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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为写作而生——马尔克斯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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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2:3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为写作而生，马尔克斯自传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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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让我跟她一块去卖房子。那天早上，她从她住的老远之外的镇子赶来，也不知该怎么才能找到我。她问遍了周围的熟人，有人跟她说找我要去Libreria Mundo，或者那附近的咖啡馆，我一天去那里两次，跟我那些作家朋友聊天。给她指路的人还提醒她说：“你可小心点儿，那些人都是精神错乱的家伙。”十二点整，她到了。她穿过展示书籍的桌子，轻快地走到了我跟前，用她好年月里才有的淘气的眼神看着我，我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她就开口说话了：“我是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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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变了，这让我没能马上认出她来。她45岁。生了11个孩子，加起来她怀孕的日子就有十年，照看孩子至少又花了十年。她已经未老先衰了，镜片后面的眼睛显得更大，更一惊一乍的，因为外婆的辞世，她穿着灰色的束身丧服，但仍然保有婚礼照片上那种罗马式的优美，在萧瑟的秋日里显得更加庄严。什么都没做之前，甚至在她拥抱我之前，她已经以她惯常的、正式的方式对我说：“我来让你跟我一起去卖房子。”
她不必告诉是要卖哪一处或者哪里的房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一套房子——我祖父母在阿拉哥塔卡（Aracataca）的老宅，我有幸在那儿出生，8岁之后就再也没在那儿住过。上了六个学期之后我退出了法律系，六个学期里，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于阅读所有我能弄到手的书、背诵西班牙黄金时代的诗歌。我也已经读了或翻译的或节略的学习写小说需要看的书，在报纸的增刊上也发表了六篇小说，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和批评家们的注意。再过几个月我就23岁了，即将超过参军服役的年龄，已经是两次战胜淋病老手，每天无节制地抽上六十枝用最劲爆的烟草做的香烟。我的闲暇时光分别交付给了Barranquilla和Cartagena de Indias两处，用每天给El Heraldo写评论挣来的些微小钱，我在哥伦比亚的Caribbean海岸过着国王一般的生活，晚上跟我能遇到的最好的女伴一起共度良宵。好像过着这般灵感时有时无和天昏地暗的生活还不够劲，我跟一帮形影不离的朋友打算在没有现款的情况下，印行一份Alfonso Fuenmayor已经计划了三年的野心勃勃的杂志。谁还能期望比这更多的？
出于贫穷而不是品味，我提前二十年就赶上了这样的时髦：不加修剪的胡子，凌乱的头发，牛仔服，印花衬衫，朝圣者穿的拖鞋。在漆黑的影院里，一个姑娘不知道我就在边上，她对别人说：“可怜的加比托（Gabito，马尔克斯的小名）一辈子也就这样了。”这意味着当我妈让我跟她一起去卖房子时，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她。她跟我说她没那么多钱，出于自尊，我说我自己掏腰包。
我工作的那家报纸是指望不上的。每天一篇的评论他们付我3比索，专职作家外出的时候轮到我写社论，一篇是4比索，这些勉强够我的生活费。我试着借钱，但是主任提醒我我已经欠了他五十多比索。那天下午我因为自己老是结交患难时无力资助我的朋友而深感内疚。在书店隔壁的哥伦比亚咖啡馆，我遇到了小时候的加泰罗尼亚语老师、书店老板Don Ramon Vinyes，我向他借10比索，他只有6比索。
我跟我妈都没想到这么个二日之行会如此有决定性，以致我日后再长寿、再孜孜不倦也无法完整描摹它。现在，走过了75年的人生旅程，我知道它是我选择写作为职业的过程中所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也就是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青春期之前，记忆对未来比对过去更感兴趣，因而我对镇子的回忆还没有因怀旧而变得理想化。我记忆里的它正是其所是：一个很好的居住地，大家互相知根知底，就在河岸边，清澈透明的河水流过河床，河床上躺着巨大的、白得像史前时期的鸡蛋一样的石头。薄暮时分，尤其是在十二月，雨停之后，天空就像一粒钻石，圣玛尔塔(Santa Marta)的圣玛尔塔·内华达山和它白色的山顶好像就矗立在对岸的香蕉种植园里。从那里可以看到Arawak的印第安人像蚂蚁一样在山崖边前行，背负着一袋袋生姜，嚼着可可豆以减轻路途的苦楚。孩童时我们梦想着把那些终年不化的积雪团成雪球，在焦干的、着了火似的街道上打雪仗。热得如此似真如幻，尤其是午休时分，大人们都直抱怨，好像这是多日不遇似的。我从出生那天起就听说，他们乐此不疲、周而复始地说，铁路和联合水果公司的市镇一直都是在晚上修，因为白天太阳把工具晒得烫手，拿都没法拿。
从巴兰基亚到阿拉哥塔卡只有一条道——乘破旧的汽艇穿过一条殖民地时期奴隶们开凿的狭窄的海峡，然后穿过cienaga，一片宽广的泥泞、肮脏的水域，抵达一个神秘的也叫cienaga的镇子。在那里乘每天一班的、刚建的时候是全国最好的火车，走过旅程的最后一段，大片的香蕉种植园，在热浪滚滚、尘土飞扬的村庄和已经废弃的车站作无意义的停留。这就是我和我妈在1950年2月19日——嘉年华的前夜，礼拜三，开始的征程，刚下过一场跟季节不合的雨，我们只带了32比索，如果房子不能以她的心理价位出手的话，这点钱刚刚够我们返程的路费。
那天晚上信风非常猛烈，我好不容易才说服我妈在港口上了船。她不是没有道理。汽艇是对新奥尔良港口开出的那些汽船简化式的仿制品，汽油发动机引起的振动把全体乘客弄得很焦躁，船上有个小的交谊厅，有钩子可以挂各种高度的吊床，乘客们带着行李、货物、装着小鸡的柳条箱子甚至生猪，在木凳子上尽力推开两边的人，给自己腾个位子。
船上有几个让人窒息得难受的船舱，每只船舱里有两架行军床，总是为衣着暴露的妓女占着，在航行期间满足旅客的不时之需。船舱都被挤满了，我们又没带吊床，我和我妈赶紧在中央通道里抢了两把铁椅子，准备就坐在椅子上过夜。
正如我妈所担心的，我们穿越Magdalena河的时候，风浪摇动着鲁莽的汽艇，河水的温度非常接近其入海口处海水的温度。在港口我买了足够的最便宜的烟，黑烟叶卷的烟，卷烟草的纸是廉价的包东西的纸，读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的时候，我开始像往常一样抽烟，用一枝烟屁股点燃下一枝。那时候，福克纳是我最忠诚的守护神。我妈手捏念珠，好像它是个绞盘，可以升起一辆拖拉机或者将一架飞机悬在空中，像往常那样，她不是在为自己祈求什么，而是在为自己的十一位儿女祈求富足和长寿。她的祈求一定是应验了，因为当我们进入海峡的时候，雨变缓了，微风小到连蚊子都吹不走了。我妈就放下她的念珠，静静地长时间地观看我们周围的喧嚣。
她出生于一个简朴的家庭，但是成长于香蕉公司兴旺发达的那一短时期，因而得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圣诞假期，她会跟她的朋友结伴去慈善市场演奏古钢琴，让一位阿姨当女伴，去参加当地战战兢兢的贵族操办的最纯洁的舞会。但直到她逆着父母的意愿，跟镇上的电话接线员结了婚，大家都还以为她还没找到心上人呢。此后她最显著的长处就是她的幽默感和钢铁般的身体，任何灾难的突袭在她漫长的一生中都击不倒她。而她最为令人惊奇的、自那以后令人最为无可置疑的特点是，她以精湛的技艺展示了自己的性格中包含的强大的力量：一个十足的狮子座。这使她得以确立她女族长的威权，其统治远及最远方的、最始料未及的亲戚，好像她在厨房炖扁豆的时候，看都不看地以低沉的声调操纵着一个星系。
看到她镇定地忍受着严酷的旅途，我自问她何以能够迅速而顺利地顺从于贫穷和不公。那个可怕的夜晚最大限度地考验了她。嗜血的蚊子，极度的炎热，汽艇行进时掀起的污泥的恶臭，在拥挤的人群中找不到地方做、无法入睡的人狂乱地走来走去，所有这一切好像是要让性情最平和的人也失常、抓狂。我妈忍受着这一切，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而旁边船舱里穿得或者像男人或者像伦敦佬的应招女郎们在收割嘉年华的丰收。其中的一个进了船舱后又离开，就在我妈的椅子边上，进进出出了好几次，每次换一个的客人。我以为我妈没注意到她。但是不到一个小时内的第四还是第五次进去复出来之后，她用同情的目光盯着她消失在通道尽头。 “可怜的孩子”，她哀叹说，“她们不得不选择的谋生手段比劳动要糟糕。”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午夜，剧烈的晃动和通道里昏黄的灯光让我看得很累，我坐在她旁边抽烟，尽力让自己从Yoknapatawpha乡间的流沙中解脱出来。一年前我，因为萧伯纳的一句话的激发——“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得不中断自己正在接受的教育去上学”——抱着自己能无师自通地靠做记者和从事文学谋生的希望，我轻率地离开了大学。就此我无法跟任何人讨论，因为我觉得我虽然说不清为什么，我的理由只对我自己来说才算得上理由。
我老爸老妈在我身上寄托了那么大的希望，花了那么多借来的钱，想说服他们接受这样的丧心病狂无异于浪费时间。尤其是我爸，我做什么他都能原谅我，就是不能原谅我不能弄张他自己没弄到的学位证书挂在墙壁上。我们无法再沟通了。差不多一年后，我妈找到我让我陪她去卖房子的时候，我仍盘算着去找我爸向他解释我的理由。但直到下半夜我妈才提及这件事。在汽艇上，好像因为神启，她最后才找到机会告诉我她此行真正的目的，她说话的方式、语气和遣词造句肯定是她在出发前那些孤独的不眠之夜推敲好了的。 “你爸很难过。”她说。 我最担惊受怕的事终于来了。她像往常那样以雷打不动的平静语调开头，对你来说则是突如其来，猝不及防。完全是出于习惯，因为我很清楚答案将是什么，我问：“我爸为啥难过？” “因为你的退学。” “我没有放弃学业，”我说，“我只是换了个职业。” 彻底讨论讨论的念头让她来了精神。“你爸说那还不是一回事。”她说。 明知无礼，我还是说：“他也中止了学业，去拉小提琴。” “那不一样，”她很生气地说。“他只在宴会上和我家窗户下面拉。即使说他是退学，那也是因为他连饭都吃不起。而且不到一个月他就学会了电报术，在那个时候那可是个好职业，尤其是在阿拉哥塔卡。” “我也找了个饭碗，给报纸写稿，”我说。 “你这么说只是免得我伤心。但是老远人家就能看出你目前的状况。糟糕到在书店里我一眼都没认出你来。” “我也没马上认出你。” “但是原因不一样，我以为你是个要饭的。”看了看我的凉鞋她又追了一句，“连袜子都没得穿。” “不穿袜子更舒服。两件衬衫，两条衬裤：身上穿一件，另一件正在晒着。这样还需要什么？” “一点尊严，”她说。但她马上换了个语调以缓和一下：“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们太心疼你。”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问问你，要是你是我，你不也会这样做吗？” “我不会的，如果那意味着会令我父母心烦意乱的话。” 念及她当年执拗地不顾家人的反对跟我爸结婚这一茬，我笑着说：“我说你不敢看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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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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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2:31 |只看该作者

>为写作而生------自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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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得到父母允准之后才结的婚。”她说，“他们是不大情愿，我承认，但是我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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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中断了讨论，不是因为说不过我，而是因为她要上洗手间，但是对其卫生状况又不放心。我向水手长打听有没有更干净点的，他解释说他自己用的也是公共卫生间。像刚刚读过康拉德（英国航海作家）一样，他还总结说：“在大海上我们都是平等的。”我妈只好屈从于平等的法则。完全不像我担心的那样，出来的时候她忍不住地笑。她对我说：“你能想象出来吗，如果我带着性病回去你爸会作何感想？”
午夜时分我们耽搁了三个小时，因为海峡里生长着的一丛丛海葵缠住了螺旋桨，船搁浅在了一团红树上，很多乘客靠在船舷上，躺在吊床上的人悠闲地晃来晃去。燥热和蚊子变得更加难耐，对此我妈轻松躲过，她随时都能、一直都在打瞌睡，她这个本事全家皆知，她可以得到休息又一直能抓住谈话的主线。船再次开动爽风拂面的时候，她机警地醒了过来。
她叹着气说：“无论如何，我得给你爸带个你的答复回去。” “这你不用担心，”我天真地说，“到12月我会回去亲自向他解释。” “那还得再过十个月。”她说。 “没错，但是今年已经太晚了，要想再接着上大学已经不可能了。”我告诉她。 “你保证你会回去吗？” “我保证。”我第一次觉察得她说话中的紧张。 “我能对你爸说你答应继续读书吗？” “不能，”我的回答很明确，“你不能。” 显然她希望我能给出与此有别的回答。但我没遂她的意。 “那我还是马上告诉他全部真相为上，免得好像你在玩阴谋诡计。” “好的，”我舒了一口气，“跟他说吧。”
我俩的讨论就此结束，不了解她的人会以为真的就这么结束了，但是我知道她只是中场休息，为了喘口气。过了一会儿她又睡着了。轻风吹走了蚊子，清新了空气，风中有阵阵花香。汽艇有了游艇一般的魅力。
我们驶抵了大沼泽，Cienaga Grande，我童年时的又一个神话。我从这里经过过若干次，当我爷爷带我从Aracataca到Barranquilla去看我父母的时候。“你不必害怕沼泽，但你必得尊敬它。”说起这片水域的变幻无常时，他这么对我说。它可以像个小水塘，也会是一片不驯服的大海。雨季的时候，下自锯齿山脊的风暴对它还算仁慈。从12月到4月，本来天气应该很平静，袭来的强劲的北风却让每一夜都成了历险。我奶奶经历了一次可怕的旅程，那一次他们不得不寻找避风处，一直躲到黄昏，打那以后除非特别要紧，她再也不贸然穿越。
那天晚上我们非常运气，水面很平静。日落之前我去船头呼吸新鲜空气，渔船上的灯光像在水面漂流的繁星。渔船不可尽数，黑暗中的渔民之间说话就像在打电话一样，因为他们的声音在沼泽带内产生幽灵般的回音。当我靠在栏杆上，试着看出锯齿山脊的轮廓时，思乡之情第一次油然而生。
跟这差不多的一个夜晚，在穿越这片沼泽的时候，我在船舱里睡着了，我爷爷去了酒吧。我也不知是几时几分，生锈的电扇嗡嗡作响，船舱里的金属条卡嗒乱碰，一群人沙哑的争吵声吵醒了我。那时我还不到五岁，非常害怕，但是不一会儿就又安静了下来，我就以为那肯定是我在做梦。早上，我们已经到了Cienaga码头，我爷爷正站着刮胡子呢，门开着，镜子从镜框上搭拉下来。我记得很清楚：他还没穿衬衫，但是在汗衫上系了他一成不变的吊裤带，宽宽的，带着绿色条纹。刮胡子的时候他不停地跟一名男子说话，我今天还一眼就能认出那个人来。他右手上有一个清楚的乌鸦画像和文身，脖子上缠着几条结实的金属链子，手腕上带着手镯，也是金的，双手都有。我已经穿好了衣服，坐在床上，穿上了靴子，那个人对我爷爷说：“别再迟疑了，Colonel，那些人想干的就是把你扔到水里去。”我爷爷笑了，没有停止刮胡子，以他一贯的傲慢说：“他们不敢。”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昨天晚上的骚动，我被有人会把我爷爷扔到沼泽里的说法给吓坏了。
在我跟我妈一起去卖房子的时候，很奇怪地，我回忆起了这段不知来龙去脉的情节，我对着在第一缕阳光中泛着蓝色光芒的锯齿山脊的雪沉思。在海峡中耽搁了一段时间，让我们得以在充足的阳光下看到狭窄的分开沼泽和大海的闪闪发亮的沙洲，上面的渔村晒着渔网，瘦小的脏兮兮的孩子在踢用碎布做的足球。我很惊奇地发现，街上断臂渔民的数目甚众，因为手中的集束炸弹投掷得不够及时。汽艇驶过的时候，孩子们冲过去抢乘客们扔过去的硬币。
 七时左右，我们在距Cienaga不远的一个沼泽落了锚。一队膝盖上沾着泥巴的搬运工迎上来，用手臂裹胁着我们，踩溅着泥巴，推拥着那些穿梭于泥浆中讨生活的三教九流，一直把我们带到码头。我们坐在港口内的饭桌边落座，正不慌不忙地吃美味的沼泽产鲈鱼和油炸香蕉时，我妈又再次发动她富于侵犯性的一个人的战争。
 “你一劳永逸地告诉我，”她头都不抬地说，“我该怎么跟你爸说？” 我想争取点时间再想想。 “跟他说什么？” “他唯一关心的问题。”她有点生气了。“你的学业。” 幸运的是，我跟我妈激烈的交锋激起了旁边一个一起吃饭的人的兴趣，他想知道我的理由。我妈迅即作出发应，这对我无异于威胁，令我心中一懔。“他想当作家。”她说。“优秀的作家能挣大钱。”那人正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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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我妈是出于谨慎还是因为害怕这位不请自来者提供的论证而转换了话题，但结果是他们两个对我们这代人的前途未卜充满同感，对过去有着共同的记忆。最后，因着二者都认识的人，他们发现我们通过Cotes和Iguaran家族有着双重关联。那时候我们在Caribbean海岸遇到的三个人中就有两个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妈总是开心地好像发生的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们乘四轮马车去火车站，可能是这个几乎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绝迹的传奇的行业仅存的一辆。我妈坐在车上出神了，盯着外面枯燥的平原看，被盐碱化的平原与地平线相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点：我三四岁的时候，第一次去Barranquilla，我爷爷牵着我的手走过那片蒸腾的荒地，走得很快而且也不告诉我我们去哪儿，然后毫无预警地，我发现我们面前是一片翻腾着泡沫的绿色的水域，那是一方漂浮着淹死的小鸡的世界。
“这是大海。”他说。 我恍然醒悟，问他对面的陆地上有什么，他片刻也不迟疑地答道：“对面没有陆地。”
今天，来来回回看了这么多大海，我依然觉得他的回答牛气冲天。无论如何，我幼时所见到的大海的景象都无法跟这一大片肮脏的水相比拟，盐碱化的海滩上遍布着腐烂的树枝和尖锐的蛋壳，上面没法走人。真可怕。
我妈对Cienaga的海面的看法一定也是这样的——看到船舷左边的海面时她就叹气说：“没有跟Riohacha一样的海。”这时我跟她说起我对淹死的小鸡的记忆，跟所有的成年人一样，她认定那是一种童年时的幻觉。接着她继续凝视行程中经过的地方，我从她的沉默中知道她怎么想那些东西。我们经过了红灯区，在铁道对面一侧，房子上没什么雕饰，屋顶锈迹斑斑，Paramaribo产的老鹦鹉站在挂在屋檐上的铁环上，用西班牙语冲客人叫嚷。我们经过了给火车加水的水站，大大的金属圆顶成了候鸟和迷途的海鸥的寄身之所。我们从城市边上驶过但是没有进城，我们看到了宽阔而空旷的街道，老的、只有一层、窗户从地板通到天花板的房子，黄昏的时候无休止的钢琴练习就在那里上演。我妈突然伸出手指一指：“看，那就是世界的尽头。”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到了火车站：扒掉树皮的木头做的房子，倾斜的铁皮屋顶，纵长的阳台，门口是一个没有生气的小广场，只能容纳二百来人。我妈说，就是在那儿，1928年的一天，军队杀害了数目不祥的香蕉工人。这件事我知道得就好像我当时在场一样，打记事起我就听我爷爷回忆和重复了不知多少回：宣读政令的士兵被罢工的工人视为一帮践踏法律的暴徒；三千多名男女老幼在官方限定五分钟的时间让他们撤离广场后，仍一动不动地站在烈日下的广场上；命令开火。突突突的机关枪发出一连串炮火，人群陷入恐慌，一点一点地被有条不紊、贪得无厌的子弹剿杀。
火车将于早上九点到达Cienaga，装上下了汽艇的乘客和齿状山脊下来的人，一刻钟后行进到香蕉种植区。我跟我妈八点之后到了火车站，而火车晚点了。这一次我跟我妈又是唯一的乘客。一上火车她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像过节似的叫道：“好奢侈啊！整个火车只为我们开。”
我总觉得她是借这种虚假的快乐来掩盖幻想的破灭，因为从车厢的现状完全可以看出岁月的侵蚀。这是老式的二等车厢，但不是藤制座位和可以升降的玻璃挡板，其木头座位已经被穷人温暖、朴实的臀部磨得锃亮。和车厢以前的样子比起来，不仅车厢，整个火车都变得像个鬼一样了。火车车厢分三等。三等车厢是最穷的人乘坐的，用运香蕉和供屠宰的牲畜的带货架的货车车厢改装的，为乘客加装了原木制的长凳；二等车厢有藤制座位和青铜饰条；一等车厢是供政府官员和香蕉公司经理乘坐的，走道里铺着地毯，座位上覆盖着天鹅绒，座位可以调节。当公司头目或者他的家人或者他尊贵的客人乘车时，列车尾部会加挂一节豪华车厢，窗户上安装的是彩色玻璃，窗沿是镀金的，还有一个露天阳台，摆着小桌子供旅途中饮茶之用。我还从来没遇到过到这样的无法想象的车厢里看过的人。我爷爷曾担任过两任市长，视金钱为粪土，但他只在有女家属同行的时候才乘坐二等车厢。当有人问他为何乘坐三等车厢时，他会如此回答：“因为没有四等的。”
但是，有时候火车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它的准时。镇上钟表的指针都是按它的汽笛设定的。 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它耽搁了一个半小时才出发。列车开始移动的时候，速度非常缓慢，还发出痛苦的吱吱嘎嘎声，我妈在胸前划十字，但是她马上就回到了现实。“火车的车轴该加润滑油了。”她说。 我们可能是整列火车上唯一的乘客，这一切都没引起我什么兴趣。我沉浸到《八月之光》的懒散中去了，一枝接一枝地抽烟，但有时也飞速地瞥一眼我们刚刚经过的地方。伴着长长的汽笛声，火车穿越盐碱滩，沿着亮红色的山岩高速飞奔，突然令人耳聋的噪音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大约15分钟后速度渐渐放慢，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有树荫的清凉的种植园，空气不再那么稀薄，也不再能感到海风了。我无需中断阅读也能知道我们到了与世隔绝的香蕉区的王国。换了个天地。铁道两边延伸着对称的、看不到头的林荫大道，路上是载着绿色香蕉树枝缓缓移动的牛车。一所医院孤独地矗立在一片罂粟林里，每条河都有它的村子和铁桥，火车鸣着汽笛从桥下穿过，火车经过时，在冰冷的河水里洗澡的姑娘们就像鲱鱼一样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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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2:31 |只看该作者

>为小说而生-------自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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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停在那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跟它都不孤单。但它发出令人揪心的一声鸣叫开走之后，我跟我妈就被遗弃在穷凶极恶的烈日下，镇子沉重的悲伤就落在了我们头上。 火车将在11点经过马贡多站，10分钟后停在Aracataca。我跟我妈一块去卖房子那天，火车晚点一个半小时。它开始加速的时候，我正在洗手间，一阵着火般的热风穿过破旧的车窗，伴着车厢里的噪音和火车可怕的呼啸声迎面扑来。我的心脏剧烈跳动，冰冷的恶心把我的肚子都给冻僵了。我怀着遭遇地震般的惊恐冲出洗手间，看到我妈沉着地坐在座位上，大声重复着掠过窗外的地名，它们转瞬即逝，就像生命中的一些曾经有而永远不会再有的情形。“那片地就是他们编了故事卖给我爸的，他们说那上面有黄金。”她说。 《基督复临论》授课老师的房子流星般滑过车窗，还有他花园和门上的英文标记：“太阳为所有人发光。”“那是你学的第一句英语。”我妈说。“不是第一句，”我告诉她，“是惟一的一句。” 火车驶过水泥桥和浑浊的灌溉渠，那是当年外国佬开凿，用来引水灌溉种植园的。“邻居是个水性杨花的妇人，她男人整夜地跳cumbiam－ba，烧的是一卷卷的纸币而不是蜡烛。”她说。 街边的长凳、被太阳晒蔫了的杏树、我学习阅读的校园———在那个明亮的二月的周日，镇子所有的图景一下子从窗户照射进来。 “火车站！”我妈喊道。“要是没人等火车，世界该变成了何般模样。”然后火车停止鸣笛，放慢速度，长叹一声之后停了下来。 我们被火车遗弃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四周的宁静———一种有形的、可以盖过世界上其他宁静的宁静。热浪的激荡是如此强烈，好像你是在透过波浪形玻璃看东西。目力所及之处没有人类生活的踪迹，没有东西上面不落着微微闪烁的炽热的灰尘。我妈在位子上坐了好几分钟，看着死气沉沉的镇子和空荡荡的街道，最后她惊恐地叫道：“天哪！”那是她下车前说的惟一的一句话。 火车停在那儿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跟它都不孤单。但它发出令人揪心的一声鸣叫开走之后，我跟我妈就被遗弃在穷凶极恶的烈日下，镇子沉重的悲伤就落在了我们头上。但我们相互间一句话也没说。老的木制车站和它的铁皮屋顶、纵长阳台仿佛是我们看到的西方车站的热带翻版。我们穿过荒凉的车站———其瓦片已经不堪野草的重压裂了开来，躲在杏树下午睡起来。 打小时候起我就鄙视那些午睡的懒鬼，因为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安静点，我们在睡觉呢。”睡觉的人眼也不睁地咕哝道。商店、机关和学校在12点关门，直到快3点才开门。房间里漂浮着地狱般懒洋洋的气息。有的房子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主人就在院子里挂上吊床，或者在杏树阴下放把椅子坐着睡。只有跟车站相通的旅馆及它的酒吧、台球室、教堂后面的电话亭还开着。一切都跟我记忆中相同，只是更小、更穷了，被风暴般的灾祸给毁坏了：破败的房子，生满铁锈的屋顶，码头边残缺不全的凳子，令人抑郁的杏树，所有这一切都在看不见的灰尘中走了形，欺骗了眼睛，煅烧着皮肤。铁道对面香蕉公司的私人乐园被电网缠绕着，像一块厚厚的毯子，没有棕榈树，破旧的房子隐现在罂粟中，医院的瓦片被火烧坏了。一扇门也没有，墙上有裂缝。 走路时我们挺直身子，步伐轻盈，穿着紧身的丧服也没怎么流汗，静静地一声不吭，但她苍白的脸色和瘦削的面容道出了她内心的所思所想。在码头尽头我们第一次遇到了人，一个矮小干枯的妇人在街角挨着我们走着，托着个蜡罐，其盖子尺寸不合，随着她的脚步晃动。我妈眼睛避开她小声说：“她是Vita。” 我认出了她。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在我奶奶的厨房干活，不管她变了多少，只要她屈尊看我们一眼，应该还是能认出我们来的。但是她没有：她行走在另一个世界里。直到今日我还在嘀咕，她是不是在那天之前很久就已经死了。 我看到的第一个死人 我们拐弯后，尘土钻过凉鞋烫着我的双脚。被遗弃的感觉变得无法忍受了。然后我看看自己，看看我妈，就像我小时看小偷的妹妹和母亲一样———一个礼拜之前，MariaCon－suegra一枪打死了那个正要闯进她家的小偷。 凌晨三时有人在使劲地推临街的门，声音惊醒了她。她下了床，没有开灯，在衣橱里摸出一支打千日战争之后就再也没开过火的旧手枪，在黑暗中不仅弄清门的所在，而且还弄准了门锁的精确高度。然后她用双手持枪瞄准，闭上双眼，扣动了扳机。此前她还从来没开过枪，但这次子弹穿门而过，命中了它的目标。 他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死人。在早晨7点我上学途中路过时，死尸依然躺在路边已经干涸的血泊中，面部已然毁坏，子弹击碎了他的鼻子，从耳朵钻了出来。他穿着上面有彩色条纹的海员T恤，普通长裤是用绳子而不是裤带系着的，赤着双脚。在他身边的地面上，人们发现了他用来试图撬门的自制的撬锁工具。 镇上的显贵人物到MariaCon－suegra家去安慰枪杀了小偷的她。晚上我跟我爷爷一起去的，我们看到她坐在米兰买来的扶手椅子上，椅子看上去像一只庞大的柳条编的孔雀，身边围着的她热情的朋友，在听她已经讲了不下一千遍的故事。人人都同意她的说法———她完全是出于惊恐才开的枪。就在那时，我爷爷问她，枪响之后她可曾听到了什么，她回答说首先她听到的是极度的沉寂，接着听到撬锁工具落到水泥地上，接着是一句微弱、痛苦的话：“妈妈，救我！”好像在我爷爷这么问她之前，她都还没意识到其中包含的令人心碎的悲痛，直到那时她才放声痛哭。 那事儿发生在周一。等到下一星期的周二，我和我这辈子最铁的哥们LuisCarmeloCorrea在玩陀螺时目睹了这样一个场景。当时是午睡时分，万籁俱寂，我们俩突然被窗外的声响吸引过去。在荒凉的街区中央，一个女人穿着丧服缓缓走过，她旁边是个大概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捧着一束包裹在旧报纸里的垂头丧气的花。她们都擎着黑伞以躲避灼人的阳光，但对同样灼人的路边恬不知耻的观客的目光，她们毫不在意，从容走过。这是那个贼的妈妈和小妹，她们要为那个可怜的墓碑献花。 当时的场面追随了我好几年，仿佛那是我笔下的一幕。整个镇子的窗户都大开，人人盯着那对母女，直到我在故事里帮助她们逃离。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我笔下的人物，我也无法控制她们的命运。但多年以后我跟我妈返回镇子，卖掉老房子，也从荒凉的街区走过时，我突然理解了那对母女：面无表情，沉着冷静。 “我觉得我是当年那个贼。”我对我妈说。 我妈并没明白。实际上当我们走过MarīaConsuegra街区时，我妈连路边木桩上的枪眼都没看一眼。多年以后，我跟她确认那天的场面，她一点都不记得，或者说她故意忘了。我们路过Belgian的房子，这个人在一战时诺曼底的一次海战中丢了两条腿，他整天都沉浸在毒品的芳香里逃避痛苦。我听到这人的故事时不过6岁，但我仍清楚地记着它，如同今天早晨7点刚刚发生。我妈在我俩路过这栋房子时突然打破了她20年的沉默。 “那个可怜的Belgian，”她叹了声气：“就像你说的一样，他再也不能玩国际象棋了。” 这里的药剂能让猫发疯 我们本来是径直走到我们的老房子那儿，但在那个街区我妈突然没征兆地停下了，然后迅速转到一个拐角。 “我们最好走这条路。”她说。当我正奇怪时，她自言自语：“因为我害怕。” 就在此时我明白了我晕船的原因：只是因为害怕，不仅怕我心里的鬼，更是怕所有事情。因此我们走到了另一条平行的路，绕了个大圈，就是为了不要再路过我家的老房子。“没有事先跟别人说说这栋老房子，我没勇气走过它。”我妈事后告诉我。她也是这么做的。几乎是拽着我，她突然走进了AlfredoBarboza医生的药房，这个小房子离那个让我妈害怕的地方不到100米。 AdrianaBerdugo是那个医生的老婆，她正埋头摆弄那台老式手柄式缝纫机，完全没注意到我妈正站在她面前。我妈轻轻地叫她：“你好。”她抬起头，眼睛从老花镜上方望出来，好像在看远方的什么。突然她扔掉眼镜，犹豫了一下，跳起来说：“啊！你好！”，随即手臂做拥抱状。我妈已经站到了收银台后面，她们长久地拥抱在一起，不说话，啜泣着。我站在收银台的另一边，望着她们，不知道该干什么。她们的拥抱与眼泪让我感觉这种场面将会持续我的一生。 这个药剂师后来掌控了一个香蕉公司。但那些旧瓶瓶罐罐还是老样子，大瓷器广口瓶上还贴着镀金的标签。那台老式缝纫机、秤药剂的小秤、手杖、那个钟摆依然在摆动的大钟、医生执照、还有吱噶吱噶响的椅子，所有一切都跟我小时候看到的一样，但现在看来，时间让它们生了锈。 Adriana是个可怜的人。虽然她像以往一样还穿着颜色鲜艳的印有大花的裙子，但你很容易察觉这个时期既没有什么惊喜也没有不幸，她还是那么默默无闻。惟一还在流传的是她这里的药剂能够让猫发疯，还有我现在以及以后一直都感受到的悲剧气氛。 黄眼睛在燃烧 当她跟我妈停止啜泣，突然我们听到从那个薄薄的木头隔板后面传来厚重而又短促的咳嗽声，它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现实。Adriana像想起了什么，她朝那个隔板喊着：“医生，猜猜谁来了？”从隔板的另一边传来一个老男人毫无兴致硬绑绑的声音：“谁？”Adriana没回答，她示意我们偷偷过去。一种儿时的恐惧顿时充斥我的全身，我嘴里涌出大量紫色的口水，但我不得不跟着我妈走到那个隔板后面，在那儿我曾经是这个实验室的实验品，而那个小床曾经是紧急医务室。AlfredoBarboza医生躺在里面。他比我见过的任何年迈的老人、垂死的动物都要老。他仰面躺在那张永恒的麻料吊床上，没穿鞋，穿着那件著名的生棉的、阔腿的酷似教堂里的忏悔者穿的束腰外衣的睡衣。他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直到听见我们进来，他才转过头，瞪着那双清澈的黄眼睛，突然认出了我妈：“LuisaSantiaga!”他叫着我妈的名字。 他从吊床上坐起来，所有的老家具像突然活了一样，伴着他伸过来的颤抖的手臂，“吱扭吱扭”地欢迎我们。他注意到我的惊讶，说：“我已经发烧一年多了。”之后他从吊床上下来，坐到旁边的床板上，气息奄奄地说：“你简直不能想像这个小镇都发生了什么。” 这一句就概括了他的一生。就如同我一直以来所见到的那样：一个悲伤的、孤独的老头。他又高又瘦，有着漂亮的带着金属光泽的头发，变换过无数发型；他的黄眼睛曾经是我儿时最可怕的噩梦。有一个下午，我跟伙伴们放学路过他的窗前，突然就被那种带魔力的恐惧吸引住了。我们站在窗台外盯着他，看他在吊床上剧烈抖动，以减轻发烧带来的熊熊烈火。我们就那么看着他，直到他察觉我们在那儿，然后迅速用他那燃烧的眼神对我们提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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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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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32:31 |只看该作者

>为小说而生 (自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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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活的轴心是中午12点、晚上6点聚集在Mundo书店，Calle San Blas最繁华的街区。书店是店主Rondon的密友、German Vargas建议他开的，很快书店就成了记者、作家、政客聚会的场所。Rondon本人并没有从商经验，但是他很快就学会了，加上人热情又慷慨，他成了令人难忘的“米赛纳斯”（maecenas，古罗马大财主）。还有另外两个德国人帮他开进货书单，主要是来自Buenos Aires的新书，那里的书商已经开始翻译、印刷和大范围销售二战后世界各地的新文学作品。拜他们之所赐，我们得以及时读到这些本来这个城市看不到的新书。 我来到这个城市不久，就加入了这个兄弟会，等待四处推销的阿根廷书商的到来，好像他们是来自天堂的特使。因着他们，我们知道了Ocampo的团队翻译的博尔赫斯、胡利奥·柯塔萨尔、F.赫尔南德兹和英国、北美的小说家的作品。总是如约而至的旅行者有个好习惯——晚上跟我们一起狂欢，在这个城市办完正事之后，送他的新书给我们看。 很多组员因为住所距市中心太远，晚上没法来Roma咖啡馆，除非有具体的事要办。我就不同了，我无家可归，咖啡馆就是我的家。早上我在《拉美先驱导报》安静的编辑办公室工作，至于午饭，无论何时何地、什么样的饭，我得吃就吃。往往都是圈子里的好朋友或者有意思的政客请我吃。下午我就写每天一篇的评论和其他临时需要的稿子。每到中午12点和晚上6点，我是最准时的Mundo书店的顾客。众人先是在哥伦比亚咖啡馆享用的晚餐开胃酒，后来移到街对面的Japy咖啡馆，因为它是全市生意最好、最热闹的一个。我们把它当作办公室和做生意的地方，在那儿接到来访者，接受采访，也当作我们轻松聊天的地方。 雷蒙·诺瓦罗养成的习惯造成他的桌子是不可侵犯的，他总是第一个到，因为他在大学里授课，4点下课。桌子就够我们六个人坐的。我们根据自己跟他的关系而确定座次，没有资格而硬抢别人的座位被视为没有修养。打第一天开始，German因为跟他的友谊既悠久又深厚，就坐在他右手边。他负责打理Ramon的现实事务，即使没受到邀请他也可以自行处理，因为学者本人天生的不理解现实生活。在那些日子里，主要的活计就是把他的书卖给各个级别的图书馆，在他去巴塞罗那之前把各种东西装好打包。German不像是个秘书，更像个孝顺儿子。 Ramon跟Alfonso的关系是建立在更为困难的文学和政治问题上的。至于Alvaro，在我看来每当他看到Ramon孤单一人坐在桌边、需要别人现身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会盘踞在那儿。唯一有确定不移地占有一个座位的是Jose。晚上，Ramon不去Japy咖啡馆，而是跟他的朋友和那些西班牙流亡者一块儿去附近的罗马咖啡馆。 我是最后一个加入他们那一桌的，我第一天坐过去的时候，我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位子，刚好Alvaro去了纽约，我坐的是他的位子。Ramon接受了我，就像又多了一个弟子，因为他看过我在报上发表的故事。而我从来没想过我能那么接近他，以至于可以向他借钱去跟我妈一块回老家卖房产。不久之后，出于不可思议的巧合，为了不让别人看到我还他的六比索，我得以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与他单独会面。“干杯，天才。”他像往常一样问候我。但是我的神情让他有所觉察，“你生病了？”我不安地回答说：“我觉得我没生病。”“那是为什么？你看上去病得一塌糊涂呀。”他将六比索放进衣兜，动作有些犹豫，好像那些钱不是他的合法收入。“这些我收下了，”他解释到，脸都红了，“就当是纪念一个穷孩子别人不讨就能主动还钱。”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像在聊天时那样陷入了沉默。对我来说能参加集会是非常幸运的。我记得一伙人开始讨论的时候，每个人都往里面掺上自己的一把沙子，给本来的失序火上浇油，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跟别的几个人的长短互相纠缠，混作一团。而我从来没能独自一人就艺术和一个已经在百科全书里住了多年的人的荣耀侃侃而谈。往往是，都深夜了，当我孤身一人在房间看书的时候，我想象自己激动地跟那他谈论我在文学上的疑惑，但是这些疑惑一到阳光之下就无影无踪了。每当Alfonso突然提出一个奇思妙想，或者German抨击某个大师情急之下的意见，或者Alvero大声说出一个令我们茫然的提议时，我就更加害羞。 幸运的是，那天在Japy咖啡馆的时候，是Ramon打破僵局，主动问我我的阅读进展如何。那个时候我已经读遍所有我能找到的“迷惘的一代”的作品的西班牙译本，尤其倾心于福克纳，我挥舞着嗜学的剃刀走进他的作品深处，因为我担心长远看来，他不过是个诡计多端的词藻矫饰的作者。说完我这个意思之后，我突然担心起来，它可能会被理解为挑衅。我尽力淡化这个倾向，单Ramon没给我机会。“别担心，加比托。”他不动声色地回答说。“如果福克纳身在巴兰基亚，他也会坐在这儿听你说。”他的侍者给他端来一杯可口可乐，他好像没看到人家给他端来了，但是又用吸管咂了一口，并没打断跟他的解释。好多赞助人一进门就大声问候他，他的反应是，并不看向他们，只是挥一挥他那艺术家的手。他说话的时候，偷偷地看了一眼我的皮包。我听他说话的时候，双手牢牢抓着我的包。最后他问我为什么像抓着救生艇一样抓住那只包，我跟他说了真话：那是我跟我妈自Cataca回来之后写的小说的第一章。看完之后他说：“谢谢你慨允我看，我也回敬你一个建议：永远别给别人看你的草稿。”1950年4月15日他前往巴塞罗那——68岁的他很健康，思维也很清晰，但是我们去机场送行的人都以为，他像是一个回祖国参加自己的葬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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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那些吵闹的有钱人的舞会后，躲在公园暗处的鬼鬼祟祟的姑娘们就会现出身形，不择手段地勾搭我们。但我命中的是一个路过的妇人，不是这帮通常的姑娘。她回应了我，以典范性的理由回答我说她不能，因为她丈夫正在家中睡觉。但是她告诉我，两个晚上之后一个礼拜之内，她会让朝街的窗户三个晚上不设防，因而当他男人不在家时，我无需敲门即可入内。 我记得她的姓氏和名字，但我更愿意以我当初称呼她的方式称呼她：Nigromanta。到圣诞节她就20了，她有着电影演员一般的脸蛋和可可色的皮肤。她在床上颇令人受用，她的高潮总是姗姗而来，且令她极度痛苦。她出于本能的爱更像是属于一条奔流的大河而不是人世间的凡夫俗子。第一次兵戎相见我们双双疯狂。他丈夫个头如施瓦辛格，嗓音似二八少女，曾经在南方做过警官，为了不坠其二等射手的声名而枪杀了一位自由主义者，因此而落得鸡飞蛋打。他们家的房子用一块隔板隔开，一扇门冲着街，一扇冲着公墓。邻居们抱怨她魂飞魄散般的叫床声搅扰了死者灵魂的安宁，但是她叫得越起劲，死鬼越乐意被她搅扰。 刚开始的一个礼拜，我凌晨4点就得逃离她家，因为我们弄乱了日期，警官随时都可能归来。我开了门出去就是公墓，那儿只有虫鸣和犬吠。走上第二座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朝我走来，直到走到近前我才认了出来。不是别人，正巧是那位警官，我再晚出来五分钟，他就会在他家看到我。 “早上好，奶油小子。”他热诚地跟我打招呼。 我犹犹豫豫地回答说：“上帝保佑你，警官。” 然后他停下来向我借个火。我给了他，紧紧地站近他，挡住晨风以免吹灭火柴。他夹着烟往前继续走的时候，还很幽默地说：“你身上有一屡妓女的味道，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男人之间的事” 我紧张的时间没我预想的那么长，因为下个礼拜三，我又去他家睡觉了，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我受了伤害的对手站在床头默默地俯视着我。我吓得大气都没法喘了。她也是一丝不挂，尽力在我们俩中间找个位置站定，但是他丈夫用左轮手枪的枪管将她推开。“你不要待在这儿，”他说，“床上干的好事要用拳头来解决。” 他将左轮手枪放在桌上，开了一瓶朗姆酒，放在手枪边，我们面对面坐着喝酒，一言不发。我无法想像接下来他会怎么做，但是我想如果他想杀我，不必在这儿装神弄鬼，过了一会儿他老婆出现了，像过节一样裹着一条被单，但他用枪指着她。 “这是男人之间的事。”他对她说。她走开，藏在隔板之后。 开始下暴雨的时候，我们已经喝光了第一瓶酒。他开了第二瓶，枪口指着他的太阳穴，眼光冰冷地盯着我。然后他重重地扳动扳机，但是它只是咔哒响了一声。他将枪递给我的时候手止不住地颤抖。 “该你了，”他说。 我是第一次持枪，我很惊讶，它那么重，那么暖热。我不知如何是好。全身冷汗湿遍，肚子里涨满火热的泡沫。我想说点什么，但是嗓音全哑。我没想到去杀他，但当我把枪还给他的时候，还不知道那是我惟一的机会。 “干吗？拉稀了？”他兴高采烈而轻蔑地问我。“你来这儿之前就应该想到这些的。” 我想告诉他，男子汉大丈夫也有拉稀的时候，但是我知道没种在生死关头这样开玩笑。然后他打开枪膛，取出惟一的一粒子弹，扔到桌子上：子弹也是空的。我不是松了一口气，而是觉得真是奇耻大辱。 4点之前雨小了下来。我们皆因高度紧张而精疲力竭，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他命我穿上衣服，我沉痛而肃静地听从了他。就在他坐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失声痛哭的是他。泪如泉涌，毫不遮掩，好像他是在炫耀自己的泪腺。最后他用手背揩去泪水，用手擤了一下鼻涕，站起身来。 他问我：“你知道你为什么能活着离开这儿吗？”他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因为你爸治好了我治了三年都没人能给治好的淋病。” 他像大人之间那样拍了拍我的肩，把我推向街道。雨还在下，街上洪水横流，我沿着没过膝盖的水流走去，很惊讶自己闯过了鬼门关。 一场坚定的运动 我不知道我妈是怎么知道我的遭遇的，但是之后她发起了一场坚定的运动，晚上不准我出门。同时，她对付我就像对付我爸那样，使的净是些不着调的昏招。四处寻找疑点，我在家门之外脱衣服，她闻到子虚乌有的香水味，我离家前她备下丰盛的饭菜，听信流行的虚妄之说，以为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消化不良的时候就不敢上女人。最后，一天晚上她实在没理由把我留在家里，她坐在我对面说：“人家都说你跟一个警察的老婆乱搞，这个警察发誓要杀了你。” 我努力让她相信此言不虚，但是流言甚嚣尘上。Nigromanta放出话来，说她只身在家，老公出差啦，小夫妻已经好久没见上面了。我尽可能地不再撞上他，但是他大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做出的手势既像是和解，又像是威胁。第二年的假期里我最后一次遇到他，那天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他递给我一杯烈酒，我哪敢拒绝。 不知怎么的鬼使神差，一直以为我很内向害羞的老师和同学开始把我当成一个“可诅咒的诗人”，可能是为了符合这样一个形象，我15岁就开始吸烟。初次吸烟场面骇人。一个晚上我有一半的时间躺在洗手间的地板上呕吐。到了早上我已经魂飞魄散，但烟还是夹在指间，不但没令我生厌，反让我欲罢不能。自此我跟香烟两不相弃，口中无烟，脑中就无字。一天三四包，不再是个学生时我也曾因为喉咙干得冒烟、痛如肌髓而想戒之，但戒不过两天。
接到电报说我爷爷病逝，他自己只是说嗓子眼有点不舒服，医生一查，癌症晚期。我们之中看着他死去的只有我六个月大的弟弟，有人把他放到我爷爷床上，好让他跟爷爷分别。我弥留之际的爷爷跟他吻别。我对卡塔卡的房子最后的记忆是，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他们在院子里点上一堆火，烧我爷爷的衣服。他那白色亚麻布制服就象他还活着，是烧东西的人中的一员。在所有的衣服中，最突出的是各种颜色的帽子，曾经人们老远就能从帽子认出他来。我在帽子里发现了我的一顶苏格兰格子花呢帽，被错当成我爷爷的遗物了，我被这样一个昭示震惊了：这样一种根除的仪式也让我在我爷爷的去世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到今天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我的一些东西也随他一起逝去了。但我仍然相信，没有任何疑问，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初等作家了，需要的只是学习如何写作。 但我跟我妈离开无法出手的老房子时，同样的想法促使我继续跟我妈住一块儿。由于返城的火车随时会到站，我们没跟任何人道别就直接奔向火车站。“时间充裕的话有朝一日我们还会再来的。”她用她仅能想到的委婉说法表明她再也不会过来的心思。至于我，我知道在我的余生我会一直想念下午三点的雷鸣。 当我们已经在汽船上的时候，周一的早晨，我妈突然意识到我也没睡着，她就问我：“你在想什么呢？”我回答说：“我在写作。”我突然变得和气起来：“我是说，我在想回到办公室之后我该写些什么。”“难道你就不担心你爸会伤心死吗？”船通过海角的时候我一直在躲避这个责难。“有很多原因会置他于死地，这个肯定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 那时不是我写第二部小说最有利的时机，第一部费了我不少心机，又想尝试新的小说形式。但是那天晚上我逼迫自己，就象发誓打一场仗：要么写，要么死。或者象里尔克所说：“如果你觉得你不写东西也能活下去，那你就甭写了。” 我开始写这部小说的冲动是如此不可阻挡，以致我都晨昏不辨。上午十点，我一定已经写了一米长的稿纸了，突然ALFONSO推开大门走了进来，象一块石头那样站在那儿，钥匙还插在锁孔里，好象以为自己错拿了浴室的钥匙。直到他认出是我。 他惊奇地问我：“你这个时候在这儿干吗呀？” 我告诉他：“我在写我一部关于我的生活的小说。” “新的一篇？”他放肆地开着玩笑。“你的生活真是比猫都丰富。” “是同一篇，但是写法不同。”我尽量不向他作无谓的解释。 那天早上阿芳索要给CRONICA写头版，但是他带来的消息让我高兴了一整天: 创刊号本来下周就出，但是因为纸张不够，出版日期第五次被推迟了。阿芳索说，运气的话创刊号三个礼拜后能面世。 我想这一天外飞来的推迟足够我完成小说的开头了，因为我还是太嫩，不知道小说不会以你愿意的开头来开始，而是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开头。实际上，六个月之后，我以为我正在写最后一稿的时候，为了让读者觉得更可信，我不得不重写头十页，直到今天这个开头还是不能令我满意。创刊号出版日期的延后一定也让阿芳索舒了一口气，因为他不但没发牢骚，他还脱了夹克坐下来继续给新版《皇家语言学院词典》勘误，这是一本我们刚收到的词典。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因为他曾经偶然在一本英语字典里看到一个错误，并把订正文稿寄给了远在伦敦的出版社。出版社回信中还写到了我们的一个小玩笑：“终于，英格兰人欠下哥伦比亚人一份情谊。”出版社的回信非常真诚，在信中他们承认了错误，并且邀请他继续跟他们合作。他没辜负他们的热情，几年来，他不但在同一本字典中发现了更多的疏漏，而且在其他版本、其他语种的字典中也发现了。有了这般经历之后，他得到了孤胆西班牙文、英文、法语字典挑错成癖者。遇到有人迟到，或者等公交车，或者无论什么排队的时候，他就靠从语言的丛林里捕猎错误来打发时间。 　　 到了十二点，天气已经热得无法忍受。我俩抽烟喷出的烟雾都遮住了从两扇窗户射进来的微光，但我们都懒得扇去它们，也许是因为都喜欢再一次吸自己喷出来的烟，生死都置之度外了。但是天气热不能不去管它。我运气还算不错，阴暗处的温度达到九十度后，我终于察觉到了。阿芳索仍埋头干活呢，热度劈头盖脸地向他扑去，他就不断脱衣服：领带，衬衫，汗衫。有一个好处是，他浑身湿透的时候，他的衣服还是干的，太阳落山后他可以重新穿上，象早饭时那样平整、干净。这大概就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穿着白色的亚麻衬衫、打着领带、粗实的头发精确地保持中分的秘诀。 那个时候，我前所未有地觉得我是这个城市和记者、知识分子圈的一分子。一年前的9月我遇到了《宇宙报》的编辑扎巴拉，我们谈了一个晚上，说的又多又热烈，交换了一些书，交流了文坛逸事，后来我就跟他干了。圈子里还有三个独立又厉害的角色。我们几个如此相象，别人都以为我们是亲兄弟。但因为我们都特立独行、才气逼人，因而在一些方面互相看不惯，但由于胆怯，又都各行其道，并非总是走运。阿芳索用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淘气的仙女Puck的名字做笔名写专栏，我们对他的博学和幽默见得越多，越搞不明白他何以能读那么多各种题材、四种语言的书。都快五十岁的时候，他开一辆巨大的电瓶汽车，以20公里的时速不顾一切地前进。他的知己和有洞察力的读者加布车夫老远看到他，就会在前面给他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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