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

孟醒石

书生意气
——东篱诗歌刍议
□孟醒石
作为一名读者，我一直觉得应该与作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这个距离究竟多少才算合适？距离太远，感官未免模糊；距离太近，又容易陷入局部，甚至因对其眉眼过于熟悉而丧失新鲜感。读者与作者之间，是不是也有西洋绘画构图上的黄金分割点呢？这些都不得而知。

我隐隐觉得我与唐山青年诗人东篱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原因是我的懒惰，除了在公开的网络世界交流之外，我们很少通电话，缺乏世俗方面的私交。尤其令我沮丧的是，东篱几次来石家庄我都见了，由于我的散漫，反而错过了一次次促膝谈心的机会。面对在诗歌创作上已有所成就的东篱，我只好用来日方长宽慰自己。

然而，在文学这座庄严的法庭上，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距离，读者才有可能不被当成共犯，才不会作伪证，而又可以作为陪审团成员来出席。或许正是因此，我才得以看到作为“被告”的东篱怎样一步步理直气壮地展示自己无罪的证据。

东篱所处的环境奠定了他写作的基础。环境不是地图，不是一成不变的平面，而是具有时空感的温带平原。在平原上，历来是除了树木就是读书人高大，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尊重文化人的思想，长大之后自然演变为对文化的敬畏。尤其是当时的“二元”社会，读书是唯一通向外面的桥梁，即使是已经从农村踏入城市的青年，也有对“融入文化”的迫切，表现出拥有一种读书的习惯。随着认识的深入，逐渐发觉“融入”其实是一场误会，书读得越多越容易“感怀”，潜意识里游子与家乡之间的关系形同皮肉与骨骼。反思由此开始，读书的习惯也彻头彻尾地上升到了一种本能；抒发的欲望萌动，诗歌从此产生。

东篱的诗歌创作，普遍具有这种读书人的气息。仿佛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学者，不是表层上的怀旧，而是一种回归。农村来的青年比任何人都明白泥土的分量，对文字的感觉天然亲近，表现在语言上也更多了几分鲜活。东篱的诗歌创作，完全记录了一个读书人成长的过程。

时间本身就赋有诗意，它本不代表什么，大地却靠它进行隐喻。80年代初的自然界包括整个中国，空气是新鲜的，土壤是肥沃的，河流是清澈的，就连城市也只是像田野里的葡萄架而已。60年代出生的东篱，怀抱朴素的唯物主义，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某个单位，父辈遗传下来的凡事认真的品格与待人接物的好脾气使他工作起来游刃有余。每天清早5点起床，给妻子儿子做饭，吃完饭，7点之前就到单位了。四平八稳的生活习惯雷打不动地延续到现在，甚至将来。

一直到90年代末期，东篱的诗歌无不符合我们关于那个时期的想像，完全是自然的天高云淡和细腻的个体感受。譬如：《关于家》《一场秋雨一场凉》《中秋》等。他没有着意赞颂什么，也没有批判什么，更不像与他同龄的许多诗人那样刻意在诗中制造某种紧张气氛。这在当时的诗歌风气中显得并不高明，别的诗人已经在许多热闹的“主义”里翻了无数个筋斗，而东篱则刚开始学习抒情；别的诗人已经断裂、颠覆了几个来回，而东篱仍然执拗地抱着草药罐子不放。他只专注于他熟悉的物象：大缸、旱烟、麦秸、墙皮、烧酒、窑坡等等。在东篱的眼里，这些事物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改变，它们仍然是幼年时父母教他认识的东西，它们都是由父母转交到他手上的。在商业全球化的今天，诗人们对于物象的描绘已经达到了上帝的高度，忽而又踩在脚下，完全是一个欲望的集合体。而东篱对任何事物，对任何规矩，从来都是小心翼翼地珍惜呵护。从不会扭曲什么，也不放纵自己，只是单纯地呈现，既物尽其用又不暴殄天物。这一切似乎与他的生活态度有关，任何方式都不可能使他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德行来，如同他的父辈很从容地将贫穷归诸一种必然性，这样，它就不会带来痛苦，因此也不再对命运摆出一副责难的面孔。一个聪明的庄稼汉不会去抱怨老天不降下馅饼，而是靠自己去适应，在操劳中体味祥和，安贫乐道，并且不放过一丁点能够使生活得以改善的机会。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在其后来的诗歌《关于父亲的两种叙述方式》《写给偻背的母亲》《母亲说，下雪了》以及《地震系列组诗》等彰显出语言方面的独特性，贯穿到他后来所有的作品。

东篱写出几组关于家乡的诗，并不能把他简单判为乡土诗人。但是“乡土”这个词确实应该认真对待的，它不止是宁静陈旧的代名词，它还暗合着作者不会突破伦理的日常约束，而是浸淫在世俗情感中自得其乐。没有任何刺耳的声音和暴戾之气，反而有暖昧的关系和悲悯之情，这与那些愤世嫉俗的诗人是多么的不同。也就是说，“乡土”其实是一种对“物”的态度——自然。一条狗即使跑到了山顶，仍然是狗眼看人低，（我绝对不是骂人！）这一点在2000年以后东篱关于城市生活的诗歌中又得到了延伸。比如：《跟梅子有关》组诗、《画中的女人》组诗、《陌生人》组诗等。在这些诗中出现了客厅、浴室、电影、复印机、女人，甚至爱情，物象已与“乡土”决然不同，但盯着这些事物的眼光、叙述的语言依然是朴素的，只是更为无奈，甚至因用情太深而显出脆弱。

如果万物都有阴阳，那么文学当属阴性，诗歌更是具有怀柔的情绪，总是传染给接触它的人，使聪敏者变得痴呆，使愚笨者变得多情。尤其像东篱这样湿润的读书人，诗歌于他而言如同水与茶的关系，一旦泡开了，方寸之地似乎亦可得道成仙。“道”和“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目的，大小传统的集成就是文化。中国现代诗歌一直困绕诗人的命题就是与古典诗词语言上的断裂，最极端的就是方言、俚语、脏话、废话都可以进入现代诗，但古典语言却成了大忌，古典意象与现代意象更是水火不相容。这种异化的思维好像贪官与贪官之间达成的共识：谁清廉了谁就虚伪了，谁就假大空了。东篱是个读书人，他贪的是读书，所以他不怕什么，喜欢的东西尽管拿来。东篱近来的诗歌在对古典文化的吸收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他的《听古典民乐》组诗、《姿态》系列等诗歌，常有古典意味出没其间，并且相融相知。他仍然以看母亲看家乡的眼光来对待唐诗宋词，在他的眼里玉米棒子与梅花折扇没有任何区别。这种对于物象“众生平等”的眼光和冷静态度反倒让东篱的诗歌更值得期待。

东篱是一个有下午情结的人。他认为，“上午适合电话、开会、迎来送往、扯淡，因而是躁动的。相对，下午则显得私人化些，因此它是安静的。”他对下午这段美好时光的迷恋，是一个读书人所必需的“个人时间”。一个读书人假如没有“个人时间”的话，哪怕再忙，他也觉得空虚。反之，个人时间再多，他仍然觉得不够用。他需要更多的时间迷醉在自己所营造的世界中。一杯绿茶，一首小诗，都是对生命的重新审视。

如何把众多复杂的情绪通过一首小诗准确无误的表达出来？是对一个诗人在文本内部平衡能力的挑战，也是对一种为求精确而必需具有的耐力的考验。光靠个人经验有时是不够的，这样一来，具有一种读书的习惯就成为必要，从书本上得到的经验往往能在“刀下问斩”时救人一命。读书人东篱正是如此，他一直致力于将日常的发现，与个人经验，以及阅读中体验到的东西，怀着上述万物衡一的质朴心态，挖掘、重构、整合，来达到一种重现现实又深于现实的意境。可以说，东篱已经把生活与读书“融会贯通”，达到了中医讲究“通则不痛”的大气。

2004年9月4日星期六

张东旭

东篱的诗我也读过
经你这么一说
我还要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