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 2009|回复: 3

[创] 最后两年

1 主题	0 好友	0 积分

新手上路

Rank: 1

发消息

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12-6-28 12:20:1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最后两年

      For my angel and terrible angel, thanks so much for love, shared love and unbroken dream. I am so honour to meet you Drama Kings. Thanks for went back to take me, and so glad to see you with fresh face and unchanged soul. And, my dear M, anytime when you need, my blood will be your aspirin  if  you don’t mind it mixed up with cancer and crazy.----Nina

   两年多，我一直往两个陌生的邮箱里发送邮件。

顾明远退休是六个月前的事，在他五十六岁生日后两个月，接近元旦时，他提交了退休报告。之后的一个月里，他无所事事地坐在电脑前，时不时透过玻璃，无意识地注视那些年轻人。一百多个工位整齐地排列着，座位和座位之间由浅蓝灰色的隔板隔开，每一个隔板后有一个略为佝偻的背影，肩膀上方是很少转动的头颅。顾明远知道他们并不完全象看起来那么认真，即使是邻座的两位，也习惯了在短信平台上一起抱怨公司的午餐，而不是扭转头脸对着脸，有声地聊天。他们为即时通信工具制做各种生动的动画表情，抒发对午餐的愤慨的同时，保持自己的创造力。下午三点左右，有二十来个人会参加同一场枪战，战士们就散布在这些一动不动的背影里。
女儿十九岁时曾经在电邮里问他：你那里的程序员们，是不是象Google的那些一样？他回信告诉她说是的，他们戴手链，戴钛合金项圈，他们穿拖鞋和T恤上班，戴耳机听Lou Reed或者John Lenon。除了最后一样，他不肯定是不是真的，前面说的都是假话。那些小伙子通常穿公司发的衬衫和外套，他们看起来总象没睡醒。对他们来说，没有上下班制度，也无需禁止大声喧哗，很多人的桌子底下放着一条被子，深夜拉出来盖在身上，耳机仍然塞着。相较他们，他已经无所事事了近十年了。
开发部员工多数不超过三十岁，刚来的只有二十四五，他们望着他的目光是崇敬的，超过望着培训时对他们讲”the way of success”的副总裁——他教导他们不要为钱工作，对此他们回以哄笑，因为副总裁本人拥有极高的年薪。对他们来说，顾明远不同于管理者——总裁，副总裁，经理，部门经理——他是前辈，老师，指导者。在写程序时，他们为他工作，为他十年前构建的那个关系数据库模型工作。它现在已经是个庞然大物了，已经运行在很多企业的管理系统里。但是它不断地需要各种补丁。顾明远知道两三年以后，这些孩子们就会感到困惑，他们为什么要不断地为一个衰败的系统浪费智力，为什么不直接更换掉它，写新的产品。那时候他们会怀疑他，认为他十五年来，在这层楼拥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是为了维护自己当初的设计，压制年轻人的革新。会有些有勇气的孩子，告诉他新的设想，期望得到他的支持，他自己也在无所事事中，构造过新的库结构，最终却仍然保持缄默。再过两三年，这些年轻人就会明白，所有高层和系统分析师本人都知道系统的缺陷和新的构想，然而旧系统的完美已经决定于公司为它支付的高额广告费用、销售人员进行的大量推广。那时候，他们或者带着自己的构想离开，成立新的公司，或者转到公司其他部门（写程序永远是年轻人的事情）。而他继续留在新的年轻人里，沉默地接受新的崇敬目光。
不久后就能离开这间办公室，轻松感掠上顾明远的心头。他收回目光，在电脑上搜索西南部的雪山，梅里，南迦巴瓦，冈仁波齐，贡嘎……他仍然保持着健壮的体魄，近十年来无须埋头为具体模块绞尽脑汁，使得他看起来比外面那些年轻的小伙更为精神矍铄。也许该去新西兰看看女儿，四年前她母亲去世后，他们只见过一次，在去年四月她的婚礼上。
接下来是公司的送别宴会，顾明远不得不站到台上，接受总裁颁发的“长期服务奖”，最初的同事还有三五个，已经是公司高层，持有着部分股权。曾经的年轻人多数也都转了管理岗位，几乎出于同情，不将目光停留在他脸上。只有那些还在写程序的年轻人，艳羡地望着他，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个系统分析师。顾明远自己想要的告别仪式是参加一次他们的枪战，为这他打过电话给IT中心的李承，一个快乐的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十二年前坐在他窗外，没有离开公司也没有离开技术系列，是公司里唯一跟他有私交的同事。李承在电话里笑起来：“你会游戏操作吗？”于是他自己也笑起来，多么可笑的愿望。

我坐在冷冰冰的铁椅子上，对面的电视屏幕里，一朵巨大的花在慢慢展开，随着花瓣的缓慢伸张，两行绿色的隶书象被拉开的卷轴一样出现。冷气很足，我把衬衫拉紧一点，双手交错着摩挲上臂。稀疏排列在各诊室门口的铁椅和之上零散地坐着的人，都跟头顶的日光灯管发出的清冷光芒一样安静。听到我的名字时，我站起来，进去换鞋，透明的玻璃里是三个技师和一套茶具，还有一个硕大的电脑屏幕，被绿色的座标线分成四格。厚厚的铁门无声地打开，其上的显示屏上亮起红色的字：结束。门内走出两个技师，跟所有医生一样穿着白大褂，一出门就拉下口罩，朝有茶具和电脑的小屋内走去，接下来出来的是被一位中年妇女搀扶着的老年男人，行走缓慢。原本在室内的技师中出来两个，把口罩从耳后拉上，往门里走去，我跟着他们走过长长的通道，一张铺着白床单的治疗台躺在房间中央，其后是一个架子，若干个格子里摆着人体不同部位的石膏模具。我取下我的那个，爬上治疗台，套在头上。它紧贴着我的头颈，它原本就是从我的头颈上取下来的，上面用圆珠笔标着的小叉，正对着我皮肤下疯狂生长着的组织。酷刑即将开始，而戴上头套的不是刽子手，我在头套后闭上眼睛。外面的电脑屏幕上将显示射线跟石膏头套上的小叉是否对准，然后，它将穿过面具，穿过皮肤，穿过我，穿过我身下的治疗台，它会到达何处？十分钟，三个部位，每个部位停留三分钟左右。三分钟是一百八十秒，数到三十我就放弃了，召唤意志是残酷的，它将使我完整地暴露在痛苦之下，并以我残存的生命去接受痛苦的挫伤。正确做法是让意识弥散，就象我不存在，没有此处这个肉体，没有它所受的折磨，虽然正是这折磨使它弥散。
从放疗室出来，我站在套着黑色塑料袋的白色大垃圾桶前，双手扶住桶边，无力地呕吐。没有食物，只有粘液，和因为呕吐涌出的眼泪，因为眼泪造成的鼻涕。混合的粘液糊在脸上往下垂落，拉成长长的一条，我摆一摆头，希望它能掉下去，然而它只是弹动着，象挂了重物的橡筋。我撑在桶上，把头尽量往下低，等着它们增加、下坠，等着重力克服分子间的引力。大约半个小时后，我再次坐在冷冰冰的铁椅子上，用纸巾拭擦脸和手。
电梯上升到一楼，刺眼的阳光迎面照过来。从2号楼到1号楼间隔二十米，我要走将近五分钟，水泥路面往上涌起看不见的热气，似乎随时会从脚下蒸发。跟着拥挤的人流踏上自动扶梯，在拐角的垃圾桶边呕吐一次，休息半小时，走到另外一端，再踏上自动扶梯，就到了三楼。注射室外的椅子是彩色塑料的，有红色，黄色，蓝色和绿色，座位凹处有些灰黑的污迹和摩擦造成的不规则的模糊不清，而椅背往后的卷边，颜色仍然绚丽明朗。不同颜色款式的裤脚和鞋子川流不息地从我眼前经过，报到处的护士隔一分钟就高声叫响一个名字，声音轩朗得让人想起拍卖场上的拍卖师。
相较之下桌子对面的声音沉静柔和：“把袖子卷起来。”我把右臂衬衫袖管往上拉，一直拉到接近颈部那块被射线灼伤的发黑粗糙的皮肤，这很容易，袖管早就空荡荡地套在肌肉萎缩了的手臂上。冰凉的酒精棉球，然后是两只凉而不冰的手指，撑开皱巴巴的表皮。那只手散发出消毒水的气味，但是比空气里混合了其他气味的污浊而陈旧的消毒水气味要好闻得多。她推得很慢，三根手指在已经称不上三角肌的部位轻柔地捏挤。一毫升药水，在健康壮硕的手臂上只需要一秒钟，现在却要按分来计。在这延缓的过程中，那三根手指的触摸，突然让我遗忘掉之前的放疗和呕吐，沉浸在一种奇异的柔情中。我抬起头朝她看去，口罩上方是肤色健康的额头和一双清亮的眼睛，看起来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她的目光与我相接时，那双眼睛笑了，单纯宁静的笑意，包含着并不居高临下的怜悯和抚慰。
从注射室出来到公汽站的路上，我一直行走在幻想之中。一个穿着蓝色军官制服的青年（有着欧洲人的面部轮廓），脖子在竖起的硬领里，牵得整个背脊挺直。他行走在冬季寒冷的街道上，两边是叶片落尽的树，朝天空伸展着带疤痕的枝桠。他两颧发红，或许是冻成的，或许跟眼睛里低烧的亢奋一样，出于对某个初识的姑娘的爱慕。那个青年男子就是我，他应该来自于我儿时某部俄国或者法国小说插图的记忆（看的时候我并没有弄懂剧情，更是多年遗忘这形象）。我拖着蹒跚的脚步，三步一歇地走着，然而我并不是这样，我步履轻快，甚至是小跑着，时不时张开嘴吐出一口白汽，然后停下来，惊异地在白汽中看见姑娘的脸，玫瑰色的面颊，随着白汽的消散从两腮开始隐去，最后消失的是眼睛，到眼睛不见之后，仍然驻留在空气里的是眼神，仿佛可以在寒冷中凝结成晶莹的冰花，再发出清脆的碎裂声。
那天的公汽上，一个用双手撑着塑料袋呕吐的瘦弱男人，右边脸和脖颈都有焦黑的硬壳状皮肤，带着一脸茫然的欣喜，嘴唇上沾满令人恶心的粘液。我知道很多人忍不住要看我一眼，同时也忍不住即刻转过头去，不再看第二眼。
晚上我一直只看得到那双眼睛，望向房子里硬梆梆的墙壁和四角棱正的家俱，那双眼睛都在上面含笑地对我闪烁。第二天，第三天……整个放疗期间，在那张忍受酷刑的台上或者垃圾桶前，我都猜想着，打针的时候我会不会再见到她。然而一直到疗程结束，我没有再见过她。
不去医院之后我整日缩在床上，钟点工已经从一周两次改成每天一次来照料我自己不能照料的生活，然而我们俩很少说话，我剩下的四分之三条舌头能说出的词语难以分辩。那份不能吐露的柔情与日俱增，每天带来新的幻想，我再度回到青春年少。我想起那个古老的故事，挖个坑，对着它讲诉秘密。我打开电脑，对着一个陌生的邮箱，用最挚诚的态度写下有生以来最肉麻的话语：
我没法遗忘你的眼睛，它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眼前，白天，黑夜，睁开眼睛时，闭上眼睛时……我的整个世界都被你的目光充满，但我却不能与你相见。

   顾明远打开电脑，这一次是在家中，他退休已经两个月了。没有不适，每天早晨六点起床，跑步，洗澡，早餐吃一个面包，看《数论》，中午煮面条打一个鸡蛋加一把青菜，在网上看新闻，收邮件，四点左右去附近的菜场买菜，拎着菜到路边的快餐店吃一份晚餐，慢慢逛悠回家，在网上下象棋或者做趣题，十一点洗澡睡觉，钟点工每周两次来打扫卫生。一个老年鳏夫的生活，也许会这样再继续二十年。旅行计划在六月，初级登山者不适合在寒冷季节上雪山。
登录到跟女儿通信的邮箱，有三封信，一封是女儿写来的，告诉他一切安好，他将在八个月后成为外公。另外两封来自陌生人，按顾明远的习惯，工作之外，邮寄到他私人邮箱的陌生邮件他从来不看，直接删除。或许是退休之后闲暇而且单调，他随手点开了一封，是首诗，顾明远从小到大看过的诗，除了语文课本上的，就只有某个浪漫的欧洲数学家在数论之前引用的两句哥德“巍巍宝座，女神独立”。他扫了一眼，不知所云，系统显示的发信时间是慕尼黑时间凌晨两点，看起来是发错了邮箱。另外一封接近广告，某个在洛杉矶一所大学学习写作的学生，为他的剧本筹集演出所需的资金，不知为何发到顾明远的邮箱。
顾明远庆幸自己生了女儿，无需为这些不务正业的小子们劳心。他可不想有这么些儿子，拿着老子挣的辛苦钱，呆在学校里要么没来由的多愁善感，要么荷尔蒙过剩一样为些莫名其妙的主义泛泛空谈。就象他一个转到经济类的同学说《红楼梦》里的小姐公子：“一群不创造价值的人，成天吃饱了饭没事干。”他窗外的那些年轻人，虽然辛苦，还能坐在空调房间里，多少人日晒雨淋，辛苦奔忙，到头来肚子都填不饱。
顾明远无暇想两个陌生人的事，他要去医院看他的喉咙，半个月来他一直喉咙痛。他先是去了附近的医院，以为拿点含片之类的就完事了，但是医生建议他去本市最大的那间医院，他的颌面部和颈部都能触摸到明显的淋巴增生。
第二天一早顾明远开车去了省人民医院，七点不到，挂号处已经排着长长的队。约摸一个小时后，顾明远挂上了号。两个多小时后，见到医生，医生开了核磁共振检查单，顾明远继续排队，在磁共振检查室。排到差两个人时，下班时间到了。顾明远在医院旁边的快餐店吃了午饭，回到医院的椅子上，闭着眼睛自己在脑袋里下起了象棋。跟多数长期从事技术工作的人一样，他不太关注他人和周围的事。
两天后取结果，重复过各种排队动作后，医生写了入院诊断书，告诉他：“已经有多个小肿瘤了，目前我不能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肿瘤，切出来做病理切片才会知道，住院切除吧。”
入院手续办好，并不能真正入院，加床已经占到走廊，护士歉意地说好医院很容易如此，其他医院做不了的手术，都得到这里来，病房不够用是经常的事。顾明远倒不在意，他不算紧张那些并不明显的小块。
顾明远没有给女儿写信说他要手术，一来因为她怀孕了，另外他也想不出十四岁就跟着母亲去了新西兰的女儿回来，连路都认不清楚，能做些什么。一周后他收到通知，自己收拾物品去了医院，那些小肿块已经开始顶起皮肤，隐约可见了。在医院的时间只是等待，手术台跟床位一样紧张，顾明远的左边病床是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左腮鼓得有拳头那么大，不知疲倦地摆弄一辆玩具小汽车，从床上到床下。右边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衰弱地躺着，不说话也不太睁眼，偶尔翻个身，据陪床说是第二次住进来了。老人的女儿和小男孩的母亲时不时轻声交谈。顾明远没有陪床，请了护工，多数时间还是埋头看《数论》。
等待似乎漫漫无期，听旁边两位陪床的女人聊天时说，最近有大量做肝肾移植的，因为器官不能保留太久，其他科室很难申请到手术台用。
十天后顾明远的主治医师发现他的肿瘤正在快速长大，决定申请手术室加一台班。手术很顺利，个别肿瘤部位靠近舌根，顾明远失去了四分之一的舌头，会口齿不清。这个损失不让顾明远太难受，他要说话的机会并不多。

按完发送键，我起身去给自己榨果汁，绿色的液体在透明的有机玻璃内高速旋转，沿着容器壁攀升，如果没有扣紧的顶盖……我伸手取下盖子，重新按动按钮，一秒之内，一片浆液甩出来，来不及被看清形状，落到我的衣袖上。剩下的仍然在杯中安静地旋转，从杯口往下看，正象一朵单瓣的花，马蹄莲或者百合。看着衣袖上的狼籍，我突然笑起来。
我已经没有体力再去看《数论》或者《图论》，定理和证明在进行中纠缠，扭成丑陋的符号鬼脸，变得跟那封来信中的诗歌一样不知所云。我的生活似乎注定将变成空白，在疼痛与无聊中忍耐被拉长的时间，等待死亡来临。最早得知它的时候，我不曾恐慌，不过就是罗马士兵的刀，我将象阿基米德那样，在让人沉迷的精确计算中任它切下我的头颅。这一次我大大地失算了，在它切下我的头颅之前，它先拿走了我的盔甲，我预备凝神其中，坦然将它遗忘的爱好，被疼痛撕得粉碎。我可以想象那些细胞，它们在我的身体里，就象病毒在计算机里，残缺不全的片段，缺乏建构的程序，疯狂地自我复制。对着镜子，我看到的是整串整串的1和0，混乱无序地，令人乏味地，堆叠着从皮肤之下隆起。
我希望它们复制得更快一些，在我还能偶尔看到那些数字以精美的曲线首尾相接时死去。然而它们并不急于到达目的，它们胜券在握、胸有成竹，慢慢地剥掉我的一切外壳：肌肉、头发、皮肤、精力、勇气、镇定……直到我最后的仅有的一点乐趣，我曾经以为，所有外界都不能剥夺它。我不再能准确地想起七分之一的循环节，我也不再能在脑袋里摆出一幅棋盘。坐在放疗室外，听到“顾明远”三个字的时候，我会想我跟这三个字之间的关联何在，除了作为标记我的符号。如果三个月内，癌细胞可以从淋巴扩散到全身的话，我会拒绝放疗。但是医生预言它们至少需要两年。
放疗以来，我尽量减少活动，保存体力。然而今天我无端地弄脏自己的衣袖，并且因之笑了，从癌细胞们让我第一次失算以来，失算似乎越来越经常地发生。
喝完果汁换好衣服，躺在阳台的扶椅上，我打开了另外那封信的附件。那是一个四幕剧本，写一个叫福柯的人，我没看懂写些什么，整部剧充斥着色情、暴力、谋杀和说谎，习惯事物保持完好秩序的顾明远是不会看这些的，然而对我来说，如果我的完美的数字们都正在失序，其他任何失序都让我感到安慰。
阳台下面传来剪草的声音，那么今天是星期二。在我的静寂生活中，剪草的声音不是噪声，而是唯一提醒我我还活着的声音，唯一把外面的世界渗透进来的声音。身穿蓝色工装的剪草工人，戴着同样颜色的有檐帽，推着带轮子的小马达，手持三片转动着的铁叶片，飞溅出一片绿色，象我的搅拌机。每次看到他我都很亲切，虽然我根本不知道蓝色工装下是否是同一个人。
我继续读那个我不懂的剧本，我不知道作者想告诉我什么，但是那些片段的语言，色情和暴力，使我衰弱的身体里升起残存的冲动。我很想把网线另外那端，写这些东西的那个人揍一顿，就象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蓝球场上带着球冲过对手的防线。还有对谎言的愤怒，对那些冗长空泛的旁白的愤怒，近六十年来我第一次有强烈地想撕碎某些东西的愿望，象疼痛撕碎我那样，撕碎谎言、空泛和疼痛，把它们扯成雪花那样的小片，扔向创造他们的那些面孔。
一直到晚上睡着，我都沉浸在暴力和谋杀中，没有恐惧，因为我期待死亡。那些语言象号角，象被风展开的冲向死亡的旗帜，冲出苟延残喘的倦怠生命。那晚我的梦境充满搏杀。
我用了一周时间，间断地、劳累地把梦境记录下来，寄回给了他，我想我的梦境远比他的剧本要血迹斑斑。
两次放疗的间歇中，呕吐和恶心慢慢减少，体重也增加了两斤多。女儿写信来说孕期很顺利，我告诉她我在收拾行李，准备去登山，要去两个月，我不打算带电脑。
我对着坑说出的秘密得到了回复，很简单的一句话：“你在和我看同一本书吗？”附件是一个PDF文档，《茨维塔耶娃文集小说戏剧卷》，我在网上书店买了纸质书。我看到了另外一双眼睛，跟我心里的那双并无相似之处，可是就象那双宁静的眼睛抚慰过我的病痛一样，这双燃烧的眼睛抚慰着我的无望的思恋。那个叫索涅奇卡的姑娘，睁着她那熔化泪水的大眼睛，坐在我躺椅的脚凳上，背后是楼上阳台垂下的绿藤，孤零零的一条，飘在她乌黑的发辫边。她轻手轻脚地跟着我进屋，轻手轻脚地坐在我床尾，单薄的身躯永远散发着温暖，琥珀样的眼睛永远在说：我爱。

穿着厚厚的红色旧羽绒服的中年女人在顾明远身边空着的那一半铁椅子上坐下来，从容不迫地问：“你做第几次了？”她的神情语气就象是顾明远多年的相识，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的亲切——我们当然是朋友，我们处在一样的境地，我们都是病人。顾明远还不习惯这类自然而来的稔熟，但是对方也不至于亲切到令人反感。不等顾明远回答，她自顾自地说：“我已经是第四次放疗了。”
“五年前我得了肝癌，我丈夫和儿子边上班边照顾我，两年后，我丈夫自己死于肝癌。一年前，我儿子死于肺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可我还活着。对了，你的医保同意你报全部药费吗？”
顾明远说他还没有找医保报过药费。女人看他一眼，有所明白的神色一闪而过，依旧从容地说：“那你应该是比较有钱。”
略停顿了一会，女人还是从容地自顾自地对顾明远讲起去医保报药费的各种麻烦，也不悲叹，也不埋怨，只是平平静静地讲诉。顾明远漫不经心地听着，突然想，他的完美数字，看起来还不如医保更容易令人保持专注和平静。
女人在他之前被叫到名字，站起来的时候仍然平静而坚定地说了最后一句：“明天我要再去社保局。”
做完放疗，顾明远例行呕吐和休息之后，在医院门口坐上出租车去公司附近的餐厅，他约了李承吃晚饭。顾明远找了靠窗的桌子坐下，望着窗外灰蒙蒙的街道，匆匆忙忙走着的人，想起医院那个坐在他旁边的女人说，自从病了以后，走过从公汽站到家的路，反倒特别亲切特别留恋了，总想要再看多几次。顾明远看不出来外面的街道有什么让他觉得亲切和留恋的，虽然他知道那确实是好心态。
李承看到他的第一眼，眼神里是惊讶的，但是和那女人听到他不用报医保的明白一样，一闪而过，而后是同样的从容不迫，只是李承的从容初时更为努力，在顾明远一笑之后，也就自然了。男人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波澜不惊的，尤其对自己曾经的上司，流露同情反而有伤自尊，天性使然或是约定俗成，倒也弄不清楚。
顾明远吃不了什么，只是一杯果汁，李承叫了一份套餐，闲聊一些公司的事情，顾明远的病或者境况，一个字也不问起。
吃完饭李承送顾明远回家，顾明远对李承说：“哪天有空，过来帮我装木马。”
“你现在终于对病毒有兴趣了？”李承笑起来，“以前你总是说病毒是丑陋的程序，建构比破坏的难度要大得多。”

   送走李承，我想起白天遇到的女人，越来越觉得世界很荒谬，一个没有钱治病的人期待活下去，一个有钱治病的人只想死去。从大学开始，我一直保持超脱和冷静，因为数学的优雅严谨，因为数学散发出的璀璨光芒。至今，我仍然沉溺于这份美感之中，即使智力不再许可，美并不荒谬。荒谬的是，一个沉溺于琐事的人，平时大约会诸多烦恼，旁观者会提醒他说：人终有一死。然则真到了死亡在即，能沉溺于琐事，比如医保，反而连死亡都顾不上恐惧。一个财迷是否能在数着钞票的时候，突然被罗马士兵砍下头颅，同样毫无恐惧？他会不会对罗马士兵说：“请等等，让我扎好这叠钞票。”我猜想他跟我一样，能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但是无法应对长期的病痛折磨。
   和以往一样，我把我的迷惑寄给了那个从不回话，总是给我一本书的深坑。这一次我得到的书是《荒原狼》。
我对那个坑越来越好奇，好奇只是一种掩饰性的表述，我不习惯承认自己的情感，哪怕是独自一人望向自己内部。
而另一个一直跟我比赛一样，编造着各种血腥故事的年轻人，倒是开始时不时地在故事后面写上一两句话，他在学校里不得不为自己打上“东方”标志；他的咖啡里误滴入了黄油，结果味道还不错；他搬家了，房子很吵也很闷，但是他还得呆在里面没完没了地编各种故事；他的美国同学讲动画片的时候，他完全插不上话，因为他们是看不同的动画片长大的，所以他对我讲了动画片。最后，甚至他还为我想了一个名字，用来称呼我。
在他还没有讲这些，在我和他还象两只扭在一起的雄狮一样的时候，我对他就已经充满温情。在非洲的热带从林里，在露水未干的草地上，我们互相追逐，都想将对方按到自己爪下，然而他跳起来，挣脱我，跑开再冲回来，试图撞倒我。我看见他年轻的身躯，矫健的后腿，满怀艳羡，然而我清楚他并不知晓我已经衰竭，我仍然有着成年狮子的威严，我狡黠地逗引他，引诱他做更多的奔跑，消耗更多的体力，一直到最后一击，当他再一次冲向我，我迅捷地站起，把腾空的两条前腿扑向他，他的头就在我的前掌之下，然而我望向他的目光里毫无敌意。
我在回信中只字不提，除了继续给他一个血腥故事。诉说将使我对他的温情失去张力，就象在比赛之前，我不会拥抱对手一样，哪怕整个过程中，我对他的表现不乏敬意。
他不时的附带的话经常让我笑起来，然后想到那个同样在异国他乡的深坑。也想起十多年前带着女儿独自去了异国他乡的妻子，她从来没有说过异乡的艰难，就象女儿一样，只是告诉我安好。而我那时全心思考着我的数据库，按月寄给她们我的工资。她的同学们经常羡慕她，嫁了一个能干而忠诚的丈夫，能够去到很多人梦想的地方。
收到坑的回信，我习惯在打开之前注视那条尚未被阅读的标题的黑体字，仅仅只是那个黑体，与已读信件相区别的黑体，就让它那么与众不同。虽然我知道不会有内容，只是一本书，但我就象打开最珍贵的宝盒之前一样，凝视它，猜想其中的瑰丽。
拿到木马之后，我侵入了他的电脑，象一个入门的贼一样，我贪婪地翻阅他的照片、信件、文档以及音乐。我不能接受一个对我安慰至深的人，只是网线另一端一个无声的深坑，有时候连我自己都怀疑他并不存在，只是我病中的幻觉，或者一个计算机程序（那当是完美的程序，出自上帝之手）。
他是一个哲学系的学生，这让我感到开心，毕竟他不象诗歌那样，离我那么遥远。我至少可以部分理解他，我们的专业同样基于逻辑。这么一点共同之处，已经让我心满意足。我不想讲他的长相，我的记忆就象他的相册，随手就能翻开一张。那张脸将留在我心里，一直陪同我到生命尽头。在我心脏停止跳动之后，它会印在我骨上，在我的骨烧成灰之后，如果，象书上说，我们有灵魂，它会以跟灵魂同样的透明，紧贴在我的透明之上。
我不能失去他，我深恐他知道我只是一个晚期癌症的老年男人，对我了无兴趣，不再理睬我的去信。我开始编造故事，那些血腥故事似乎刺激了我的想象力，我为自己描画上二十五岁的女人面孔，为她安排身世，凄惨动人的命运，潦倒无助的境况—这倒也不难，我一路的奋斗并非一帆风顺，只是年轻时候，也就忽略着镇定着，从自己和他人的艰难之上踩过来，视若无睹，不为所动。
在我讲诉了身世之后，他开始回信了，温和地，耐心地，体贴而简短。仍然不提自己的生活，唯一说过的只有他的鞋子。半年以后我无法忍耐地倾诉我的爱情和迷恋，我为真实的迷恋编造了另一个男人。然而他的照片就在我的屏幕上，在我几近干涸的眼中突然而起的热雾之后，因着我眼睛里的灼热而发出近乎失真的光泽。
后来某天，从他的邮箱里寄来了一封求助的信，希望我能汇些钱到他的账户里去。我知道那并非他的账户，我有他所有资料，包括他的网银，我只是不会去窃取密码。然而我那么期望他真的需要我的帮助，我那么愿意为他做一点点什么，我幻想着他在寒冷的德国，孤身一人，找不到工作。那时我行动已经更加艰难，我穿上大衣，它在我身上就象挂在旧衣架上，慢慢走进冷冰冰的空气里，到银行排队，亲手写下那个，并不是他的账号。
我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临，我再也不用放疗了，它杀死了我无数正常的细胞，而总有那么几个癌细胞顽强地生存。李承帮我找了看护，即使到现在，他仍然波澜不惊地对着我，好象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我深知这些年来他对我的尊重和友谊。
我的外孙已经一岁，我看到了他的照片，我仍然没有告诉女儿我将死去，父亲对她来说，也许只不过是个符号，十四岁她就离开我了，虽然她的血管里流着我的血液，虽然她一向爱我，认为我是慈爱的父亲，因为我总在跟她说谎。我想，早一些或者迟一些让她知道，无关紧要吧。我不能想象她坐在我床头，握着我的手，无比哀痛。如果整整十二年，她都只在遥远的地方记挂我，多见一面，还是看着父亲最衰弱的一面，不过是个礼仪。
医生开给我吗啡，我拒绝了。在最后的日子里尝试致幻剂，对我竟然有些诱惑，但我根本无须吗啡来镇痛或者致幻，我迷恋的人永远不会象我迷恋他那样迷恋我，足以让我心中的疼痛超过我的身体，而身体的疼痛此时对我来说，就是一支镇痛的吗啡。我所有的幻象，就是跟他一起看到南迦巴瓦的日照金山，不是那个二十五岁的女孩，是我自己，衰弱如同旧衣架的老年男人。而此时我突然明白了医院的女人说起过的留恋，我留恋窗外的阳光。
我已经到了不为此世法律所约束的日子了，我已经可以合法地吸毒了，我将接受死刑，虽然来自更高的裁判者。在此之前，我还来得及给他写一封信，告诉他我的入窃，我的欺骗和我的爱情。我把那封信夹在一本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里，交给了看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