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 2670|回复: 2

吴志超：《1957年的凯鲁亚克和今天的中产趣味》

198 主题	0 好友	1048 积分

论坛游民

Rank: 3 Rank: 3

发消息

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07-8-30 16:31:5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table class="diary_bg1" cellspacing="3" cellpadding="3" width="100%" border="0"><tbody><tr style="word-break:break-all"><td class="diary_title_td" align="left">1957年的凯鲁亚克和今天的中产趣味 </td></tr><tr><td height="15"> 吴志超 </td></tr><tr style="word-break:break-all"><td class="font_diary" align="left"><img height="230" alt="7246a" src="http://images.blogcn.com/2007/8/29/4/lanrenfei,20070829040952530.jpg" width="160" border="0" /> </td></tr></tbody></table> 1957年的普利策戏剧奖颁给尤金•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而不是杰克•凯鲁亚克的《垮掉的一代》（它要到48年后才被“发现”），可以被看作某种“天意”，尽管凯鲁亚克那个支离破碎的剧本，给予了一代人及其支离破碎的生活以一个响亮的名字。 凯鲁亚克曾在一封信中说：“我想做的事是改革美国的戏剧和电影，给它以自然的活力，不要做‘情景’的事先构想，就让人们有如在现实生活中那样哇啦哇啦说话。这才叫话剧：没有特别的情节，没有特别的‘含义’，人们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或许凯鲁亚克有十足的理由憎恨并且试图去改革上世纪50年代沉闷、乏味、平庸的美国主流戏剧，但就其戏剧观念，及其通过《垮掉的一代》所进行的戏剧实践而言，凯鲁亚克本人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他只有一腔热情，对戏剧、小说、电影都只是一知半解。凯鲁亚克的文学手法，说白了就是“自然主义”，只不过属于他的“自然”生活不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如普鲁斯特的世界），也不是工人阶级底层民众（如斯坦贝克的世界），而是特定时代条件下迷惘、混乱、不稳定的中产阶级狂热分子的反叛生活。在文学手法上他没有任何创新，除了以所谓“自动写作”的名义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的大杂烩。但是“自动写作”早在上世纪初，超现实主义者们就玩过了。凯鲁亚克从没弄懂的一点，就是真正的戏剧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让人们有如在现实生活中那样哇啦哇啦说话”的。戏剧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舞台艺术，而不是生活本身。凯鲁亚克不应该搞文学，他更有机会成为“老大哥”一类“真人秀”电视节目的鼻祖。 文学需要“真诚”，这毫无疑问，但并不是靠简单地“直书胸臆”就能抵达“真实”和“真诚”，因为你并不清楚“直书”出来的“胸臆”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仅仅是成功的自欺。真正的“真诚”是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的，否则越是“直白”，往往越显示出你自欺到了何种程度。举例来说，当米洛、巴克、维基们在《垮掉的一代》中大肆叫嚷“灵体”、“鬼魂”的时候，他们确实是在“直白”地说出他们的感受，但这种直白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是一种“直白的不真实”，因为凯鲁亚克只热衷于对自己那个圈子里的人“是怎么样的就怎么样”进行支离破碎的描述，而缺乏必要的“技术”能力，去挖掘那些幻觉的成因。同样的问题，《在路上》、《荒凉天使》里也比比皆是。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价值”越来越局限在一点上：帮助特定的读者群发泄多余的热情和对生活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可能来自生活不够优裕，也可能来自生活过分优裕）。 今天的文艺青年，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定为中产阶级——事实上这是大多数文艺青年的必然归宿，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中国——那么你应当读凯鲁亚克。看上去这是件颇为吊诡的事情，因为当初他明明是以反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斗士身份而暴得大名的。凯鲁亚克本质上不是一个小说家、戏剧家，而更接近于一个现代巫师，能够提供让你拥有自由幻觉的秘方，并且能够以自身生命力的疯狂投入为代价，诱惑你和他一起上路。与A.M.霍姆斯在为《垮掉的一代》所写的序言中试图让我们相信的相反，凯鲁亚克离“戴尼提”心灵治疗术的距离，要比离贝克特近得多，他更适合的，也许是去组织传销事业，而不是写作。A.M.霍姆斯对凯鲁亚克匍匐膜拜的态度（“凯鲁亚克就是我的父亲……苏珊•桑塔格就是我的母亲”），恰恰为我的观点提供了佐证——这个《名利场》、《纽约客》的“著名专栏作家”，正是地道的中产阶级“知识女性”，从社会地位到文学趣味，从对自由的浅薄理解，到对某种“适可而止”的混乱的嗜好，都堪称一具“标本”。我并不歧视所有中产人士的趣味，总有一些人拥有更超拔一些的认识能力，比如同属中产阶级，杜鲁门•卡波特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用3个星期写完《在路上》的凯鲁亚克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打字。对此我可以补充一句：幸运的（或者不如说不幸的）是，凯鲁亚克的打字节奏具有一种绝大多数文艺青年（即未来的中产人士）难以抗拒的催眠效力，从而在半梦半醒间塞给他们一种虚幻的自由体验。根本的悖论就在于：中产阶级是文学的最主要的消费者，但同时他们绝大多数又是完全不懂文学的，不需要真正的文学，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是从替代品中寻求刺激或安慰。 1957年，就是凯鲁亚克写《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的那一年，另一个写下了关于自己长途旅行的文字的家伙，刚刚在古巴马埃斯特腊山区站住脚跟，这个人就是切•格瓦拉，几个月前他与卡斯特罗一起，坐着小船偷渡上岛，想要通过游击战推翻独裁政府。格瓦拉本来很有机会成为另一个凯鲁亚克，无论激情、文笔、反抗现实的渴望还是对旅行的嗜好，他们都很像，科波拉把拍格瓦拉传记片《摩托日记》的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请来拍《在路上》，应该不是偶然的。然而格瓦拉在一点上与凯鲁亚克有根本的分野：凯鲁亚克始终只是一个美式个人主义者，无论怎样挣扎反叛，他真正关心的都只是自我灵魂的获救，佛教之类对他的吸引力，仅仅在于禅宗公案式的顿悟体验，对“自度度人”的辩证法则既无兴趣更谈不上理解；而格瓦拉悲天悯人的气质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通过与古巴革命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相遇，帮助他一举超拔出了纯粹个人的精神追求；这就是为什么格瓦拉具有一种“世界意义”，而凯鲁亚克始终只是“美国土特产”——当其他地方的文艺青年拼命想要挤入崇拜凯鲁亚克的圈子时，他们绝大多数只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赶（美国）时髦而已。 凯鲁亚克的产生和流行是有其强大的时代背景根源的，抛开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人的生活与心路历程，凯鲁亚克的意义至少要打个对折。尽管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但实际上他离自己的偶像十万八千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就在于他虽然始终是针对时代的问题发问，但不管是追索答案的过程还是具体的写作技巧，都能够超越与时代本身的纠缠。凯鲁亚克如果脱离了他用一种亢奋的生命体验与当时特定的沉闷社会气氛（冷战、麦卡锡主义、核恐慌、种族隔离、物质主义等）所进行的对抗，剩下的那些东西，无论是性乱、大杂烩宗教信仰、旅行强迫症还是“准自然主义”的写作风格，都不过是一些软绵绵的象征性姿态，一些二三流的思想观念，一些自诩能逃离时尚的时尚。因此今天他能在中国的某个人群中走红，同样也是有其时代背景根源的，只不过在美国的背景上，当年的凯鲁亚克无论如何还是代表了一种反叛和“寻找自我”的企图，换了中国背景，他就彻头彻尾变成了迷魂药，以便那些实际上时刻准备着同流合污的人们，能够用心灵的某个角落还为凯鲁亚克这个疯狂的名字保留着位置，来有效地实现自欺，从而得以心安理得地等待（捕捉）堕落的时机。 标榜“垮掉”总是容易的，问题是，“垮掉”之后，你是否还准备站起来，是否还有气力站起来？《垮掉的一代》 [美]杰克•凯鲁亚克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8月版 2007年8月30日《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