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娣之死

黄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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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i1003

题目起得不好；陈庹娟向“我”转述的话里，好几处，叙事方式、语气很别扭，不像是那种情境下她会对“我”说的，倒像是作者为交待清楚事件经过而会对读者说的；也就是说，写得太多太透了，这种叙事显得呆板，毫无魅力；语言表达很熟练了，就是败在叙事上，使小说显得平庸。——个人之见而已。

多谢asui1003 的宝贵意见。把尾巴接上：

　　        *
　　        没能看张娣最后一眼，是我最大的遗憾。既便八年后的今天，我仍耿耿于怀。无数个黑夜的无数个睡梦醒来之际，我无数次地想起她：那白皙的脖颈，那富有挑逗性形状的乳房，那陷进乳房一小截的乳头，那丰满过头的臀部，那羞涩动人的体态。每每想起这些，下面便蠢蠢欲动，因为那里有她嘴唇的印记。而在一泻而出后，却又感到莫可名状的空虚和失落。如此完美的肉体，我原本可以拥有。可它从地球上消失了，只剩下一撮骨灰。我问自己：倘若能看张娣最后一眼，思念是不是就不至于这么强烈？可一直没有答案。
　　        那年夏天，我背着张娣的骨灰，揣着陈庹娟塞给我的三千元钞票，独自旅行了七十四天。五月二十七日开始，止于八月九日。或许旅行本身并无多大意义，因为再怎么奔波劳顿，也改变不了张娣已然死去的事实。然而，我必须这么做，我得以某种方式哀悼她。惟其如此，她的死对我的打击才不至于致命，我身体里不妨称之为能量库的东西才不至于爆炸。一如基督教徒接受洗礼一样，我也得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洗礼。
　　        那天下午告别陈庹娟后，我被公交车带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时，售票员问我去哪？我说不知道。下一位，她不耐烦地说。我说等等。然后问身后的男子去哪？回答说武汉。我即刻买了张株洲至武汉的列车票。不是我装傻，我确实不知道去哪。脑袋懵懵的，惟一的念头，就是离开这里。武汉站我没有下车。次日早上查票的时候，列车员告诉我，武汉早过了，都到郑州啦。我说当时可能睡着了，没留意站名，但不要紧。是不要紧，要紧的是，我已经离开那座绝望的城市，往下去哪里都一样。
　　        列车风驰电掣，于第三日早晨抵达终点站包头。下车后，我没走出站口，而是在广播里女播音员的提示下，越过铁轨，攀上月台，登上另一趟即将发动的列车。没买票。人满为患的车次，全程都不查票。就算查票，报上邻近的两个站名，补上即可。如此这般，我在列车上呆了两个月，本来想熬到九月，可是身上没钱了。虽说我在车上呆了两个月，可是丝毫不觉得漫长，平常坐车时的那种焦燥和倦怠感也没出现。我无休止地转车，贪婪地倾听车轮碾压铁轨的轰鸣和欣赏风景。没有目的地，也没有方向。只要车厢又开始移动，我便油然腾起一股离梦想越来越近的乖戾感。
　　        由于头一个上车，我总能搞到挨窗的位子，倘若中途有人握着列车票，说座位是他的，我便走到车厢一头的缓冲区，来个席地而坐。窗外，有时是巍峨的高山，有时是广袤的树林，有时是横无际涯的草原，有时是浩瀚无垠的沙漠。大凡通铁路的地方，估计都到过。天空有时雷雨交加，有时阴云密布，有时云霞诡谲。倘若晴空万里，窗外的风景总能轻易地刺痛我的神经。这并非戏言，而是我的真切感受。眼前每每出现撩人情怀的风景，我便心潮翻腾，泪流满面。风景越美，哭得越凶。这种歇斯底里的宣泄，我根本制止不了。至于缘由，我解释不好。可能与张娣的死有关，可能与风景本身有关，可能与自己的境遇有关，抑或三者都有关系。纳闷的是，我后来的人生未见得不糟糕，此等情况，却再没出现。好吧，我回过头来分析：那可能是极端的心情下，在极端的环境中，只有青春期才可能出现的一种情绪失控。但随着青春期的消逝，随着阅历的增加，随着观念的完善，再次失控的机率被稀释了，或者被毙掉了。若分析得不错，人的一生中最多也就出现一两次。
　　        列车上，我结识一个女孩。一个娇小玲珑，年龄看上去不过十八九岁的女孩。女孩相貌普通，身上却有一种魅力，让人不得不对她产生好感。那种魅力，来自声音。她的声音女人味儿特浓，好像漂亮地抹了一层奶油。我不记得是哪趟列车，反正，她就坐在我对面的位置。
　　        “真巧啊！”当时，离列车发动还不到三十分钟，她冷不丁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以为她和我旁边的什么熟人打招呼，没有理她，继续眼观窗外。她敲响了车窗玻璃，见我看她，便不失时机地补充：“缘份？”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前面的车上，你也坐在我对面，是吧？对坐了七个钟头哩。只是那回是斜对面，这回是正对面。不觉得巧？”
　　        我努力回忆前面车上的情景。但老实说，我的记忆杂乱如麻。不分昼夜地连续坐了两个月的列车后，所有印象重叠堆积，就像一幅涂鸦了不知多少层的破画。
　　        “是蛮巧的。”我懒得多想，附和道。
　　        她似乎把我当成了朋友，开始向我大吐苦水，说她和男友开玩笑，咬了对方一口，却挨了两巴掌，故分道扬镳，打算到姐姐工作的城市另觅生计。我问有和好的余地没？她说得看男友表现。我再没多问。
　　        “里面是什么呢？我很好奇。”半晌，女孩盯着我怀里的白纱布袋问。
　　        “盒子。”我回答。
　　        “很值钱？”她又问。
　　        “不值钱。不过对我来说很重要。”
　　        “怪不得。”
　　        “怪不得？”
　　        “怪不得，一直没见你松手。”
　　        我没解释什么。
　　        女孩趴在桌上，双手托腮，饶有兴味地看我的脸：
　　        “我说，上厕所也攥着它，就不怕别人以为盒里装着大叠的钞票，恩？”
　　        “别人怎么想，是别人的事。”我说。
　　        女孩莞尔一笑。
　　        “打开看看？”
　　        我打开布袋给她看。
　　        “你妈妈？”她并不惊讶地说。
　　        “我妈妈？”
　　        “一路上，见你眼泪汪汪的，以为你妈妈过世了。”
　　        我想发火。我妈死的时候，我出生还不到半个钟头，哪来的眼泪？我不想说什么了，把身子躬成一团，假寐。后来，我睡着了。夜里的某个时刻，被这个女孩吵醒了。
　　        “我到站了。”她附在我耳边低语。
　　        我迷迷糊糊地“呃”了一声。
　　        “下车吧？”她劝我，“失去亲人的滋味不好受，这我知道。你的头发又脏又长，应该修理一下，胡子也该剃了，身上臭烘烘的，去我姐姐的租房洗个热水澡，顺便做几个拿手的好菜给你吃。好么？”
　　        我说谢谢，但不想打扰别人，也不想被人打扰。
　　        女孩下车的城市可能是惠州，或者河源。起点是广州无疑。这是我查阅时刻表后获悉的情况。终点站九江下车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十点。从那里，我闪进北上的一趟列车。快到商丘时，才发现身上的钱根本不够补票。我被轰了下来，开始徒步旅行。徒步也好，坐车也好，怎样都无所谓。只要能在陌生的地方浪荡下去，我便能睡个安稳觉。什么非典，什么抽搐，什么火化，统统滚蛋！话虽这么说，每次打开盒盖，望着张娣那强生婴儿爽身粉似的骨灰，不免又一阵心如刀割。
　　        我在商丘市霞光泛滟的街头打听自动取款机的位置。站在自动取款机前，却发现银行卡不翼而飞了。身份证，驾驶证，学生证，团员证，一样不少，偏偏少了要命的银行卡。存折倒是安然无恙，可是在外地，它根本派不上用场。罢了，我想，该打道回府了。再这样下去，搞不好要暴尸街头。我用裤袋里剩下的二十元买了一箱方便面，拆箱后塞进帆布袋，而后朝城外进发。当时，非典带来的恐慌尚未殆尽。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派清冷景象。不见集结的人群，不闻聒噪的闹声，末日论者行色匆匆，戴面罩的模样同劫匪无异。印象最深刻的，是车站，或者工厂企业的进口处，总有人手握测温枪，见人便朝额头射一下，气氛上颇有地球毁灭前移民火星的味道。有趣的是，无论谁见到我，都投来异样的目光，且一副躲避不及的样子。这大概和我的形象有关。我蓬头垢面，不修边幅，脸倒是洗过，可是两个多月来，没洗澡一次。衣服上的汗渍一片斑斓，连我自己都觉得臭不可闻。白天我赶路，晚上睡在立交桥下，或者未完工的建筑里，或者公路旁的草丛中。我总是招来蚊子，有时也引来批量的苍蝇。一路上，我很少搭上便车，既便搭上，也仅限货车，而且只有蹲后厢的份。几天下来，我怀疑自己成了乞丐，起先还不信，直到有天早上醒来，发现身边的地上多了几枚硬币。
　　        好歹抵达长沙时，我已经不成人样了，倘若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骨，说那小子是非洲来的，我想也绝不过分。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跳进湘江，泡了一下午。之后取出存折里的所有积蓄，在天马大酒店租了个套间。洗澡，刷牙，吃饭，读报，睡觉。睡前，我拔通班主任老师的电话，问有我的毕业证没？答说有，早颁发下来了。我说明天来取。他说行。报上刊登的日期，正是八月九日。

黄若来

不好意思。成了游客。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