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全体文学女性的公敌？

陶北

每年在英国“旧书之都”威尔士小镇海伊举办的海伊文学艺术节（Hay Festival of Literature & the Arts）上，总会上演文坛的各种好戏。1996年的海伊节上，V.S.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1932- ）和他的美国徒弟、游记作家保罗·梭罗（Paul Theroux）反目成仇；在今年的海伊节上，两人又握手言和。不过，此次海伊节上奈保尔的戏码不只这一出，向来大嘴巴的他把矛头指向了古往今来的各位女性作家，他表示，从古至今没有哪位女作家能和他奈保尔相提并论。似乎是生怕这么说还不够刺激人，他特意举出了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名字，做了一通评判。


      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随后在英国成名的印度裔作家奈保尔曾写作《米格尔大街》、《河湾》、《抵达之谜》等多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并获得过包括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在内的多个文学奖，还被授予了爵士爵位。按奈保尔的出身来看，他本应属于那种第三世界诞生出来的文学明星，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穷人与被压迫者的代言人，但事实上，他却常常对弱者和故乡不留情面。奈保尔曾说过诸如“对非洲人，你需要用脚去踢他们，因为那是他们唯一能理解的”等“政治不正确”的话，因此被人批评是种族主义者。小说家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还曾谴责他是个“法西斯”。细究下来，年轻时代的经历给他的文学作品带来明显烙印，那就是一种漂泊感，所以他对自己的故乡似乎并无多少情感，反倒对令他名利双收的英格兰更有感情。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样出自西印度群岛的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为此曾谴责奈保尔忘本，只会为新殖民主义辩护。

      虽然奈保尔在圈内树敌甚多，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和保罗·梭罗的恩怨情仇。两人原本有着30年的师徒情谊，却因为梭罗发现奈保尔将自己送给他的签名书送出去高价拍卖而完结。此次两人之所以能握手言和，全赖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撮合，但奈保尔在事后接受采访被问到这件事情时，还是忍不住揶揄一番，他说：“他（保罗·梭罗）上来自报姓名，那真是个很好的礼节，如果他没有自报大名的话，我很可能会疑惑不解，‘这个正在握我的手的人，是谁啊?’但他报了自己的名字，我本能地脱口而出，‘终于能为这些荒唐事画上句号，我很高兴’。我也回握了他的手，我很乐于那么做。”

      谁能料到，刚完结了那头的宿怨，这边奈保尔又和全世界女性作家结下了梁子。这也难怪，多年前奈保尔就曾说过：“没有能力去树敌的作家，那他等于是死了一样。作家应该要引发争论才对。”事情发生在5月31日奈保尔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他，在他心目中有哪位女性作家与他旗鼓相当。他回答说：“我觉得没有。”而谈到奥斯汀时，他表示自己“无法赞同她的情感野心，她多愁善感的世界观”。在奈保尔看来，女作家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种人，“让我看一段文字，只要一个或两个小节，我就能看出这是不是女性写的。我觉得那赶不上（unequal）我的文字。”（于是隔天的《卫报》还搞了个小测试，列了一些作家的文字片段，让你猜猜是男的写的还是女的写的，看看读者们有没有奈保尔的“本领”。）奈保尔认为，女性作家之所以不如男性作家是因为她们“多愁善感、狭隘的世界观”。此外，对于女性来说，不可避免的一点就是，“她并非是真正的一家之主，所以在驾驭文字时也一样道理”。他还补充说：“我的出版商就是位女性，作为读者和编辑，她十分胜任，但换成她自己来当作家，嘿嘿，有的全都是那些女性的无聊废话。我只是实话实说，不带有任何敌意。”

      有没有敌意可不是奈保尔自己说了算，至少戴安娜·阿黛尔（Diana Athill）不会认同，她就是奈保尔口中的那位女性编辑。事实上，阿黛尔可以算是在世的最资深的文学编辑之一，她比今年78岁高龄的奈保尔还要年长15岁，与之合作过的作家还包括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等，曾凭借回忆录《通向终点的某处》（Somewhere Towards The End）获得科斯塔文学奖。就在奈保尔大放厥词的第二天，脑筋还很清楚的老太太接受《卫报》采访时对奈保尔的话不屑一顾。“过去我曾是个‘有悟性的编辑’，因为那时候我喜欢、欣赏他的作品；等到我不再那么欣赏他的时候，我就变成‘女性的无聊废话’了。”阿黛尔说，“我不敢说他这话让我感觉很糟糕，这只是让我觉得好笑......我觉得无视它就好，完全不必在意。奈保尔过去就一直是个易怒的人，现在年纪上去了，他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易怒了。我觉得不值得为这样的事较真......但这事情让人觉得悲哀，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何苦非得变成如今这样呢！？”其实，这并非是奈保尔与阿黛尔的第一次冲突。当初阿黛尔直言相告奈保尔，他1975年的小说《游击队员》（Guerrillas）与事实不符，这事情间接导致了奈保尔中断与阿黛尔所在的André Deutsch出版社的合作。在阿黛尔91岁生日时，她接受《卫报》采访，回忆往昔道：“每当自己情绪低落，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气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至少我没有嫁给Vidia’（奈保尔的昵称）。”

      除了戴安娜·阿黛尔以外，奈保尔关于奥斯汀等一众女作家不如自己的论调也引起了英国评论界的反弹。《每日电讯报》书评版专栏女作家Helen Brown说道：“想要找一个能在自大狂这点上赶上他的女性作家，那确实很难。我肯定，他那傲慢无礼、故意博取注意的观点一定也会让很多男性作家感到尴尬。他应该好好去读一下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一位女性作家—的文字，她的作品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要远胜于他。祝愿这言语苍白的男人不要再为他言语苍白这一事实留下更多口实了。”令人意外的是，奈保尔竟然还有女性支持者，Melanie McDonagh就在《London Evening Standard》上撰文《关于女性小说家，奈保尔有点说对了》，在对奥斯汀、勃朗特等女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做了一番分析后，她说：“不仅仅是不曾有过女版莎士比亚或女版托尔斯泰，即使是女版贝克特或女版乔伊斯也不曾有过。补充一句，弗吉尼亚·伍尔芙，恐怕她还上不了榜。”

蓝风

在阿黛尔91岁生日时，她接受《卫报》采访，回忆往昔道：“每当自己情绪低落，需要自己给自己打气时，我都会告诉自己，‘至少我没有嫁给Vidia’（奈保尔的昵称）。”

说得真解恨。

学投河

哈哈，太有趣了。
真是个大嘴巴。

死因里

文人从不拒绝狎妓。无论是李白的“歌妓燕赵儿，魏姝弄鸣丝。粉艳烁月彩，舞衫拂花枝。把酒顾美人，清歌邯郸词……”（《邯郸南亭观妓》）还是白居易的“何处春深好，春深妓女家。”（《和春深二十首之二十》），无不有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绿水之波澜。灵感来源于温柔乡中的风光旖旎，才子佳人，相得益彰，所以陈独秀丝毫不惮于频频出入于八大胡同，而辜鸿铭先生索性拿着写给妓女的情诗去为难毛姆。狎妓这事，升斗小民做了，便是祖宗失德，而文人做了，那便风雅得紧，简直可以刻碑留念了。可惜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一优良文化传统逐渐失落，当今的名妓不会作诗只会叫床，狎妓也变成了为人所不齿的下流勾当。名教授偶尔嫖妓风雅，竟要被逼下岗，真正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好在还有维·苏·奈保尔站出来捍卫文人最后的权利，而且，能把这个身份发扬光大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中的，目前也只有这位仁兄一个。

    出身于牛津大学的高材生奈保尔在获奖以后公开向媒体表示了对性产业工作者的敬意：“我要感谢妓女……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如果你想引诱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无法决定这样去追求，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

    奈保尔强调，妓女“给我以生活中别处无法寻得的性慰藉。”但奈保尔同学显然又发现，野鸡果然对文学一窍不通，根本无法与她们展开精神层次的交流，更勿论给大师思想上的启迪，所以大师坦然承认这种经历并未使他在精神上获益，“这种女人不会教给我们什么东西。”

    负责颁发诺贝尔奖的瑞典皇家学院只能再次硬着头皮为大师买单，马儿姆维斯特教授宁不无尴尬地说：“我们只对作品进行判断。有很多诺贝尔文学讲的得主我永远不会引以为友。”文学院的成员艾伦也表示：“诺贝尔奖是对文学的褒奖。与他事无关，这不是品行或道德的评奖。”

    有趣的是，尽管奈保尔主动坦白了自己不检点的私生活，却并不愿意别人以此评判他。在成名之初，他就借助普鲁斯特对批评家圣伯夫的反驳为自己作过辩护。圣伯夫声称，一个作家个人生活中的细节，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该作家的为人。普鲁斯特回答说，“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这另一个自我与我们在我们的习惯中、在我们的社交生活中、在我们的弱点中表露出来的自我是不同的。”

    公平地讲，奈保尔具备一个作家应有的真诚。多年来他不断发出尖酸刻薄的言辞攻击，攻击的对象不问种族、不问文化：女权主义者、同性恋、各国作家同行、自己祖籍印度的文明、英国首相布莱尔——他超越于所谓的“政治正确”之上，制造很多新闻，也制造更多的敌人。只是，这一次，展示自己的特立独行的行为艺术未免有些底气不足，其实他大可以像辜鸿铭一样声称自己狎妓是因为女学生们已经不会脸红，是比妓女更没有廉耻的族群，社会的错误使得作家们无所适从，他们只好悲哀的，去嫖妓了。一边享受，一边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