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诗坛

王敖

美国当代诗坛

周伟驰


　　美国诗在高度现代主义时期，争论是很激烈的，如威廉斯对艾略特的攻击，弗罗斯特对庞德、艾略特的不屑，庞德和艾略特对乔治朝诗风的革命性颠覆。到了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黑山派、垮掉派、自白派的革命，都以庞德-艾略特-新批评派写法为攻击、造反的对象。但随着六七十年代一些"写作间"的建立(从爱荷华大学开始)，运动就慢慢地减少了，诗人们仿佛学会了友好相处，不再具有那么多的野性。当代虽也有一些争论，但总体感觉仍是很"斯文"的。不像中国诗人，动不动就搞令人尴尬的人身攻击。他们的所谓"争论"，和当代中国比较起来，那是地地道道的绅士风度，只对文本发言的。

　　一个对立发生在七十年代崛起的"语言诗派"和八十年代后兴起的新形式派之间。前者系承纽约派而来。所谓纽约派，包括了柯克、奥哈拉、苏伊勒。阿什伯利也被拉人其中。语言诗派受解构主义文论的影响，热衷于在语言上变些花样。前辈诗人中他们奉阿什伯利为先驱人物。他们所受阿什伯利的影响主要来自后者的《网球场誓言》、《滑冰者》、《三首诗》这三本诗集，其代表人物有查尔斯·伯恩斯坦、迈克尔·帕尔默、苏珊·豪、林·贺吉莲，其中伯恩斯坦也是其理论鼓吹手。而新形式派则奉麦瑞尔秀前辈，对完美形式有所追求，其代表人物有布莱德·赖陶泽尔、J.D.麦克莱齐、玛丽·荷·萨尔特、玛丽琳·赫克尔等。

　　这二派互相敌视。语言诗派说新形式派为落伍的造句者，只求填满那些平庸杂志的空白和奖项，新形式派则反唇相讥，说语言诗派不过是在填补学院论文之空白而己。再延伸一下，一些新形式派攻击阿什伯利为"邋遢的后现代冒牌货"，而几乎所有的语言派都将麦瑞尔骂作"杰出的前现代诗体学指南"。其实阿什伯利和麦瑞尔二人本身都从三个共同的前辈奥登、斯蒂文斯和毕晓普获益良多。在他们的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三位诗人的影响。只是他们本人冲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去了。


　　虽然如此，总的来说，到了九十年代，诗人相处还是比较平和的，诗选也都趋向于折衷，二OOO年就出了三本相当于我国"九十年代诗选"一类的选集，诗人主体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中青年。其中有三人进了所有这三本诗选。就诗选来说，从地域(如芝加哥诗人)、群体(如黑人诗群、同性恋诗人)、流派(如垮掉派、自白派、语言诗派等)等不同角度加以编选的都有。一些名诗人的诗选集或全集，如弗罗斯特、斯蒂文斯，都是长销不衰的。

　　看到的另一个争论，发生在有名的女诗人里奇和诗论家布鲁姆之间。其实说争论也不对，因为我没有看到前者的回应(也许她有，但我没看到)。原来有一家出版社名为"斯克利布勒诗歌"，从一九八八年起每年都要出一本当年的《最佳美国诗选》，类似于我们现在搞得正火的《诗歌年鉴》，负责此事的编辑名为戴维·莱曼。每年的诗选都由他请一个名诗人来作客座编辑，进行选择，并作序说明选择的原则和标准。一九九六年的主选就是里奇。到了一九九七年，出版社再请布鲁姆从这十本诗选里加以提纯，作一个《十年最佳诗选》，算是对这十年来的一个大总结。布鲁姆在前言里毫不客气地将一九九六年的诗选批评了一通(不过没有点里奇的名)，没有从里奇编的这本集子里选任何一首诗，认为原选本没有一首是选得好的，绝大多数连诗都算不上。即使一些有名诗人的诗也从其他的年度选本里选，而不从里奇编的这本里选。看来矛盾很激烈。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我们先来看里奇是如何选的，其选择的标准从其所写的序里看得出来。里奇是老诗人，一九二九年生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一九五一年还在赖德克利夫读本科的时候，诗集《世界的一个变化》就被奥登选人了"耶鲁青年诗人系列"，一九六三年出了脍炙人口的《媳妇的快照》，至一九九六年已出十五本诗集，三本论文集，享有很高的声望，对诗歌也不能说不了解。里奇在导言中说，她编的这本年度诗选不在选什么"最好的诗"，而只是从一个写诗多年的诗人的个人眼光出发，从美国众多的刊物中进行筛选而已。看来她对美国当代诗的过分形式化和学院气不太满意，她引用奥德罗·柯德的话说，"诗歌不是奢侈"，反感那些重修辞的诗，她认为美国当代诗的危机就在于"意义的真空化"，就在于欺骗性的修辞剥夺了语言的意义。这样，她就看重那些跟当代美国的生存现状有着紧密联系的诗，而美国当代生存现状在她看来，当然充满了种族的、多文化的、性别的、族群的诸多矛盾。同时，她表达了对诗坛内部一些现象的不满，比如她说，无论是刊物的诗歌编辑，还是诗歌奖的颁奖者及获奖人，还是诗歌协会组织的成员，都是白种男人占了绝对优势。比如这个《最佳美国诗歌》的前九届编辑，就都是白人(六男三女，包括里奇自己)。这样怎能公平地反映美国诗人的现状呢?而白人的诗绝大多数都对生存矛盾视而不见，或者悄悄地掩盖过去了。因此里奇的诗选除了像以往那样也看了一些主流刊物外，还从各种平素难得找到的、类似我国的"地下刊物"里淘金。在这本诗集里，作者中少数族裔、女诗人、弱势群体数目不菲，而以前常进"最佳诗选"的一些老诗人，如A.R.阿蒙斯却不见了踪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里奇选诗的原则是看重诗歌的内容，她认为诗歌是生活的反映，生活有矛盾，那么诗歌里也要喊出来。那种看起来光滑、修辞技巧也圆熟的诗，在她看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也许反映了美国当代诗的一个困境，就是诗歌在深度上的减弱和在分析技能上的增强。也许诗歌纳入体制化的轨道后就必然如此，虽然也不是没有优秀的诗人在。这种困境我认为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了，那就是在部分诗人那里，高度的技巧是与内容上的空洞合为一体，成为硬币的正反两面的。不是有诗人开始喊："现在的诗都写得太完美了"，转而注意不完美的诗么?但在中国才刚刚开始体制化、技术化，还在与那种过分粗糙的诗作"斗争"，因此这还谈不上主要的困境，甚至还有点进步意义。因为我们过去不重视分析，现在引进这个，使大家的诗歌水平似乎普遍地提高了一个档次。我在耶鲁认识一个东亚系的美国学生，他说以前还写写诗，后来看到批评家们把诗分析来分析去，搞成了一种纯理性的分析，就觉得没法再写诗了。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弊端吧。诗毕竟不是光靠头脑，还要靠心灵，甚至天启的。否则写出来的东西，会比读哲学论文还累人。

　　布鲁姆堪称美国当代最大的诗论家，他于一九三O年生于布龙克斯，是靠研究雪莱和浪漫派起家的。在新批评派占领大学院校的时代，雪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低的，其地位提高的过程中，布鲁姆出了很大的力。布鲁姆在六七十年代写过一本论叶芝的书，将叶芝与哈代、斯蒂文斯并列为三个最大的英语诗人，远胜过艾略特、弗罗斯特等人。布鲁姆主要的诗学著作有《雪莱的神话制造》(1959)，《异象伴侣》(1961)，《影响的焦虑》(1973)，《误读图》(1975)，《诗与抑制》(1976)。一九九四年他将工作进一步放大，编著《西方经典》，确定经典的标准。布鲁姆长期在耶鲁英语系任教，是七十年代所谓解构主义"耶鲁四人帮"之一。上述《影响的焦虑》八十年代就翻成了中文，对中国诗歌圈子影响较大，堪称"焦虑的影响"。由于布鲁姆一辈子都在搞"经典学"，眼光当然高，是从经典的高度来打量当代诗歌的，而且他本人不是诗人，因此介入诗人圈子的程度应该不及诗人们自己深，也就是没有利害关系和亲疏关系，看问题应该比较客观一点，也可以做到尖刻。在为《最佳十年诗选》写的导言里，布鲁姆说，一九九六年诗选乃是他写这篇导言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那一年的诗选正好是"美学之敌"的主要代表。"美学之敌"指不是从诗歌本身的美学性质来看诗歌，而是认为在评价诗歌时，种族、性别、性向、族群和诗作者的政治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认为这在一九九六年的诗选里集中地体现出来了，他说那本诗选是"社会能量中最社会能量的"(对应于"最佳诗中的最佳诗")。诗人约翰·荷兰德尔在评惠特曼时曾说"诗如其名称，看似容易实则难"，布鲁姆认为，所有伟大的、优秀的诗人都是如此，但是，美学之敌的假诗歌则是看似容易实际上也容易。

　　"和惠特曼不同的是，它缺乏心灵"。布鲁姆这篇导言前面有一个极富刺激性的引语，即："他们有数量，我们有高度"。这话原是古代斯巴达将军临敌时说的。布鲁姆用这话来指"美学的高度"在质量上要远胜过那些"怨恨派"的数量。人说耶鲁是英美人文传统最后的大本营，果然如此。耶鲁强调读传统经典，确认现代经典。这和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正好相反，在那里萨伊德等人闹得正欢，后现代、后殖民、女权成果丰硕。


　　诗无论写什么，首先当然要成其为诗，这意味着它首先是一种语言艺术，有其独立性(自治)，有其独特的美学，比如对形式(格律、语气等)的要求。如果只是采用分行的形式将随便什么心中所想说出来，不注意诗的美学标准，那当然只是分行的散文罢了。布鲁姆坚持这一点，是在坚持诗的本质。任何认为只要诚实地、真诚地表达了心中所想所愿就是诗的，还远远达不到诗的标准呢。无论中外，报纸刊物上百分之九十的所谓的"诗"，若按严格的标准来看，恐怕都只是粗糙的散文吧；而那具备了诗歌外形的，又有多少算是真正的"诗"呢?

　　还是这套诗歌丛书，在二OOO年又作了一个二十世纪美国最佳诗人的选举。选举的程序是请一九八八年至二000年的十三位客座编辑每人评他所认为的一百年间最好的十五首诗，凡是至少有两首诗同时被选上的，就被评为最佳诗人。这十三位客座编辑是阿什伯利(1988)，多纳德·霍尔(1989)，乔丽·格拉汉(1990)，马克·斯特兰德(1991)，查尔斯·西米克(1992)，路易斯·格鲁克(1993)，阿蒙斯(1994)，理查德·霍华德(1995)，里奇(1996)，詹姆斯，退特(1997)，荷兰德尔(1998)，罗伯特·布莱(1999)，丽塔·都芙(2000)。但最后只有十一位编辑参加了评选，女诗人格鲁克和里奇均未参加。前者解释说，她认为诗人"不能"有所谓最佳的。其实她在当年作客编时前言中也说得明白，所谓"最佳"，无非是持一种诗歌理论的一个人或一个小团体、或一个心灵狭隘的人所认定的，这并不能真正决定被评出的诗的价值。因此"最佳"之说，令她觉得甚为"不安"。里奇对自己未参加这个活动则未作出解释，恐怕是布鲁姆一九九七年的话伤了她的心吧。因此她之未参加也可视为对布鲁姆的回答。

　　被选出来的"世纪最佳诗人"共有三十二位，其全部名单如下(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A.R.阿蒙斯、奥登、阿什伯利、贝利曼、毕晓普、温多林·布鲁克斯、哈特·克莱因、克利尼、艾略特、弗罗斯特、罗伯特·海顿、朗斯顿·休斯、兰德尔·贾瑞尔、肯尼思·柯克、洛威尔、麦瑞尔、摩尔、奥哈拉、普拉斯、庞德、王红公(即Kenneth
Rexroth)、E.A.罗宾逊、罗思哲、詹姆斯·苏伊勒、德尔摩·史华慈、威廉·斯德福、斯坦因、斯蒂文斯、沃伦、威尔伯、W.C.威廉斯、詹姆斯·怀特。
其中获得公认的有毕晓普、哈特·克莱因、艾略特、弗罗斯特、斯蒂文斯和威廉斯六位。还在世的有阿蒙斯、阿什伯利、布鲁克斯、克利尼、柯克、威尔伯(其中阿什伯利是评委中惟一获得被选资格的)。女性诗人有五位：毕晓普、布鲁克斯、摩尔、普拉斯、斯坦因。


　　评委中情况也各不相同，像霍尔、霍华德、斯特兰德只提名已故诗人，霍华德还只提名最好的书(诗集)，而不是最好的诗。另外都芙和格拉汉放弃"最佳"，主张用"喜爱的"或"伟大的"来称呼。

　　以上引用了《诗人和作家》杂志二OOO年最后一期的情况介绍，该杂志记者还敏锐地观察到，有一些名诗人未被选上，如肯明斯、罗伯特、邓肯、金斯堡，他们都只得到了一张选票。根本就未被提名的则有W.S.默温、查尔斯·奥尔森、乔治·奥本、安妮·塞克斯通。有人对"斯克利布勒诗歌"出版社搞这种评选活动感到怀疑，提出异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家出版社通过每年一度的"最佳"评选活动，倒是引人注目，虽然有哗众取宠之嫌，书倒也卖得不错，算是找到了传媒时代的一条活路。

　　在孔子、老庄的时代，哪里有什么评奖活动及其带来的一系列不自然的东西。古人写东西可以说是为己，而今人写东西恐怕大都是为人，像卡夫卡那样只为着自我的拯救而写作的人实在不算多。获奖恐怕在某些人那里也成了写作的动力之一，这种现象是可悲的。奖从来不会达到完全的公平，"完全的公平"是不是有一个客观的存在，值得我们怀疑。比如说诗的评奖或评选，评者可以划分为三类：泛文化人，如报纸记者、刊物编辑，可称为"传媒派"；专家教授，可称为"学院派"；诗人们自己，可称为"行业公会"。而每一派内部又都是分裂的，都各有自己的"最爱"。传媒派对于通俗易懂的、较实在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会有利，而学院派则会更注重于诗的美学价值，诗人内部的评论则肯定更为深人、细致。但是都有问题。传媒派的评选结果往往在美学价值上有问题，学院派的则经常会陷入僵化的唯形式主义，诗人们本身由于陷在各种利害关系中，我们有理由对他们的评价道德感到怀疑，他们本身并不是透明的，他们是有文学抱负的，都想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因此他们之间的相互吹捧或相互讨伐都是由"内行看门道"而产生，反而缺乏公平。不只在中国有这样的问题，美国一样，否则何来的所谓学院派与在野派之争?比如二战以后，对新批评派的批评就首先在《时代》杂志这样的传媒上层开，算是"传媒派"对"学院派"的批判。后来以"黑山派"和"垮掉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潮流在诗人内部造反，诗歌的美学评价不再统一，造成诗歌美学内部的分裂。在这种背景下，笔者以为，我们只能谈个人最喜爱的诗或诗人，而难以谈谁是最佳的、最好的，因为这个标准并不是客观的在某个文化的某个阶段，可能大家都会选择这个诗人而不是那个诗人，认为他说出了大家想说的，他说出大家都有的审美感受，因此人们普遍地喜欢他，比如陶渊明、杜甫之于中国古人，但这并不妨碍中国的一些"小诗人"比如寒山、拾得在日本找到知音。因此所谓"最佳诗人"似乎说成"最喜爱的诗人"更恰当，而这是与观众在审美传统、趣味影响下作出的约定连在一起的。当然，这个约定不是完全相对、完全无标准的，否则我们就会无法区别陶渊明、杜甫和二三流诗人的水平高下了，前面所谓"审美传统、趣味"就是想对这个标准作一点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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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

容我转到旅程上：）

横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读到“语言派”的代表作品《X》
虽然只是在介绍他们的文章里看了几个段落
非常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