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

比多

　　你们有的人认识我，有的不认识。没关系，听我说，我就是烟鬼。烟鬼是我的网名，也是我发表诗歌时用的笔名。这笔名从我17岁的时候就开始使用了。嘿，你真该看看我17岁的样子，那时候我瘦得像根儿自行车辐条，大半夜的，光着膀子和几个坏小子坐在马路牙子上喝冰镇啤酒。那时候我特别宽容，因为没什么人能引起我的嫉妒。红男绿女，纷繁过眼，凡我之外，都是俗人。30岁以后我偶尔反省，认为当初使我产生这种错觉的诱因，便是诗歌。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喜欢上诗歌的。最初大约是因为练硬笔字，搞到一本硬笔书法字帖，庞中华誊抄的汪国真。那是《读者》和《心灵鸡汤》的年代，虽然全中国物质生活都是城乡结合部式的，但精神生活从书籍到电视到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却都充斥着小布尔乔亚风。汪国真的诗契合了当时的那种气氛，也契合了我青春中某种矫揉造作的渴望经历风雨的情绪。简单说，就是我希望自己日记本里的文字，能写得像汪国真一样。
　　“我不去想是否能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汪国真《热爱生命》
　　当然，这是非常短的一个时期，几乎和我的初恋一样短。很快我就在网上发现了“诗江湖”和“他们”诗歌网站，一种对我来说很不一样的诗歌大批量的呈出现，我毫不怀疑这是比汪国真更高级的东西。我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这些网站上。逐渐地我意识到，在汪国真和“诗江湖”“他们”之间还有很多诗歌层次。比如西方人的诗歌（当然，全是译诗）。还有基于这些译诗，形成的一种西方化的汉语诗。我心里有个座次：汪国真是最低等的，比汪略高的是那些译者口气的汉语诗，再高一点是译诗，最高级是“诗江湖”和“他们”。你知道我的城市刚刚从县级市改为地级市，三线小城，是诗歌，怎么说呢？——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诗歌我自以为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晃到二十郎当岁，胡乱考上本市的一所垃圾大学。却觉得自己深刻的不行，把从爱情到结婚生子，赚钱养家包括生老病死文学宗教政治艺术全他妈看透了。那时候朋友不少，可我心里却总叨念着“与文不说书，与武不论剑”。我时时刻刻感受到自己的与众不同，我在诗里偷偷写到：
　　“如果是在古代
　　  这个时候
　　  我应该提着一把没有鞘的钢刀
　　  去异地取某人首级。”
　　
　　我被自己要制作一本地下诗歌刊物的想法激动得浑身颤抖。我花了三天时间为刊物憋出一个名字：《深蓝》。那是一本陈旧的《读者文摘》上一段关于电脑“深蓝”斗败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的老掉牙故事激发了我。“深蓝”代表着新兴事物，要用“深蓝”的诗歌精神去对抗这三线城市死气沉沉的二逼生活。我就是“深蓝”的主编。可是周围一个会写诗的人都没有，不用说现代诗，连会写汪国真那种骚情诗的人都没有。谁给我投稿呢？总不能整本《深蓝》都是主编一个人的诗吧？急得我呀。最后我只好去找“老熊”，老熊就姓熊，叫熊毅，抽烟喝酒泡妞打台球打篮球打架，一个标准的流氓。他唯一能称上优点的是：听摇滚。迪伦披头士地下丝绒弗洛依德大门碎瓜涅槃范海伦潘多拉…… 理论上，他和我一样痛恨这三线城市的二逼生活。
　　我踹了半天门，门自己开了，我看见老熊穿着短裤正往床边跑。到床头拍拍女友，让她起来下楼去网吧上网。然后也不穿裤子，先找烟。递给我一支，都点上。问我干嘛。我说我要办一个诗歌刊物。你得给我写诗。老熊蹬着他那对儿纵欲过度纵酒过度的母狗眼，一时间拿不准对面这个长头发的瘦子到底要干嘛。他说，我不会写诗啊。没事，我说，瞎鸡巴写就行。你给姑娘写情书不是挺骚的吗？去你大爷的，我什么时候给姑娘写过情书，那是你的把戏。
　　老熊同意给我投稿。
　　第二个人是我的情敌，我的初恋女友同时爱上我和他。他也是第一次，我们三个人绑一块儿玩初恋，痛苦纠结得一逼。最后我先崩溃了，主动撤出。结果女的也没选他，跟一个学体育的小子跑了。我们这对儿难兄难弟就成了朋友，他毛笔字写得很帅。对古诗有偏爱，初恋那会儿经常把自己的肝肠寸断成五言或七言的绝句。我找到他，说胡子，你写现代诗吧。胡子推了推眼镜，说他不喜欢现代诗。我说没关系，写着写着就喜欢了。你知道吗，你长得特别像徐志摩。
　　胡安然同意给我投稿。
　　第三个人是我在中文系找到的。我想知道这野鸡大学里的中文系学生们都在搞什么？我走进中文系教室的时候，受到他们文学社主席的热烈欢迎，他介绍我时说，这是美术系过来的一位诗人（他在校报上看过我的诗）。教室里的课桌呈“U”字形排列，主席的桌子在弧顶位置。我被安排在主席左手的第一张桌子。我对面，也就是主席右手的第一张桌上，坐着一个大个儿的美女，说她大个儿，是因为她浑身都呈现出与中文系其他女生不同的大：大个子，大胸，长圆脸，长腿，眼睛忽闪忽闪，有一种慑人的美。活动正式开始，第一项文学活动竟然是击鼓传花加成语接龙，我失望透了。花从U字右尾端传起，经过了大个儿美女和文学社主席，主席将花递给我的时候，我站了起来。一脸严肃的说，今天之所以到文学社来，是因为看到海报上“热爱文学的人就来这里”。本来来学习的，想看看我们中文系到底有多厉害，可我没想到热爱文学是从击鼓传花开始的，恕不奉陪了。我把花又放回到社主席面前。当着他青红皂白的脸色，转身离开了中文系教室。我在门外树下抽烟，不一会儿，大个儿美女也从教室走了出来。看到我，并不理睬，向另一个方向走，我毫不犹豫的跟了上去。
　　大个儿美女冯娟同意向我投稿。
　　冯娟是学校广播站的女主播。她的播音时间是晚饭前后，从六点到七点。我把饭打好给她端到播音室去。七点钟我们一同走出播音室。在校园外散散步，我建议她到我租房的地方去坐坐。她没有回绝。我就用自行车驮着她，到我租的房子去。

　　
　　第一期《深蓝》有四位作者，老熊给自己取的笔名叫：“老熊”，他在诗中写到：
　　“姑娘姑娘，
　　  我想飞到
　　  落着你的
　　  那棵树上
　　  ……”
　　胡安然的笔名叫：“摩言”，他在诗中写到：
　　“我芒鞋藤杖涉过四月的荒原
　　  在悲伤欲绝的泉边痛饮月亮
　　  ……”
　　冯娟的笔名叫“娟子”，她写到：
　　“是谁折叠的纸玫瑰
　　  这么轻易地就烧成了灰
　　  ……”
　　第四位主打诗人就是主编烟鬼，我在诗里写：
　　“未来一片光明
　　  只是遥遥无期
　　  ……”

　　
　　冯娟和我好了四个月，《深蓝》出了三期，头两期是我自己出钱印刷，最后一期是老熊和小胡出钱。然后我和冯娟分手了，《深蓝》随着我的失恋而停刊。事情是这样的，我发现我没有更多可以和冯娟交流的东西。往往是做完那事儿之后，我希望她安静待会儿，我们各自看书或者看碟。而她越是做完爱之后越是喜欢和我黏在一起，不停地同我说一些我完全没有兴趣的事，比如明星八卦或者中文系教师的八卦或者她们女生宿舍的八卦。后来我忍受不了，表现了出来。她果然反应强烈，大赞我的狼心狗肺。我不动声色，提出分手。她毫无意外的像她八卦的那些电视剧一般哭得稀里哗啦。可能是出于报复，也可能早就有一腿，反正没多久大个儿美女冯娟就和广播站的一个帅哥好上了，那帅哥的嗓音很像童自荣。
　　和冯娟刚分手那两三个星期，我又轻松又愉快，特别享受那份孤独。打开台灯狠狠地抽烟，一宿一宿地专注看书，一个人在床上睡得很香。但是没多久就不行了，第四周我就开始想念冯娟，想她那大大的气垫一样广阔而柔软的身体。我看见童自荣给她打饭，心都碎了。
　　为了防止自己从内到外都成为贱人，我忍住没有回去找她。转而和音乐系的一个脸上有小麻子的姑娘泡在一起。大学尾声我都是在音乐系的琴房里，听这个瘦瘦的姑娘弹钢琴。这姑娘气质很好，我们聊得很投机，但是对彼此没有欲望。
　　“我和你在琴房里随便说话
　　  窗外开满整整一世界玉兰
　　  ……”

　　
　　初入社会，在一家报社做实习记者。特别有激情，像个打足了气的篮球，谁一拍都跳起来跟着走。时间长了，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二逼，同时对整个成人世界充满了愤怒。第一次生出无可奈何的情绪，像一片饱满的叶子上，偶发的黄斑。单位里有一种稀粥似的气氛，令人无法挣脱。主任永远坐在最里面的格子，头也不抬，副主任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一切工作都由她分派。一开始什么活儿都不分配给我，晾得我都凉透了。我就天天跟着记者跑，实习记者也跟，更多的时候我是实习记者的助理。过了一段时间，跟着他们一起吃过两顿饭，喝过几次酒。副主任的态度180°大转变，什么活儿都派给我，最多的是追死人。某某地点出了车祸，某某地点斗殴致死，某某高校女生跳河，塌方、事故、流行病……我需要第一时间赶往事发现场，很多时候我比110快。有时候我都采访完三个现场目击者了，110才到。其他记者都是跑跑这局那部，抄抄数据，算算增加减少了多少百分比，或者被企事业单位请吃饭，唱唱赞歌。我曾假装不经意的向社里最好的记者透露自己写诗的爱好，这个中年胖子是省里挂名的大记者。我所受的教育让我误以为这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我希望他看看我的诗歌，看看我办过的地下诗歌刊物《深蓝》。他用佛一样肥胖的脸微笑着对我说，我看不懂你写的这种诗，大概你写的不错，但是这有什么用？
　　其实我准备了很多答案，是关于诗歌的，关于“诗言志”和“诗言体”，关于“拒绝隐喻”①。关于诗歌的叙事功能，但是对着佛一样的表情，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尤其是面对“这有什么用”这个问题。知道胖子并无恶意。我意识到，佛的脸其实就是一张没有棱角的脸。当你也把脸磨出像他那样的一层橡皮光泽的老茧时，大概你也会觉得自己，快他妈成佛了。

　　
　　我人生中第一次辞职。刚参加工作时我预计到自己可能会相对脆弱，受不了这酱缸中的颜色和气味，我担心自己频繁的换工作，终于一事无成。我曾立誓要坚持住。结果一年不到我就辞职了，我只好宽慰自己，干嘛那么跟自己过不去，第一次嘛，下次再坚持好了。正好从网上看到广州诗会。决定去广州走一趟。见见那些传说中的诗歌大佬。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这之前我从没离开过这个北方的三线小城。第一次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感觉很好，先看见黄河，后看见长江，植物越来越茂盛，到广州的时候我怀疑路边的植物都疯了。
　　80元租了一个床铺，放下行李就奔往诗会的聚集点。那是一个两层的酒吧，一进门看到很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居多，也有年纪大的。很自然的三两一伙儿在聊天。类似火车包厢的卡座，很西化的吧台。楼梯边还有一个小舞台，支着架子鼓和电贝斯。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沙龙吧？我也别扭捏，径直走到吧台那，问组织者在哪里，服务生指给我一个年纪略大于我的秃头瘦子，他正和一个美少妇聊天。我走过去，愣头青似的自我介绍。秃头并不怪我，反而很热情，一报名才知道他就是劳克，我记得他的诗句：
　　“厌倦像瘟疫一样
　　  卷入生活”②
　　劳克给我介绍那女的，然后又把我介绍给更年轻的几个男男女女。和我年龄相仿。互相客套一番，他们都惊奇我赶了两千公里的路，来参加这个诗会。朗诵开始，主持人说，把第一个机会让给远道来的“烟鬼”，他是从北方坐了两千公里的火车，来参加这个诗会。稀稀拉拉的掌声。我二惯了，站在台上，也不紧张。朗诵了自己最新写的《等人》
　　“我一直在等人
　　  等各式各样的人
　　  仿佛这世界所有的人
　　  都在赶来的路上
　　  我还在等
　　  坐在我旁边和我一起等的人
　　  我并不认识
　　  他和我客套了两句
　　  便不再说话
　　  我继续等
　　  后来我不可避免的老了
　　  我看了看周围
　　  已经来了不少人
　　  但都不是我要等的
　　  看看自己的胡子和皱纹
　　  我心想算了
　　  不等了
　　  抬起已成为化石的屁股
　　  我奔向另一个地点
　　  我决定下半生
　　  让他们等我
　　  ……”

　　
　　啤酒是免费的，明显兑过水。一轮朗诵过后，是看黑白老电影。大概是罗马尼亚的一部什么电影，我完全不记得。我的注意力都在周围的男男女女上。旁边有个人问我，你看见马尊了吗？我说，他也在吗？那人说，是的，他一直在楼上打牌，欧野也在，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次诗会最大的大佬就是马尊、欧野。在我眼中他们是近乎精神导师的人物，打一进酒吧我就在搜索这两个人，但是诗会都结束了，到了观影环节了还没发现，却原来一直躲在楼上打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听见自己说，好的。我跟着这人走上二楼，二楼和一楼一样大，窗户边四个人在打麻将，旁边还坐了两个观战的，都是成年人。带我上来的人指着其中一个略谢顶的男人说，他就是马尊老师。其实我也看出来了，在很多本书的套封上见过，我赶忙说，马尊老师您好。马尊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牌，只是回头看我一下，带我上来的人说，这是烟鬼，从北方过来玩的。马尊脸上应付的笑笑，对我说，你好，随便玩，别客气。
　　我基本认出这一桌上的六个人，坐在马尊右手的是马尊的女友，也是诗人莫琪，马尊对面是诗人欧野，左手是画家肖燃。两个观战的人一个是刚才楼下碰见的劳克，另一个不认识。劳克站起来和我打招呼，带我到另一伙玩陆战棋的年轻人中间…… 我不知道记忆的细节是否准确，但是印象绝不会错，这帮闲散诗人打麻将的场景和多年后我看到《色·戒》里汤唯、陈冲她们打麻将的场景重合了。我不知道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两个场景同是南方气氛，还是因为他们的言谈中都不经意地飘出了江湖风云。
　　回到家，我对爸妈说，我决定去北京发展。这个三线小城已经搁不开我了。一个小小的广州诗会，在我心里种下了自由的种子，那时候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生活在六十年代的美国，到处都是文学艺术绘画音乐自由。而现实的问题，我的父母是第一代农转非，他们童年时代是农民，青年时代城市招工，才进入城市（转为非农业户口），拿着微薄的工资。他们并没有更多的条件让我去北京那样的大城市，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都不允许。但是母亲对我信心满满，她小时候在农村，勤奋好学一定要考大学，可惜姥爷传统观念很重，不让女娃去读书，拿棍子打着，让母亲整日在家伺候多病的姥姥，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还要干很多农活。她无力愤恨自己的父亲，只好把所有的梦想都压在我这瘦儿子身上。可怜的是她不知道我一直在利用她这一点，每次我有很过分的要求，总是拿梦想说事儿，你不希望我成名成家吗？不希望我干出一番事业吗？为什么不放我去？就像当初姥爷不放你去上学。母亲和父亲通过很多人，找到一个远房叔叔。终于在北京给我找到一个试用工作，在一家出版公司做实习美编。

　　
　　我住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里，月租600元，我的试用期工资是2000元，还整天加班。就是这样的生活，居然还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可贵的是这洞穴一样潮湿的隔板组成的地下室里，居然能上网。在我愚蠢的意识里，只要恢弘的精神世界敞开着，我并不在乎泡面与蟑螂。那些熟络的诗歌网站上，我认识一个姑娘，网名花惹。广州的。我提到那次诗会。是的，她说她也在。我一直在脑中搜索当时场景里的女孩。想不出是哪一个，她说她只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我们聊得很投机，逐渐地我有意识的开些略过火的玩笑，她不反感。更熟了之后，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包括很多很私密的事件、心态、欲望。她是一个很能疏导的人，虽然比我小三岁，但口吻上完全是姐姐式的（她也确实有一个弟弟）。天赐良机，一个很有名的广州出版公司组织一个会。为了拿到两本书，我和一个老编辑被派出差。这也算对我近期工作的一种鼓励。 我跟花惹在网上早把所有暧昧的话都说透了，只恨千里迢迢。我并没有告诉她我要去广州出差的消息。
　　在白云机场一落地，我给她打了电话。她说你怎么不说一声，今天是我男朋友生日，我出不来。我说你不想见我吗？她举着电话犹豫了很久，加上我死皮赖脸，并且我知道她和男朋友相处的并不好。最后她说你忙完给我发短信吧。我说可能会很晚，她说没关系。
　　好吧，那一年我二十四岁，是一个年轻的混蛋。在成长过程中很少有我真正想要而得不到的东西。我得逞了，她从她男友的生日会上打车出来见我，冒着南方特有的雨。她和照片差别不大，白、单眼皮、短发、长得苗条又结实，她说是因为她练瑜伽的缘故。她的电话一直在响，我去登记房间的时候，她把手机关了。我说你不接吗？她直直的瞪着我说，你真关心吗？
　　第二天很早她就离开了，酒店在白云区，她在天河区上班。走之前给我买了一大包零食。在飞机上我回想昨夜的疯狂，得出一个无耻的结论，练过瑜伽的确实不一样。不过在做之前那段时间，她的话很少，脸上有负气的表情，仿佛一直在做一个什么决定。我问她缘故，她说不用你管，你关心你该关心的就是了。在现实中我们的交谈并不像网上那么坦诚。
　　大概以后不会有出差的机会了，据说老编辑对我广州之行的表现不太满意。估计最不满意的是我找了个借口说广州有同学，就义无返顾地扔下他独自度过漫漫长夜。
   
　　工资还是涨了一些，我换了房子，月租1200元的单间，在一个很旧的单元楼里，和房东一起住。房东是个近五十岁的老北京男人，妻离子散，就指着两处房产的租金，整天喝酒度日。有时候我会陪他喝酒聊天，他居然跟我讲到柴玲、沃尔凯西。他醉眼朦胧的跟我说，别看你现在年轻，……。后面一句话没说出来，他就醉倒了。
　　广州回来我一直在等花惹先开口说话，奇怪的是过了很久她也不理我。还是我忍不住，与她联系。她的态度不卑不亢，并不特别亲热，也不显疏远。我的时间多一点了，北京又是一个闲人多的地方，我开始不断的出去找别人玩，都是些网上认识的写诗的。我大学时代的廉价的孤独感并未因为认识更多的诗人而减弱。有时候还增加了。 有一次我被强拉着去见一个老诗人，说是老诗人，其实在我眼里既无名气又无才华，只是老，只是他在体制内有个较高的职位。一桌人坐定，年轻的男男女女七八个，老家伙坐在上首，给每人赠了一本他的签名诗集《高贵》，大32开精装，很厚。有人就提议在座的每个人都读一首其中的诗。我腻歪透了，我翻开诗集，里面全都是歌颂青纱帐的长短句。看来老家伙还没忘掉自己的农民出身，但我实在无法把青纱帐和“高贵”联系起来。幸好老家伙还是有羞耻之心，第一个女生读完之后，他就制止了，说都是年轻人，别搞成作品研讨会，大家吃菜吃菜。另一次虽然都是年轻人，但状况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写东西和我相近，一开始聊得很好，有几个新认识的女的眼神儿来的也快。我就多喝了几杯，去厕所撒尿的时候，一个哥们儿跟了出来，手扶着家伙，突然很严肃的问我，是不是在出版社工作，我说是的。他说我最近有个书稿要完成了，你能给联系俩编辑出了吗？稿费好说，我给你留两成。同样是这张年轻的脸，刚才在酒桌上气贯长虹，挥斥方遒的劲头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街头插草杨志卖刀的神情。我没忍住，吐了。

　　
　　我有意让自己慢慢远离那些写字的人，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各类人，他们是不一样的：小店主，技术总监，承包商，杂志编辑。跟他们一起相对简单。喝酒、喝茶、泡吧、KTV、捡着没吃过的馆子尝鲜、或者到老字号解馋。我迷上一个节目编导，年纪和我相仿，有点漂亮。是做一档读书栏目认识的，我联系作者，她联系场地和主持人、嘉宾什么的。当天安排妥当，节目录制的时候没事，她独自到场地外抽烟，我远远看见她在一棵高大的柏树下，低着头，偶尔用鞋踢踢地面，间或抽一口烟。初冬了她还穿着裙子，逆着阳光，裙子发出暖暖的光晕。我走过去，问不用看监视器啊？她扭脸笑笑，不用。他们都熟。看我还没找到没别的话说，她递给我一支中南海。
　　有天夜里两点发短信，问我睡没？我说看会儿书正要睡。她说没事儿，随便聊两句。下班晚了，还没吃饭。刚到家准备泡面。我说我楼下有24小时的吉野家，我给你带过来吧。她说别别，这么晚了。就是想聊两句，没别的。我说我在学知桥住，你离我远吗？她说倒是不远，我在文慧桥。不过太晚了，你别过来了。我与朋友合租，让人知道不好。我说是你男朋友？她说那倒不是。不过这大半夜的……我没理她，只说到文慧桥给她打电话就挂了。
　　雯雯说你别这样，我们不是说好的嘛？好好睡，不乱动。求你了，四点多了，马上天亮了。我不管她说什么，只是低头忙我自己的。一番讲手之后，她顺从了。她说你是老手了吧？我说，不太老。她说滚你的，你给我脱比我自己脱得都快。
　　我也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生出的一股浑劲儿，更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和姑娘合衣睡到天亮，那时候仿佛真有一种什么东西存在。我说不好，谁也不是唐僧。入社会这么久之后，我总希望自己坏得再快一点，再狠一点。但几乎每一次都是我更幼稚。我扭扭捏捏的向雯雯坦白我的几次艳遇的时候，雯雯嗤之以鼻，给我讲了她之前分手的两个“大叔”。雯雯回绝了我和她一起租房的建议，她说还不到时候，实际上后来我知道她自己有一套还完贷款的小两居，在出租。她想再买一套大点的房子。尽管她每天都不停地跟我汇报她具体在干什么，在什么位置。但我还是觉得她接触的人太多了一点，我提出这点时，她反应很强烈，她说，我的业务需要我认识很多人，你不能管我和其他男性朋友正常交往，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会做出格的事。你得相信我。——这几乎是我入社会后最怕听到的一句话。我其实对某些事情看得很淡，我这么年轻。但我很怕别人求我相信他，不论男女。我一旦听到这句话，就意识到一种危险，一种被置于傻逼位置上的危险。
　　最主要的矛盾来自雯雯的控制欲，从平角内裤到大衣、领带颜色，到每天的晚饭配搭，她决不允许你有任何的主意，一切都要听她安排，并且稍有反抗便暴跳如雷，不管周围有多少人，就跟我大吵大闹一番。我不能容忍这个，因为我也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最后在她小区楼下的葡萄架，月色漏了一地，我们坐在冰凉的石头凳子上，把分手的话说清楚。她上楼，我打车回我的房子。

　　
　　那是我最逍遥的几年，工资稳定增长，混大学那会儿我以为自己毕业后会去当个教师，月薪在一千五到两千元左右。实在没想自己能像这样轻松拿到了六七千。我用奖金给远在家乡的爸妈买好衣服，保健品。其余的钱都用来浪费，逛夜店，泡吧，吃西餐，看话剧，给自己买时髦的衣服，手机，手表。交各种文艺的不文艺的女朋友。租房住，我从没想过以后的日子。有一块钱敢花两块钱。我很久不写那些所谓的诗歌。我觉得这花里胡哨的现代生活跟诗歌没有关系。即便有一些鸡零狗碎的杂感，又觉得怎么值得入诗呢。还有一种想法逐渐在我的脑子冒出，因为虚头巴脑的翻了一些历史书，我突然发现历代知识分子的可悲，不管是对当权者还是对人民，甚至对自己，永远是一副谄媚也不是，不谄媚也不是的状态。所谓的独立人格，纯属扯淡。历史太现实，容不下诗歌，没有哪一首诗歌能阻挡一辆坦克。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现实，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金钱就是凌驾于一切之上。

　　
　　没想到我还能再去广州，和上次一样，我一落地便给花惹打电话。花惹说五点钟下班，你到家里来找我吧，我给你做饭。那是一个很大的生活区，我从门口走了半小时，才到她住的楼。她和弟弟同住一套三居室。距上次来广州已经五年了，那时候她弟弟刚上大学，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一年。他晚上有事很晚才回（大约是给姐姐腾地方）。花惹给我做了梅子蒸排骨，板鸭冬瓜煲，还有叉烧饭。她做饭的时候我在房间里看，客厅很干净，她弟弟的卧室稍大，她的卧室稍小，虽然小但是很温馨，米色的墙，深色的窗帘拉着，光线很暗，白天也打着一盏台灯，书架上是各类书和小饰品、小摆件，书桌上有笔记本电脑，插着线，一把折叠的木椅子，床很大，深蓝色的被子蓬松的堆着，我躺在上面，暄暄软软的。
　　饭很好吃，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这次比上次聊得多了一些。她说是父母帮她和弟弟买了房子，但是她想以后自己再买一处。这房子给弟弟留着结婚。我说那你不结婚？她说干嘛？跟你结？我说你的男朋友呢？她嗤的冷笑一声，说分了。我说什么时候。她说你可能不信，就是上次你走了第二天。我说怎么没听你说？因为我？她看看我，转而盯着别处，不全是。我们本来就关系不好，你知道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吃完饭她去洗碗，我站在阳台上，看到好多茂盛的花花草草。我对厨房喊，难怪你叫花惹，好多花草啊。她说是啊，我喜欢养花，她跑过来，指着每一株植物告诉我它们的名字，习性，浇水周期。花期。她不停地说，我都插不上嘴，只好从旁边抱住她，把她拉回到客厅，沙发上。我才发现从见面到现在我们有点太客气了，不正常。手都没碰过，我吻了她。过了一会儿我不由自主的说，晚上跟我去吧。她挣脱出来，坚定地摇了摇头，明天还要上班。
　　她送我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小区的街道上没什么人，在一个拐角，我们同时发现了一只小白猫，很小很小，浑身脏的不行，眼睛上还有一处不知道粘黏着什么，身体不停地抖动。我俩蹲下来，小猫跑不动，任我们抚摸它，蚊子一样小声叫着。花惹不太敢动它。只是一个劲儿的跟我说，它好可怜。我说流浪猫很多，我们别管它了，没准它是谁家跑出来的，一会儿会有主人来找。花惹说不会的，它这么小这么脏，肯定是被扔掉的，我想收养它。我说不是吧？！花惹又出现了那种很坚定的表情，这个个子不高很苗条的花惹，身上有一种很柔软却很坚定的气质。没办法，我抱起这只小猫，又跟她回她的房子。一路上小猫不停地挠我咬我。我说它不会有狂犬病吧，花惹说要不我来抱着。我说不用。
　　花惹给我找来了胶皮手套，几条干净的旧毛巾，在她的浴室里，我用喷淋和水盆给小猫洗澡。洗完澡又用吹风机给它吹干。这时候她弟弟回来了，一个高个子的小伙子，刚在外面喝了酒，脸上已经是微醉的表情，但是人很温良的和我握手。我说我正要离开，花惹让他照顾那个刚吹干的小猫。然后出来送我，我推说不过，只好由她。
　　半小时路程，我尽量不让场面冷下来，尽量显得轻松。她也是。我们聊了南北方气候差异，聊了国内几个写小说的，写诗的。她问我还写诗吗，我说写一点。她说你写得挺好的。我说我以后可能会把重心放在小说上。她觉得我的小说也会不错。到了大街上，由于是深夜，好半天才拦到出租车，虽然略有尴尬，我还是抱住她吻了一下，她笑笑。我在出租车里挥手让她回去，却看她一直在那里站着。直到出租车拐弯我还看见她在那里，我不知道她是在看我，还是在看夜色。
　　“直到拐角我才意识到
　　  从今往后
　　  我和你就是永不相交的
　　  两条平行线”

　　
　　那个冬天很冷，寒风从楼宇的夹缝刮过来，几乎把人吹透了。我却很平静。仿佛一夜之间，我意识到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三十二岁。我确定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住进几千万的豪华别墅，不可能开带翅膀的B汽车，不可能娶这冰冰那冰冰做老婆…… 当然不是说三十二岁之前我就一直在做这些梦，而是三十二岁之前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人，我不排除自己的人生有“嘎巴”一声换种活法儿的机会；我不排除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人。但是三十二岁，已经把自己的际遇用得差不多了，如果这时候你还没有可以掏心窝子的知己，那么多半这辈子你也不会有了。如果这时候你还没碰到在某一领域能点化你的贵人，那么多半以后你也不会碰到，你的圈子基本固定了。除非你有勇气活得像《月亮与六便士》，这种可能性在现实里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这些确认对我很重要，这是我成熟的一个标志。坦白讲我并不感到泄气。我见到过生活在样板间里的人，我不认为他们有幸福。我见到过开着低底盘的敞篷跑车在三环路的灰尘里等红灯的人，我也接触过演员，也许他们有我理解不了的快感，但是我相信他们所忍受的东西，不是我能忍受的。因此，这种确认对我反而是一种激励，我可以放下心来，过一种更平实的生活。我瞬间理解了《坏孩子的天空》里那个阿林。那是绝大多数成年人的写照，成人世界之所以残酷，卑鄙。完全是因为这些人已经看见了自己人生的穹顶。我依稀记得一种说法，人生在二十八岁就完结了，之后都是重复。我在人生完结之后经历了一个滑翔期，到三十二岁才确认这一点，也不算晚。

　　
　　有好心的朋友劝我出本诗集，作为一个资历。我很讨厌“资历”这种说法。关于为什么讨厌，在当前这种氛围里，我都懒得说。但是之后我不想写诗了。作为一个小节，我也希望有个交代。这一年我刚结了婚，贷款买了小房子，生活紧紧巴巴。原先很阔绰的几千块钱忽然变得毛起来，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北京快十年了，月薪还没过万，眼巴前连孩子都不敢生，养不起。黄瓜都要卖到5块钱一根儿了，让我怎么诗歌？
   守着出版社，书号都是明码标价的，书商也有的是，个个比他妈政客还奸。用刘震云的话，贴上毛比猴都精。我虽然一丝青年时代的激情都找不到了，但是我决定诗集还是“地下出版”，说白了还是自己印刷。我是美编，印刷厂熟得跟自己家似的。我说最便宜的白纸，最小的开本，字用单色黑，500本，多少钱？印厂老板笑了，没俩钱儿，我也甭算了，这么久的朋友，送你吧。
　　500本。三天就印好了。比手掌略大。白封面上很小的黑字：烟鬼诗存。每本书都有编号：001、002、003…… 我从超市里买了包装食物用的锡纸，保鲜膜。取出十几本，先包一层锡纸，再裹两层保鲜膜。外表看上去，像没拆封的巧克力。我用快递发给我的朋友。发来发去，只发出不到一百本，还有四百多本堆在阳台上。我联系了几家装潢很小资的咖啡店，都是我糟改钱时候交的朋友，答应摆在店里，跟那些奇形怪状的杯子、发卡、毛公仔一起出售。但每个店不超过五本。这样勉强送出去几十本，还剩三百多。望着阳台上这几摞白封面，我忽然想到《高贵》和那个老诗人。
　　风吹日晒，窗户潲雨。表面上的几本封面已经蜷曲起来。媳妇每每怒发冲冠，扬言要给我处理掉。我只有苦苦哀求，让它们苟延残喘。结果转过年来家里装修，窗户要换断桥铝，阳台也要重新贴磁砖和地板，再也存不住了。媳妇最后通牒，这家要么留你，要么留这些垃圾。
　　小区真的有一个收废品的。我远远地看着他，心里打算，问问他诗集多少钱收？这个穿着破T恤脸色黝黑的中年男人，正在那儿踩易拉罐，每踩扁一个就喊一声：“一毛”“两毛”“三毛”…… 等他踩完把钱递给一个老太太，我才走过去，问，废纸怎么收？他看看我，说，纸箱子啊？我说不是，就是废纸。他说那个不收。我说也不是废纸，是书。他一边捡那些刚踩扁的易拉罐，一边说奥，那一毛五。你有多少？我说有一些，我自己拿不动，你跟我来吧。
　　他用一个废包袱皮，竟然把三百多本都装下了。背下楼，过称124斤。他给了我九块三毛钱，我说不是一毛五一斤嘛？他说一毛五一公斤。我攥着肮脏的九块三毛钱也懒得理论了。他把包袱皮冲着那些破烂儿使劲儿一抖，白色的诗集纷纷飞出，稀里哗啦地盖住了巨大的废品堆，远远看上去，像下了一层雪。





                                                                       2013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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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诗人于坚的一些诗歌理论。
②借用南京诗人刘立杆的诗《过得不错》中的句子。

段林

得道了，脱胎换骨的感觉。我一直觉得当一个作者能把‘怜悯’二字通过阅读感受传递给读者，作品绝不会差，我觉得这内在的一点比技巧啊情节啊结构啊都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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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的叙述，鲜活的感受都是可取的。
但总觉得这样的小说，写一篇，看一篇，就够了。它在一个作品之中已经将许多东西“解构”掉了——无意义呀、什么都是徒劳呀、无奈呀、什么都是装逼呀等等。从“认识”的角度上，它幼稚化了，但是它具有伪装性，即是它用嘲讽的、无所谓的语调写出了哀伤的情感。哀伤，是动人的，它弥补了认识上的缺点，也因为这样，它具有欺骗性。我比较保守，不太推崇这样的小说。《麦田守望者》在叙述语调上开了个头，有很多人跟着这种感觉改造一下写下去并夸大了这种语调。这种语调的好处非常明显——它使叙述变得顺畅。一些需要研究的、需要更好地去把握的东西，经过一句“他妈的”或者“傻逼”，就可以绕过去了，因为写的意义已经被这样的句子给解构掉了，并且容易变得千人一面。当然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这么做，另一种省略难度更为隐秘：它在写作状态上通过降低对事物理解难度的要求，以提高自己把握它们时的放松度。作者的姿态没有拔高，因此不使人反感，但是作者降低了他所写的事物的高度，获得了开阔自由的视野，获得了“调兵遣将”的资格，因此它所达到的哀伤，是施舍，是伪饰。
当然，或许没有必要在一个独立的短篇中来谈这个普遍的写作问题。我的好奇心在于，这需要多大的才华才能这样去写而写不滥、写得让人不顾以上这两个严重的缺陷而感到它有神奇动人的品质。但是常常感到遗憾的是它很快就走向“生活流+感人”的作品生产的流水线上去了，它背后的一条文学公式是：人不是“傻逼”就是“装逼”我“可怜”你。

乌鸦嘴

我觉得能像比多这样喷涌'也不错。

比多

谢谢段林，树泳，乌鸦嘴。马上出差去无锡，两日回。临行前先简单说两句，回来再聊。

这是我今年的第一个短篇。今年颇有些短篇计划。

树泳的眼光很毒。一针见血。其实段林和乌鸦嘴也感觉到了，文字间遮掩的东西，还有对技术，结构的无视。

王朔是真正绝望的人，坏掉的人。他通过故意的粉饰，把人的真相，生活的真相遮掩成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浪漫。
我猜我可能相反，我是实际上矫揉造作的人，骨子里有不可避免的小情调。却故意装出歇斯底里的，绝望的样子。
这算我的自我批评。


我对技术与结构持保留意见。我充分尊重他们。能够使大脑得到锻炼与运动的，有深度，有价值的阅读，必定来自那样的写作。
但我从不回避另一种可能，就是除了那种方式之外的抵达方式。这个我回来再聊。


然后就是现实，我不得不把姿态降低一点，我不怀疑不鄙视我的读者，但我了解他们。愿意和他们一起，从浅入深。



再次感谢各位阅读，请继续。回来见。

桶木

很好，真心希望未来有转机，喜欢这篇小说，但是始终觉得32岁还处在早期，一个人还要有几十年等着有尊严地死去，需要心灵勇气，才能抵达应许之地。

夜跑跑

“我住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里，月租600元，我的试用期公资是2000元，还整天加班。”
不会谈小说，但是碰巧瞅见一个错别字。。。。。。

X

然后就是现实，我不得不把姿态降低一点，我不怀疑不鄙视我的读者，但我了解他们。愿意和他们一起，从浅入深。

不鄙视读者我不知道是对是错，但把姿态降低已经是有了姿态，是在表示屈尊并给读者施恩了。反而王朔在这方面厉害许多，他在叙事角度上把自己当成“草根”但在见解和感受上非常“精英化”，我相信他是站在背后冷笑的那个人。而《诗集》这篇，显得贫瘠了。王朔的洞察力和思考方式都是他的才华，谈的这些不全是技术问题，是写作的问题。昨晚睡不着，多说了几句，也等你回来之后再聊。

蓝风

好喜欢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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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多 发表于 2013-3-8 08:08
回来了，继续聊。

关于树泳提的意见，接受同时略做一点解释，不是辩解。

嗯，你这篇作品不是那种拐弯抹角的作品，并且也保持一种通畅的叙述势态，气度也有出来了，这些是不差的，你应该也对这些感到满意和有信心。我在更大的范围内否定某一类写作，感到许多人尤其是才智不足的人将这种写法泛滥和糟蹋了，比如有的写得不好，就说王小波就是这么写的，但事实是没学到好的只学到差的又拿别人当挡箭牌。但凡是在别人搞不下去或者搞臭的地方，如果一个人能把他搞好，那也非常牛。我期待看到你牛和更牛的东西，我想这应该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