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期网刊专栏】陈卫|歌德Ⅱ

张一一

<p align="center"><img src="http://www.heilan.com/periodical/heilan_56/image/t_chen_logo.gif" border="0" alt="" /></p><p align="center"><img src="http://www.heilan.com/periodical/heilan_56/image/zl_chen.jpg" border="0" alt="" /><br /><br /></p><p class="unnamed1">　　《亲和力》密集而凝练地注视“关系”、把“关系”作为一个问题并加以研究，并且把它“研究”到艺术的高度，使我们发现此前从没人如此专项地关注过“关系”，后来至今的人们广泛地把“关系”作为小说创作的一个主要话题却都没有超过它的高度。<br />　　他在严格意义上被称为小说的作品，如果把《威廉·麦斯特》两部分开来算，也只有四部：他的伟大常常让很多读者不能相信这个微小的数字。《维特》是针对过去的作品，它也很容易“过去”；《威廉·麦斯特》是针对未来，实质是《浮士德》的小说版，其本质是面向理想和自我教育；惟有《亲和力》关注“当下”，尽管作品中有些时代烙印的称谓，但由于笔笔着力、鞭过留痕，关注研究的话题触目惊心，至今仍让人感到它是一部“当代”作品。<br />　　它的“当代性”，除了专门涉足“关系”这一具有现代意味的永恒话题，还因为它对小说文体的严谨结构。《亲和力》是歌德最专注于小说自身的一部小说，从头到尾它都是那么的小说化——它不说教，不理想，有虚构但不浪漫，有情节但不历险，每个动态的捕捉都处于两个动作的承上启下过程之中——罗丹认为这是艺术的核心，它没有小说自身之外的目的，它抛出问题，顽强地面对问题但解决不了或并不关注问题的解决，它的每个元素都对小说自身具有建设意义。<br />　　似乎刚从痛苦的爱情中摆脱出来的清醒和疼痛使他的雄健在《亲和力》的语言中显得更为清新而及物。最初对自然科学刻意的热爱在艺术中得以随意整合并产生化学反应。“雄健地表现哀伤”，达到了一种“放弃上帝”的奇妙效果。清晰的力量纤毫毕现，不易陈旧，在每个“当代”都铮铮作响。<br />　　《维特》针对过去，却写于青春期，《威廉·麦斯特》针对未来，却起笔于繁杂现实缠身的中年（<font face="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1877</font>年），《亲和力》针对当下，却写于一般意义上开始晚年的六十岁，——我随便列举，并不特别想追究其中是否有何蕴涵。</p><p class="unnamed1">　　　　　　　　　　　　　　　　　　　　2007年8月16日—20日<br /></p>

陶北

歌德作品哪个译本最佳？

陈卫

<p>没见过他全集译本。也就没见过某个单个的译者译过他接近全集的作品。只有不同的译者翻译过歌德一些不同的作品。</p><p>我读过《浮士德》三个译本，董问樵的，绿原的，和樊修章的。其他作品都只读过一个译本。《亲和力》也是董问樵领衔翻译的，最重要的，《威廉·麦斯特》两部也都是董问樵翻译的，这三本书特别是《威廉·麦斯特》两部其他译本很少，总之，董的翻译还可以，文风略显粗砺，气度雄健，这也符合歌德散文作品的风格。另外，歌德属于那种无须挑剔译本的作家，大凡有些质素的翻译家才会碰他，他的语言也不恍惚以至经常容易产生歧义（某些诗歌、诗剧除外），翻译的要求主要应该不在文字本身，只是思想的准确和精神气度的吻合，所以一般来说，都不会翻译得太差，看同一作品的多个译本，一般不为比较译本好坏，只是互相参照、多些对歌德作品理解的途径而已。</p><p>歌德诗歌主要是钱春绮、冯至、绿原译得比较多。还有一个人译得很多，但比较差，杨武能。</p><p>《歌德谈话录》好象也买过两三个译本，主要是朱光潜译的，应该还是非常不错（当然主要还是书好），只是朱老先生受建国后的政治影响过甚，经常在注释里说些蠢话。</p><p>《浮士德》董问樵译本是复旦出版社出的，最初不知他与复旦的关系，1993年里的某一天和几个人正在复旦校园里走，在门口突然看见一个新的“讣告”上印着“董问樵”，我还低声惊呼了一声，旁边人问怎么了，我说：没什么，他就是翻译《浮士德》的。</p>

陈卫

也有可能是94年，不记得了。

陶北

<p>歌德作品买过不少，只看过《少年维特的烦恼》。回去查一查译者。</p><p>记得格非谈过类似的观点，像托尔思泰，歌德这样作家，任何译者都难掩他们雄健的风格。</p>

硬硬的还在

好象张荣昌译过《威廉·麦斯特》？

1883

《浮士德》郭沫若翻译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