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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翻译小说对60年代后出生的写作者影响颇深。有人把这种“汉化”的外国小说(散文)称为“翻译体”。虽然这个词在学术上尚无明确定义,但大多数人大致能明白它指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相信许多人的阅读有类似的体验:经常会感到某个作者(品)的优秀度与其所获的名声(荣誉)不相匹配,也常会有"这个译本不如那个译本"的感觉。翻译过程会对原作(者)造成原意丢失、伤害,已是个公认的事实。在条件许可下力求阅读原作,是很多的人梦想。因而,有一种意见对“翻译体”产生了指摘,认为说,如果国外某作家(品)给予了营养,那事实上可能不是这个作家(品)给予了营养,因为你所阅读的只是“中译本某作家(品)”,是翻译体,不能跟原作者(品)对应起来。反之,造成的伤害也同样如此。
作为一种媒介、传播手段,翻译,其本身的优劣自有人评说。我关心的是“翻译体”存在的实用价值以及非要对其“名誉曲解”是否有此必要。
因为语言上的障碍而曲解原作者、原作品,是不是问题很大?对学习者来说是不是就要放弃?我看未必。得承认,有时候新文体、新语言的产生就是因为无意中的曲解导致的,因此,“曲解”并不能成为翻译体“有罪”的证据。汉化作品之所以“有罪”,往往是因为吸收者滥用、理解的片面而导致的。例如突兀地使用“哦,上帝,真见鬼了,这狗娘养的”这一类明显带有西方式口吻的句子,在土生土长的中文语境下出现自然不符常理。这就又牵扯到“消化能力”的问题。如果把翻译体看作是经过加工的菜肴,那么,吃客究竟能不能消化后加的作料、能不能接受外添的辅料,极为重要--而这毕竟又跟“翻译体”本身无关。消化能力也就是学习能力,学习能力中有一个境界就是“触摸气息”、“吸收气息”,在这境界下的产物特征是:你能感觉它是什么,但你无法指证它是什么。所以说,于学习者而言,翻译是否曲解了原作、翻译后的语言是否与原作有差异,的确并不重要,他要面对的是眼下的文本,这些文本才是老师,一如我们现在使用汉字时并不需要知道仓颉造字时的原意。
假如一定要给那些汉化的翻译小说、以及受此影响的中文原创小说以命名,我觉得“翻译体”一词并非不能接受。即使它作为一个对外国作家(品)“曲解”而生的产物,“翻译体”也已在客观上造就了一种独特的语感、一种独特的文体。写作上受它影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养料的吸收是多方面的,因“地域主义”限制而屏蔽一些养料,实不可取。当我们用“垂垂老矣”、“庭院深深”、“断壁残垣,奈何美景已逝”这样的字眼表达时,为什么没人提出“这是受‘古文体\'影响”的质疑?或者,当我们书面表达时用到了“你个畜生我操死你”这样的句子,为什么不质疑“这是受了口语的影响”?我感觉,之所以有了“受翻译体影响”的质疑,很可能是因为质疑者对“翻译体”排斥在先。为什么会对“翻译体”有指摘?准确原因我不知道,不过可能跟他们认为翻译体曲解了原作者有关。
任何一个时代都在被曲解、被歪斜视线,所谓的“真相”、“真实”,其实只是"“传播后的真实”,也就是最接近我们自己的那一道口的真实--而它与最初的真实之间往往有差异。如果那一道口的真实有存在的价值,并不一定需要否定它而去转寻源头。以前我确实曾为不懂外语无法直接面对原作而懊恼,现在想来这并不必要,或者说,没有那么严重,翻译体同样带给消化能力、学习能力强的人以养料--即使我们在说"乔伊斯"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乔伊斯”,而且,当我们说到“乔伊斯”时,大家都默认这是“中译本乔伊斯”,这一点是缺省的,无须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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