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死了，都死了

老汪

死了

汪建辉/文



（之文学死了）


必须解释一个名词：文学。
什么是文学？书本上的文字都已陈旧。我的解答是，就是离所叙述物最远的文字。比如，桌子。这两个字仅仅是个名词，没有判断，没有对其历史、环境及价值的判断。每个人都知道桌子是什么。再比如，一张陈旧的桌子。加入了陈旧两个字，那么这一张被我写入文字的桌子就有了它的历史。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对陈旧进行判断、联想。比如联想这张桌子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如果是在中国人的厨房里，那么它必定是黑湿的，布满了油烟；如果是在西方的某个贵族的餐厅里，那么一张美丽的桌布与银制的烛台就自然出现在了脑海里。脑海中浮现的东西是雾，迷茫，一种隐密的与自己的对话。可以改变它，通过自己的现实环境，不断地修改。正如忧伤中的你，可以让桌子边上坐着的主人翁是一个等待丈夫回来的青年女子，快乐的你可以让桌子上摆着你喜欢的食物，而惊惧的你则完全可以让桌子上伏倒着一个人，低下头来看他的人会说，哦，他已经死了。

以上的述叙无非是为了引出一个名词：自由。

先不说自由，再接着说那张桌子。深入些，我只想再深入些，深入到桌子不在而又无时不有的地方：‘在岁月的一角，那蒙尘的记忆被现实的尘埃覆盖着，一个方形的物体，静得像与这间屋子连成了一体，因为尘埃最好地将它与这个晦暗的屋子焊接了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整体，岁月中长出来的一个植物。我很想知道它的颜色，是什么材质。其实这很容易，我只要走过去轻轻地将它上面的尘土拂去，一阵烟尘过后就什么都清楚了，我甚至看清了那上面主人绘的花纹，由此而能判断出在一个时间的历史中，桌子的主人――一个少女伏在这张桌子上吃饭的情景。开动一下想象力吧，那少女穿的衣裳？那少女手中捧着的碗里盛了一些什么？她的身边有她的父母还是她的情人？……’想象力由此飞了起来，桌子已经不是桌子，它已经成了人类思想飞翔的翅膀。
我在写这段文字时已经进入了一种混沌之中，远离现实，有一种感觉，说出来只有两个字：想死。
如果真的那样死了，多好。必定含笑而去。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并为现实利益东奔西突的人一定惊恐不已，如果文学给人带来的就是这些，那么这对现实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还不如及早的从文字中逃出去。桌子就是桌子，只要桌子就足够在现实中立足了，我们还要桌子以外的东西干什么？
于是一个口号在人们的心中响起：保留那张桌子，删除掉桌子以外的一切的一切。
离桌子远的或更远的东西就这样消失了，死于一次有目的的谋杀。文学是软弱的，它没能杀死人，而最终却被人杀死了。
这是文学的死因之一。

我知道我不来谈一谈文学的另一个极端，摧人奋进的文学我就无法说服所有的人，文学死了。还有人会说：它活着，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就来谈谈摧人奋进的文学吧。虽然我这一辈子都在被其欺骗并玩弄着，但我还是愿意说服自己，心平气和的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不要举手，我知道你要提的问题。那些定向的思维还能想出什么特别的让人心动的问题呢？）
我也不说别的，今天只谈桌子。桌子。这两个字仅仅是个名词，没有判断，没有对其历史、环境及价值的判断。每个人都知道桌子是什么。如果再加上两个字：实木桌子。那么就有了价值判断在里面。就是它的质地是木制的。如果把实木两字改为红木，桌子质量的内涵小了，而价值却上升了，懂行情的人都知道，真正的红木桌子一套要1000多元，那就意味着不菲的价值。
一张价值不菲的桌子该罢在什么样的餐厅里？一百个平米以上的，装修的豪华的套房里。制造这样的环境要多少钱，随便算一算也要50万左右。再加上桌子的旁边还要有一个漂亮的女主人或者是情人，这样才够情调。才能填补人们内心追求的欲望。在文学及影视作品中不断地有这样的情节出现，通常是美丽的女人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能被她的猎人俘获。
继续，我的文学之旅。在豪华的红木桌子前，他望着她，眼里充满了爱情。她看了一看四周问：这酒店里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人？他说：我把它包下来了，今天世界是我们两个人的。她立即感动的想哭，那是幸福的，看幸福的泪流出来了……还有，紧接着还会有一只钻戒在桌子上路过，最后，在完成了桌子上面的旅行之后来到她的手指上。感动，更是感动的雪上加霜、眼泪长流……我们看见她手指上的钻石像眼泪一样闪着动人的光芒……
结果？
结果只有两个字：搞定（港话好像是，掂。搞掂。哈哈，时髦一盘）。
天那，这就是文学，活着，还不如死了。可是我们的身边都是这样意淫似的文字，好像到处都是有钱人，每个人都在做着成功的梦，却不知道生存有好艰难，挣钱有好艰难，却不知道大多数人都在挣扎般的活着。好苦。
这种文学它不死我都想杀死它，而且是亲手掐死它（包括制造它的那些人）。对不起，做了一回愤青，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今天有点失态。



（之爱情死了）



续继前面的爱情表述。在爱情进行之中桌子会退场，桌子死了。死于爱情的升华。
啊，是它杀死了它。如果尼采活着，会主动喊出：桌子死了，是我杀死了它。但在这个道德缺席的时代，人们享受着爱情带来的结果，而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承担责任。于是桌子就这样含恨死去了，没有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人在桌子的坟墓前插上鲜花。桌子成了上一节蒙尘的那张桌子：
‘在岁月的一角，那蒙尘的记忆被现实的尘埃覆盖着，一个方形的物体，静得像与这间屋子连成了一体，因为尘埃最好地将它与这个晦暗的屋子焊接了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整体，岁月中长出来的一个植物……’
就让桌子在时间里与空间形成一个整体。不动。一动不动。
好了，不再说桌子了，以免一不小心将它上面的尘埃弄掉，让它再暴露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被忘却的真实是可怕的。
桌子死后床成了主角，爱情的主体会在床上嬉戏。床可以是长方形的，也可以是圆形的。可以单人的也可以是双人的，还可以是多人的。长方形的与圆形的区别是：长方形必需有朝向，即一般性的顺躺与非常规的横躺，无论怎样它都是一种限制，这对追求自由的人来说有点美中不足。
还是不谈自由吧。
再来谈谈圆形的床。圆形的床的出现就解决了朝向的问题，你可以随意怎么睡，想怎么睡就怎么睡，这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可以谈的，也是可以有的。对吗？某些人？）。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时钟，人体的时钟，嘀哒、嘀哒、嘀哒……时间一出现，死亡即伴随着而来。
赤裸，嫩的白，粉的红，欲望。越来越多的身体睡在了圆形的床上。追随那种有限的自由？可怜的人，只有在床上找到那种自由的感觉了。

文学作品：
在圆形的大床上我与她相拥着，说：我是时针你是分针。
她说：为什么我是分针？
我知道我遇上了一个女权主义者，于是回答说：那你说说，为什么我是分针？
为了男性的尊严我坚决不会让步。她也不会，因为女性同样也有尊严。这就是我们的自由。我们在床上决定抽签决定准是时针，谁是分针。这是我们能想出的最公平的解决办法。最后我抽到了分针，我对男性同胞解释说：我努力了。
他们理解了我，因为在我的身上他们看见了平时找都找不到的公正。有个人还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没什么，不就是动得多一点。没事的。我们喜欢。
我也自嘲似的笑笑。谁叫我们是男人呢。应该的。是这样。就是这样。上天的安排。

走出文学，回到现实。两个相爱的人放弃了一张小小的桌子，而得到了一张大大的床。在这短短的一段路上，演绎了多少故事？他们牵着手走过了漫漫的爱情之路――在桌子到大床之间。
由桌子到大床之间的距离有两种，一种是由酒巴的桌前到宾馆的大床的距离，另一个是从自家的饭桌前到自家的大床的距离。前一种的距离很长，经过的地方也相对较复杂。我们设定那是一个夜，有月光，在酒巴的桌前她的面色微红，刚好，那种美荡漾着，很温暖的样子。他说我们走吧，没有说到哪里去，但是到那里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一张空着的大床上，到那张大床须要经过一条弯曲的街道，五十六盏昏暗的路灯，三十九级台阶，一段铺着地毯的走廊，打开一扇门，最后才能到达那张大床。门开了，他们看见大床静静地等在那儿。承受，大床的工作就是承受一切。压力及打击。不说那些罢，再说说从桌子到大床的第二种距离，从自家的餐桌到自家的床上，很近，很短，像是从一个高度向下跳的摔都摔不死的距离。老婆说：我要。老公怀疑地看着她，表情像是一个受了冤枉的孩子，老婆指着墙上的挂历说：今天是五号，我们说好了，逢五就要……要……嘛。老公只好像俘虏一样跟着胜利的老婆后面走向那张大床。
我们看清了，目的同样是床，道路却不相同，结果也不相同。
前者的那条道路的尽头的大床上埋葬的是一个少女。少女的衣服在大床上――那个男人的眼睛里一件一件的脱除，直到什么也没有了。记得有哪位大师说过：衣服在一件一件的脱除中，性感也同时在一点一点的增加，直到最后的那一小件，性感就达到了顶点（如果想要保持这种感觉就应该停手了，但是没有人会这样，内心中有一个声音在疯狂的喊到：继续）。奇怪的是当那最后的一小件突然间消失于不见时，人们会奇怪的发现性感也突然间消失了，死了。好像是一个母亲恰好在这时令人费解的生下了一个孩子，它的名字叫――欲望。
少女死了，死于欲望。
后者的道路尽头的大床上埋葬的是爱情。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我就不用多解释了，总之，爱情死了，死于婚姻。

我们还发现这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床。少女与爱情都死于床上。为什么床有如此大的害处呢？两个如此可爱的事物，我们就能那样简单的让它们死于床上并葬于床上？
我忍不住喊出了一句口号：打倒大床。
当我喊完偷偷地向四周看了看时，我吃惊地发现，我人身边聚集了一大群的人。遭了，我发现自己已经被推到了革命的火山口上。



（之革命死了）



如果我不革命此时一定会被愤怒的人群撕碎。但是，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除了大床我清楚的知道我也没有革其它的什么命的自由。
我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大床。让天下无床睡的人都有床睡。拆开天下所有两个人睡的大床，让他们各人都睡到各人的床上。
为了解释革命我召开了很多次的新闻发布会，每次我都这样回答记者们的提问：

问：你的床上有根长长的头发耶。
答：自己床上的事情由自己床上的人解决；
问：你对那张床上有根长长的头发有何看法？
答：不干涉别床的内政；
问：抵拢、倒捌、向右数过来第七张的那一张床上为什么会没有一根头发呢？
答：别人床上的事情由别的床上的人自己解决。
（时间快到了，只能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那个坐在最前排的手举得最高的那个人，就是你了。）
问：你打算怎样处理你的床上的那根长长的头发？
答：无可奉告。

谢谢。谢谢你们来参加这次伟大的胜利的团结的成功的圆满的新闻发布会，我们为各位准备了一些简单的午餐，请各位凭记者证前住就餐。再次谢谢大家。
（掌声……）
我在掌声中走下讲台，其间顺便为六个听众签了一下名。他们满足的离去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对革命的未来更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既然宣布革命，参加革命了，那么就一定要为革命做些什么。革命的人随机敲开了一扇门，对在门里露出了半个脸的人说：你家有大床吗？那半个脸说：你傻了吗？又问：到底有没有？又答：滚。在门关闭之前，革命的人说：拆了吧，拆了吧。都拆了吧。那是坟墓。埋葬少女和爱情的地方。
门关了。过早，无知地关闭了。关门的人也许没有听清楚革命者说的话，否则一定会激动地把门打开，让革命者将那张罪恶的大床砸开，同时我们还会听到从高保真的音响里传来那首熟悉的歌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喜洋洋，
……

多么激动人心啊，革命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人们在大街上奔走相告，说：走，分床去。记住，这并不是那个黑暗的年代中鲁迅的儿子阿Q要分的那种床，也不是那种分法。完全不同，因为这是真正的革命。革命你知道吗？把一个完整的东西破坏了、分离了、砸碎了。一个人睡一张床，谁也不干预谁，谁也干预不了谁，想睡就睡，想起就起，真是自由（对不起某些人，又谈到自由了。真是不该呀）。

遗憾的是这样伟大的事业却没有办法开展，因为有大床的人不开门。坚决不能就这样让革命死于摇篮之中，在认真的学习了有关文件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暴力。就是砸开一扇门，分开一张大床，让天下所有的人都各有其床。安得大床一万张，把它分成两万张，令天下睡小床的人尽欢颜。
有了理论依据，一场革命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在革命中我总结出了革命的三段论：第一个步骤，砸开紧闭的门。第二个步骤，将爱大床如命的人拖到一边去，先是说服、教育、挽救，实在不行再拿出杀手锏――专政。第三个步骤，分床。对于分床的感受，我想谈谈我的具体的在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四个字：一分为二。我的话讲完了，请大家鼓掌。
什么？下面的人在说什么？毛主席也这样说过？当然他老人家是伟人，自然比我要站得高看得远，我只不过是拾了他老人家的一点牙惠，就受用的不行，谢谢，谢谢。

好了，好了，不说了。革命不能只说不干。光说不干假革命，又说又干真革命。革命了，革命了，我参加革命了。我嘴里说着，手下锯着。大床在我的手下‘一分为二’张床。
看看，看看，领床的队伍排的有好长。不要挤，不要挤，人人都份。大家排好队，按照职务的高低，来，大家站好来。来，让领导先走。只要世界都站好了整齐的队伍，英特那雄儿就一定会实现。
请大家谅解一下，如果没有人领导我们，我们又如何知道怎样才能将床拿回家？如何知道怎样以何种姿势睡在床上？让一让，让一让，大家请让一让，又来了一位领导……
领导你好，何必您亲自来领床，我正想给您送过去呢。哦，好，好，给您送两张小床过去？拼成一张大床？哈哈，您可真会开玩笑，您喜欢在床上做运动？当然可以理解，您除了工作就是睡觉，不在床上做运动就没有锻炼身体的机会了。哈哈，您走好……祝您身体健康……
（做远望领导离去状，保持五分钟。）
当我将保持着的动作收回，发现排队的人已经不见了。喂、喂，你们都回来呀，马上就轮到你们了。可是已经没有人再回来了，结果也不用我说了，就是上面的那个标题。

死了。都死了。全都死了。全都死光了。



（之人死了）


‘死了。都死了。全都死了。全都死光了。’我正喊着，突然有人走出来阻止我：什么死了？什么死了？说清楚，来你跟我来，把问题交待清楚。
我跟着他进入了一个铁屋子中。有一张桌子――回到桌子――如果用《文学死了》的那一节的描述来形容这张桌子，那么这张桌子是干净的，简单的，透出一种简单扼要的风格。如何来说这张桌子呢？我想来说一说桌子的主人就可以折射出桌子的品质。（小学时读的语文书上有一句话：察己则可以察人。我套用一下‘察桌子的主人则可以察桌子’，反之，察桌子则可以察桌子的主人。不好意思，我自己没有创造力。）
桌子的主人说：说。
我问：说什么？
桌子的主人说：你自己清楚。
我说：我什么也没有说，真的，我什么也没有说，几十年来我接受党的教育，深知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更不要说。几十年来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得行’这两个字。除了这个词我还没有学会其它的呢，如果说这都有罪的话，那么我一定会加紧学习，把自己的水平提高到代三个表的高度上来，团结在那个什么核心的周围，万众一心……
还没有说完，桌子的主人就抓住我的头发在桌子上使劲的一撞，桌子立即毫不犹豫的以呆板而僵硬的态度迎接了我，而我的头也非常合作的流出了血――这就是这张桌子的实力――这张在铁一样的屋子中的桌子的实力。我的血流在了桌子上，像湖泊一样的扩展。
桌子的主人问：有手帕吗？
我说：有。
桌子的主人指着桌子上的血说：拿出来，把它擦了。
桌子又恢复了原样，干净、整洁、雅静，像是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是的，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向毛主席保证，什么也没有发生。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保证。
是的，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桌子的主人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绕过桌子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除了旧社会那些万恶的产物外，什么都没有死，我们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懂吗？’桌子的主人指着天上说，‘看见太阳了吗？’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还是点了点头。他接着说：‘八九点钟，现在是八九点钟，相比起来我们现在就像是的八九点钟――的――太阳。’

哈哈。（与我在同一间的，正开着的电视上有人在笑，我想，我也该笑一下了。）哈哈。

桌子的主人说：走。
我刚想问：到哪里？但是马上从他的眼神里我读出了一种宿命的结果，问了也白问。一切均以被决定。
离开桌子，像《爱情死了》一样，我必然地要走向大床――但与其不同――走向大床的路却完全不一样，幽暗的长廊，僵硬地成直角的拐弯抹角的走着。迂回。缠绕。最后来到一扇铁门前，叮当，铁门开了，我看见一张巨大的大床与这张大床的主人们，足有近二十人。我正纳闷，在《革命死了》中，大床不都被我分成了小床了吗？怎么还会留下一张如此大的足可以睡二十人的大床？
只能证明当时革命的不够彻底。以至于现在自己就尝到了这一恶果。

来看看文学对这张大床的看法：
在昏暗的灯光下大床像是垂死的人的脸色。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足足要走十三步，大步。如果这是一个垂死的病人，也许用他的一生也走不到尽头。来看一看，仔细的看一看这一张脸，苍白、蜡黄，与大床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手向前伸着，像是想要抓住什么，他的头像上抬着，目光望着前方，像是想要看到什么，但终因不能向前移动半步而使眼前的一切成为虚无。想要而又不得，人生之悲剧。眼泪从眼睛中夺眶而出，滴在冰冷的地上形成两个大地上的眼睛与垂死者相对而视。

（一双在昏暗的灯光下流泪的眼睛，一只在风中流浪翻滚着的手帕，这时无论谁想起谁，都会泪流满面。）

再次放弃文学，回到现实的大床上来。大床如垂死的人的脸；睡在垂死的人的脸上，那是一种什么感受？那是比死亡还要恐怖的感受。昏暗的灯光照在我的脸上，如一张肮脏的抹桌布在脸上擦来擦去，我努力地扭过脸去，它却仍旧固执的包裹着我，装扮成一盏温暖的明灯的样子，用最近的、最令人恶心的姿势和距离观察着我。我仿佛闻到了死亡的气息。那是沿着城市的下水道，顽强地逆流而上，从一个个马桶中奋力地钻出来的气息；那是垂死的人从衰竭的肠胃里吐出的最后一口气。
天啦！我在想：睡在这张大床上的还算是人吗？
如果是，又算是什么样的人？

福柯说：人只有两种，一种与专制作战；一种与专制并肩作战。我想，让我成为第三种人：死人。活死人。让我死了吧！我害怕睡在垂死的人的脸上的感受，每夜都做着恶梦，并在一身冷汗中凉醒――像是一具刚从湖中捞起的尸体。我真希望有个少女俯下身来为我做人工呼吸，可是却绝望的听见有个穿白衣服的人下结论说：没有希望了，死了。
可以确定，在这句话之后，没有任何人会俯下身子为我做人工呼吸。更何况是少女。
哦，现在连死人希望着的希望都没有了。

郭天一

有点意思！
乍一看，以为是论文？是不是贴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