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调侦探

LeoYwahn

                                                 蓝调侦探


    我第一次见到赵夏洛的时候她是事务所门口的一个黑影。又向前走了几步之后，我才看出她是位年轻的女士——我记得当时她面向街道站着，背几乎贴着我们的那面破门。渐渐地我看清了这个美人的侧脸，不过是耽误了一会儿才观察到，对于需要我们帮忙的这件事，她既不为之着急，也不为之担惊受怕。我心里想，这样最好。
    唱片商店的老板透过玻璃窗向我打招呼，同时一辆拉风的新款福特车在前方的十字路口摇摆，而我呢？我沿着墙跟走，让夏洛挡在我的正前方——我自认这是一种提醒她的方式，就像是在说：“我就是这事务所的人。”然后你确实转过头来看我了，用一种——当时我为了让自己觉得满足我把它看作是——期待的眼神。我迎着这眼神走到你跟前，说：“你看，我们并不是早起的猎人。”
    夏洛轻松一笑之后说：“但我确信你们能帮到我。”我感觉垂她头两侧的卷发松懈下来了。她有一双绿色的眼睛。
    大多数早上，孙贝奇会第一个到。她打开所有的窗户，花几分钟收拾干净屋子，并为我们准备咖啡；之后，她就坐到她的办公桌（也算是我们的“前台”）前处理遗留的琐事，或者阅读种类繁多的书——如果是时尚杂志，她会羞于让你看见。
    我打开门锁请夏洛进去。她把我们的会客室扫视了一圈，然后挑了一张沙发径自坐下。我告诉她稍等一会儿，并给她指了指她身边的书柜。我记得她这时仿佛要弥补什么似的羞怯地笑。她说谢谢，但并没有碰它们。
    我打开所有的窗户，然后把里面两个屋子的纸篓拿出来放在门后。我问她是否喝咖啡。她转过头来看了我几秒钟，然后像是刚刚反应过来一样追赶着说：“哦，有可乐吗？”自我打开窗户到这一刻，她都心不在焉地望着街道。
    我从挂在墙上的储物柜里拿出一瓶可乐和两个杯子，倒好递过去。她接过杯子，顺势就举到嘴边喝了一大口。看到这一幕我忍不住笑了，但紧接着就把它消解成一个礼仪性的微笑。
    “您怎么称呼？”
    “我叫赵夏洛。”你说。
    我自嘲地开玩笑说我叫刘华生。你竟然信了。
    “我向别人打听的时候，很多人都向我推荐你们俩。”她说。
    “所以现在我们得等等另一个人。我得让他听到您的第一次叙述。”我说。
    夏洛表示理解。接着我好奇地问她案子的类型，她想了一会儿说大概算是是失窃。看到我点头后，她坚硬的上眼睑一下子变得柔软了，开始得意地微笑起来。我总觉得观看夏洛的脸庞上发生的各种变化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它们就像一位极具个人风格的大画家在展现对同一个形象的多次研究，或是一部交响曲中同一个主题不断变换着重现——不过古典音乐是钱安东的心上人，我则是个流行乐迷。这也是我在那个早晨例外地早到的原因：我想用钱安东那台昂贵的唱机放纵地听几首流行歌曲。
    后来有人推门进来，我从脚步声听出是贝奇。那声音肯定有某种特点，足以让我听出主人是谁，但不足使我确切描述出来。发现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客人，她显得很意外。但当她注意到桌子上的两杯可乐的时候，便转而用女主人式的责备的眼神看我。我快活地接受了它，接着就把我们这位可爱的助手介绍给了夏洛。在话尾我给贝奇使了个眼色，然后便起身，让她坐在我的位置上。
    “早上好，赵小姐。 ”贝奇看起来神采奕奕。
    “第一眼看到您这条黑裙子，我就迫不及待地也想拥有一条。”我记得那天贝奇穿的则是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头发全部被弄到后面扎成一个小球，以致她的眼睛看起来格外的大。她热切地和夏洛聊起了各种话题，以便让客人不无聊地度过安东到来前的这段时间。其间她为客人上了咖啡，并把我的那杯可乐和一个鬼脸带给了在房间另一头的我。我正站在我钟爱的唱片身边——无法播放它们的话，光是看看那些别致的封套也很让我满足。
    大约九点钟的时候，钱安东到了。我们便开始干活了。


    我记得钱安东站在我的左前方，靠着办公桌居高临下地对夏洛说话，让她叙述事情的经过。我则伏坐在那儿，看起来易于亲近，确保我们的委托人不会太紧张。
    夏洛在我们笨重的三抽屉档案柜旁边坐着，显得格外轻巧。在屋子里我右边的一角还有一张桌子，是安东的办公桌；为节省空间，两张桌子垂直摆放。房间的另一半则略显空旷，除了贝奇放在那里的一盆芦荟和另一盆我不认识的花，就只有挂在那面墙上的一幅装饰画。那画是安东去年在滨河路上的一家家具店里买的，画的是海景。据我所知，在城里大部分其他事务所的墙上都会有一些主人与各路名人的合影或是荣誉书、感谢函之类的。这样的东西安东有很多，但他一样也不挂。
    夏洛放下扬起的脸庞，朝我看来，然后，就在她目光这样不断的游移中，我听到了这把会吞拨片的吉他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三天前，也就是这个星期二。那天我到家时，发现门上的锁被撬开了。但当我赶紧进到屋子里时——”
    钱安东发出“哇”的一声打断了她，然后请她继续。即使他背对着我，我依然能想象出从他紧紧皱起的抬头纹里挤出的表情。
    夏洛不知所措地看我，我夸张地耸了下肩，向她表示不要担心，一切正常，并抬手示意她继续。然后，在下一个瞬间，当我看到她微微张开嘴轻吸一口气，准备再次开口时候，我感到了那种被信任的美妙感觉。
    夏洛进到屋里，没有发现异样，似乎一切完好无损，甚至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随即她单纯地认为可能是窃贼没发现值得偷的东西。当晚，她赶紧找人重新装了锁，而后这件小插曲似乎就结束了（夏洛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安东把左手背在后面，用中指敲打着我面前的桌面）。而在昨天，她忽然发现她隔几天就会弹弄几下作为消遣的吉他不见了。联想到之前的事，夏洛认为它被偷走了，而我们要帮她找回来。
    听到这里，我来了兴致，因为吉他是我很熟悉的东西。
    “我猜测那肯定是一把有一段历史或是出身名门的古典吉他。”安东说。
    但夏洛否定了这个我看来也很合理的推断，说它就是一把“随处可见”的木吉他。
    我记得这时安东第一次扭过头来看我，带着怀疑的表情——他即使不笑也有很明显的法令纹——但我不予理会，当时我想的只是让夏洛觉得我并不是这个怪侦探的同谋。而且，他总是把流行音乐比作“儿童的娱乐”。
    “赵小姐，你知道雇我们的费用吗？”安东问。
    “这个我知道。我问过别人。”夏洛说。
    “那么，这笔钱绝对够你买十把那样的吉他，如果它‘随处可见’的话。”
    不过夏洛说这把琴是她哥哥送给她的，所以对她格外重要，她愿意花很多钱找回它。这些话出乎我意料被她用一种严厉的口吻讲出了来，并且提高了音量。但紧接着，她的脸颊就染上了两抹绯红。
    “但是，在我们尽力之前，你对我们交代的必须有更多。”安东不依不饶。
    夏洛愣住了，我猜她理解不了安东的话的意思。
    “赵小姐，如你所说，整个事情是这样的：一个‘眼光很高’的贼潜入你家，偷走了这件无价之宝——它对你来说确实如此，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对这位贼先生来说它同样贵重。你能告诉我一个吗？一个就够了。”
    你似乎听不出安东话中四处流溢的冷嘲热讽，想了几秒钟后你说：“这样说来，确实有一个理由。”
    听到这里，我一下子专注起来了。我猜钱安东也是。
    “它有时候会吞拨片。”
    我永远忘不了夏洛说这话时的表情：又细又弯的眉毛使劲向上挑着，下垂的睫毛连续呼扇了几次，唇角则密不透风。
    钱安东毫无意外地一阵大笑。我则接过话茬问她什么是吞拨片。
    “就是有时你弹奏的时候，拨片会不可避免地从手中滑脱，从音孔掉入琴箱里。而且掉进去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你说‘找不到’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消失了啊。就是这样：拨片掉进去的时候，你听不到它触到琴体的声音。你摇晃琴箱，仍听不到任何声音；你把琴倒转过来，也什么都倒不出来——当然你伸手进去摸也摸不到——总之就是，它不在里面了。”她说这些话时的语气就和她之前在说她裙子在哪里买、多少钱时一个样子。
    安东又转过头滑稽地看我。但我决定继续问下去。
    “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种事？有什么特定条件还是经常？你提到过‘不可避免’。”
    正是这时夏洛第一次提到了印在琴背面的那段乐谱。
    “我不知道是用什么印上去的，现在依然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就是，每次弹这个曲子，这件“小意外”一定会发生。我知道你们肯定觉得难以置信，但每次拨片滑落时手上的那种感觉，甚至心里的那种感觉，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也难以描述。现在只在有客人来的时候，我才会把它作为一个神秘的保留节目来表演，毕竟这样的表演消耗拨片。当然，如果用手指弹的话，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我还不会。”说完她很开心地笑。
    我看到安东稍稍变换了一下姿势，然后插进来问夏洛家里是否经常有客人。
    “嗯，是的。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人们有时到我家聚会。”
    安东问是什么杂志，夏洛说了一个我们都没听说过的名字，但我讨好地说对它有点儿印象。
    “噢，请您稍等一会儿，我听到孙小姐在叫我们。”安东声色俱到地说。
    然后我有点不情愿地跟他出去了。在我关上门之前，我曾充满歉意地寻找你的目光，你则稍微前倾着身子向窗外看。
   

    安东对整件事情的怀疑，除去后面的荒诞部分，还有两处：“第一，设想你是位女士——即使不用这个假设也行——你晚上回家，发现你家的门被撬开了，你的第一反应是直接进去检查什么被偷了吗？第二，当你发现一切安然无恙，你会怎么猜测潜入者的动机？这时你依然敢接着在里面住吗？”说话的时候他在书柜和唱片机之间缓慢踱步，只是偶尔看我一眼。
    “我不认为这里有什么阴谋。赵小姐可能只是太天真了。你知道有这样的人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嗅觉灵敏，做事老练的。”我瘫坐到沙发上，向前伸展开腿。我看到对面服装店刚刚把他们华丽的橱窗露出来。
    “你也承认我嗅觉灵敏。”他还是摆出那老一套的笑脸。
    “即使她在说谎，那么编出这样漏洞百出的谎话不正仍然说明她的天真吗？我们应该帮助天真的人……如果有阴谋，它总得到来，我们总得应付。”我的话没有逻辑，但是说得义正言辞，我自认极具感染力。
    “你这个多情的人。”他毫无顾忌地咯咯笑。
    “况且我相信她的话。”我说。
    “你相信每个人的话。”他说。
    “那我们就按老办法。听听贝奇的意见。贝奇！”
    “什么？”安静地在打字机前看书的她抬起头来。
    钱安东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孙贝奇，给赵小姐准备一份合同，最常用的那种。”
    接着我们进了办公室，回到夏洛那里。她还坐在那椅子上，大概没动过。
    安东问了下她朋友中有没有做音乐器材生意的，得到否定答复后，他告诉夏洛所有问题都问完了。
    “您可以留下一张名片，然后去忙自己的事情了。我们会尽全力替你找回您的东西。现在，我们稍等会儿孙小姐。”


    吃午饭的时候，我问钱安东关于这案子有什么头绪没有，“或者至少，我们有一个入手点吗？”
    “源儿，整个古城区大概有多少家乐器店？”他反问我。
    我让所有的街道在我脑海中排列起来，一家一家地数了下：“大概十八或十九家。”这一方面我确实很熟悉。
    “不过，我不觉得他会这么快就把这件赃物出手。”我表达我的拙见。
    “不，不，我们要查看一下所有这些乐器店最近是否有人买走较多的拨片——从她所说的看来，这就是最理合理的切入点。”
    他的话中并不带什么明显的嘲笑，毕竟这样的场景我俩都已熟悉了。但这次我依然免不了地一脸窘相。安东直勾勾地看了我一会儿，说：“我总搞不懂最初是如何看上你做我的搭档的。”
    我耸了耸肩。我总是猜测大概是因为我以前在警局做事。
    “十八九家的话，今天下午就可以转个遍。”他说。
    “但我想，不一定非要是古城区的吧。”我说。
    “当然。也不一定是她的朋友干的。但很大几率就是住在我们城市里的人，照你算的，城里也总共也只有不超过一百家器材店，所以要查个遍是行得通的。你知道，我们也有很多朋友的。不过另外，我还想让你知道我依然不相信她的话——只是她给的钱需要我们这么做。”
    随后我们就开上安东的那辆老旧的道奇车，把整个古城区转了一圈。因为我和大部分店主都很熟，所以每次都由我来询问。但我想，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看到了颇有名气的钱安东的光临才认真地对待我的问题的。尽管如此，我们一直问到了第九家店，才看似有了一点苗头。在这之前，安东一直为我们打气：“你看，这说明，一个人一次买七个以上（这是他定的边界线）的拨片就已经是很罕见的事了。所以，当我们一旦找到一个这样的人的话，希望就很大了。”
    在光明路的这家叫做“迷幻节奏”的店里，大腹便便的中年老板给了我第一个肯定答案。
    “噢，老李，你是说‘她’？”我赶紧追问。
    “对，一位年轻女士。非常迷人。她一下子问我要了十个。”他说话的时候，习惯于反复摸自己的鼻翼。
    “她长什么样子？”我很激动。美人的话老李应该能清楚地记得长相。
    可是，几秒钟后钱安东就不耐烦地把我拉出了店门。我挣脱开来，弄不明白状况。
    “我的卡萨诺瓦，你怎么了？已经连赵小姐的样子都记不住了吗？”他呲着牙笑。
    我不再说话了。但我没有忘记你的样子。
   

    又转了四条街，希望越来越小。坐在副驾驶位的钱安东在不经意间告诉我，他妹妹昨天刚刚生了个女儿。我很吃惊。随后他一直叙说孩子出生之前和之后的各种琐事，神色与语气中夹杂一种我很少见到的温柔与好奇心。他讲孩子那把眉毛和头发连在一起的茸毛，麦粒一样的指甲，皱皱的膝盖和弯曲的小腿——更多带着一种惊奇而非喜悦。我答应他改天去拜访“小姑娘”。
    “希望你有机会看到她刚醒来时手臂摆动的样子。”他神秘地说。
    之后没多久，我们终于在白鸽大街的“扫弦！扫弦！”里找到了重要线索。有人在前天一下子买了二十五个“最便宜的那种”拨片。我们两个为之一振。
    “你记得他长什么样吗？”我问，同时拿出了小记事本。我心虚地看了眼安东。
    店主像是没听到我的话，依然低头在一张什么单子上写字。我们试着等了一会儿后，他轻声叹气然后抬起头看安东。
    “他说你是钱安东，就是“那个”钱安东吗？”他向外鼓起的眼球配合巨大的眼袋使他看起来无精打采。
    “是的，先生。”我听出安东警觉了起来。
    店主就那样盯着钱安东看了一会儿，然后从我手里拿走了那小本子：“我希望这孩子没有做出什么不可容忍的事情。他叫周达西，这是他住的地方。”他翻过来在最后一页写了一串东西。
    “我向您保证他没有。你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吗？”钱安东赶紧说。我们俩都觉得很感激，同时也很兴奋。
    他用长满色斑的手向我们指了指他身后的照片墙上的一个正在弹一把电吉他的快乐的年轻人的照片：“他说他为附近的一家工厂干活，卖汽车零件。每半个月我们店里有音乐派对的时候他也会来和我们一起表演。”说完他就没再搭理我们了。
    钱安东上前去，细看了下那张照片。照片里他确实是用拨片的。


    随后钱安东说他晚上会去搞定这件事，我说好。他似乎已经确定这个叫周达西的就是我们要找的小偷。我不知为何，也不知他对整件事是否已经或多或少地相信了。
    对于这类精细的行动，他总是按老一套方法进行——也就是会一个人去。对此我表示理解，毕竟这对我没什么坏处，而且安东一个人总是能像他说的那样把事情搞定，并且做得毫无瑕疵。
    不过，这次却出了差错。
    他到达苇风巷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那是幢两层的老房子，周达西的房东住在楼上。安东绕到房后，发现一间拉着窗帘的屋子里有灯亮着。他伸长耳朵听里面的动静，然后发觉正有不高不低的琴声传出来。（“你说琴声，是指吉他声吗？”我问他。他紧张地点头。）
    然后，他就呆在那里听。那是一首典型的十二小节蓝调（“它是G调的，这就是我现在唯一能记着的了”），被（有极大可能性是）周达西（的人）用一把木吉他重复弹奏着。钱安东深深地被这曲子吸引了，或者是被紧紧揪住了（“我感觉有云经过我的大脑从头顶升出去，有土经过我的双腿，从脚底流入地下。我一步也动不了，因为这个与大地的传输过程正在进行中；而我不知道脑袋能动不能，因为我没有试。”——我不相信他真的动不了，我想这些话只是他对自己当时的感受的一种过于夸张、过于浪漫的说法；我有时也会为一个突如其来的乐句浑身颤抖，但最多也就到此为止。）。后来，弹奏结束了，钱安东终于能“活动自如”了。他看了看表，过去了大概十五分钟。他又安静地等了一会儿，看到屋子里的灯灭了，他就走了。
    “你是说你连他的脸都没看见？”我对他所说的昨晚发生的事情难以理解。
    “恐怕确实如此。但我想屋子里面的就是他没错。”他躺在会客厅的宽沙发上，无辜地看着我。他的皮鞋没有擦，灰外衣的下角几乎蹭着地面。他在害怕。我不知因为什么。
    我想了一下，把语气里塞满诚恳与关怀地对他说：“你觉得不舒服的话可以休息几天，甚至几个月都行。四处转转，听些你喜欢的音乐会。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
    “不，我没事。今晚我会去结束这个案子——我会敲门进去，把赵小姐的东西拿回来。”我发现他似乎在恳求。这让我为他担心。
    然后几乎一整天他都这样躺着，什么也不干，其间貌似拿了几本诗集翻看。唱片机里不断重复播放着一张前奏曲合集，贝奇时不时用用关心的眼神看他。一直到了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他才猛地一下起身前往苇风巷。
    可是，这天晚上他再一次躲在房后，无所作为地呆到很晚（“不，不，源儿，那里一定有某种超自然的东西，我觉得不能行动也不用行动……而且那会儿我感觉好极了。”）。现在我总是相信，当时我在窗边窥到他开车门的动作时，就已经知道他当晚的结果了——而且在车发动前，他在里面坐了太久。
    他对我说话时候，我觉得他全身都塞着了一种自我怀疑。这怀疑萦绕在他的内心，然后顺着血管蔓延，接着这东西从他体表迸出，撞到墙上，最后又弹回到他身体里——这是非常危险的。他表情痛苦地向我承诺：“明晚我会的。如果搞不定，我打电话叫你。”
    我含糊地笑了一下，不敢有过多的表示。后来为了让他放松，我提议明天他可以陪我一块儿跟踪那位吴先生——按照他夫人的委托。他表示很愿意。


    那天早上，我们不到八点钟就在离吴先生家大门十多米的地方等候。
    “昨晚睡得好吗？”我问他。
    “很好。”他看起来听起来都闷闷不乐。
    八点半的时候，吴从家里出来了。待他把车开出二十多米后，我们才开始不动声色地跟上去。在奇迹街我们只需保持大约十米的距离，而上了喷泉路后，得至少二十米才合适。我小心地控制着我这辆八成新的大众车，尽力避免出差错。安东渐渐地也显得投入起来了，时不时为车道的选择和跟踪时的伪装提建议。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之前我一切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他大概完好无损。
    车开到胡椒路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严重的堵车。它来得毫无征兆，当安东气恼地提醒我时，我们就已经没有退路了——当然，只要吴的车还在前面，我们也没理由调头。安东把身子往椅背上一甩，就一动也不动了。
    在我把车往前蹭了十几米之后，我耳朵里开始听到音乐声，它大概从前方没多远的地方传来。渐渐地我分辨出那是“滚动甲虫”乐队的歌曲。同时，我察觉出街道上的异样：不只车在堵，路两旁的行人也堆了起来。不管怎样，音乐还算不错，我想，有点儿像他们的现场表演。然后我有了一个极其大胆的猜想（“源儿，再前面一点不就是……”——是的，其实是安东提醒了我）。
    我在一种谨慎的兴奋中又等待了一分钟后，庞大的车队仍然没有一丝要出发的意思，于是我下车到路边打探情况。我在那由人群组成的的长蛇的尾巴尖处得到了从大脑传来的信息：“滚动甲虫”乐队正在他们的唱片公司的楼顶开一场小型演唱会。而我的猜测是他们正在路中间表演——这想法确实过于大胆了。
    我回到车里，把这消息分享给安东，然后咒骂这不合时宜的堵车，同时希望表演能持续得长一点。
    “你是说这场交通灾难的罪魁祸首竟然是这支足以代表我们国家的伟大乐队？”钱安东挤眉弄眼地说。
    我起先因他说这话的语气觉得不开心，紧接着我也困窘起来：有演出，有堵车；没演出，没堵车。这样想着，我甚至开始不讲道理地感到深切的绝望。
    “你看那辆车——”我突然听到安东说。
    顺着他细而长的中指发出的那条线，我在我们右前方的车堆里挑选目标。
    “你是说那辆洒水车吗？”
    我说话的时候，安东紧张地看我——没有看我的眼睛，大概他盯着的是我的嘴。
    “噢……对。”他又抬头去看那辆车。
    “怎么了？”那就是辆很常见的绿色车身、白色储水桶的洒水车。
    见他不再说话，我就继续去祈祷“交通之神”能有所作为。
    “这是我第一次见这玩意儿。”他忽然说。
    “见什么？”我问。
    “洒水车。”他把这三个音发得特别清晰。
    “你第一次见洒水车？”我这才看出他此刻兴奋地有点不正常。后来我猜他当时应该就和在现场看“滚动甲虫”演出的我一样。
    “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东西。之前我只是知道有这种车，也见过被它打理过的路面，仅此而已。”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随后我觉得这很好笑，就问他是如何做到的。
    他转过头来一愣——大概他自己也觉得无法相信——然后便把视线藏到一个角落里，安心地回想着什么。我让他自己呆着。
    我随大家把车往前移了一截之后，便下车登上了前面那辆崭新保时捷的车顶，接着踏过其他一个个车顶。伴随着咣当咣当的响声，那些娇贵的车顶被我踩出一个个脚印。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我敏捷地跳上一辆可口可乐运货车的高高的仓顶，“滚动甲虫”们正在表演着的《让它跳动》也在那一刻到达了它的副歌。我激动地唱起来。
    “我记得小时候每天早上去上学的时候，一走出巷子就看到整条街都是湿的。我问是谁洒的水，别人就告诉我有这种专门洒水的大车。”钱安东突然插进来说——我确实唱出声了。
    “但是你从没亲眼见过？”我说。
    “对。大概因为我从没有起得足够早。”说话的时候他眼睛不离开那珍贵的洒水车。
    “不，只是因为你运气太差了。”
    他自嘲地笑了。
    我又看了眼右前方不远处和我们一起堵在这里的目标车，决定把我的想法告诉钱安东。
    “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现场表演了。”我小心地铺垫。
    “‘滚动甲虫’？好像是这样，据说他们受不了那些浅薄又疯狂的现场歌迷，决定只在录音室里精雕细刻。”他还在看着那洒水车。
    “这样说来，撞到这种演出真是相当难得。”
    “嗯，确实难得。”
    “嘿，就像你撞见那辆洒水车一样。”
    我这么说只是觉得在告诉他我的想法之前应该再随便多说点什么，不过我发现安东突然专注地看我的眼睛。
    “要不你跟着大家赶紧从人行道赶过去吧，说不定能找个好位置看一会儿——至少听一会儿。”他说得平淡无奇。
    原来如此。什么都瞒不了他，我想着，同时为此窃喜。
    “那这里就交给你了！”我急切地打开了车门。
    他腼腆地一笑。
    好了——他腼腆地一笑——就是这个。
    我下车的时候就隐约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现在想想，就是这个。在当时，我觉得不对劲大概是因为我下意识里期待着的是一个肯定答复：“好的”或是“行”，甚至“交给我了”，但钱安东只是一笑——钱安东从来不用笑来表示肯定。虽然有些人会这样做。
    当时我没有深究。后来我想如果不是在当时的情境下，我是会怀疑的。我猜我会的。
    之后我如约去看演出，钱安东却没有如约继续跟踪吴的车——因为根本没有“约”。
    实际上，他跟了那辆洒水车。他也因此受到了惩罚。


    钱安东告诉我在路上的时候那洒水车开得不紧不慢的。他也向警察们强调了这一点。
    洒水车最后开进了“瑞塔化工”在滨河路上的一家废弃工厂。钱安东则把车停在远处，然后跑进了工厂旁边的一家旅馆。他在二楼走廊尽头的窗户旁往工厂里看——那洒水车就停在院子里，但是是在距他较远的一个位置（“如果走廊上没有这样的窗户，你是不是也得撬开一间屋子？”为了缓和气氛我说。）。
    后来当那具尸体被司机从储水桶里拖出来的时候，钱安东呆住了（“我感觉我在一瞬间冲到了愤怒尽头的地方，同时不知为何异常地绝望。”他说——我听出这两样东西仍然在。）。那司机穿着蓝色运动外套，发白的牛仔裤和胶底布鞋，黑头发，个子有一米八——因为角度和距离原因，钱安东几乎没有看到一点儿他的模样。然后，在那高个子男人开始向厂房方向拖动尸体而且没有被车挡到的某个时刻，钱安东拿出他的那把.45开枪打他。子弹大概打到了小腿肚和脚踝之间的一个地方。之后高个子向工厂后方跑，应该是从那边的破栏杆翻过去，消失在了金石子路。钱安东在几分钟之后到旅馆的前台报了警，然后在工厂门口等警察到来。
    之后他没往里面走一步，也没有朝里面看一眼。对此我想我能理解，大概就和我发现科学家会受贿而星星不会发光时感到伤心一样。这洒水车可能真的是件珍贵的东西，大概相当于他童年生活和幻想中的一段支架或是一个书签。所以，最后是在充满同情心的老郑拿着照片向他唏嘘的时候，钱安东才发现他可能见过这张现在已经被水泡得有点肿的脸。
    “我想我见过他，他叫周达西。”钱安东说，我猜在一种惊讶与愧疚的心境下。
    虽然钱安东可能让警察少走了不少弯路，但从来都不喜欢他的检察官依然找了这位私家侦探的麻烦。开始我也有点儿不敢相信，安东已经很久里没有这样不慎重地处理事情了——在一段确实相当长的时间里——自他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他身上有了很多改变。别人说他是接受了教训，我觉得可能只是因为他懂了更多东西——毕竟，在那无聊的一整年里他把监狱图书馆翻了个遍。人们说后来他写书单让人给他买来带进去，而出狱后甚至有传闻说他被看见和某名牌大学的哲学教授熟练地对多个哲学家进行批评——据说就发生在一个政界名流为他举行的感谢会上。
    后来在法庭里我上前为他的枪法作证的时候（“法官大人，我能向您保证，如果钱安东先生决定射击嫌疑犯的腿，他一定不会射到心脏或是大脑！”），按照王律师的特别要求，我笨拙地（同时很心虚地）向法官申请让安东射击我捏在手上的厚纸条。法官大人怜悯地看我，厌恶地看我们的律师。我当场把这两种眼神记在心里，而等出了法庭，自负的王律师冲我们大笑的时候，我却一时不知道该用这两种眼神中的哪一种看他。我猜当时我一定看起来极蠢。


    钱安东告诉我，关于我们所受的委托、赵小姐、那把吉他等等事情他一个字都没对警察讲。他说他只是在一家音像店的墙上见到过签有受害人名字的照片，还有就是，他对看到的东西有摄影式的记忆。警察相信了他的话——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后半句不是真的。
    在第三天当我们知道他们对周达西家住宅的调查结束后——他们断定凶杀案发生的第一现场是这里，就在门口：凶手敲门，周开门，凶手当场勒死了他——我们晚上便从后窗户潜进了屋子。我们把所有的房间所有的角落都查看了一遍，最后战果丰硕，总共找到了三把吉他，但是没有一把是不需要插电的。最后钱安东甚至捣开了二楼房东的门，不过仍一无所获。
    次日我从报纸上读到，在细致的侦查之后，警察确定凶手并不是一位洒水车司机或前司机——哦，有一件事忘了提，那天当班的司机则被发现锁在值班室里，绑在一张椅子上。至于使用洒水车的动机，他们则没有提出任何像样的假设。据检验，尸体只在水里泡了四个小时左右，这对可辨认程度并没有造成较大的干扰。令所有人震惊的是，这位怪异的凶手当天居然是在完成了整个古城区的洒水作业任务之后——做得像一位专业洒水车司机一样——才向工厂方向去的。是的，谁也理解不了。
    警察对这件案子的调查也就在这里停滞不前了。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案子也一样。钱安东的推断很简单——凶手带走了吉他，有可能他本就是为吉他而去。
    “等到他们把案子破了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有东西向赵小姐交代了。”这次钱安东表示他不愿做任何协助调查。
    “放心，我不会多收她钱的。这个案子我们就把它算到我最后一次准备去周家的那个晚上截至，这样就只收她……”话说到一半，他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愣住了，接着神经质地推了一下桌子，让身体弹到椅背上。然后他用诧异的眼神看我——其实是这时他才感到愧疚或自责的。
    “就算你之前取回了吉他，凶手也不会知道的，他大概还是会杀掉他的；而且这还是假设凶手真是冲着吉他去的。”我安慰他。
    但我猜他这次确实异常地迟钝，以致第二天我就看不到这事在他身上的影响了。不过对于他的真实感受我又知道些什么？照料我自己的想法都已经经常让我筋疲力尽了。


    次日上午（要么就是再隔一天，反正是个星期天），我习惯性地到我们门口的那家店里淘唱片。其间公共唱机突然切到的一首歌猛地敲了下我的神经，我从唱片堆里抬头回忆它的出处，竟然正好瞥到了从窗口经过的夏洛。我立马冲出去叫住她（我记得那天阳光很好）。她告诉我她刚从我们那里出来。当时我觉得你似乎很高兴看到我。
    “有什么事吗？”我问。
    “钱先生打电话让我来的。他向我“汇报”了你们的进展情况，还有你们现在面临的死胡同。”她说。
    不管钱安东是怎么说的，那肯定不会是实话。但他一定不用担心夏洛不相信。
    “就这些事吗？”我说。
    “当然还有结算报酬的问题。噢，还有，他又问了我那把吉他的确切来历。”她说。
    而她只知道那吉他是他哥哥之前去美国的时候，在那里的旧货市场里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的。
    “他让我有机会的话再详细地问一下我哥哥，以及有没有什么跟它有关的奇怪事情发生过。”
    “当然有奇怪的事情。”我打趣地说。
    我们又随便聊了一会儿后，夏洛忽然出乎我意料地说起钱安东来：“这次见面，我觉得他似乎并不是他看起来、以及我经常听说的那样一个冷漠无趣的人。”
    “他确实不是。你怎么看出的？”。
    “哈，很简单。在我们谈话的最后，他拿出一个笔记本上，让我看写在上面的几个短句子，然后问我觉得怎么样。”
    这倒让我有点儿吃惊。
    “他说是一时心动写给一个新生儿的。”
    “那么大编辑，你觉得它怎么样？”
    “嗯……它很短。”
    它们是这样的：
   
        有一次或两次
        你做梦
        而我，睡在听得到的地方
        惊醒
   
    我轻声重复了一遍，然后焦急地考虑如何做得体的评论以及如何继续关于诗的话题。但我头脑中能想到的只有我唯一有所熟悉的那位外国诗人的残碎句子，像是，“她要我把爱情看得简单/就像叶子会长在树上”，或是，“来吧，人类的孩子！/到河水和野外来”，等等。但此时你已经兴奋地转到了另一个话题：“最后我建议他可以试着写写侦探小说，硬汉派的那种——我们杂志经常会刊登这类中短篇。你想，他有亲身经历，肯定会比其他那些虚构者们写得更真切。”
    现在我告诉你：当时我其实只是口头上赞同，心里则觉得不会——我是说，不会更真切。


    这天晚上，钱安东很稀奇地到酒吧看我的表演。意识到他确实坐在后排靠墙的那张桌之后，我在接下来的一段即兴吉他独奏里添加了一些舒曼状的乐句。我猜他听出来了。结束的时候他像其他人一样用一种低调的方式地鼓掌——在这块地方表演的更多是一些爵士乐队。
    后来我加入他的桌子。他忽然问我家里是否有流行歌曲集一类的东西。
    “当然有。”我说。
    “蓝调歌曲集呢？”
    “也有。”我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
    后来我取车回家，安东跟后面。从车里看，远处的两排路灯正像是一群跳动的八分音符——我觉得它们最有可能是来自一段布吉伍吉。在家里，我用我最顺手的一把木吉他给他一个挨一个地弹奏书里的的蓝调经典——并不唱，当然。对有些曲子，我只弹了开始的几个音节，安东就摆手示意我换下一曲。
    “我那天晚上应该把它转译下来，记到本子上的。我那时以为迟早能把那吉他拿回来的。”他黯淡地说。
    我记得在我弹完《徒劳的爱》后，钱安东离开座位拿了酒过来。接着，我又断断续续地弹了大约两个小时。最后，钱安东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两片黑洞一样的东西盖在他的眼睛上。我猜没他没有听到他想要的。
    随后我离开客厅去休息。我记得在经过他身旁的时候，在一种酒后即兴的状态下，我仔细看了下他鼻梁上的那个浅浅的断槽。


    一星期之后，我的老同事冯埃德被用相同的手法杀死在自家的门口，不过这次凶手让尸体留在了原地。读到这则消息之后，我感到震惊和悲痛。我觉得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撞到他头上。
    中午我随便吃了点东西，便赶去了警局——我想了解更多的情况，或者可能只是想再确认一下。一个死神敲埃德家的门，他和之前那个可怜人一样，毫无觉察地去开了门，开车的时候我这样想道。之后在立交桥上转弯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我可能也是一样——车并不是由我控制的，而是在被一个漩涡不断地往它的中心拽。警局的人（我感到所有的人都心碎了）告诉我对埃德家房子的调查还没有结束，我可以去看看。他们的意思是我可以去帮忙，可能会发现一些遗漏的重要线索。但我想我无法做到他们期待的这些事，就像我总是清醒地把自己看作一个乐器演奏者而不是作曲家。
    我到埃德家门口后，陈警官看到了我。他跟我打招呼，然后让我进去——他正是从前我和埃德共同的上司。进屋后，我感觉我越往里面走，我的脸色越难看——我难过极了，所以其他人都有意识地避开我，这也使我能一个人安静地在屋里随便转一转。我不断地在脑海里想同一个场景：埃德伏在一片绿草地里吃草，突然被一支猎枪射中。最后我走进他的卧室，在床边坐了会儿。
    我记得我从左到右把那房间环顾了一遍，仍然想着埃德吃草的画面。然后在我开始从右到左地往回看的时候，我发现了这把吉他：它靠墙立在地板上的一块方毯上，琴体有一大半是土灰色的，另外一部分是暗红色，琴体边棱全部磨圆了，而琴颈上每两个品柱间也都被磨出一道道白条。我起身走过去把它翻过来看——背面果然写有东西。我马上出去询问是否可以用屋里的电话，陈警官说可以。于是我给钱安东打电话。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以及我在哪里，让他来帮忙把琴搞出去。
    十分钟后他鬼鬼祟祟地来到了窗户旁——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才听说到这件新的谋杀案——这期间我就一直坐在床边，所以没人进来。我把琴从窗户递出去给他后，就出了卧室。接着我走出大门的时候，我听见陈叫我的名字。
    “这屋里你有没有想拿走的东西？”他问我。
    他看我呆住了，便接着说：“你知道，埃德没有结婚，也没什么亲戚了，日记本或是相册什么的你想要的话就给我说。”
    我说不用了。他略带责备地看我，我对他说再见。但隔日我稳定一点的时候，我问他要走了埃德的几张照片。
    我快步转到后街，与安东会合。我没有看到吉他的影子，猜他大概放进后车箱了。
    “我和埃德打过几次交道……总之发生这事我觉得挺遗憾的。”他很真诚地说。
    他见我不准备回应，便说起了一件至关重要却不知为何被我忽略的问题：“为什么这东西会在这里？你怎么看？”
    我花了一点时间接受这句话。我想不清究竟为何把这茬忘了。
    安东继续充满疑问地看我。我说我得再想一下。
    “事情都到这份上了，怎么也不能说谋杀案与这琴无关了。但既然琴在这里，凶手为什么不把它拿走？”安东说。
    “如果吉他不是凶手杀人后放在这里的，那么有一件事可以肯定：两人都是因为拿到了这鬼东西而被杀的。”又想了一会儿我说。
    见他不说话我就小心地问：“那我们要把这东西拿回去吗？”
    “当然了。如果他来，我们就能正面遭遇他了。况且这还是我们的客户委托我们找的东西，你别忘了。”他歪着头撇着嘴角对我说。但我知道他是认真的，而且我们就该这么干。
    之后我让他先走，自己则又回到了埃德家。我到陈警官身边，告诉他我要拿几张埃德的照片——我想起来了，我是这时候拿到的照片。


    回到事务所后，我仔细地到四周检查了一下，然后才进屋。
    “不要关门。”安东对我说。
    “客户们会以为我们没在营业。如果他们不敲门确认而直接走掉的话，我们会损失很多钱的。”
    我觉得他说的对，就把门又打开了。然后我们进了办公室，贝奇则正在外边看一本拉丁美洲作家写的小说。我也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一进办公室我就看到了堆在两棵盆栽旁边的吉他碎片。作为对我吃惊和不解的目光的回答，钱安东说：“我想看一下琴箱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机关之类的东西，能把掉进去的拨片捕获。”
    “有吗？”我问。如果他有什么发现的话也好。
    “没有。当然，我也没有看到所有那些拨片的影子。没有暗箱。”他带着一副困惑的表情慢悠悠地坐到了我的办公桌前。我意识到现在我们甚至无法知道它是否真的会吞拨片。
    “那首曲子呢？”我问。
    “没了。我没有记。”他说。
    我表示完全看不懂。
    “那你弹了吗？”我问。
    “没有。”他说。
    “那为什么呢？”我想我的语气听起来有点恼火了，但当时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想到我们无法给夏洛拿回她的东西，还是因为想到我永远无法听到那首曲子或是弹一下那把琴。
    我记得就是这时安东开始呆滞地看我的眼睛，随后他说：“我想那曲子里有某种邪恶的东西，而就像所有邪恶的东西一样，它散发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我之前被它蛊惑了，直到刚才你给我打电话时我才意识到这点。”说完之后，他就抬起眼睛把视线转向了我头顶的那幅装饰画。
    之后他就拿起我桌子上今天的最新报纸看关于那案子的报道，我则蹲在墙边拨弄着看那堆吉他碎片——安东甚至把它的琴颈也弄断成一截一截的了。几分钟之后我听到他用力地拍了下桌子，我扭头，他的模样说明他有了重要发现。他把发生第一次谋杀案时留下的一份报纸给我看，并且向我指了指其中的一张图片。那是一张标注有为“警察调查受害者住宅”的照片，描述的是屋里的情况。
    “看照片最右边的那个人。”他说。
    他指的人是埃德，照片里他正在墙边弯腰检查墙壁。
    “嗯？”
    “之前他经常去酒吧给你捧场，对吧？有时你们还会一起表演，我记得。”他说。
    我又想起了埃德那张温顺的脸，接着我心里又开始难过起来。
    “他在周达西家搜查的时候拿走了吉他。这就是为什么那东西会在他家。”
    我瞬间就接受了这个推断，仿佛它本来就十分清楚明了地写在那里。那天“滚动甲虫”在楼顶开演唱会的时候，他是接到关于街区拥堵和喧闹的报警电话后赶到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之一，也是那仅有的两三个反对进入楼内中断这场表演的警察之一。
    我让贝奇给我找了一个黑色袋子，然后把那吉他的碎片一片不少地装进袋子里，扔到外面的垃圾箱。但随后，我又返回垃圾箱，拿出袋子，开车把它带到滨河路扔掉。钱安东则给夏洛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失败了，“我们觉得没有机会再找到它了”。


    之后我约过你一次，但你没有出来。然后就是那个月末的某一天，你邀请我们到你家吃晚餐，作为对“我们的努力”的感谢。傍晚的时候，我们惭愧地前往。
    我们进到那间位于三楼的公寓里时，发现夏洛的哥哥也在。他看起来让我觉得比夏洛大十岁，五官倒和夏洛极为相似，但是它们在他脸上凑起来却显得奇怪，那双绿眼睛尤为突出。这让我想起那句不知在哪里听说的话：一家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中只会有一个长得漂亮。公寓的客厅很大，布置地恰到好处，不繁不简。安装在墙上的一张像吧台一样的长桌子，提醒我这是一个时常有聚会的地方。
    她哥哥（我记不起他的名字）和我们相互认识之后，便回到厨房继续准备晚餐。由此我也明白了他今晚在这里的原因——想必那些有聚会的晚上他应该都会出现在这里。我猜他大概是个温和的人。
    在餐桌上，夏洛眨着期待的大眼睛，询问安东有没有开始写侦探小说。
    “还只是在构思，一个字没写。”他说。
    我没当真，我想他只是在应付夏洛。但夏洛听到后显得很开心，轻轻地用手指敲了几下桌子。
    她的哥哥则给我们讲述了关于那把吉他的更多的一些事，而这其实是一个我们俩都不愿再想起和提及的话题：“那个卖东西的老头跟我说这把琴来自一位已故的极有才华的美国蓝调歌手。然后他套用歌德的诗篇给我讲了一个与魔鬼做交易换来的乐谱的故事。我让他把这首印在琴背上的曲子弹给我听听，他说他不会弹琴。不过他骗不到我，我一看他的手就知道他绝对是一位高超的演奏者。但是这琴看起来确实像是一件老古董，我就买下来了，居然花了我一百美元。”
    我扭头看钱安东，他显得很阴郁。整个晚上他只说了几句话。
    “刚开始的时候不断发生的吞拨片的事情让我觉得新奇，然后我就开始幻想着，这把琴吞拨片的方式中可能包含了某种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启示；而在有些日子里我的心感到异常绝望的时候，我则想到那里应该会至少会标示有一个出口。现在看来，这些想法都是很糟糕的，如果当时我能回到这曲子本身，而不是过于关注这个小小的‘杂耍表演’，我就会发现这把琴是要告诉我完全相反的信息。”
    “没有出口？”我问。
    他用一个难以觉察的笑回应我，然后继续沉稳有序地说了起来。
    “后来我学会了用手指弹这首曲子，我才意识到吞拨片的现象确实包含了一种启示，它大概就像在说：‘用你的手！’（也可能只是它的主人死前也未能付清欠魔鬼的债务，魔鬼只能靠收取拨片拿回本钱）。我对这曲子也更加惊叹了，那是一首真正的魔鬼才能写出来的蓝调——正因为如此，它不可避免地使我意志萧条。但最后我还是及时清醒了过来，认识到还有许多需要我加紧去做的事——这恰如另外一部经典的德国文学作品的情节。而这把吉他，我把它送给了我亲爱的夏洛。”
    他侧头对女主人深情地一笑：“她永远都像小时候一样纯真，所以我什么也不用担心。”
    我倒不希望你这样。当时我想翻过桌子到你的耳边提醒你：“只有你懂的更多，你才能更自由。”
    我记得就是在这附近的某个时刻，夏洛的哥哥离开座位去了厨房，然后钱安东把身子探过来在我耳边低声说：“是他。”而当时我正准备着等他回来的时候，问问他的腿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震惊，只是担心地看了夏洛一眼。她正在细心地挑出一块鱼肉里的刺。
    一分钟后，他回来了，我又偷偷打量了他一番，他依然带着好客的温柔笑容。随后我开始保持感官敏捷，精神集中，随时注意着安东的动作。我没带枪，但我知道安东带了。
    但他没有行动。晚餐结束的时候，按之前的打算，夏洛和我们一块去“蓝色音符”酒吧听音乐。安东邀请她的哥哥同行，然后我们就去楼下等他收拾完毕。
    在车边，安东把我拉到他旁边小声地说：“我觉得我们对付不了他。我不确定。”
    我诧异地看他。
    “如果我们打算动他，他大概不会死在我们前头——你也能看出来，他是个死神一样的家伙。”他依然阴郁但平静。他盯着我等我同意。
    我点头。我本以为安东请他一块是为了找机会动手。随后我为转换话题而问他：“你真的在写侦探小说了？”
    “没有。你觉得我算是那种硬汉侦探吗？”他笑出了声。
    “你当然是。货真价实、活生生的一个。”我说的是实话。
    随后，夏洛坐上了我的车和我先走了，安东则留在楼下等她哥哥，准备一会儿送他过来。
    走到宽阔的胡椒路上时，你在副驾驶座上闭上眼睛休息。这一刻，我突然伸出手，想要抚摸你的脸颊。但是在中途我放弃了，我想起我的左手指尖因为长时间地按弦，已经过于坚硬。我只能幻想，在一个方向盘位于汽车左边的城市里，可能已经发生的事情。
    可能已经发生的事情。
    我立即调转车头，往回冲。夏洛惊醒了，我不记得她是否问我什么话，反正我什么都回答不了，不知是脑子里太满还是太空。我想我的迟钝是深入骨髓的。到她家楼下的时候，我疯子似地停了车，直往楼上冲。夏洛也不明所以地快步跟上来。在楼梯上，你又问我话了，但当时我仿佛看到压迫性的大片海水从我们办公室墙上的那幅画里涌出来，所以除了海水砸在地板上的声音我什么也听不到。几秒钟之后，门内地板上扭到一起的两个身体撞进了我的视线。夏洛惊叫起来。我让她报警，但她不敢进屋。
    “去楼下！还有救护车！”我对他喊。
    但两个人都已经断了气。安东被他从下面用一根粗麻绳勒住脖子，我怎么也无法把他解脱出来。我去厨房拿了把细点儿的刀，一点点地割断了绳子。然后我看到那另一个人两膝盖各中了一枪，其余的子弹都从体侧打到了他的胸腔——安东手里的枪口依然对着那里。看着他苍白的脸，我觉得我自己也痛苦得快要窒息。不过至少，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之后脑海中每次出现这个画面，我都会同样想起在那段时间上映的一部“意面西部片”。我总是想，不管怎样，结局处的决斗中先中枪的那个大明星反派，肯定是有足够的时间也打出一枪的。但我也考虑到，在这类旧式的决斗中，大概失败的一方不允许自己这样做。我总希望钱安东当时面对的是这样的决斗。但他打出了两枪都没能阻挡到什么。


    几天之后我和陈警官一块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警队准备给钱安东追加一项荣誉。对此我什么也没说。之后他把从安东口袋里找到的一个便签本交给我。那里面只有第一张写有字，陈说是某种备忘，但是我觉得那是一首诗：
        
        你，不称职的硬汉侦探
        没有瞳孔的少女
        正身处危险之中，而你
        无暇顾及，你担忧的
        只是自己失窃的心
        在哪个有天使出没的梦里
        你可以逗留？
        快点醒来，只有
        你枕边的羽毛才是你唯一的线索
        
    而后来，当你开始每天都出现在我表演的酒吧的时候，我又猜想那也可能就是某种备忘，关于他当时正在构思的侦探小说。但不论如何，我想——哦，夏洛，别用惊讶的眼神看我。是的，我是在落泪，也把你的打字机给弄湿了。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在为什么而难受。
    我猜你也不知道。

                                                                                                                                                       2012年7月

一层

侦探小说平时接触得不多，但这篇应该算作比较“规矩”的侦探小说。翻译腔很重，甚至人物的名字都极具“异域风情”——夏洛、安东、贝奇、达西。而这些仿佛又是作者有意而为的，模糊了具体的国家（尽管小说中提到了方向盘在汽车左边）和城市（甚至都难以辨别是南方还是北方），人物都生活在小说中营造的王国，却又不失真实感。
周达西神一样的弹奏和夏洛哥哥理所应当的出现（以及他之后和安东的同归于尽，与我调转车头前神一般的判断），这些情节都足够的“侦探”，但是否也是该警惕的地方？——它们标志性地出现是否会把小说拖入一种类型化的俗套。当然，这仅仅是我提出的疑问。事实上，有关侦探小说，我只读过迪伦马特的一本集子和王朔的单立人探案集。
小说中许多叙述上的处理是很成熟的（至少凭这点，小说便不会落入叙述上的俗套），几个有关“我”对夏洛爱慕的细节也恰当地调和了叙述节奏。作者应该写过不少东西，期待能在这里再次看到你的新作品。
末尾部分有个录入错误——“几秒中之后”。

LeoYwahn

一层 发表于 2012-7-15 11:14
侦探小说平时接触得不多，但这篇应该算作比较“规矩”的侦探小说。翻译腔很重，甚至人物的名字都极具“异域 ...

嘿嘿，看到您的评论好高兴哦（这个表情真猥琐...我喜欢）。Thx。

死因里

一层 发表于 2012-7-15 11:14
侦探小说平时接触得不多，但这篇应该算作比较“规矩”的侦探小说。翻译腔很重，甚至人物的名字都极具“异域 ...

侦探小说同样接触得少。国内好的侦探小说也很少，我觉得夏洛啊、ED啊，作者的翻译腔只是为了让它更加“侦探小说化”（加深这种意味）。“我”对夏洛的爱慕挺有意思。

LeoYwahn

死因里 发表于 2012-7-15 23:35
侦探小说同样接触得少。国内好的侦探小说也很少，我觉得夏洛啊、ED啊，作者的翻译腔只是为了让它更加“侦 ...

嘿嘿，因为人物名字不好取，就让他们按百家姓的顺序登场，配一个听着顺耳的音译名。

镇州大萝卜

再这么写下去，可以写畅销书——没有贬意，很多畅销的情节小说很好看。高中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喜欢看希德尼谢尔顿。

LeoYwahn

额，能写畅销书这句话太夸奖了。其实我本来只是想借用传统硬汗派侦探小说与生俱来的一些属性，讲一个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求索故事。如果能让读者注意到这一点，一层大叔指出的那些情节上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不过看来很失败啊，大概它的侦探小说气场太强大了

镇州大萝卜

“那为什么要安排安东死了？好好的，干嘛要死了？他怎么啦？”

别把那些死亡当实实在在的死亡看。如果当侦探小说看，当然是死于跟夏洛的哥哥搏斗，那位吉他的最初拥有者不喜欢侦探，不喜欢侦探发现琴的秘密和他把琴送给夏洛的秘密。但是其实这篇小说跟死亡和谋杀没有关系，倒更象是宿命。

最终留下来的是温柔的，愿意相信的，不去无休止追究的人。

北瓜

“后现代主义语境”
确实很后现代主义语境，你知道吗，我晚上刚进这个版块的时候先点的你这个贴子，看了第一部分，然后在五分钟里面，我退出去又点进来再退出去再点进来，N多次，最后还是退出去读了另一篇小说，然后才又跑进来，跳过第一部分，这才顺利地把你这篇小说读完了。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就是因为你的“后现代主义语境"啊，之所以对这个语境有这么大反应，这里就不说了。
关于你的小说，写得很好看。
关于内容的解读。我觉得夏洛的哥哥以及死去的周达西及另一个警员都是被这琴里的魔鬼附身了，安东是唯一逃出魔掌的一位，虽然也曾短暂地中过邪，并写下了那些诗句及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但他最后还是逃了出来，并解决掉了剩下的唯一一个已经被魔鬼附身的家伙。

LeoYwahn

哈哈哈，北瓜童鞋有爱～～～大家觉得好看就行。
既然大家对剧情都有自己的理解（大萝卜的话让我深受感动。。），我也就不多解释了。
在硬汗侦探小说的体裁设定下（主人公们都会有天生的悲观哲学领悟，怀疑理性，道德感弱；男主角冷漠而装B；女主角必是蛇蝎美人；反派自大并且神经质），琴可能代表了一种逃避的途径。我又安排了夏洛哥哥这样一个在现代小说里常见的残暴角色（最早的一个大概就是康拉德《黑暗的心》里那个，也就是《现代启示录》里马龙白兰度的角色），他堕落成一个自封的审判者，惩罚所有企图逃避世界的人——也使他们真正地逃避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