我家两次（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把那棵毛拨掉），但我并没有去回访。幸好由于朱大聪一向在乡下工作，在我离开他们单位后，直至上个星期一，我们一次也没有见过面。上个星期一早上，当我向楼下对面马路上的公交站点走去时——在横穿马路时，我保持着足够的警惕，我心无旁骛，左右环顾，像一只晴蜓在往来的车辆间上上下下——突然听到从高处传来一个声音。
老李，老李。
我收住脚步，抬头看到朱大聪一个箭步扑向我。仿佛我是跛足，朱大聪热情地搀住我的手，把我扶上了台阶。台阶的确造得太高。考虑到这一带经常浸水，每当雨季，公交车划水而过，水花高过伞面，只听得头顶哗啦一声。这样高的台阶不仅是必须的，且可以再高，高到可以俯视车顶。
在台阶上，朱大聪突然（又是突然）从我身下抽出刚才挽扶着我的那只手，把我的手夹在他两手的手掌间。他的手湿湿的、滑滑的。在眼下这个寒冷的季节里，长时间地握着一只有如死带鱼的手——
老李，好久不见。
我笑了笑，说，哦，老朱。随后几次试图把我的手抽出来，但却被他捏得更紧了。我只好也把另一手伸过去，和他握了一握。这一次我的幅度较大，他也大了起来。如同两个人在用力把一样东西按在身下，我们的手在半空起伏不已。然后，我们哈哈一笑，把各自的手松开了。
最近忙吗？
我如实回答，不忙。我想到用一个“不忙”似乎太过冷淡，以刚才握手时所体现出来的热情差距太大，因此又加了一个：不忙。说完，我便望着东边马路的转角处，默默地念着：203，203。但见眼前一绿，我只好就此把眼睛闭上。正是在这一闭眼及随后的睁开之间，我发现我等候的那班车总要在另一班车来了之后才来。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我要好好想想这个事情。
但是朱大聪，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他在我耳边说：
换了单位感觉怎么样？
换了单位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老李，你为什么要换单位？
你车来了。我说。
我等单位的面包车。
我看到一只面包正向我滚来，馅子则是我以前的同事们。他们是如此滚烫，我惟恐避之不及。迫不得已，我只好把黄白和绿的先后关系先弃置于脑后，当务之急的是黄白和面包的先后关系。我暗中为黄白加油（假使这个时候朱还没有放开我的手，因为使劲，我会把他的关节捏碎的），只要它能先于面包到达就行了。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我已经在想象我坐在黄白的最后一排，回头看着朱大聪这滴馅子被裹进面包的情景了。
事与愿违，接下来整整一个星期里，黄白总是姗姗来迟，比面包都迟。幸好馅子不多，算上朱大聪也就二滴，偶尔三滴。幸好其他两滴我不认识。
今天天气还可以。
明天可能要下雨。
不会吧，看上去不像要下雨。
气象预报说的。其实我是瞎说的。
哦。


到了那个星期四的早上，朱大聪可以和我说的话大概已说光。在我横穿马路时，我看到他笑容可掬，实际上正暗中凝聚力量试图找出几句话来。他总算在我走到他面前时找到了一句。
来了？
来了。
接下来，他张张嘴巴但却没有发出声音，只好别过头去从中吐出一口痰来。而我当然也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我从来就没什么话可对他说。我看着东边马路的转角处，一如既往地默念着：203，203。同时思考着在这一情况里是否暗藏着什么玄机。而朱大聪显然受不了当前的这种局面。他一会儿撸撸头发，一会儿夹夹腋下的包。我发现一滴汗珠从他的脸上掉了下来。
今天有点热。
是热。
气象预报说明天下雨。
哦。
我等待着，可是朱大聪就此找不出一个可以扩展的话题。仅仅三天的功夫，他那本就虚假的热情便已消耗殆尽。我们并排而立，几乎僵立，大概他也在喊着他的面包。打破僵局的任务在他，而不是我。是他造成了我们之间关系非同一般的假象。但我却也轻松不起来，在我为他感到不好意思的同时，使我不能理解的是，我也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
星期五是：
下雨了。
是啊，下雨了。
当随后的一个星期来临的时候，我一觉醒来，听到楼下传来：车辆起步，请注意安全，203路公交车开往汽车西站，上车请买票——我当即做出一个决定，我打算从今天开始，到上一站去坐车。这么做虽然要多走约一公里半的冤枉路，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能避开朱大聪外，我想我再也不会眼前一绿了。那辆绿碧色的公交车并不经过203的上一站。两车只是在快要进入以及穿过我所住的新村楼下的马路时，才有追尾的可能，接着它们便分道扬镳，一个向西，一个向北，此后再不同行。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早点起床，但此举显然不像到上一站坐车那么两得。再说，我也不会因为朱大聪的缘故而把起床时间提前十分钟或更久。我宁愿迟到。我没有走新村的前门。我反方向穿过新村。我第一次发觉我们的新村是如此大，与此不相称的是新村的后门是那么的小，小到只有一扇门耸在那里。它仅容得下一辆摩托车进出。我和摩托车在门的内外相持着。它在外，我在内。最后是我让了步。我化了将近十分钟来到下一个站点。现在是七点四十四分，我的表快了七分钟，实际时间应该是七点三十七分。我们八点整上班。平常我坐公交车需要二十五分钟，现在则需要三十分钟。迟到是肯定的了。迟到的后果必然是单位领导的问候。此人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洞开办公室的门，在每一位迟到的下属走过门前时，向后者点头示意。
除了上述所述，我这么做的收获还有：在这个星期里，每天早上，当203开到下一个站点时，我在车窗后面偷偷地看着站立于三轮车边的朱大聪。前提是这时候朱大聪还在。这样我还可以看到朱大聪时而看看马路对面，时而看着面包滚来的方向。想到朱大聪可能是在忧心忡忡地等我的到来，我不禁在车上笑出声来。即使朱大聪已先于我而去，我仍可以通过想象这一切，照样能从中体会到乐趣。
惟一令人担忧的是，在今后，如果在别的场合遇见朱大聪，我该怎么办？如果这个场合很大，人很多，我当然可以借人群的掩护从容走开。即便被他招一呼，我也可以装着没有听见，掏出手机频频点头，三晃两晃，把自己从他眼前晃掉。问题是如果我们相遇于狭窄的过道、楼梯、濠沟或是像我老家的摸奶弄（当一男一女相向经过摸奶弄时，男的可以把他的双手放在女的胸部上而不会招致非议，我读初中时经常进出那条仅可供一人通过，而又无比漫长的弄堂）那样的小弄，诸如此类的地方。设想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朱大聪必然又是一声高喊（他也不想喊，但他不喊不行啊，且要比上星期一见到我时喊得差不多响或更响）：老李。下面我就不用说了。
那么，我该怎么办？我当然不会对朱大聪说，我害怕看见你。考虑到朱大聪可能猜得到我是在避他。为此，我要尽快准备好一个能使他信服的理由来。
我也已经想好了。


就在这个时候，单位派我和一名同事去上海。第二天我们便动身前往，第二天是星期六。我们是去上海找人。此次任务相当艰巨。在随后的一个星期里，我们风雨兼程，早出晚归，马不停蹄，风餐露宿，类似于此的成语都可以用上。我们便这样辗转于上海的各大中小医院。因与本文无关，此事不作展开。一句话，我离家一个星期。今天早上，当我一觉醒来，听到楼下传来：203路公交车开往汽车西站，上车请买票，月票请出示，下站停靠西柏坡——这才发现我已回到家中。
我慢慢地着衣起床，慢慢揉了揉脚底（昨晚上我妻子已经把泡挑了），慢慢地走出房间，慢慢地洒了一泡尿，慢慢地洗漱，慢慢地把嘴里的水和牙膏混合物吐入台盆。它们细水长流，源源不断。我从镜子里看着它们，我被这一现象迷住了。当我慢慢地吃完我妻子吃剩的菜泡饭时，表上的时间已经指向了七点五十二分。我不急。我慢慢地向楼下的公交站点走去，就像是一个魂不守舍的人那样。我发觉慢不失为是对付快最好的方法。我慢那些车也就慢。我甚至故意在马路中间停下，提起一只脚，慢慢地搔了搔小腿的痒处。并在放下裤管时，对慢与快的关系进行了思辨。而那些车辆对此当然也没有任何法子。如果司机急中生智欲于把我撞翻在地，等他们想到这一点时，我也已经到了马路对面的安全地带。
老李。
我无需抬头就已知道我来不及了，但我还是把头抬了起来，说，哦，老朱。
随后必然是，老李，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老朱。
老李，最近怎么没有看到你。你去了哪里？
我去了上海一趟。
去上海干什么？
找人。
找谁？
找个人。
谁啊？
你不认识的？
到底是谁，这么神秘？
即便我告诉了朱大聪此人是谁，难道他会就此放过我吗？
你们找他干什么？
他怎么了？
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想而知的。如果面包和203迟迟不来，我不知道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才会把这一话题放下。即便面包和203都来了，显然在往后日子里，只要有机会碰到我，朱大聪还是会死死地抓住这一话题不放的（如果说我讨厌我们在一起时默默无言；我更不愿意我们在一起时，他冲我喋喋不休）。那么，我们要到何时才能把这一话题放下呢？
面包没有来，203也没有来，首先来得仍然是那辆通体碧绿的公交车。
我承认，这个时候我已忘了此前准备好的能令朱大聪信服的那个理由。这无非是一句话，一句话而已。但这会是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居然能令朱大聪如此信服。因为我想得起，一个星期前当我想到那句话时，我是何等喜悦，一个上蹿，几乎就把头碰在了站牌上。这到底是一句什么样的话，此时却令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好久不见了，老李。
两个星期零二天。
老李，你最近去了哪里，怎么没有看到你？
我奶奶死了。我突然（真是突然）灵机一动，听到自己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什么，什么？
我没有理他。他当然听清楚了。
你奶奶死了？
我继续不理他。我把目光放在马路间往来的车辆上，仿佛已完全地陷入于悲痛之中。我的确正在试图通过回想去死去多年的奶奶而使自己能真正地陷入于悲痛之中。另一方面，我也在小心地、不为他人所觉察地看着朱大聪，就像两个素不相识人处于一部电梯里那样。显然，朱大聪从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因而也只是大概清楚面对一个刚刚死去奶奶的人时该如何反应。朱大聪问了几个问题，接着便着手对我进行了安慰。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没有让他感到我在回应他。他的嘴唇翕动不已，而声音却越来越轻。我继续把目光牢牢放在马路间，我让车辆把我部分的目光带走。于是，朱大聪的声音越来越轻，终于轻到不能再轻，在一声干咳之后，消失了。我们并排而立，几乎僵立。为了避免与我的目光相交，但又不好做得过火，朱大聪也看着马路。
我想我这一次终于彻底地把朱大聪给摆脱了。即便是，我们今后相遇于狭窄的弄堂，我们也会彼此视而不见，擦身而过。


当我转而去看东边马路转角处时，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眼前又是一绿。

郭天一

~！[em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