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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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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侠客

Takicar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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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58:5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两种黄祸 　　　　　　　　　　　　　　　　　 　　第一种出现在书店里，我当时正在看《敖德萨的故事》（在去了几家不同的书店以后，我居然看完了这本书）。现在我要说的是：必然。《故事》必然会出现、出现在我眼前，因为它是原因——巴别尔的原因，也是《骑兵军》的原因。 　　合上了《故事》（这本书二十五块钱，还是很贵的），在回家的路上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它解释了我在《骑兵军》里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在看《故事》以前，《骑兵军》让我无所适从，觉得费解、乃至是恶心。但现在我从“我的鸽子窝” 　　中终于窥见了它的本质。巴别尔的骑兵军准确地说：是二十世纪初在罗斯平原上流荡的鞑靼人，在他们的心底里有着蒙古—突厥游牧民的一切感情。十三世纪的高原黄种人幽灵在巴别尔那里得到了复活，不、这不对；应该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在罗斯大平原上种下的种子，在经过了七百年之后，终于在巴别尔的心坎里重新发芽了！幅员辽阔的金帐汗国啊，拙赤子孙的殖民地；那些身上流淌着黄金家族的血液的可汗们，如今已经彻底消失了。但那些又脏又臭的鞑靼强盗却在巴别尔笔下重现了。蒙古人在这儿种下的“黄祸”就是罗斯人至今记忆犹新的“蒙古鞑靼轭”——即，十二月党人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独裁的“传统”。十五世纪的莫斯科公国由于仿效了它而摇身一变，成了沙皇俄国；而推翻“神圣的俄罗斯”的苏维埃也仿效了它，变成了共产帝国主义的“神圣的苏维埃”（插一句，由此可见共产主义也并不排斥帝国主义）。西方人士往往认为苏联改变了世界历史并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整个世界，那么这一威胁实际上来自蒙古高原。 　　　　　　　　　　　　　　　　　 　　鞑靼人曾不止一次地祸害了欧亚大陆的各种文明。这些居住在世界文明中心边缘上的游牧儿，整天价也就是放羊赶牛，过着物质和精神上极为贫乏的日子。 　　所以当他们发现可以用武力去征服富庶国家的时候，一种残忍便应运而生。这是一种不平衡心理、一种仇富心态；其表现就是“出于无知”的屠杀——格鲁赛这样辩解道。可这纯粹是无耻的诡辩而已。虽然野蛮征服文明的历史有三四百年之久，可这并不说明什么，充其量只是历史的倒退。故此，十九世纪克里米亚汗国的草原骑手终于被沙皇的火枪手所击毙。第一骑兵军的情形与此类似——至少在巴别尔的笔下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暴徒，即使有着一种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崇高感，但仍然不能改变他们破坏一切、毁灭一切的本质。这对他们是无用的。自然，用苏维埃的历史逻辑来解释，这就是“不破不立”。但跛子帖木儿早在六百年前就在波斯和中亚一带这么做过了。历史无情的证明了，帖木儿帝国只存在七八十年；同样的，历史再次无情的证明了，苏维埃也只存在了八十几年。野蛮和残忍是无法改变历史的（但是，帖木儿的一孙子巴布尔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尔帝国；苏维埃的亲戚在远东则建立了一个永恒的“共和国”），所谓“充满激情的历史”只能让我感到恶心。不错，这是我的历史观念：它不是由个别的、英雄式的人物填满的树洞，而只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组合成的无穷大集合。革命无法也无力改变任何事情；屠杀所带来的只是下一次屠杀的借口。所以，为了让所有的人生存下去，必须让英雄去死、让崇高感去死。 　　　　　　　　　　　　　　　　　 　　巴别尔在这里的作用只是无意识的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他并不是在揭露苏维埃意识形态的残酷和野蛮、并不在鞭挞曾经推行了几年的“共产共妻”制度（对此感兴趣的人可以找找这方面的有趣资料）。他不过是履行了他那自然主义式的文学使命而已，巴别尔并不渺小和可憎，但同时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伟大。 　　在我看来，他只是一个敖德萨的“鞑靼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间，他们走着一条最刚烈、也最戏剧化的道路——正如亚果达也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一样。 　　　　　　　　　　　　　　　　　 　　假如说蒙古帝国的专制主义是来自黄河流域的历史传统。那么黄祸的意义则绝不仅仅是一种暴力的冲击。作为第二种“黄祸”，它与第一种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我贬低与自我奴役。黄种人并不总是乐于做统治者，其实他们更愿意做奴隶，所以当代的西方国家特别厌恶来自东方的劳动力——他们吃苦耐劳、他们勤奋、他们任劳任怨……但西方人、尤其是咱们的“工人阶级”兄弟却异常的憎恨这些优点。正因为这些“优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劳工更具“竞争力”，只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能干最累的活儿。而我在面对这些报道和评论的时候，却并不感到反感。的确，由于那些需求最低的劳工的存在，当代资本主义大有倒退至奴隶制的可能；甚至经过了三百多年风雨沧桑的西方“民主”也大有倒台的危险。这些中国劳工、这些中国人以及他们的亚洲兄弟们，只为了一顿饱饭，便可以做任何事情。对面这些，资本家们的脸上乐开了花。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又可以以最低的成本去赚取最大的利润了。包身工仿佛又回来了，资本主义仿佛又可以重温“伟大的黄金时代”了，他们似乎终于可以从宪政法治所制定的人权、商业法、劳动法等紧箍咒下摆脱出来了。这样的劳工哪个资本家会不喜欢呢？然而中国劳工及其兄弟们实际上是自愿这么做的；或者说是被迫自愿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生存、并找到饭碗。所以，他们才拼命的偷渡、做黑劳工。 　　　　　　　　　　　　　　　　　 　　我们应该冷静的看待这一切，因为这种“黄祸”不仅出现在外国，也同样出现在中国的各个大城市中。而这就是中国决不会进步的根本原因——人口的压力，人口的增多必定使就业环境大打折扣，必定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我可以负责任的这样论断：我们中国一直以来都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经典样本。不过《人口原理》充斥着伦理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学公式。可是，它分析的基础却是正确的：适应论。 　　　　　　　　　　　　　　　　　 　　也就是说，人口基数的的确确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人口的增长量，它会使最一般分配也趋于零。人口学家认为中国只适应六亿左右的人生存；而我们现在却有十五六亿。光是这样说说就已经叫人不寒而栗了，故此，中国人就不得不以食为天了；也就不得不吃老鼠、吃果子狸以及一切能吃和不能吃的东西。所以，我们再去责怪广东人的“口无遮拦”就显得有些心虚了。在可怕的人口压力下，“暂时做稳了奴隶”必然是不可遏制的趋势。为此我不得不承认“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穷人的生活会很富裕，人口会迅速增长。在主要从事商业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利益相对来说则少得可怜，因而人口的增长也很慢。”这样的说法。这并不是说穷人是人口增长的主体人群，而是指与经济模式配套的人口模型。 　　　　　　　　　　　　　　　　　 　　07.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