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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Stalking Salinger 潜近塞林格
1到一九七八年秋,已有好多年络绎不绝地一直有热心读者、仰 慕者、记者一路来到过考尼什镇。那年秋天,有一个记者在潜近塞林格这件事上比绝大多数人更有闯劲。他就是《尼亚加拉瀑布评论》的迈克尔·克拉克森。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地跳上了汽车,从安大略开到了考尼什镇,寻找着一直到发现了塞林格的房屋。他把车停在土路上显眼的地方。他等了好久,引人注目,直到塞林格从房屋那边开车下山,下车,走近克拉克森的车。塞林格衣着整齐,高领衫,棕色粗呢夹克,胳膊肘处有补丁,脚穿一双运动鞋。他来到了这部车的司机位车窗处停下来。
“你是J..D.塞林格吗?”克拉克森问道。
“对,”塞林格说,“你有何贵干?”
“我不知道,”克拉克林说,“希望你能告诉我。”
“行了,少来这一套。”塞林格反击了。
“真的,”克拉克森说,“我只知道我离开了家人和工作大老远地来看你。”
“你没有辞掉工作,对吧?”塞林格说,“你是不是精神上有问题?”
“没有。”克拉克森说道,然后又说他真正想的,最重要的,是“发表东西”,但是他一直以来难以找到让他“感觉融洽,可以与之分享感受的人”。
塞林格告诉克拉克森有一天他定会找到让他感觉容洽的人,然后他问克拉克森为什么觉得他塞林格会让他感觉容洽,当然克拉克森能到那儿就暗示了这一点。
“你的写作。”克拉克森说。
塞林格问他除了写作还有没有别的谋生的道儿,就是在此时,克拉克森告诉他他是个报社的记者,专写警方新闻。当塞林格发现他是在跟一个记者谈话时真是吓坏了, 听后转身极快地走到他的汽车那儿,钻进了汽车,克拉克赶忙向他冲过去。
“可我只是为自己而来,不是为了工作。”克拉克森说,他的声音很激动。
“当然希望如此,”塞林格说,“因为我不会自找的!”塞林格怒气冲冲地开车走了。
塞林格一定对克拉克森的话音语气有了印象,因为几分钟后,他又开着车飞驰而回,挨着克拉克的车停下。下车后,他走向了克拉克森,而后者又坐在了车里。但在塞林格开口大吵之前,克拉克森的举动让塞林格打住了。他开始读一张已写好的给塞林格的纸条,说看在克拉克森为了见他而开了十二个小时车的份上,塞林格应该至少和气一点。克拉克森的纸条的结尾说他赶到那儿,希望的是见到“那个写了让我热爱的书的人。”
塞林格好象奇怪地被克拉克森的纸条打动了。
“一个人说什么都不能给别人以帮助,”塞林格说,“每人必须寻找自己的路。你需要知道的我只不过是另一个当爸爸的,有个儿子。”至于写作,塞林格相信这一行对于任何具有“足够动力和自我意识”的人都仍是开放的。
然后,塞林格就结束了交谈,走开了。
* * *
一年后的一个下午,塞林格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当他抬眼望去的时候,看到迈克尔·克拉克森站在外面的台阶上,正透过玻璃拉门看着他。后来,克拉克森是如此记叙那个下午他所看到的:
我眯着眼透过玻璃看到的是一个老式的破破烂烂的客厅。一架
吊灯制造出一种令人意气消沉的氛围。几个又老又破的沙发和
便椅摆成一圈。一个书橱和一张薄薄的,有红色格子的的地毯
在偌大的房间里显得不起眼。在远端的墙上有张放下一半的银
幕。阳光,正象对格拉斯家的公寓一样,对这个房间遗害不浅。
很大的电影胶片铁轴、书、《国家地理》杂志放得到处都是。
壁炉里塞满了书写纸碎片和垃圾,霉气甚至能透过玻璃闻得到。
塞林格吃了一惊,站起身来走到门口。他穿的是牛仔服,网球鞋。他踢开一块顶紧门的木头,打开了门。“你看起来比以前强多了,”塞林格说,“你还当记者吗?”
克拉克森说是。
“你试过利用我来让你的职业起色,”塞林格说,“我给你唯一的建议是读读其它人的,从一本书里获取你能获取的,得出你自己关于作者写作意图的解释,不要全信评论家们的疯话。将自己的经历混合,别记流水帐,再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计划好你的小说,不要急于作决定。完成了以后,你就自成一派了。”
“你从没有真正给过你的那些热心读者们一个解释,”克拉克森说,“就是你为什么躲着他们,而且不再发表作品了。”
“当个公众作家,”塞林格说,“会影响我过自己生活的权利。我为自己写作。”
“你难道不想分享你的感觉吗?”
“不,那是错的,”塞林格说,“那就是作家们惹上麻烦之所在。”
当开始明显地感到塞林格不想跟他说话的时候,克拉克森结束了他们之间的这一短暂插曲。在结束之前,他忍不住问塞林格,能不能哪天晚上跟他聚一聚喝上一杯。
“谢谢,可是不了。”塞林格微笑着说,“我最近很忙。”
然后克拉克森就离开了,塞林格又回去看他的电视。
过了几周,克拉克森根据他和塞林格的这两次见面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尼亚加拉瀑布评论》上。
2 在关于塞林格的生活记事中,特别他开始索世独居以后的那段,写到一九八O年夏初的时候有个人会被少少提及,此事也会被讨论和争辨好多年。她是个热心的网球运动员,来自南方——说准一点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白顿·鲁日市——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特伦顿。是一家名叫《巴登·鲁日之声》的报纸的撰稿人,一开始是为该报写网球专栏。她的名字是贝蒂·伊普斯——一个神经兮兮,能成就出人意料之事的女人,说话夹带着“真棒”和“特来劲”之类的词——她为《白顿·罗日之声》写过的文章是关于那些各种各样“真棒”,“特来劲”的人们的,从比莉·珍·金,罗德·雷弗尔到新奥尔良圣人橄榄球队的主教练汉克·斯特拉姆。一天,她有了一个离谱点子。因为她一直很喜欢《麦田守望者》(即使塞林格不象威廉姆·福克纳一样是她最喜欢的作家),所以她觉得这样会很有趣——实际上她觉得会是“特来劲”——要是她从路易斯安那州赶到新罕布什尔州想办法采访到塞林格的话。毕竟象雪莉·布兰尼和麦克尔·克拉克森都成功了,当然,她的成功机会跟他们也差不多。
为了找个去这一趟的借口,以防塞林格不愿意跟她谈,伊普斯给一份保守派报纸《曼彻斯特导报》的出版人威廉姆·罗伊布通了电话,谈及她的另一个备用计划——她估计威廉姆·罗伊布可能从来没拒绝过采访。这样,六月刚到,伊普斯就飞往曼彻斯特,采访了罗伊布。他所表达的主要意思是督促所有美国人选罗纳德·里根当总统。采访完罗伊布以后她租了一辆蓝色福特“品陶”型汽车,然后就开往塞林格所住的地方。
她到了那儿以后先去了克莱里蒙的《克莱里蒙鹰报》,找到了载有雪莉·布兰尼采访文章的那期。据伊普斯后来所写,就是这篇采访使得塞林格“二十七年来一直躲避着那些想采访他的人们。”
事实上,塞林格在一九七四年曾接受过《纽约时报》的富斯伯格的采访,但更准确地说,塞林格最后一次自愿接受的采访是二十七年前,采访者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这也是贝蒂·伊普斯的文章给人的印象。去过克莱里蒙以后,伊普斯开着那辆蓝色的“品陶”车到了考尼什—温莎一带。跟几个本地人聊过以后,她算定请塞林格接受采访最好的办法是将要求写在信里,去到温莎的邮局,让邮局的人把信放在塞林格的信箱里。贝蒂·伊普斯也正是这么做的。在信中,她告诉塞林格她很希望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在温莎镇的一个商店——卡明斯角和他见面。而且,为了让他如果真的来了的话知道她长什么样子,她描述了一番自己的长相,说她“高个,绿眼睛,金红色头发。”
第二天早晨,伊普斯将“品陶”车停在离卡明斯角不远的地方,如果塞林格出现在温莎镇这一端廊桥上时,她在车上就可以看到。廊桥因为维修的原因而对汽车封闭,来往温莎镇的人只能走路过桥。后来,正好在九点三十分,当贝蒂·伊普斯坐在车里研究那座廊桥时,她不敢相信所看到的。“他从廊桥的黑影里走出来,”伊普斯后来写道,“J.D.塞林格!”
明显地, 他已经确认清楚,塞林格从廊桥处直接向“品陶”车走过去,突兀地问道:“你是贝蒂·伊普斯?”伊普斯因为亲眼看到了塞林格而震惊得哭了起来。“他不是我原来想象的样子,”她最后写道,“他头发已白,这可把我吓得够呛,我所见过的照片上他全是黑头发。不仅如此,我还被这个人的气势吓了一跳。他走路的样子几乎象是被追着撵着似的,肩膀高耸得到了耳朵……几乎是在跑。“
他跟她握了手,后退了一步。伊普斯对他的高个印象极深,也注意到了他那双深遂的黑眼睛。
“一开始,”伊普斯写道,“我为塞林格先生能来而表示了谢意。他说:‘实际上,我不也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写作是种很个人化的事情。’”很明显,塞林格相信伊普斯把他找出来就是为了问他关于写作的事。
当然,在所有伊普斯想了解的问题中,霍尔顿·考菲尔德的事是她最想知道的。
“我问他的每个问题都是关于霍尔顿·考菲尔德的,”伊普斯写道,“他的回答是读那本书,都在书里头,霍尔顿·考菲尔德没什么可说的。他说了一遍又一遍,除了当我问他那本书是不是自传性质的时候。那时,塞林格才不再重复那句了,好象他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说,‘我已经全都无所谓,不知道更多霍尔顿的事了。’”
接着,伊普斯问了塞林格其它一些事——印度尼西亚,电影,反间谍部队等。他对每个问题的回答里都包括了一些她或者是任何其他塞林格的热心读者以前所不知道的事。最后,她问他有没有将来的发表计划。
“他说他没有发表计划,”她写道,“写作这件事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不要妨碍他,好让他能够写作。”
然后伊普斯问了一个可能与她这次整个采访有关的问题。她想知道的是,是什么原因使他来见她?
“他说,”伊普斯写道,“‘你写作,我写作。’”他是作为一个作家来看另一个作家的。说过了这个,他开始问她的写作经历。她告诉他她除了为报纸写文章外还写了一本未出版的小说。有一阵,好象一个叫南方出版的公司要出这本小说,可是还没出,公司就散伙了,伊普斯的手稿被搞丢了。这件事引出了塞林格对出版业的评价是“邪恶”。
当伊普斯跟塞林格侃了一大通其它的话题后——签名、政治、经济、用冷榨油做菜的重要性、美国梦等等——她又回到了他的写作上。
他每天都写吗?他在写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塞林格微笑着说。
说罢,塞林格突然转身向邮局走去。他走开后,伊普斯冲进了卡明斯角商店卖了一罐汽水。坐回到“品陶”车里以后,她很快就看到塞林格离开了邮局。这时出现了戏剧性的短暂一幕:卡明斯商店的老板在街上走向塞林格问能不能跟他握手。当这位老板试图跟他握手时,塞林格气愤之极,不仅没同他握手就傲然走开,而且他走向了“品陶”车训斥了贝蒂·伊普斯一番。
塞林格说,正是由于伊普斯短暂的采访而使那个他不认识的人走上前跟他说话,甚至还被他触及手臂。这不是塞林格所希望发生的——从来不想!他大发雷霆地要求伊普斯马上离开。“不要给我家里打电话,”他说,“不要给我任何一个朋友打电话。只管离开温莎,离开考尼什,不要来烦我!”
伊普斯又胆大之极地问塞林格她能不能给他照张像——一张特写。
“绝对不行!没门!”塞林格大声说。
伊普斯放下了照像机,这让他稍微平静了一点。然后,好象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她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他是真的在写作吗?是真的?
“我真的在写作,”他说,“我热爱写作,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经常写作,我只是不发表而已。我为自己写,自娱自乐。我希望不受打扰地写,那就别烦我了。”
塞林格转身就走了,当他走向那座廊桥, 背对着贝蒂·伊普斯时,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给他照了一张像。
* * *
回到路易斯安那以后,伊普斯完成了她写给《白顿·鲁日之声》的文章并于六月二十九日发表,它立即引起了轰动,美国全国的报纸都报导了。除此之外,写给伊普斯的信件雪片似地涌来,询问她关于塞林格的问题。她甚至收到了两封电影公司的来信,希望她和塞林格联系关于拍电影的事。最后,《巴黎评论》邀请她把那篇文章扩充写长一些,她也的确这么做了。文章后来以《我去年夏天所做的事》为题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编辑是乔治·普林布顿。
伊普斯在见过塞林格以后还经历了一件奇怪的事。在采访中,他告诉她他不愿给人签名。然而,在回到白顿·鲁日市后的一天,当查看信件时,她打开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封信是写给名叫“巧克力汤”,一间位于纽约的公司。信是打字机打出来的,写信人订购两件丹麦书包,那是从《纽约人》杂志广告上看到的。伊普斯觉得很奇怪,有人把这封信寄给了她而不是那家“巧克力汤”公司。很明显,那人搞错了。然后,伊普斯在这张便条式的信下端看到了——J·D·塞林格的签名。
* * *
在关于塞林格和伊普斯见面这一插曲上始终有一个无人能解的问题——甚至伊普斯在采访中也直接问过塞林格:究竟为何塞林格会现身与她交谈?有人会说他出现了,是因为他知道伊普斯会著文记叙那次相见,这能为他制造一点公众效应。当伊普斯的文章见报时,全国的报纸上都发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他首先和她见面,但在回答完几个问题后,他变得不愿继续下去,然后怒气冲冲地走开,结束了这种紧张、奇特的情感考验,而且宣称他不愿意别人来烦他,这整个过程是不是他工于心计先设计好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这样做确实不是为了搏出名,那么塞林格是怀着什么样的动机和伊普斯见面的呢?“这个嘛,在她的信中她说明了自己是什么人——职业网球运动员,”乔治·普林布顿说,“她跟他写了她多少岁——年轻,二十八岁左右。我一直相信她在信中把所有的“我”字都加上了小圈。在信中,她说他一路赶来就是为了见见这位了不起的人,她会在廊桥脚下她的“品陶”车里等他。塞林格收到了纸条,我想他是忍不住想一睹芳容。我是说——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在蓝色‘品陶’车里等着,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至于信则写得有点哀求的意思。咳,他是人不是神啊。”
3就在同年,一九八O年的十二月,塞林格再一次成为新闻人物。十二月八日,星期一的晚上,当初冬夜色降临纽约曼哈顿的时候,马克·大卫·查普曼,这个心烦意乱的的孤单人走近了他的偶像约翰·列侬,当时列侬正从他的座车里出来,就在达科他大厦前面。列侬和大野洋子及他们的儿子西恩住在这幢位于中央公园西侧西七十二街的大厦内。拿到了列侬的签名以后,查普曼等着这位歌手转身开始走向达科塔大厦。这时,查普曼掏出了一支手枪,用一本《麦田守望者》盖在上面,摆出了一副格斗的架势,然后向二十码开外的列侬开了五枪。五枪中四枪打在了列侬背部和左肩处。列侬趔趄着走向大厦入口,倒下,鲜血从他的嘴里涌出。歇斯底里的大野洋子在他身边跪了下去,而查普曼则是不慌不忙地走开,坐在街道边,开始读塞林格的小说。他刚刚所做的好象对他没有影响,查普曼只是坐在那儿等着警察来。他在他那本《麦田守望者》书上的题字不无说明意义:“霍尔顿·考菲尔德送给霍尔顿·考菲尔德。”它指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查普曼如此认同于塞林格创造的这个人物,他不久前还在试着将名字合法地改为霍尔顿·考菲尔德。他说:“这本书是写我的。”
几周后,查普曼被控杀人罪,押于狱中,而且不得保释。此后,查普曼发布了一份正式的声明,他用圆珠笔写在一页黄色的司法用纸上并送到了《纽约时报》。纸条的部分内容是这样的:“我的愿望是希望有一天你们都能读一读《麦田守望者》,我今后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因为这本非同凡响的书里有许多答案。我真心希望的是你们在寻找这些答案会去读一读《麦田守望者》,谢谢。”
很久以后,当查普曼被审讯时,发现了他之所以杀害列侬是因为他相信列侬已经变成了一个不真诚、卑鄙的伪君子,就象《麦田守望者》书中的那些。查普曼辨解道,因为列侬已被商业主义所腐蚀,所以他为了保护列侬的纯真而射杀了他。甚至在查普曼被判决有罪时,他还是认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在对他的判决审讯里,他在法庭上大声朗读了塞林格书中著名的“麦田守望者”言论。
几年后,在著名主持人芭芭拉·沃特斯的电视采访中,查普曼又透露说当他去杀列侬之前,他经历了一种魔鬼仪式,将自己变成了霍尔顿·考菲尔德。据查普曼讲,霍尔顿·考菲尔德的使命就是清除世上的伪君子。“约翰·列侬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洞里,”查普曼对沃特斯说,“就在我体内的一个很深的洞里。我当时想的是我杀了他就会取得他的声名。”
马克·大卫·查普曼杀死约翰·列侬以后不到四个月,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小约翰·欣克利(二十六岁,美国中西部人,后来被形容为“不合群”,“精神错乱”­)从等候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希尔顿饭店的侧门处的人群中迈出,向正在走向座车的里根总统打了六枪。里根在这家饭店里刚刚对劳联-产联发表了演说。一颗子弹打中了里根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布拉地的头部,另一颗打中了哥伦比亚特区警察汤姆斯·德拉亨梯的脖子,第三颗打中了特工蒂姆西·麦卡锡,第四颗打中了总统座车又反弹打中了里根身体的左侧。后来当在乔治·华盛顿医院里为里根紧急动手术时才发现那颗子弹穿过了里根身体,离他的心脏只有一英寸,差一点点就要了他的命。
几天后,当关于欣克利的报告开始被整理出来时,有关官员们发现了欣克利为何要那样干。令人震惊的是,因为欣克利对朱迪·福斯特,特别是她在《的士司机》一片中扮演的雏妓迷恋不已,他决定为了引起她的注意要去刺杀总统。这是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和虚构的,在《的士司机》电影中罗伯特·德·尼路所扮演角色的行事可怕地相似。在去往希尔顿饭店二小时之前,欣克利给朱迪·福斯特写了一封情书。“朱迪,”信中写道,“要是我能够赢得你的心,余生与你度过的话,我马上就可以放弃取里根性命的想法……我之所以现在仍继续此刺杀计划,只是因为我为了能给你留下深刻印象而迫不急待了。我现在一定要作点什么事,好能你能清清楚楚地明白,我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这封未寄出的信是调查人员在他放在华盛顿一家汽车旅馆房间里的箱子里发现的,和欣克利其它个人物品放在一起。早时,在罪案现场,警察在欣克利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书,从其破破烂烂的样子可以判断欣克利已经读了很多次——《麦田守望者》。
在一九五一年的九月份,恩斯特·琼斯在《国家》杂志上发表《我们大家的历史一页》,其中有关于霍尔顿·考菲尔德的一段:
他的离群感觉几乎无所不在——跟父母,跟朋友,跟由开除
他的预科学校和纽约的夜总会及旅馆内所代表的社会总体。
在纽约他为了避开家人而熬过了一个周末。随着这种离群感
而产生的是种种恨意——对电影,对夜总会,对社交上和知
识分子式矫饰等等。还有生理上的憎恶:粉刺、性、老头
子掏鼻孔这些都是导致反胃的原因。至于离群感、恨意、憎
恶是那个十六岁孩子的感觉则是根本不重要的,任何有过或
能记起那些感觉的人读者都会从这次不愉快的冒险过程中得
出一个结论,借用诗人奥登的话就是:“我们必须互爱,要
不就死。”
* * *
一九八一年,塞林格仍过着索世独居的生活,他迷上了伊琳·乔伊斯,一个电视剧演员,那时她正在和伯纳德·休斯一道在情景喜剧《梅林先生》演出。乔伊斯是个寡妇,先夫为演员鲍比·凡。她当年三十六岁,而塞林格六十二岁。在从《梅林先生》中看了她几周后,塞林格就象以前对梅纳德那样接触乔伊斯。“我正在演连续剧,”乔伊斯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一直能收到我的热心观众的信件,但是我当时很震惊,我真的不敢相信。这封信是对我演出的观感。”就象她之前的梅纳德那样——虽然她当时对此一无所知——她给塞林格回了信,然后就是信件来往。“我过了很久才写好回信,”她说,“但是我回信了,后来我们互相写了不少信。”
就象对梅纳德那样,塞林格最后安排了他们两人的见面。那之后,两人的关系发展了。他们两人曾在纽约呆了很多时间。“我们非常非常保密,”乔伊斯承认道,“可是约会时无非是这些——购物,下馆子,看戏,他想哪样就哪样。”第一次公众得知他们两人的来往是在一九八二年的五月,当时新闻界报道塞林格出现在佛罗里达杰克逊维尔的一个举行首演式的晚餐剧场,乔伊斯在《六间房,带河景》一剧中演出。但是为了遮掩他们的韵事,乔伊斯否认认识他。“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有来往,”乔伊斯说,“你可以说我们之间有段罗曼史。”
那段罗曼史结束了,然后,在一九八O年末,塞林格遇到了科琳·奥尼尔,一个新罕布什尔的年轻女人,她是一年一度考尼什镇集市的总监。“杰瑞经常来和她一起在集市场地上走来走去。”前考尼什镇公务员伯内斯·费奇·约翰逊说,“人们跟他说话时,科琳得再给他重复说一遍,因为他耳朵很背。”但要清楚他们之间关系的实质则要再等些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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