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欲火犯》

劈头士

    我看到工友小平的嘴巴开合不定，却没有声音。
    我不会读唇语，小平也不会。我不是聋哑患者，小平也不是。我推断：他正同我说话，所依据的推断要素包括：他面向的角度、口轮匝肌运动幅度、休息室光照条件。如果换一重视角，小平看到的则是我头戴一副简易海绵耳机，对他抛出的问题，咬紧牙关死不吭声。
    没错，我不愿意摘下耳机，不愿意退出耳中的世界。那个世界有军靴蹬踏，有日耳曼人用巨石战车冲撞城门，有烧杀掳掠，有血流成河，有我的存在。而摘下耳机，只剩下喝水的茶缸，身上的物业制服，还有眼前的小平。在摘下耳机的世界，我无比木讷，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我不愿意接下去都这么在“我”和“小平”的视角之间切换，小平只是我故事的配角，可有可无。比如，摘下耳机以后，我会说：“你说什么？”
    小平会说：“我不停地问你，你他妈在听什么？”
    “Rammstein。”
    小平脸部的四十五块肌肉会表示出他困惑，他会问：“什么玩意儿？”
    “战车乐队，一支德国的工业重金属乐队。”然后，我会给出详尽解释：“Rammstein没有音译的中文名字，因为其中的‘Ra’需要发出一个小舌颤音，所以念出来都有难度。”
    省略号。省略号。
    你瞧，小平的一言一行我都可以推想出来，他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他不过是华生之于福尔摩斯，或者黑斯廷斯之于波洛，是引出我话头的一个话筒罢了。我的医生说我之所以会得失语症，恰恰是因为用推算的世界代替了真实生活。
    这套老生常谈，我想象中的医生早就说过了。

    想象中的医生还对我说过，如果我始终对别人充耳不闻，别人也会把我当做不存在，久而久之我就可能真的不存在了。这一点，他说的有些道理。我就给小平的存在空间找到了一种历史归属，历史要退回到1994年。
    94年，我在家闭门造车。那时，我对香港的概念仅限于香港脚。我认得最多的人群是小学同学，里面没有一个叫小平。三年以后，我复课返回课堂，认得的同学全部消失了，我仿佛陷入一场阴谋当中。一天，整座学校都在播放追悼小平的广播，教室里的电视机自动打开，里面有条条横幅。上面写道：小平走好。就这样，我认识了小平。后来在物业混日子的时候，我又一次遇到了小平。我对小平说的第一句话是：“好久不见。”
    我摆脱不了一种“今夕是何夕”的感觉，或者“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感觉，或者“故人西辞黄鹤楼”的感觉。诗词成语，从来用不准确。
*      *      *      *      *
    “你说什么？”我摘下耳机。
    “我不停地问你，你他妈在听什么？”小平说。
    “Rammstein。”
    “什么玩意儿？”
    我笑笑，摆弄手里的耳机，那是我拿烙铁组装出来的，漏音漏得厉害。事件沿着轨迹，就像水金地火木土围着太阳转一样确定。
    小平继续说：“你喜欢劲爆的音乐，应该去酒吧混。”
    我笑笑。有些人总会把金属乐和DJ舞曲混为一谈，正如有些人总会建议我喝可乐。
    我说：“不会喝酒。”
    小平说：“你用可乐冒充威士忌呀。”
    我笑笑。想象中的医生告诉我，如果我又分不清想象和现实，我可以微笑。两个世界中的人们都不排斥微笑。这一点，他说得也有些道理。但是我笑久了，面颊会僵硬，这是理论难以兼顾的偏差。
    我起身去扛人字梯。“我去会议厅再装个门阻。”

    大楼高7层，总共154间房间，连带卫生间和消防通道，需要安装172个关门缓冲阻尼。正常情况下，安装关门阻尼要二人搭档，否则液压缓冲块一旦装上，门就会自动闭合，接下来拧调速螺丝、装直杆摇臂就格外麻烦。但是我喜欢独自工作，一个人的时候，我戴上耳机，回到雄壮的世界构架中，或者回到94年。

    那年，我之所以说闭门造车，因为我的确徒手造出一辆车。不过，父母都不相信，他们草率地断定我生病了，于是带我去看脑壳。医生也不相信我造了一辆车。
    医生说：“好孩子不能说谎哦，告诉阿姨，为什么说自己造了一辆车呀？”
    我说：“我没有撒谎。”
    医生接着问：“那小朋友你把造的车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我不想被医生小看，就把藏在头发里的轿车拎出来。我造的汽车也有四个轮子，并不比任何一匹马或者一头驴少什么零件。医生端详着车，以及我的头发。
    这时，想象中的我第一次和我说话了：“你告诉医生，别假模假样。战国时期的成语叫闭门造车，当时的人连最基本的圆轮都打磨不出来，关键在于祖冲之还没花心思算圆周率。现在我们有圆周公式，造车不在话下。”
    我不能照样告诉医生，她会发现我是神童。我发动轿车，车的动力来源是汗水、头皮屑，或者人体新陈代谢的所有遗物。我也没法向医生解释这些，她又会以为我是天才，我是这么想的。
    医生说：“小朋友，这么好玩的玩具是从哪里买的呢？是不是用零花钱偷偷买了，不敢告诉爸爸妈妈？”
    我和想象中的我都盯着医生，拒绝再和她说话。为此，我吃了三年五颜六色的的药片、胶囊、汤剂。
*      *      *      *      *
    我登上梯子，以灌篮的视线俯瞰会议厅，估计坐得下二百人。单位开全员大会就在这里，大家正襟危坐，听主席台上领导讲话。小美说过，领导都很呆，下属都很傻。小美是服务员，见过世面，我们这些物业维修人员没有机会。
    我想象自己坐在主席台上，大家等待领导最后的重要指示。我微微一笑，说：“重要指示谈不上，就简单说两句。”然后，我想象不下去了，想象中的我哑口无言。大家都看着我，我沉默得莫名其妙。在现实中无能为力的，在想象中亦然。
    我说：“做了领导也不知道怎么说话，真滑稽。”
    想象中的我说：“算了，还是安分听歌吧。”
    想象中的医生说：“你童年就有疑似病史，看起来这次是童年积聚的爆发，心因性的可能比较大。”
    过去诊断我患失语症的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当时我想反驳，放你的春秋老臭屁。可惜当时我无法加入交谈。我确凿无疑地失语。
    我和想象中的我，我们都只在听战车乐队的过程中才感到自在。
    想象中的我说：“我想去看战车的现场演唱会。”
    我说：“他们不会来中国，有人说他们是新纳粹。”
    想象中的我说：“那你看过他们的现场录像吗？”
    我说：“何必呢，歌是用来听的，我都不知道他们的模样。”
    想象中的我沉默。

    我拧紧调速螺丝，下梯子看音响室的门关闭是否顺畅。想象中的我突然尖叫：“就是因为你，你不去看录像，我就没法去现场！”
    “别逼我。”
    “狗娘——”
    我把想象中的我关闭了，有时候不得不如此，哪里都没有一个人的空间。
    音响室的门开了，又慢慢合上，很平静，速度适宜。我想戴上耳机，不过门快关闭的时候，我滑进了音响室。
*      *      *      *      *
    回到休息室，我从头发里拿出小轿车玩耍。97年以后，我没有新的作品，硕果仅存这辆车。父母一次也没能捉住它，它就长年在我的头发里穿行。
    我说：“小车兄弟，你猜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事件发生的同一时刻，小平会在休息室打电话，小美会在楼下泡水，二百名同志会在正襟危坐。倘若领导找到我，我会承认这是我的主意，被逼无奈。倘若真相只有一个，那我会说，凶手其实是想象中的我。想象中的我就想着找一片空旷的广场，或者一个废弃的仓库。开放所有高音喇叭播放《Nebel》、《Adios》、《Mutter》、《Amerika》、《Ich Will》、《Sonne》，将地面上的砖震得四分五裂。
    浅初说过，梦境里都是自我接纳以外的“不法分子” ，被镇压囚禁着，吐露梦境就是帮助他们越狱。我想说，其实更像是假释他们，否则他们聚集在心里东凿西挖，把墙壁越啃越薄，最后统统跑出来，控制我的大脑，支配我的手脚。
    “我是无辜的。”我会义正词严。

    每一个纵火犯都会在逃逸后回到火场，驻足赞叹冲天的火炬，还有里面的惨叫：“Eins, zwei, drei, vier, funf, sechs, sieben, acht, neun, aus！”我听得明白这句，里面叫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出去！”。至于后面的“Alle warten auf das Licht。furchtet euch furchtet euch nicht。die Sonne scheint mir aus den Augen。sie wird heut Nacht nicht untergehen。und die Welt zahlt laut bis zehn……”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许是一串密码？想想吧，想想而已。

Juneau

这个，真是片断了。

“工业重金属”和“新纳粹”都只是在脑子里过过而已，要真放在实际，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