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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活着》如何达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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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4:4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对《活着》的理解必须从“存在”出发。《活着》的价值在于它如何达到了人的和历史的“存在”。海德格尔说：“作品发生作用，不在于由因致果。它系于一种变化，这变化从作品中发生，是存在者的无蔽之变化，是存在的变化。”故而，《活着》这样的作品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欣赏对象，而是闯入我们心灵深处的“存在之域”的某种突如其来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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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活着》进行现实主义界定，还是后殖民主义维度的考察，都只能是一种外在化的言说，丝毫不能触及《活着》深层的隐秘真谛。为了把握《活着》（及此类作品）的意义，我们必须要像荣格说的那样——允许它像当初塑造了艺术家那样来塑造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放下那些政治化、对象化、殖民化的成见，抛弃这诸多的有色眼镜，真正打开内心，让作品作为本真的突如其来者闯入、抵达，这时我们才能聆听到作品的真谛，也才能懂得艺术家的经验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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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在创作《活着》的时候，已然超脱了先锋时期个体无意识对创作的束缚，命运式地承载了集体无意识的天命。此时，余华已大大超越了其个人生活的领域，成为一个更高意义上的“人”，一个“集体的人”，一个携带着并塑造着民族乃至人类的无意识心理生活的人。余华在《活着》中，得以从艺术家作为一个人的精神和心灵出发，对民族的、人类的精神和心灵说话。
正如荣格指出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同样地，本质上是《活着》创造了余华而不是相反。艺术是一种天赋的驱动力，它攫住一个人，把它变成自己的工具。在创作《活着》时，余华本质上不再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寻求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允许艺术通过他来实现它的目的的人。荣格接着又深入地指出：《浮士德》除了是一种象征以外又是什么呢？它代表着我们并不清楚地了解然而却富有生机的东西。在此，它指的是一种活在每个德国人灵魂中的东西，歌德帮助它诞生了。同样地，余华的《活着》是否也玩味着某种中国人的灵魂中回响着的东西呢？
且看余华在《活着》韩文版前言中如何说：“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我们能够想象除了中国人还有任何人能写出《活着》或者《红楼梦》吗？如果说《红楼梦》是对大道的体悟言说，那么，《活着》就是普通人存在之道的注脚。
如果我们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历史的沉淀中渗入中华民族的灵魂，进而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性格，我们就将发现易、道、儒的思想精神怎样细致微妙地引导了中国人集体历史与个体人生的存在。无论易、道、或儒都强调世界、人生的哲学、意义、价值须从一种永恒至高神秘的大道、天道或理出发来显现并具备合理性。人世的一切甚至人本身都只不过是至高之物的瞬时显现，因此，人只能畏天道而生，顺应天命而行。而不存在抗争的可行性。这样就导致了中国人差异个体的三种基本追求：天人合一而圣，顺天承运而行，皈依大地而活。
《活着》中的福贵老人正代表了普通中国人但求乐天知命，皈依大地而活的集体无意识心态。作为大多数的普通人注定无法超凡入圣，同时也不能清醒地承载历史的使命，如果不想坠入“死于非命”的迷途，他们唯一需要保持的高尚即是皈依大地，忍受生命赋予的责任。余华对这一思想的表述是：“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这句话固然不错，美中不足的是其词句中蕴藏着相当程度的歧义，以致于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余华正在提倡一种麻木的动物式的生活姿态。
其实不然，对于余华的这句话，仅仅从字面逻辑上推演恰恰将使批评者堕入肤浅。对余华所言的活着必须深入地从天命式地活着来领悟。用余华的话来说，活着是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那么，余华的深层思想就应该是：人是为了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而活着，而不是为了非天命的任何虚妄之物而活着。从小说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福贵并非麻木地生存，无论对大地、对生命、对亲人，甚至对一头垂老的牛，福贵都展示了深挚而高尚的爱。
此外，针对《活着》，批评界也常常存在这样一种声音：即拿西方《俄狄浦斯王》式抗争命运的作品与《活着》相比较，从而质疑《活着》面对不可抗命运的仿佛是完全顺驯的生存态度。对此可以这样设想：《活着》虽然不可能达到《俄狄浦斯王》的高度（这是一种理想主义，英雄般的崇高的存在），但它仍然具备高尚的合理性与存在价值，因为他从一种很现实的切入点——即从普通人的存在出发——讲述了普通人面对苦难命运的无奈与尊严、幸福与隐忍。
《活着》并不麻木，相反，它却超越于此，向我们“讲述了眼泪的宽广和丰富”，《活着》也不是人格的完全萎缩，它反倒以忍受生命赋予的责任换取了人生的尊严，用普通人平凡却高尚的生存姿态向我们宣讲了绝望的不存在。因为《活着》道说了某种命运，某种人生，某种高尚，借此，它也达到了某种意义上较为广大的人的存在。这里我们不妨以余华自己的话作证：“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活着》既是五千年民族文化造就之集体无意识精神的产物，又是中华民族特定时期历史的产物。必须承认《活着》的合理性文学价值，不能因为《红楼梦》、《西游记》这样不可超越巨著的存在，就否定次一级作品的价值。《活着》固然受到了时代的局限，但它也借此幸运地揭示了那一时代历史的存在。那是一个普通人几乎完全无法可能与命运抗争的年代，这时候，抗争、进攻和喊叫只能导致毫无意义，甚至滑稽可笑的死亡（根本不能具备殉道般的崇高色彩），这时候，只有与世无争、淡泊、坚忍才是真正意义的高尚。
余华说：“《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事实上，《活着》是通过文本寓言化完成这样的讲述的，真正的历史背景已经被很大程度地虚化了。这一点使《活着》根本上不同于那些专为西方后殖民主义猎奇眼光提供看资的“审丑”作品。通读全文，《活着》最能唤起读者的是心灵对存在的震憾和暖意。作家的精神无法逃避自己的时代，无论歌德、巴尔扎克、卡夫卡，都首先属于自己的时代然后才属于未来。余华也必当如此。
时代造就了余华，然而同时也限制了他所能达到的文学高度。我们坚持差异的原则，承认其有效作品《活着》在探照民族集体无意识存在之某一侧面及观审特定时期历史存在的巨大价值；我们也必须在差异共存的前提下界定等级，因为根据作品照亮存在深广程度的相异，文学固然有高下。《活着》能且仅能达到它所属时代允许它达到的高度。我们会毫无犹豫地认识出：《活着》与《西游记》、《红楼梦》所达到的精神深广度相去甚远。那个时代的惯廷性封闭，文化、宗教精神的缺乏使其无法孕育出真正超越凡俗、深沉博大，足以一览众山小的伟大作家。
《活着》的思想主题本身具备可升华性。余华说：“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但事实上，余华及福贵在《活着》中达至的超然并非基于真正的对一切事物之理解，并不是从本源上真正认识了天命，而只是本能性地出自对荒诞的体悟。所以《活着》特别执着于生命本身，对死亡的价值缺乏深刻的感触。人当顺应天命承受生之重量，也当顺从天命坦然赴死。在余华的几乎所有作品中，死亡都成为一种布景，很少拥有正面的形而上意义。
不过，那个时代的真实决定了现实性的作品中难以存在真正高尚的死，那一时代的生和死往往是不可选择的乖谬。由于环境根本上排斥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于是福贵那样普普通通、与世无争，只对生命负责的存在者成为了那段历史中唯一高尚的人。但是为什么在俄罗斯（前苏联时期）却能产生远不止一部崇高而超越时代的伟大著作呢？原因在于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太强宗教情结的民族，基督教（东正教）精神对灵魂的深刻影响使一部分作家能够不断对乖谬的现实进行反思，以宗教式的博大情怀和观审超越了时代意识的束缚（比如《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而这种反思精神及其高度正是中国作家所缺少的。
由于时代意识、文化的限制，使那一代作家不可能从深沉博大，洞察精微的高度俯看和反观。事实上，那一时代的作家甚至根本地缺乏进行本源性思考、批判与超脱的能力。余华一再强调自己作品对真实的追求，而最不喜欢用讲道理的方式来写的小说。据说余华曾毫不客气地用“那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形容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网上传闻）。昆德拉是当代公认的一位最深刻地探察人类存在的小说家，任何人宣称不知道昆德拉写的是什么，恐怕只能表明其对思的无知。在这个文艺界普遍批评当代的巴尔扎克式写法的时代，余华却仍在标榜早已不再适合当今复杂时代变化的巴尔扎克、狄更斯式的写法，足见其在文艺思想领域的孤陋寡闻。（余华对大师的借鉴多是为技巧，而非关注思想）
归根结蒂，余华终是那个思想贫乏的时代造就出的缺乏真正的文化、思想内涵的作家。《活着》仅能说是天命对余华的恩赐，由于其思想从未真正地澄明与开悟，因此，在《兄弟》时期又走向迷误与平庸，也是非常易于想见的。荣格说：“艺术家从根本上来讲是他的作品的工具，他服从于他的作品，我们没有理由指望他给我们解释他的作品。他已经作出最大的努力，以赋予他内心的东西以形式，他必须把作品的解释留给他人，留给未来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乃中国文学相当贫乏的时代，余华的作品中恐怕只有《活着》尚可做为这一时代宝贵的遗产流传后世。《活着》是那个时代能够写出的最好作品之一，遗憾的是，那个时代阻止余华看得更高，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