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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蓉雅(尤迪特·海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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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00:11:4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蓉雅是柔韧的。我这不是说“柔若柳枝”,不是肢体的。蓉雅的柔韧表现在头脑里。这很难解释。也许,是因为我可以看见她的每一种投影,我想象她什么样,她就是什么样。她可以是个陌生人,一个小缪斯,那种一次在街上偶遇、数年后仍要去回忆、并且是带着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去回忆的女人。她可以愚笨和世俗,也可以辛辣和聪明。她可以漂亮,令人称赞,而有些时候,她只是个穿着棕色大衣,脸色苍白,实在不起眼的女孩。我想,她如此柔韧,因为她实际上什么也不是。

我是从汉堡到柏林的火车上遇到蓉雅的。我刚看望过翡莲娜,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她一起度过了八天的时间,正在热恋之中。翡莲娜有着樱桃般红唇,乌黑的头发——每天早晨我都把它编成两条又粗又重的大辫子。我们在港口漫步,我围着她蹦蹦跳跳,叫着她的名字,追赶着一群群海鸥,感觉她妙不可言。她拍许多照片:船坞、货轮、小吃摊,不停嘴地说话,一个劲儿地笑我,我则“翡莲娜,翡莲娜”地唱着,吻着她的樱桃嘴,手上沾着她的发香,充满了回家工作的兴致。

那是五月天,火车驶过勃兰登堡区,草地在傍晚时分长长的阴影里显得很绿。我离开包厢,想抽根烟,外面,在过道上,站着蓉雅。她在抽烟,用右腿抵着烟灰缸;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她不由自主地将肩膀往前伸,显得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在汉堡和柏林间的特快列车上,过道都很狭窄,两个人因为要抽烟偶然站到了一起,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而蓉雅紧盯着窗外,表现出一种你想象不到的僵硬,那姿态就好像空袭警报来了一样。她一点也不美。她在这第一时刻无论如何也谈不上美,就那样站在那儿,穿这条牛仔裤,一件嫌短的白衬衫,头发垂直披在肩上,是金黄色的,脸很特别,很过时,像一幅十五世纪的圣母像,一张瘦窄的、几乎是尖削的脸。我从侧面打量她,感觉很不舒服,也很不高兴,因为翡莲娜留在我脑中的性感形象流失了。我点燃一根烟,一边抽,一边沿着过道走下去,恨不得在她耳边丢句猥亵的话。而后,当我转身要回到自己的包厢去时,她朝我望过来。

我脑子里冒出某个讥讽的想法,大概意思就是她到底还是胆敢看了我。火车在隆隆作响,身后的某一节包厢里有个孩子在哭叫。她的眼睛没什么特别之处,可能是绿色的,不太大,两眼靠得很近。我什么都不再想,只是注视着她,她也回望着我,眼光里没有情,没有挑逗,没有火花,却有一种严肃与直接,我真想上去给她脸上一拳。我朝她走了两步,她开始微笑。我迅速回到了自己的包厢,猛地拉上身后的车门,几乎喘不过气来。

火车到达动物园车站时,天已经黑了。我下了车,心里有种异乎寻常的轻松感,自以为嗅得出这个城市的气息。天很热,站台上挤满了人,我登上往地铁站方向的滚动电梯,一眼发现了她,虽然我并没有找她。她站在我前面三四米的地方,右手提着个红色的小帽盒;她的后背整个是一个诱惑。我咬紧牙不理睬她。我在报亭前停下,买烟和晚报,而这时她站到了我身边,问道:“要不要我等你。”

她那不是问话,她是直接告诉你,同时眼睛望着地下,但她的声音一点也不尴尬,而是坚定的,有点沙哑。她很年轻,大概十九岁或者二十岁,这时我的不快在消逝,优越感代之而起。我说,“行,”同时并不真正明白为什么,付了烟和报纸的钱,然后和她并肩往地铁站走。车来了,我们上去;她不说话,放下她傻乎乎的帽盒,到眼看情形要变得尴尬时,她开口问道:
“你从哪儿来?”这次是个真正的问题。我本来可以说,我是去汉堡看我女友的,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却说:
“我和我父亲钓鱼去了。”
她盯着我的嘴巴,我不能确定她到底有没有在听,但突然间我明白,她已经决定要得到我。她一定是在此之前就看见过我,也许在汉堡,也许在柏林。在我第一次注意到她之前,她就认识我了,而当我站到她身旁要抽烟时,她早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想到这儿,我觉得她有点可怕了。我把背包背到肩上,说:“我要下车了。”而她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从帽盒里抽出一支笔,写了一张纸条,然后塞到我手里——“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回答,没有和她道别我就下了车,把字条塞进了上衣口袋,而没有随手扔掉。

这年的五月温煦晴朗。我总是起得很早,整日埋头于画室,不知给翡莲娜写了多少信。她很少回信,但有时会打电话来,跟我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这时我便陶醉在她的声音和她的无忧无虑之中。在我屋后的院子里,椴树已经吐露芬芳,我和土耳其男孩们一起踢球,心中充满对翡莲娜的思念,一种并无痛苦的思念。每当夜幕降临,我便会出门,城市好像被笼罩在一种淡淡的醉意里,我去酒吧,去跳舞,有时会遇上让我心动的女人,但我总是不由地想起翡莲娜,于是独自回家。

两个星期以后我在夹克衫的口袋里发现了蓉雅的纸条。她用又大又圆的数字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下面只留了她的名字,没有姓氏。“蓉雅”——我轻轻地念出声来。接着我拨通了她的电话。她的反应让我感觉她好像两个星期以来就一直守候在电话边上,除了等我的电话什么也没干似的。她立刻就明白了我是谁,根本不需要解释,然后我们约好晚上在河边的一家咖啡馆见面。
我放下电话,毫无悔意,接着又开始给翡莲娜打,兴致勃勃都对着话筒大声嚷道,我爱她爱得发狂。她咯咯地笑着,告诉我三个星期以后要来柏林。随后我便开始工作,嘴里吹着《狂野之事》的调子,直到傍晚时分,我起身赴约,两手插在兜里,心里没有一点儿感觉。

蓉雅迟到了半个小时。她走进咖啡馆的时候,我正坐在吧台旁边,已经要了第二杯酒。她穿了一件别提有多过时的红色丝绒连衣裙,一露面就引起了一阵骚动,这让我心里很不对劲。她踩着一双十分夸张的高跟鞋朝我走来,说“哈罗”,“对不起”。那一刻我忍不住想对她说,我觉得她太过分了,她的打扮,她的不守时,她的一切,整个人。而她诡秘地一笑,爬上了高脚凳,从一只迷你背包里翻出了她的香烟,我不觉消了气,反而感到好笑。我喝了口酒,给自己卷了一根烟,也回应一笑,开始侃了起来。
我谈我的工作,我的父母,我的钓鱼癖好,我的朋友米克,还有美国。我谈论电影院里把糖纸弄得吡剥作响的人,谈论弗朗西斯•培根,谈勃洛克,谈安瑟姆•基弗。我给她讲丹麦,讲我后院里的土耳其男孩,也讲到母亲十年前的情人,讲到怎么烹饪羊羔和兔子,还讲到了足球和希腊。我向她描述基俄斯和雅典,石荷州的汹涌浪潮和挪威鲑鱼的夏季产卵。我就能这么对蓉雅没完没了地一直说下去,而她到死都不会作任何的抗拒。她就坐在那儿,双手撑着脑袋,望着我,烟抽得吓人的多,酒却只有一杯。她足足听我侃了四个小时。我确信,她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说够了以后我付了两个人的帐,向她道了晚安,然后打的回家,沉睡了八个小时,一夜无梦。

我很快忘记了蓉雅。我开始为我的画展做准备,六月来临,翡莲娜来到了柏林。她帮我退掉了所有的抵押瓶,采购了大量的食品,在厨房里摆满了丁香花,并且不论什么时候都乐意和我上床。我工作时,她在屋子里唱歌,擦窗户,和她汉堡的朋友没完没了地电话聊天,还不时地跑进我的画室告诉我些什么。我梳理着她的头发,从各个侧面给她拍照,并且开始说起孩子和结婚的事情。她个子高挑,走在街上总引得男人们回头看她,她身上的味道棒极了,我说的是真的。

月底我的画展开展了。翡莲娜去火车站接她的朋友,我不安地在画廊里走来走去,把最后一幅画又重新挂一遍,感到有些紧张。七点钟左右翡莲娜回来了,领着她的朋友风风火火地从我的画前走过。我离开画廊,想一个人待几分钟。我走到了马路的另一边,在那里,在一幢房子的门前,站着蓉雅。直至今天我都不知道,她是偶然路过那里,还是通过某种方式得知了这次画展,而她并不知道我姓什么,我也根本没有提起过这个画廊。她站在那里,一幅怒气冲天的样子,完全没有道理的怒气,然后她说:“你说要跟我联系的。你没有。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我愣住了,真是无稽之谈。我生起气来,同时又感到有点理亏,便说:“我女朋友在这里。我分身无术。我也不想那么做。”
我们面对面地站着,相互直视。我觉得她完全不知分寸。而她的嘴角开始颤抖。我意识到,事情整个搞岔了。她说:“那么,我是不是还是可以进去?”我说:“可以。”然后转身进了画廊。

二十分钟以后她进来了。这时候画廊里已经挤满了人。她一点都不惹眼,但我还是立刻发现了她。她的脸绷得紧紧的,竭力显出很有尊严的样子。她显得十分矮小和敏感。她在找我,我看着她,然后把目光转向吧台边的翡莲娜。蓉雅跟随着我的目光,马上就明白了。尽管如此,我知道,出事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它不会发生,这一点我也同样明白。我从后面望着蓉雅,看她如何在我的画前来回走动;唯一与众不同的是她在每幅画前都要待上半个小时。我坐在我的椅子上,注视着她,喝了大量的葡萄酒,此间翡莲娜曾经来过,说了些诸如“为我感到骄傲”之类的话。我的状态很好,但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我感觉到一种不安,这种不安是我所陌生的。蓉雅没有再看我一眼。在最后一幅画前坚持了一刻钟后,她断然地走向大门,离开了。

七月里翡莲娜返回汉堡。我没有厌倦她,我确信可以和她终身为伴,然而她走后,厨房里的丁香花束枯萎了,该退掉的酒瓶重新堆积起来,灰尘在画室里飞扬,我却并不想念她。几个星期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沉浸在黄色的光晕里,天很热,我每天都要光着身子在我房间的木地板上躺上几小时,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我没有焦躁,也没有不安,我只是累了,处于一种少有的毫无激情的状态中。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还是又给蓉雅打了电话,我觉得这一切其实毫无希望,然而,我的天,那正是盛夏时节,土耳其妇女们坐在我的后院拔鹅毛,白色的羽毛一直飞到我的窗户上;我拨了蓉雅的号码,让铃声响了十次或者二十次。她不在家。至少是她没有接电话。我试了一次又一次。我有一种几乎是病态的自大狂的乐趣,想要折磨她,让她受罪。而蓉雅避开了。

她隐匿了差不多四个月之久。直到十一月我才通过画廊收到她的一张明信片。那是一张某个捷克式晚会的黑白照,反面是晚会的请柬。
我擦了鞋子,不知该穿皮夹克还是大衣,犹豫了好久还是选择了皮夹克,午夜时分出了家门。我有点紧张,因为我知道,这个聚会上的人我肯定都不认识。蓉雅当时住在一个工业区,我在那一带转了向,找了好久。她住的那幢房子位于一个废车压碾场和一家工厂之间,紧挨着施普雷河,是一座灰色的老式出租房,整幢楼除了四楼的窗户灯光通明外一片漆黑。我摇摇晃晃地往楼上爬,走廊的灯不亮。我一会儿想傻笑,一会儿又感到恼怒;我突然觉得这一切简直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但这时我已经到了楼上,房门开着,有人把我拉进门厅,那里站着蓉雅。她倚墙站着,看起来有点醉了。她向我微笑,带着一种绝对的胜利在握的表情,而我第一次觉得她美丽。她旁边站着一个穿着一件藻绿色长裙,披着满头浓密红发的小个子女人,蓉雅指向我,说:“这就是他。”

她邀请了大约五十人,不过我确信,这里和她真正交好的只是极少数。这是一个不同类型的客人、面孔和性格的组合,它使得施普雷河畔这座老式出租房仿佛什么时候与现实游离开来。这方面的感觉在我本来是很陌生的,然而有的时候——很难得的——会有几个聚会令人难忘,蓉雅的聚会便是这样的一个。三四个几乎空空荡荡的房间亮着烛光,什么地方有汤姆•怀茨在唱,尽管我根本没有醉,一切却开始变得模糊起来。我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然后在蓉雅的房间里到处转悠,跟一大堆怪异的人说了一大堆怪异的话。蓉雅好像无处不在。不管我在哪里,房间的另一侧总站着她,也有可能是她在哪儿,我也总在那儿。她邀请来了一大群她的崇拜者,反正她周围一批批不断地轮换着男人,而那个红发女人几乎总是在她身旁。蓉雅喝了满满的好几杯伏特加,手里老是有一支烟;我们的目光总是越过空间投向对方,无论我们在和谁说话。我相信,我们相互间几乎没有搭过腔。因为没那个必要,她似乎很满意我的存在,我则因为在她的房间里,在她的注目下走来走去而感到一种快意。

不知什么时候我看见她和一个男人站在门口,那人个头很高,有点怪异的不灵活,她依着他,我感觉肚子微微有点痉挛,而大约半小时以后她走了。她就这么不见了。
窗前,天色开始灰白,我穿过一个个房间,想找到她,但她不在了。小个子红头发女人走过来,带着微笑,那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与蓉雅几小时前一模一样,她说:
“她走了。她总是在结束时离开。”于是我喝光了酒,穿上我的夹克也离开了。我相信,我当时是希望她会在下面等我的,有点冻缩缩的样子,两手插在她的大衣口袋里,但是她自然是没有等的。施普雷河在晨曦中像条钢带,我跌跌撞撞地沿街而去;天非常冷,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十分恼火。

那以后,我几乎每晚都跟蓉雅见面。我又开始很早起床,喝两壶茶,冲冷水澡,开始工作。中午睡一小时觉,然后喝咖啡,看报纸,继续工作。我沉浸在一种图像和色彩的狂野与冰冷之中;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清醒。蓉雅来得很晚,有时累得会在我的饭桌边睡着,但是她总来,而且看上去总是那么勇敢。我做两人的饭,我们一起喝葡萄酒,在我收拾工作室的时候,她总是穿着袜子轻手轻脚地跟在我后面。
我当时并不知道,对于蓉雅来说,我让她进到我的住处和画室,坐到我的餐桌旁和我的笔记中,我在她冲洗照片,画点小素描,这事实就是送她的一个礼物。她以她的方式非常认真地看待我。她怀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崇拜走进画室,带着博物馆参观者的那种敬畏站在我的画前,而她坐到我的餐桌前的样子就仿佛是接受教皇接见。她没有令我感到不自在,因为我当时对所有这一切都毫无意识。她并不惹我烦,因为她如此的固执和坚韧。我没有察觉到,蓉雅正渗入我的生活,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她在那些夜晚对我来说是一个疲惫的、让什么东西迷了心窍的小家伙,并以她奇特的方式陪伴我,坐在我身边,倾听我说话,满足我的自视不凡的虚荣心。

蓉雅从不说什么。基本不说。迄今为止我对她的家庭、童年、出生地以及她的朋友一无所知。她靠什么生活,是自己赚钱,还是有人养她,她想从事什么职业,想去什么地方,想要什么,我都没有概念。她唯一有时谈到的人,就是那个红头发矮个子女人,我在她的晚会上见到过的。此外她从未提起任何人,更不提任何男人,尽管我确信,她周围不乏男人。
这些晚上都是我说话。我就像在自言自语,蓉雅听着,经常我们就沉默不语,那样也很好。我喜欢她对某些事物的那种激情:她看到第一场雪会像个孩子似的忘乎所以,她听唱片机里的巴赫管风琴协奏曲总是没完没了,一遍又一遍地从头放起,她爱饭后的土耳其咖啡,爱早晨六点乘坐地铁,爱在夜晚注视我后院通亮的窗后情景。她偷取我厨房里的小东西,如胡桃、粉笔、自卷的香烟之类,如获至宝地藏在大衣口袋里。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带一些书来,放在我的桌上,恳求我读它们,我从来不读,也不肯跟她讨论。如果她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我就让她睡上一刻钟,然后拿出一副老师的架势叫醒她。我换上衣服,随后我们出门,蓉雅挎着我的手臂,为我们的脚印感到欢欣鼓舞,那是留在刚刚被雪覆盖的院子里的唯一印记。

我们从一家夜酒吧换到另一家,喝威士忌和伏特加,有时蓉雅从我身边走开,做到酒吧的另一个位子上,装作不认识我,直到我笑着将她喊回来。和她搭讪的人不断,她总是躲开,然后带着骄傲的神气又回到我身边。我根本无所谓。她这种特别的魅力令我感到某种满足。我以一种近乎科学研究的兴趣去观察她。有的时候,我想,我几乎希望看见她跟某一个仰慕者一起消失。但是她始终待在我身边,直到外面天色渐明,我们离开酒吧,眯着眼迎着缕缕灰白的晨光。我陪她走到车站,一直等到公车来。然后她上车,抖抖索索的、悲伤的样子,我向她挥挥手,转身离开,脑子里已经又想着我的画。

现在想来,我在那些夜晚是幸福的。我知道,往事总是会纯净化,回忆是令人平静的。也许在当时,那些夜晚只不过是寒冷,有点儿嘲弄性质的娱乐作用罢了。可今天它们对我显得如此重要而又一去不复返,让我感到心痛。

这段时间翡莲娜正在旅途中。她游历了希腊、西班牙、摩洛哥,寄来了一些印有棕榈树沙滩和骑着骆驼的阿拉伯人的明信片,有的时候也打来电话。如果蓉雅碰巧在旁边的话,她便会站起身离开房间;谈话结束后,我总是通过挪动椅子或发出其他的嘈杂声通知她,这时,她才会回来。翡莲娜在听筒里扯着嗓子叫喊,因为大多数时候线路不清楚,听起来像是海浪声和风声,倒是我可以借此掩饰自己突然之间语滞的尴尬,我没有忘记翡莲娜。我思念着她,我往她汉堡的住处寄信和照片,她的电话令我高兴。蓉雅和这一切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有人问我,我是不是爱上她了,我会感到很吃惊并且会肯定地回答——没有。尽管如此,翡莲娜还是说她能够确定发生了某些变化。她冲着电话嚷,说我跟她无话可说,说她想要知道,我已经交往过多少个女人,对她有过多少次不忠。我不由得大笑,而她挂断了电话。
一月份她从阿加迪尔寄来一张明信片,说她三月底要来——我春天来,她写道,然后我会待上一段时间。我把这张明信片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等等蓉雅发现它。我知道,她并不无聊好奇,但会出于习惯去翻看我写字台上的字条和纸堆。那天晚上我从门里注视着她,她站在桌子旁,端详着一张照片,拿起我的粉笔随手描画,卷了一支烟,接着就看见了那张正面印着烟火的明信片。她读了那张明信片并且把它拿在手上;她静静地站在那儿,然后朝我转过身来,好像早就知道我站在那儿并观察着她。
“喏,”我说。她什么都不说。她只是这么盯着我看,令我产生了一种几乎类似于恐惧的感觉。我们一起出去,一切对不对劲,我觉得有种负疚感并且很恼火,我感到需要向她做些解释,却又不知道该解释些什么。这天夜里她第一次在我这里过夜。我还从来没有吻过她,还从来没有碰过她,我们每天夜里手挽手地走过大街,仅此而已。我去洗澡的时候,她穿上了一件我的衬衫,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她已经蜷缩在我的床上了,牙齿格格打颤。天气出奇地冷,我躺到她身边,我们背对背地躺着,只有两人冰凉的脚掌真正的相互触碰了。蓉雅说:“晚安,”她的声音软软的,轻轻的,我感觉到了一缕关怀和一种不那么真切的感动。我一点都不冲动,没有什么比现在跟她做爱更提不起我兴趣的了。尽管如此,当我从她平静的、均匀的呼吸声中觉察出她已经睡着了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很久都睡不着,被子下面渐渐暖和起来,我小心翼翼地用自己的脚摩擦着她的脚。我至今都觉得,和她做爱,抚摸她的乳房会像是乱伦。我一边问自己,亲吻蓉雅会是怎样的感觉,一边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她走了,在厨房的桌子上留下了一张撕坏了的小纸条,上面写有一句问候。我回到床上,穿上了她夜里穿过的那件衬衫。

她就这样又消失了。第二天晚上她没来,而且第三天晚上也没来。我足足等了三个晚上,然后我又开始给她打电话。她不接电话,或者是她真的不在。我开始白天在城中转悠,在她曾经提到过的几个咖啡馆里枯坐,在施普雷河旁那幢老房子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可她依旧无影无踪。她的床自从来也没有亮过灯,但门上仍旧写着她的名字,而且门缝里的小纸片——那是我有时塞进去作试探用的——也总是被移动过。她用她的方式避开了我,直到三月来临,我寻找得厌倦了,开始为翡莲娜的到来做准备。

我整理了房间,试图抹去蓉雅来过的痕迹。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痕迹。与疲倦的、着了魔的小蓉雅相处的这三个月竟什么也没有留下,我徒然搜寻着,对自己感到气恼。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米克,已经不知道多久没跟他联系了。我们去打台球,喝啤酒,和随便什么女人跳舞,一个星期内光顾了城里所有的酒吧。有好几次我都想跟他说蓉雅的事,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到底应该说些什么。

三月底屋顶上的残雪融化了,楼燕都飞了回来。我送给土耳其男孩一个新足球,剪短了头发。我在等待着什么,而当一天晚上翡莲娜突然站在我门前时,这场等待也随之结束。我到站了。晚上我在翡莲娜身边进入梦乡,清晨醒来时翡莲娜伴在我身旁,我给她编辫子,送给她一台压力咖啡壶。她看样子准备多住些日子,我也不问她要住多久。我工作时,她去逛街散步;晚上我们去看电影,泡河边的小咖啡馆。翡莲娜把她的衣服挂进我的衣橱,开始在街角的酒吧里打工。家里电话响起来时,总是她去接。米克说翡莲娜算得上他所见到的最漂亮的姑娘,我表示附和。日子有了其本来的持恒的节奏。我过得舒心,也许可以说幸福,无疑很平静。院子里的菩提树开花了,夏季雷雨开始一场场袭来,天气热了。只是很少的几次,我走在街上会突然觉得有人紧跟在我的后面,我转过身去,又空无一人,而那种迷乱的感觉却挥之不去。有些时刻,我会生出某种渴望,而渴望些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许是希望发生件事,随便什么惊人的事件,某种改变,不过这种念头来得快,也去得快。

六月的一个上午我们骑车去施普雷河边的露天浴场,翡莲娜付了两人的钱,说她想水都想疯了,一边就赤着脚跑到前面,在草坪上寻找空位。在一棵桦树下可怜的一点儿阴凉地里,她得意地站住了,摊开她的浴巾,坐了下去。紧挨着她坐着蓉雅。
有那么荒唐的一刻,我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我朦胧地想到,这种心跳大概就是我渴望的改变,日常节奏的打断。我站在那儿,瞪眼望着,从翡莲娜望到蓉雅,而蓉雅从她的书上抬起眼,看见我,接着又看见了翡莲娜。
我说:“翡莲娜,我不想坐在这儿。”同时注视着蓉雅的脸,那是很少有的被撕开了的样子。她的头发长了,皮肤晒黑了,身着一件蓝色的泳衣,很瘦。这一切弄得我心里非常不好受。翡莲娜的声音远远地飘来——“这是浴场边上最好的地方了。”她好像什么都没有觉察到,而我感到自己的头在颤动。蓉雅非常缓慢地站起身来,夜游般地将自己套进一件红色的连衣裙,转身走开。翡莲娜不知在说些什么,我再也听不进去了。我只是没有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任何猜疑,把包往她身边一丢,径直去追赶蓉雅。在浴场的出口处我赶上了她。她走得很快,身体挺直,从后面看上去犹如一根小红棍。我几乎跑起来,奔到她身边抓住了她手臂。她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发烫,她将那张严肃之极的面孔转向我,说:“我们要不要见面。”

她的语调和当初在车站说“我要不要等你”如出一辙。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脑子里一团浆糊,然后说:“要,”她说:“那好,”便分开身,穿过大门,跑到街上去了。我从后面望着她,直到她的背影消失,然后回到翡莲娜身边,她正仰面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对一切毫不理会。蓉雅坐过的那片草地被压扁了。我盯着蓉雅留下的两三个烟蒂,有一种失去控制的感觉,极力压抑着,。

我不需要把蓉雅打发走——我也不会这么做的,我可以秘密地去看蓉雅——她自己走了。她声称不想干扰我的工作节奏,无论我在做什么都一样;她收拾好东西,辞了酒吧的工作,回汉堡去了。我想,她是在我这儿有点待够了。她来是想确定我爱她,这个目的她达到了,于是她又走了。我把她送到火车站,感觉自己疲惫不堪并且少有的伤感:我说:“翡莲娜,总会再见面的,”她笑道:“是的。”

这个夏天是蓉雅的夏天。我们乘车去湖边划船,我划船载着蓉雅,掠过镜子一样光滑、芦苇一样碧绿的湖水,一直划到手臂酸痛。晚上,我们在村子里的小饭馆吃饭——火腿拼盘喝啤酒——蓉雅这时脸颊绯红,头发泛白发亮。我们坐火车回家,怀里抱着蓉雅从田野里采集的一大堆野花。我很少工作,找来周边的地图研究,要到每一个湖里去游泳。蓉雅总是驮着一个背包,里面装满了书,她读书给我听,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诗歌。那些夜晚挺热的,我们一起数着身上的蚊子包,我教她用草茎吹出声音。这个夏天是一连串晴朗、蔚蓝色的日子,我一头潜入其中,并未感到惊奇。我们在蓉雅的公寓里过夜,透过又高又大的窗户可以看见施普雷河,我们不做爱,我们不接吻,我们几乎不碰对方,实际上从来不碰。我说:“你的床是条船。”蓉雅没有回答——和往常一样——不过,她整个夏天都俨然像一个小小的胜利者。

七月底,我们来到一点点大、空荡荡的日贝可火车站,坐在那里等候晚上回城里的火车,这时蓉雅张嘴说话了:
“有一天你会和我结婚。”
我盯着她望,打死了一只在我手腕上的蚊子;天色泛红,树林上浮着一层蓝色的雾气,我说:“你说什么?”蓉雅说:
“对。结婚。然后我们会有孩子,一切都会很好的。”
我觉得她傻得难以置信。我觉得她既可笑又很傻,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跟这个蓉雅结婚和与她生孩子更荒谬的事了,我说:
“蓉雅,这太可笑了。正是你应该明白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生孩子?我们还从来没在一起睡过觉。”
蓉雅站起身,点燃了一根烟,踢着地上的小石子,把两臂绕在胸前:“那么,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会做这件事。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不会有问题的,我知道的。”
我也站了起来。我感觉到,必须让一个不理智的孩子清醒过来:“你真是疯了,蓉雅。这叫什么蠢话——一切都会很好的?这是什么意思?现在一切就很好,就是说我们不会结婚。”
铁轨开始振动:空气中悬浮着一个巨大的响声,远处出现一列火车。蓉雅左脚一跺地,扔掉手里的烟,大步向铁轨走去。她跳下站台,在石砾上踉跄了几步,终于叉开腿在铁轨上站定。火车靠近了,我又坐了下来。蓉雅愤怒地叫喊着:“和我结婚,行还是不行?”我不由地笑了,大声回答道:“最亲爱的蓉雅!好!我跟你结婚,你想什么时候结都行!”蓉雅也笑了,火车呼啸而来,空气中有一股金属的味道。我念着她的名字,声音很轻、很惊慌,然后,她从铁轨跳回到站台上,火车隆隆驶过,她说:
“我不是要现在,你知道。不过以后,以后我是要的。”

秋天我们见面少了,接着她又离开了一段时间。一天早上,已经穿上了大衣的她站在我门前说:“亲爱的,我要出门旅行了,走前很想再喝杯茶。”
我让她进来,把水烧上,她在我的屋子里转悠,显得有些不安。我问她要去哪儿。她说,她得工作,去一个月,然后再回来;显然她还是跟往常一样什么都不想说。我们默默地喝茶,然后她站起身,牵着我的手拉我起来,拥抱了我。
我抱紧她,我无法真正地抗拒她的严肃,她说:“你多保重。”说完就走了。

这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于害怕引起的。我想我是惧怕蓉雅,我害怕突然面临的这种可能性:要跟一个不说话、不跟我睡觉、老是睁大眼睛盯着我的古怪小家伙生活一辈子,对她我几乎一无所知,但看来又爱着她,说到底是爱的。
我感觉自己不愿意再过没有蓉雅的生活。我没有料到她对我已经如此重要,我想念她。我怕她从此不再回来,但同时又希望她不要回来,永远也不要。

这个月过去之后,我收拾了一个小箱子,去了汉堡,我一口气向毫无准备的翡莲娜求婚,她接受了。我待了三个星期,带她去见了我的父母,向他们宣布我们来年三月举办婚礼。翡莲娜预定了去圣菲的结婚旅行,介绍了我认识了她令人无法忍受的母亲,并告诉我,她将不采用我的姓。我什么都无所谓。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溺水之人,同时又感到无限的轻松。我感觉自己在最后一刻逃脱了一个无法估量的危险,自以为获救了、安全了。我们为了将来的居住地起了一点小争执,翡莲娜希望我能搬到汉堡,我说,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保持不变,结婚不结婚都一样,然后,我返回柏林。

我的信箱里没有邮件,画室的画像往常一样落满灰尘,窗户上覆盖着蜘蛛网。没有蓉雅的消息。我掌握了局势,我把最糟糕的情况阻止了,现在,我想扮演一个友好和解的角色。我骑车去她家,十分带劲儿地踩着踏板,吹着口哨冲上楼梯。她在家,显然是等候另外一个人,心不在焉地给我开了门,随后她微笑了,说:“你过得很好,是不是?”
我们在一个大而空的房间里坐下,蓉雅靠着写字台,我坐在窗边的小沙发上。外面的施普雷河完全呈褐色,海鸥在废车压碾机的上空滑翔。蓉雅不问我去了哪里。也只字不提她的旅行,她笔直地坐在桌旁,神情中微微有那么一点点胆怯,几乎不可控制地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洒脱地谈论着天气,我冬季里的打算以及国家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览:我感觉我很镇定。蓉雅提到了准备在十一月份再举行一次聚会。我说我很乐意参加,她笑得很僵。“跟我一起去旅行吗,开春的时候?”她突然问道,于是我终于可以说出我要说的了,我几乎是按捺不住地一直都在期待着这个机会,我组织着已经准备好的句子,大声地、明确地、清晰地,最主要是客气地说道:“这事儿不行。我要跟翡莲娜结婚了,三月份。”
这下她赶我出门。她站起身,伸直胳膊,指向门,说:“出去。”
我说:“蓉雅,别这样,这算什么。”而她重复道:“出去。”脸上毫无表情。我笑了起来,我拿不准她是不是真的,而这时她吼起来:“出去!”我从来没有听到她这样叫喊过。我疑惑地站起来,不再明白自己本来想要什么。我压根儿没想要走,我是想看到蓉雅失去控制,我想要她哭闹,持续下去,或者打我什么的。
然而蓉雅又重新坐下,背对着我,静静地坐着。我踏着步子,从这一脚换到另一脚,依旧是静止无声,河水的深褐色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我吸了口气,没有反应,于是我离开,关上门,侧耳偷听——什么动静也没有。没有爆发,没有压抑的哭声,蓉雅没有叫我回去。
我骑车回家,骑得很慢,我——很惊讶。我想,我们的关系会继续下去的,总归会的。

蓉雅毫无音讯,这一点,至少有这一点,我是料到了。这是场游戏,我懂得游戏的规则。我等了一个星期,然后打电话给她,她当然不接电话。我给她写了封信,接着又一封,随后是第三封;信里都是些琐碎、笨拙的闲扯和无谓的道歉。她当然不回信。我保持着平静,我了解这一手,心想:“给她时间。”
我每周有规律地给她打三个电话,让铃声响十次,然后放下。我干活儿,和翡莲娜通电话,跟米克出门,拨蓉雅的号码,就像刷牙或每天早上看信箱一样。我感到有趣并佩服蓉雅,佩服她避开我的这股韧劲儿;我只是想,慢慢儿的该是时候了,该结束这场游戏了。我怪想见她的,天冷了下来,飘来第一场雪,我回想起去年冬天,回想起那些夜晚,她都和我坐在一起,我想重新拥有这一切。
我在心里说:“来吧,蓉雅,来接电话,我们去散步,我给你焐手,一切都和过去一样。”

然而十二月初,我的信箱里放着我寄给蓉雅的最后一封信。我迷惑地看着自己的笔迹,不怎么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直到发现信封背面的邮戳:“收信人搬迁,不知去向。”我不知其然地站在房子的过道里,天很冷,我冻得厉害。我把信放回信箱,跨上自行车,在雪地里扭来扭去,沿着河边朝工业区骑去;我骑得很慢,小心翼翼地,同时拒绝作任何思考。在蓉雅的房前我把车子锁在路灯柱上,仰视那黑灯瞎火的窗子。没有窗帘、没有灯光,可是这还不足以说明什么。我蹬开,它吱吱作响;楼道里弥漫着潮湿和煤灰的味道。我一直就感觉,蓉雅根本就是一个人住在这里,料想这楼里现在已经空无一人了。尽管如此我还是顺着楼梯往上爬,三楼的栏杆已经坏掉了,台阶也令人不安地嘎嘎作响。我想起那次晚会,想起那嘈杂声,那音乐,想起站在那个红头发藻绿裙矮个女人身边的蓉雅。她门旁的姓名标牌已经被拆掉。我按响门铃,寂静依旧。我从钥匙孔里窥视长长的刷得白白的走廊空空如也,于是明白,她是离开了。

我确信这房子马上就要拆掉了。眼下是二月,我不停地往炉子里添煤,可还是暖和不起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蓉雅,也在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院子里的菩提树光秃秃的枝条敲打着我的窗户,该是给土耳其男孩买个新足球的时候了。我等待着什么时候遇见那个小个子红头发女人,向她打听蓉雅现在住哪里,过得怎么样。有的时候,我走在街上会突然觉得有人紧跟在我后面。我转过身去,又空无一人,而那种迷乱的感觉却挥之不去。

作者简介Judith Hermann(台译:尤荻特·赫尔曼;大陆译:尤迪特·海尔曼,1970年5月15日-),德国当代女作家。

于1970年出生于柏林。从中学毕业以后,当过十年的酒吧服务生。1995年前往美国,曾在纽约新闻学院读过书并当过记者。1997年她获得柏林艺术学院奖学金,在葛拉斯也住过的艾伯河畔别墅写作。[1]1998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作品,也就是短篇小说集《夏之屋,再说吧》(大陆译名:《夏屋,以后》)。

《夏之屋,再说吧》出版以后,马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得到海尼斯基的肯定。借着她的第一本书,她获得以下奖项:1999年,获得不来梅文学奖和胡戈·巴尔促进奖(Hugo-Ball-Preis);2001年获克莱斯特奖,是第一个只出版了一本作品就被授予克莱斯特奖的作家。

2003年,尤荻特·赫尔曼终于出版了第二部小说集《除了幽灵,别无他物》。2009年,出版第三部小说集《爱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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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00:33:58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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