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格莱布及其他（随笔一束）

雷文

阿布格莱布：我的反对，我的赞美




最近美军在伊拉克虐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新闻媒体每天铺天盖地皆是有关信息。有的人谴责，有的人欢呼雀跃，有的人沉默。
    谴责的是一些真正感到义愤填膺的正直人士。这些人士“由此真正认识了美国”。
    欢呼雀跃的是那些向来以攻击美国为荣的人，以愤青为其中坚，当然，出于某种现实目的，某些政府也在为此欢呼雀跃。
    沉默的，是处于极少数地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些为美国打击伊拉克萨达姆极权主义政权欢呼的人们，那些为伊战的势如破竹叫好的人们，那些为战后伊拉克局势动荡焦心的人们。
    我承认，我也是这些沉默的人们中的一员，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一员。曾经是。现在，我觉得不能再沉默，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
    对恶必须表态。哪怕这恶是我们所热爱的一种力量犯下的。正像我们必须对萨达姆这种极权统治者表态。正像我们必须对美国打击这种极权统治表态。
假若美国犯下了恶行，我们同样要表达这样的声音：我们反对！反对这样的恶行！坚决反对！
    不如此，我们就不公正。不如此，我们就丧失了自己一向遵循的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核心乃是：捍卫人性，捍卫人的自由和尊严，拥护维系这种自由与尊严的民主制度。
    美军在以阿布格莱布监狱为代表的关押战俘的场所，犯下了不可原谅的罪行。
    有人用“极少数人”来辩护。有人披露这是一种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有人认为这有违美军的光荣传统，高喊要“1944”（诺曼第登陆的美军精神）而不要“2004”。有人认为这就是美军的一贯特色。
    ——这种争论毫无意义，毫无必要。
    假如说，“1944”的美军对1944年的德军俘虏实施了阿布格莱布式的行为，是否就不应该予以谴责？是否就不应该响亮地提出：我反对？
是否，1944年美军发生对德军的虐囚事件，1944年的整个军事行动的性质就要划一个问号？
    同样值得提问的是：2004年，美军的虐囚行为，真的就如此重要，以至于重要到影响战争的终极性质？
    关于1944年的美军的推导逻辑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同样，关于2004年的美军的推导也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也就是说，虐囚与否，不能决定战争的性质。
    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对阿布格莱布的事件表达最强烈的愤慨。正如，我们仍要对1944你光荣的美军表达强烈的愤慨，假如阿布格莱布是属于1944年的范畴。
我们表达愤慨，并不依据那个荒谬的非理性的逻辑，并不怀有其他目的，因此我们的表达是单纯的，也可以说是素朴的，干净的，我们的依据是我们素朴的干净的人道主义，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自由之所在。
    那些欢呼雀跃的行径，依据那个荒谬的非理性的逻辑，怀着其他的目的，因此这种表达（铺天盖地的宣传，这种表达真是充分）是复杂的，也可以说是机巧的，阴暗的，肮脏的，他们所依据的是他们机巧、阴暗、肮脏的政治意图，极权主义，他们的价值、他们的权力在所在。
    我们怀着道德义愤谴责阿布格莱布。不管它是1944年的，还是2004年的。不管它是美国的，还是某个外星球的。
    但是我们不把它与战争的性质相混淆。
    阿布格莱布事件，在凸显兽性的同时，还凸显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人性与自由。究系何指？
    指的是，阿布格莱布式的肮脏，可以被大白于天下。而且，被美国本身的媒体大白于天下天下。
    指的是，伊拉克民众完全可以对此表达他们的抗议，可以游行，示威，以对事件的公正解决施加压力。
    与此相反的做法则是，你根本无权表达你的抗议，根本无权游行、示威。现在伊拉克反美最活跃的是部分什叶派穆斯林。但在萨达姆统治时期，宗教上属于逊尼派的萨达姆曾下令屠杀数十万什叶派的信众，有谁见过后者发出过如此强烈的抗议之声？在萨达姆搞那个著名的选举闹剧时，得票率竟高达100%。萨达姆并没有捉住人们的手，在支持栏里填下他的名字，但恐怖的气氛足以摧毁人的任何尊严和自由。
    萨达姆在位犯下的恶行，被粉饰得如此严密。在战争后，一个接一个的刑讯室，万人坑，狼狗撕人，对逃兵下令割掉耳朵鼻子，在会议时随手用手枪击毙官员，等等被暴露后，引发了人们一阵阵倒吸凉气。
    有人对此闭目塞听，置若罔闻，熟视无睹。更不会去联篇累牍、铺天盖地地宣传。相反，把这种待遇，给予推翻这种暴政的美军。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对阿布格莱布的制造者，推翻暴政的光荣的美军，进行强烈的抗议。
    正像我们曾对萨达姆铁幕血腥政权进行过强烈的抗议。
    我们的逻辑是一致的，我们遵循的价值是始终如一的。
    当然，那些前后矛盾，耍弄抑此扬彼的伎俩的人，其实他们的逻辑也是一致的，他们所遵循的价值也是始终如一的。
    只不过，我们的逻辑和我们的价值可以被放置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有些人的，却并不是这样。所以他们总是显得那样矛盾，那样前后不一，那样使人感到困惑。
    与“阿布格莱布”不同的，还有，在某些政权下，那些大大小小的“阿布格莱布”式的反人性事件，甚至超阿布格莱布的反人性事件，根本不可能得以曝光。
    阿布格莱布只是一定空间、一定时间内发生的反人性、反人道事件。而在某些政权下，反人性、反人道事件，却不分空间、不分时间地发生着。而且对象不是战俘，而是普通老百姓，无权无势的老百姓。看《中 国 农 民 调 查》和《一个打 工大 学 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打死》这样的纪录，我会流泪。正像看到阿布格莱布事件，我会震惊。
    被充分曝光和调查的阿布格莱布可以保障我不再震惊和流泪。但在另一种根本不能追根究底的体制下，我却发现，简单的事件只是令人颤栗的冰山的一角。
    曝光阿布格莱布的士兵和记者，在美国成为了英雄，受到人们的尊敬。
    我上述说的第一本书，现被查禁。那篇报道，引发了今年3月的一场骇人听闻的迫害。所有的手腕都是暗中施加的。所有的迫害都是在新闻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以至于你冤死了，连个声音也不会留下。
    我们现在看到了那些阿布格莱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我们知道了他们。我们同情和声援他们。有些俘虏，还准备打官司，要求美国赔偿。美国已经在着手做这件事。
    我们看不到那些某些政权下同样被残酷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我们连同情和声援的可能也没有。他们不可能站出来要求他们的权益。被萨达姆极权政权活埋进万人坑里的人没有这种可能。被极权主义冤屈的冤死鬼，都没有此种可能。
    极权主义的政府，对大大小小的阿布格莱布事件，竭力掩盖，不遗余力，迫害之唯恐不及，遑论道歉赔偿？
    民主主义的政府，对仅此一桩的阿布格莱布事件，充分曝光，不遗余力，赔礼道歉唯恐不及，遑论迫害？
    有着大大小小阿布格莱布事件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国度，粉饰得天下一片太平，形式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抓住机会攻击一个敢于揭露自身丑陋的国家，像个正人君子。
    很少发生阿布格莱布事件的国家，由于这样一件事，由于他自身的自我傻冒式的暴露，仿佛天塌地陷，世界末日，成为千夫所指，仿佛一个小人。
    你可以向我发问：这曝光，并不是美国政府自愿的。但我告诉你，是的，并不自愿，可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政府可以自愿，那么它就可以不自愿，可以压制你的自愿。
    事情不是一个政府自愿不自愿可以决定的。这个国家有着强大的自动纠错机制和能力。甚至连阿布格莱布这样的事件，也难逃这种自动纠错机制。
    有些政府告诉我们，他愿意治理那些违背百姓意愿的事情，他有这个愿望。例如，萨达姆政权，萨达姆也曾许诺伊拉克人民富裕自由。例如，一些政府把自由的允诺写进宪章。可是，调唱得很高，连最基本的法律条文，在这样的政权下也可以被肆意践踏。这个国家的根本不存在自动纠错机制和能力，甚至每天每天发生着大大小小的阿布格莱布事件，也没有纠错机制参与进来。
    我不相信一个对于遍地皆是的阿布格莱布熟视无睹、掩盖粉饰的国家，所以我不相信它的一切制度和价值。
    我相信一个对很少的阿布格莱布能够痛下杀手、愧疚无地的国家，由于它是这样一个国家，我相信它所发动的战争。这种相信，有似于我相信1944年这个国家领导进行的战争。假若那场战争中也有阿布格莱布的话，丝毫不影响我对它的信赖。
    尽管如此，我仍要谴责阿布格莱布。
    尽管如此，我也要赞美阿布格莱布。
    阿布格莱布是如此耻辱，它将永远被镌刻在美国的耻辱柱上，镌刻在人类战争的耻辱柱上。
    阿布格莱布是如此光荣，它将再一次激起我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和对极权奴役的诅咒。
    我赞美这样一个国家，它可以发生错误，可以不完美，但它知道自己的错误，知道自己的不完美。它让人知道自己的错误，知道自己的不完美。
    我诅咒这样的国家，错误是它的底色，缺陷是它的顽症，但它不知道它的错误，不知道自己的缺陷。它不让人知道它的错误，知道它的缺陷。
    美国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制度，也是人类所知道的最好的制度。

雷文

《文明的血咒》之感想

沈先生的关于食人俗的文章终于写出来了。读后感觉真是惊心动魄。所谓文明，实际上渗透着野蛮。野蛮的因子是同文明的因子一道伴随人类前行的。在某些制度，或者说“文明”和“文化”形态里，这种野蛮得到了骇人听闻的怂恿，甚至成为文明或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乃致于潜在的动力。
当一种文明靠野蛮维系时，当一种制度基本靠“血咒”存活时，那么这种文明和制度就肯定是中了邪，着了魔。
我们看到一些文明其实就是靠这种“血咒”支撑的。没有了敌人，没有了被食者，他的一系列制度，宗教，观念，日常生活乃至基本生存，恐怕都要发生很大的问题。关键是，一些文明无法忍受被食者缺席的生活。
因此，我感到食人俗，或者说文明的血咒这魔幻般的符咒里，包含着更为基本的人类根性，或者说更为隐秘而恐怖的原始梦呓。
大作引用的lorenz konrad（康纳德·洛伦兹）的例证在其著《攻击与人性》第十章《老鼠的社会组织》中。这一段洛伦兹（或者说他所参考的史太尼格和艾伯）的分析给人一种启示，尤其是在思考人类的攻击性、包括食人俗时这种启示会显得更为明晰和惊人。
他们关于老鼠所做的经典试验可以简约地介绍如下：
家鼠一旦离开自己的安全的笼子而进入野生鼠活动的屋子，立即便会遭到后者“狂暴的攻击”。
把不同地区的褐鼠放到一个围栏围定的自然区域内，只要各自划定领域，真正的战斗便开始了；同时它们开始迅速择伴配对，假若有一对早于其他而配对（联合）成功，那么“将联合以暴力加压于围栏内的不幸的同居者”，在102平方码的区域内，两三星期就可一一杀死其他分散的居住者。
然而在有血缘关系的熟悉的同族——父亲辈，祖父辈，叔伯辈、姑姨辈、堂表辈——之间，这种血腥局面并不存在。（这大概就是人类津津乐道的同种动物之间的“忍耐与温柔”。）根据研究，这源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动物之间的确还存在着“把学来的经验传递下去”的需要，例如，辨别毒饵的技能，因此在它们血腥的传统之外还另有如此这番“保守的传统”。
老鼠家族中的冲突，会在如此的局面下发生：一个区域被投入新的老鼠，此时它们愤怒而紧张，开始捕猎，一旦碰到对方就互相撕咬，但如果是同族，相同的气味会使这种暴力在几秒内自动结束，使它们变得平静。
气味对于老鼠十分重要。一只老鼠被从同族中取出，隔了一段放回，这时同族的气味已经改变，等待这只欢欣鼓舞回到老家的老鼠的命运是悲惨的，它很快将被咬成碎片。
——这就是洛伦兹等对老鼠攻击性的研究。
我感到，人类的攻击性也源于一种族群的划分。这种划分是一种几乎是天然的需要。而文明或文化在不正常、着魔的时分，不是抑制这种野蛮性，而是怂恿它。
只有在人为地把同类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时才能引起攻击的欲望。
只有在人为地把同类贬斥为十恶不赦的恶魔时，才能引起最原始的撕咬和吞噬冲动。
有时这种划分是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的。
有时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是一些人，出于各式各样的阴暗的内心计虑，在夸大，渲染，捏造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与国的不同和异质，把自己看成无辜的，正义的，义愤填膺的，受到威胁的，理应义正辞严、针锋相对、如秋风扫落叶、如俄虎扑食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对方予以惩罚的人。似乎有一句咒语回荡在他们的心中：“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而对方是邪恶的、罪孽的、百身莫赎的、理应受到最残酷斗争与打击的。这种仇恨的心理形成我们语言文字就是，“打”，“抓”，“斗”，“食肉寝皮”，“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这种志趣不叫变态，而叫“壮志”，因为对方与我们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完全是不齿于人、猪狗不如的异类，所以餐肉饮血时眉头也不皱的，而是谈笑风生中就完成了。
要制造与异类相异、让同类相同的“气味”。要发明理论。异族就是魔鬼。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乱党谋逆十恶不赦。不忠不孝非人也。一切异类都是牛鬼蛇神。无 产 阶 级和其他（几乎任何）阶 级的矛盾都不可调和。要做不可调和的斗争……
有一个情况是绝对却然的：当一个人吃另一个人的肉时，他必然在后者身上嗅到了完全不同的气味，而把他当作了完全不同的可食的品种，以至于这种不同可以冲破文明稀薄的禁忌和人之为人的天然的恶心感。
同样，当一种人，利用“配对”“联合”其他什么手段形成强势，在他们无情斗争或残酷压榨、剥夺、奴役、盘剥、难为、欺负其他人时，后者在他眼中也不具有“人”的属性。
关键是，采取什么方式，取得“配对”和“联合”的成功，以结成利益“同族”或“姻亲”，获得相同的“气味”。
关键的关键是，形成一种制度或“文明”，在理论上使编造各种“气味”，各种“族类”成为一件容易的事，在组织上使某种利益联盟的出现和运作成为一件容易的事，在社会 制度上使一个联盟对另外一些联盟的为难或欺压成为容易的事情。
关键的关键的关键是，把一切关于人类平 等自 由 博 爱的价值看作永远的异类。

雷文

论恋屎癖



“印 尼可以直 选，印 度可以直 选，为什么轮到中 国就缺乏可操作性？中 国真那么特别？特别在何处？我看只是特别在当 权者根本不想直 选吧？”
——一国之特别，甚至自认为外于人类社会的普适规则或基本的人性判断之外，那么这种特别就是“李赤式”的特别。关于李赤式的特别，熟悉王小波先生的人都知道，该人的一大嗜好是倒栽葱，往茅坑里倒栽葱。李赤也完全可以辩解：我必须非走自己的道路，我有我的情况，这决定了我的行为和道路必须有李赤的特色。这种辩解听上去未可厚非，仔细一想却是狗屎。
关于 “那么特别”的质问，还可以辅以一个例子。
那是昨天看央视一新闻调查节目，原委如此：一单位欠另一单位钱，约是200来万，索之不得，该地区检察院居然介入讨债，将一与后者有牵连之公民缉拿拘捕，并强令其交纳200万由检察院交给前一单位，后由于该公民与欠钱单位有关系的证据严重不足（可说毫无证据），乃撤诉，也就是说此公民无罪，无责任，但数年过去，该公民四处讨要被迫无辜交纳的巨款，先后至法院，上级法院，检察院，上级检察院，等等各个部门，但如此简单的事件，甚至可以说是公然抢夺，明火执仗的打劫，行使者还是司法机关，居然无一部门为其主持公道，返还其私人“不可侵犯”之财产。
有意思的是新闻单位的暗访，检察院之一领导面对记者，振振有词地教育他：“你认为中国是一法治国家吗？有法治吗？什么事情要慢慢来……中国的事情有中国的特色……”
基本用语如此，保证无篡改。那“XX特色”、“要慢慢来”是听得仔细的，我们对之大约已经听得耳朵都出老茧了。
细细一琢磨，他 妈 的，大凡这样的混 蛋话派上用场的地方，和电视上那种情况都大差不差的，凡是一屁股烂屎的地方，凡是什么东西不敢拿到光天化日之下的地方，凡是鬼鬼祟祟的地方，这块遮羞布都要被拉来一用的。
假若，人家觉得这并非遮羞而是必须实施的一种行为，不如此就要国破家亡，就要世界末日，那么你只能认为，此种混 帐是和李赤同志患了同一种病症，“茅坑倒栽葱”癖，或“恋屎癖”。
明明是臭不可闻的东西，明明是下于人的基本判断标准的东西，他非觉得是天下美食，要栽进去品尝，不是“恋屎癖”是什么？
“恋屎癖”的进步大概就是沈君或者弗罗姆所谓恋屎癖。其实弗罗姆在多本著作中使用这个概念的，弗的观点是，人独立于自然界后，便产生孤独和恐惧感，摆脱之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潜能，早就美好的世界（弗罗姆和弗罗伊德不同的是他不认为潜意识的世界是充满力比多和黑暗的需要文明来约束的破坏冲动的），二是在恐惧中抛弃自己，投入某一集体中，当人抛弃自己投入集体成为一种运动，那么就是独 裁专职政治获得基础之时。这时的人恐惧新鲜的体验，恐惧创造，恐惧变动，恐惧改革，他所尊奉的是人家给定的教条，他所崇拜的是绝对的权威，他把自己彻底交付给僵死的东西，这时没有自我的人当然就不再恐惧了，但也窒息了。这种崇拜、迷恋僵死权威和教条的心理，就叫“恋尸癖”。我们的现当代历史，充满了集体恋尸的闹剧，当我们集体扛着一具腐烂的尸体的时候，我们把它的腐臭当作馥郁芬芳，红肿之处，委实也灿若桃花。
我认为恋屎癖和恋尸癖的区别，在文字的结构上就显示得一清二楚。恋“屎”癖到了一定程度成了恋“尸”癖，粮食就没有了，这时就大大地坏了，轻则老百姓食不果腹，贫困不堪，重的呢，几百上千万地饿死，变成所一向迷恋的尸体。

雷文

片段



中文主义我去看了，不错，我那儿看了一个小时，主要是关于朱胜文和吕海翔的案件，还有七格的文章，说老实话我不大同意七格，至于后面附的球迷的东西，就更是典型的民族主义了。看了典型案例，我总有这样的想法，即这样的事情显示，根本不是一个警察或一个部门出了毛病，而是系统性的坏死了。我们的笔如果仍然软弱，那读者还是读这些纪实文字来的过瘾。
我对其中一个作现场目击者工作的警察的话印象深刻，“别乱说，要保护派出所和国家。”哈哈，国家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的，绝无例外。我不知道爱国主义球迷们听了这话作何感想。我自己是听到国家和民族或者汉语什么的，我就走开。有人还很崇拜地谈到汉语，我觉得除了大汉族族或大中华主义之外我们不要再弄一个大汉语主义了，汉语是很美，但我觉得推己及人，任何民族的语言都有他优美的地方，都有汉语不可及的方面，当然汉语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们很偶然的使用他，正像我们很偶然地生在中国，成了汉人，这不是什么特别值得自豪的事情。——最近在世界文学上读到略萨的一句话，和兄们共勉：
我们生于哪个国家是很偶然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心寻找一个真正的祖国。
郭先生说的发现隐秘的美感，就是所说的诗意吧？但是我觉得如果美不建立在对荒谬之极的现实的反思上的话，这个美，可能成为粉饰。现在每次在街上，我都非常迷恋地观察很多人的面孔，我记得诺曼·梅勒在一篇文章中说，非洲人的面孔，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很少不成为一件艺术品的。我想，在中国，放宽十年，中国人的面孔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很少不成为一件艺术品的。什么样的艺术品呢？被愁苦的生活打磨成的艺术品。你在街上观察吧，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和普通市民的面孔，很少能不如此的。我喜欢这样的艺术品，很美，但又很残酷。

雷文

由恶而爱



人的善恶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古今的圣贤大哲辩解了多少世纪，到现在似乎反而是越来越让人糊涂了。我也是糊涂者中的一个，不过有一些不成体统的意见。
有人的人性即蜜蜂性，大概指人像蜜蜂那样友善协作而不是像老鼠那样冲突伤害的属性。我对蜜蜂性不了解，洛伦兹的书里正好也说到蜜蜂，那种攻击陌生外来个体和族群的特性，不幸他说蜜蜂也具备。“陌生者一旦不小心窜入这个（蜜蜂、白蚁或蚂蚁的）穴巢，就会被谋杀。假若实验者残酷地企图把两个集团混合，屠杀随即发生。”洛氏1953年因对动物行为模式的研究而获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大概不会信口开河。
由此推断出的世界图景，无疑是十分不美妙甚至阴郁的。
作为一个人，也无法理解圣经里对耶路撒冷、所多玛、俄末拉的冷酷惩罚。——这大概都从一种近乎宿命的层面上，显现着人类无可逃避的攻击和毁灭本性，假如连上帝本身也不能外于这种本性的话。
但是，又感到“无可逃避”之类的观念，亦正是纵容恶行、放任自流的托辞。
在《卡拉玛卓夫兄弟》里，就有一段写阿辽沙看到世界的丑陋（他热爱的德行高尚的长老死后竟也变得蛆虫横生）而动摇对上帝的信念。尽管阿辽沙很快从困惑和绝望中摆脱出来，但他的困惑和绝望却非常典型的意义。
似乎在《鼠疫》里，当里厄医生目睹一个孩子悲惨地死于鼠疫，他内心对宗教信仰的大厦颓然倾倒了，我记得（现在手头没书）那种对上帝的质问真是痛彻心肺。难道如此置一个白纸般纯洁的孩子于死敌的上帝，是一个可以信仰、信赖的上帝吗？
这样的问题困惑着我们，困惑着二十世纪乃至据说充满希望的二十一世纪。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富有热度的文字感染我，使我觉得有了阿了沙式的答案，但随后又开始怀疑。
加缪似乎更深刻。
可是在有的时候，一种回答却让人泪流。他们不纠缠于阿辽沙或里厄问题，而是只有行动。我在此可以举一个人，也许苦难的丑陋的二十世纪只产生了一到两个这样的人，但足以使让世界彻底阴郁的论断获得证伪的例子。特里沙修女。印度的特里沙修女。据说，这个一生把关怀和爱献给穷人的修女，从来没有多余的衣服，她总是出现在最穷的人中间，给他们带去凭她一点影响获得的捐助，带去希望。当诺贝尔和平将授予她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怀疑这笔奖金的用途。在获奖仪式上，这位穿着寒酸的老修女提出了一点意见，她说她得知授奖晚餐的造价达7000克朗，相当于让上万的印度穷人吃一餐饱饭，可不可以把这7000克朗也交给她？瑞典人和所有客人都表示满足她的这一“贪婪”。
像这样的人，廖若晨星。可以举出的大概只有：耶稣，释迦牟尼，甘地，特里沙。
但天幕就此也不能再漆黑一团了。
我的感触是，上帝不是着苦难世界的制造者，相反，而是这苦难的世界制造了上帝。
——我们太需要他了。或者说，我们太需要爱了。这种说法大概是对宗 教教义的亵渎。从信仰绝对性的角度而言，当然需要把上帝看作全能。信仰就是毫无疑问。但这种“经典”信仰，很容易为阿辽沙式的问题留下空子：上帝造世界而毁世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世界早就了上帝，如何让我们保住他？这也是海德格尔的问题：只还有一个上帝可以救赎我们。
我在病中读了一点海德格尔。正好有段论述似乎与信仰或善与恶有关。是《存在与时间》里关于烦与“畏”的见解。我如同读到了一段圣经。
海氏说（用海氏极端反对的非“存在论”的非本真的语言转述吧），“畏”不同于“怕”，怕是怕具体的、某种特性的对象，怕和畏绝不一样。怕导致此在的消沉，沉与“众人”、“在世存在”、“说法”，畏却不同。畏之所畏和为何而畏是没有具体对象的，也就是说不囿于在世存在的个别特性。怕导致了个性的湮没，因怕必然沉沦。（怕纳粹，最后索性变成纳粹；怕受迫害，最后干脆变为迫害者。弗罗姆：恐惧导致创造潜能的消失和没入众人中寻找安全，恐惧使人抛弃自己。亿万个头脑变成一个头脑——弗罗姆的许多著作在为纳粹的兴起寻找答案，读时却令人每每想到文 革。）而畏却是此在“使自己来到自己面前的”方式，畏使自己在世界中，世界充分展开了自己；由于在世界中正是此在的样态，那么此在在畏中也充分展开了自己。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畏如此地把此在个别化”。它使此在自由而不沉沦。
关于难解的畏，我们可以从两个文学大师的生动的话中得到它的消息。
鲁迅：对“无物之阵”的畏。
卡夫卡：“没有加害者，而我却受到了伤害。”
世界之恶或在世的灾难性（死），在畏中得以彻底的暴露。
但并非没有希望。海德格尔提出一个概念，“能在”。它使人想到萨特的“自由”，弗罗姆的“创造的无限可能性”，“爱的可能性”。
此在在畏中，应被看作是不囿于具体特性的存在，是能在。他有恶，但这远非全部，他是自由的，他“可以爱”。这残缺的生命是可以爱的，也是渴求爱的，没有哪样一种东西，更没有哪样一种理论，可以从根本上抹杀这种自由。而我们的传统却是，我“可以不爱”，可以享受冷漠的、逃避的“逍遥游”，并以此为自由。我鄙视这样的传统。我热爱以特里沙为象征的传统。
从爱出发，我们可以看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有神论信仰，与加缪的无神论信仰，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从寒冷和焦渴中滋生的，一个是从阳光和海水里涌现的。

雷文

一个傻瓜的谬见




人家说我在高谈阔论善恶问题，是在炒“隔夜饭”
我们应不应该去爱，起码是同情那些不幸的人（不幸的是这些人在中国还那么多），吃不到特里沙、陀斯托耶夫斯基、加缪的佳肴美食，起码尝一点他们的“隔夜饭”，也算是一件幸事，自感总比茹毛饮血、食着疮痂却甘之如饴要好一点。
但这的确是个傻瓜的行为。因为在全社会都茹毛饮血的时候，你去偷吃文明人的“隔夜饭”，的确显得很不体面，也很愚蠢。
未老兄，对于你这个“想发泄就直说”的人，我也就直说吧，你也是个傻瓜。因为正常人在这个时代是不和人讨论什么善恶问题的，什么东西文化问题的。在我们这个丛林里，一个动物遇到另一个动物，哪管什么善不善恶不恶，先吃了再说，假若他是个强者的话。当然，被吃种族，也总会找到自己的食物，也不管什么善不善，恶不恶。见面不呲着利牙、跳将过来，而是先和你讨论你的善恶观点或世界观不正确，是过时的，我看本身就是和我一样的傻瓜。所以我会和你认真地、傻冒地探讨下去。
关于我们丛林社会的看法，大约也是“隔夜饭”，但用在我们社会觉得格外贴切。前天卢小狼在我处，我们还在探讨公交车问题，我们得到一个共识，就是一个人，在目前的社会，一旦坐上公交车司机的位置，那么一车乘客和路上没有公交车强大的交通参与者都成了他奴役的对象，公交车的驾 驶已经不是用善恶这样的标准可以衡量的了，要用美学上的美丑来衡量。太丑陋了。当然，作为形形色色的被公交车司机奴役和专政的对象，也由形形色色奴役和专政其他人的办法，比方说我，我就通过在报纸上编发“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文字来愚弄别人。即使是一个农人，也会采取更低级的手段来对你采取意想不到的专制，例如，造假酒，卖假菜，（我们不是已经看到农民聪明地用工业漂白粉和防腐药造豆芽了吗？）再不济，我去奴役畜牲，你看电视上偷拍的那些畜牲在被注水时的痛苦状。
总之呢，一个大丛林。后极 权的奴役和冷漠——未老兄会说，又是人家的隔夜饭。可是，我要说，的确是我们的写照。我们发炎的时候，的确还要用青霉素。谁要说那是早就发明的并不新鲜的“隔夜药”而给你打，恐怕你还要跟他急。当然，有这样的人，我前端住院的时候，本来在区医院是给我打青霉素的，就6块一瓶，可到了省医院，不给我打了，非要打效果一样甚至还没青霉素广普的“曲沙”、“左克”，那是些能够奴役我的人，一瓶左克要一百多。幸运的是他们没有给我打假药或毒药。
所以我总感到，一些学术上标新立异、整天时髦名词乱飞的家伙，例如说，说经典自 由主义不适合中国或过时的家伙，我看他们不是“曲沙”、“左克”的回扣获得者，就是贩卖假药和毒药。他们说得眼花缭乱，振振有词，就是不看实际，不懂真实，他们丧失了朴实。真实是，一个人发了炎，目前就得用青霉素。一个处于丛林时代的社会，我看托克韦尔、孟德斯鸠对于它也是先驱。它偏要整天谈萨伊德，不是揪着自己头发往天上飞，就是别有用心。
未老先生提出一个观点，然后把这个观点当靶子。是：近代知识分子在国家衰败时学习西方，为我所用，这被看作是中国在这世界上生存的惟一途径。然后你说这像大家练功练功都要找九阴真经一样，练不好就说归咎于没找到。我觉得，你对于近代知识分子的事实描述是对的，但把事实描述替换为价值描述，从而认为提出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就是个语言逻辑错误。近代所以来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目的是那样的，并不意味着所有知识分子的目的都是那样的，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在描述这种事实时都将之当作了价值取向。起码像我这样的傻瓜就不以为然。何以言之？
我认为，一切价值都应是来自个人的，出于个人最深刻、最痛切的体验。比方说，一个人需要食物，“民以食为天”，这样一个“好”的价值判断，不是要为国家富强、“中华民族之崛起”，才进食的；而是我的确需要食物。可惜的是，我们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体需要，而是国家需要，民族需要，这听上去冠冕堂皇，且具有东方传统的大力支撑。但仍然免不了在传统中循环，国 家、民 族被奉为最高价值，不容置疑，是最后的绝对命令。当一个外于个人的东西被绝对化时，就是危险之时。没有人对这个东西进行审问和监督，人落入了自己编织的陷阱。更何况，嘿嘿，在这个丛林中，流行着一些神圣的图腾，国 家，民 族，党、政 府，领 袖，等等，都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国家、民族，多少XX假汝之名以行”？而你不可反抗，甚至你不愿反抗，想不到反抗。我一听到“咱们的大XX”这样的歌，我就浑身为之肉麻，宛若遇到毒药。但很多人一听，就感到精神振奋，感到有趣和有益。但这可能因为我本身是个傻瓜而已，不可救药。据我所知，在一些生活比我们好、但并不比我们走得“方向”对的国家，人们是不唱这种歌的，谁要唱，要么是疯子，要么受到涉嫌种 族 主 义的起诉。当然，那些国家的人不在话下都是傻瓜。
为了国 家等去进行学习，即使学的是好东西，也好坏事的，也学不好。某些东西，发自内心的需要，并且根据理性判断它确是自己需要的，这才谈得上汲取，才能好好汲取。例如，吃饭，如果一个人老是想着为国 家而吃饭，会得厌食症的，起码会消化不良。我觉得有一个模范人物一本日记里记得全是这样的事情，甚至拉屎撒尿也是为了革命的本钱，我就感到这个人是个可怜的病人，消化不良、厌食症、便秘、尿道结石等等，至少是跑不脱的。当一个人说，我饥寒交迫，我必须吃饭穿衣，当这样的时候，那就不是找不找扯淡的九阴真经称霸江湖报报效国家的问题了，而是“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了。没找到九阴真经关什么鸟事？可是，当一个人需要食物、水、衣服、空气却不可得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他吃不上饭的时候，去一个富裕人家，吃一顿隔夜饭，也是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哎呀，我这个傻瓜，在我们这个温暖的XX主 义大家庭里，我却说什么吃不上饭这样的话，简直诽谤嘛。不过，我还有个傻年头，就是去找九阴真经，比打定主义去找葵花宝典要好一些。
关于善恶问题呢，因为是“常识性的小问题”，我也不想再“憋了许久才呕吐出来一些隔夜饭”。简单地说一件往事吧。在大学里，有次选了一门伦理学课。有一天我们老师，一个很有思想的、经常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年轻教师，就“崇高”定义和学术史侃侃而谈，说到柏拉图、但丁、博克（Edmund Burke）、席勒等。关于他作的定义，我有个疑问于是在自由讨论时就问老师：根据这个定义，只要德国人和日本人感到他为了国家民族杀人放火浴血奋战也很崇高，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很崇高吗？老师想了想，说，是的，你只能说在那个时代他们也很崇高。
从此我就没再去听他的课。主要是我觉得他看上去很年轻，但有点未老先衰。并不是为了别的。
我宁愿当傻瓜，也不愿当一个老糊涂的。

雷文

一个有罪的世界



小狼，这篇拜读一过。
这篇的水准是值得肯定的，从语言到节奏，都有所进步。但是我不敢肯定它是否比《丰镇盗贼》从整体艺术性上更和谐一些。有些情节显得生硬，人为因素多一些，例如阿荣嫁给余辉，虽然彰显了恶的胜利，但总感觉不是这个人物的性格逻辑。第一感是生硬。我意，这个余辉费尽心机甚至用了邪恶的手段，但到头还是一场空，对于他来说也是可怜的，这和阿荣的可怜——她爱的是李哲却什么也得不到，一样。
阿荣的描写好像一条小河，本来水源丰沛，到后面让它隐没于雾中，很独特，但那样处理似乎让它干涸了。也许我没有真正读懂？
在我看来，阿荣对小九是有罪的，她开始和小九在一起，不是因为爱或同情，而是因为虚荣。而余辉组织的暴力事件发生后，她离开小九，也是因为虚荣。这里面没有爱，只有日常的准则在取得胜利。后来小九沦落时阿荣对她的帮助，是一种赎罪，因为多少年后，阿荣也经过了生活的磨难，这可以想象。
但对于这篇意蕴丰沛的文字来说，这些是小毛病。
后半部转写李哲，从结构上说，不很合理，但从整体意蕴上读，却感到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所以显得是一个整体。内在的逻辑是罪感的强化。余辉的罪是一种赤裸裸的罪。阿荣的罪是一种日常的罪。而李哲，却罪在绝望，“无端的没有目的的绝望”，正如最后李哲自己所想。世界很荒谬，很苦难，这从一些小细节上无处不在散发这种气息，包括那句不经你私下提示99%的读者都会忽略的话：“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我们遭到袭击……”这是总体灾难的一个标志性的象征。他不是个坏人，但他也没有爱。他对待那个年老按摩女的确比一般人好，但其实他的内心很冷漠，她惨痛的诉说在他听来，只是矫揉造作，但这不过是总体的荒诞迫使他这么想的。李哲对小九可能有爱，因为你写道，当她出院时，他感到难过。但这种爱似乎也不纯粹，或者说太极端，他得不到她，后来杀死了她。——但这样理解有围这一突如其来的行为的丰富性。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他不想让她在荒诞的世界里继续受苦下去。也可能，他只是想把刀刺向没有希望的世界。总之，是绝望的大胜利。
我要说的是这一笔非常有力，你的小说每每在最后发出一锤定音的声音，其有力之处乃是，表面上，是小九的罪，得到了罚，骨子里，却罚了更加深刻而真实的罪，世界之罪。在这个世界里，像小九这样的人，是无法安身的。
该说到小九了。我在此之前无法想象你能写出这样的人物，因为你的人物一般是很冷漠的，或者很莫名其妙的，像小女兵式的，那是一种怨愤的象征，《海员》里的母亲，《疯狗》里被咬伤后无辜而可怜的孩子，你想赋予你的爱，但在艺术上都很模糊，不成熟。并不是小九的形象已经特别成熟，但让人已经有了一种内在的感动，如果是用心去品味的话。这是个“被欺凌与被损害的”，可以说，她是小说中惟一无罪的，她弱小，无助，畏惧，她在和阿荣的关系中不过是想获取一点爱并全力给予后者爱，不幸的是后者仅仅在利用她，这种利用是一种更内在的、更日常的也更深的利用，更日常的罪。她是美的，却招致世界的痛恨和侮辱。她是勤劳的，在丧失一切后还希望用三轮车来养活自己，却招致世界致命的一击。她是惟一无罪的，但她是惟一残缺的。这个人物身上充满张力。这也许是你写出的惟一一个感人的形象。在《五月新娘》里，在《两个人的车站》里，女人们辛酸但不感人。
不知道是你的孩子现在让你心里添了许多温柔呢，还是另有什么东西使你获得了这种东西？总之，这个人物我能感到你是用感情来写的。温柔的感情。而其他，则更多是沉潜的愤怒和怨恨或观望。
有罪的世界里，也许只有写作能够抵抗罪和灾难。要么死去。

雷文

支持伊战


在现实生活中，四周那种头脑僵化、可以说已经被长期的教育洗脑的家伙非常多，拿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话说，他们实际上是被一种思想支配的肉块，这种肉块再多，其实他们也不过是体现了一个人、一种思想，难道文革里我们的十亿人中，绝大多数不就是这样的肉块吗？
我想说一下我个人思考的观点的，和肉块们商榷。因为假若是人，有一个人的正常的感知和理智，那么就存在对话的基础。
我们的媒体，尤其是影响巨大的媒体，为什么自伊战以来，对萨达姆在国内的屠杀，几乎只字不提？国际社会大量报道的伊拉克秘密警察的罪行——这在美国打进巴格达后，掌握了大量资料，我们为什么熟视无睹？而是津津乐道于战争“给伊拉克人民造成的创伤”？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一个教条是，不能抽象地反对战争。我们为什么连“老祖宗”的话也忘记了？
战争确实误伤了一些平民。但美国尽量使用精确制导武器，不惜血本。因为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强大压力，因为，大家都认为你是民主国家，假若这是一个流氓，那么，少伤及平民的愿望，根本就提不到议事日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实际上国际社会是认同美国本质上是个君子。
中国人的处世态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对君子，求全责备，你犯的任何一个错误，都被认为不可宽恕；而对小人，对恶棍，则采用很低的标准，只要这个小人和恶棍不伤害我，那么，我就歌功颂德，而他再偶尔做点什么上得了台面的事呢，那就是件了不得的事，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些恶棍，转眼被看作菩萨了。美国确实在历史上犯了一些错误，但都被认为是不可忍受，而作恶多端的萨达姆、金正日之流，只要他口头上说他为国家而战，保卫国家主权，那么就被当作英雄崇拜。
我们是否想一想，美国历史上的行为，是对自由民主的贡献大一点，还是相反？他对付的，基本是极权专制国家。而改造完这些国家之后，并不占领别国一寸土地，如在阿富汗，南斯拉夫。我想问：假若没有美国的打击，恶贯满盈的塔立班是否会那么快垮台？是否现在还在蹂躏阿富汗人民？再远，我们还可以扯到南朝鲜，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一经接受美国的制度和价值，就判若两人，社会稳定，经济增长，人民幸福？
还说伊拉克。有人认为，萨达姆的确是暴君，但那是伊拉克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即使要推翻萨达姆，也要由伊拉克人民进行。说这话的，不是空谈家，就是别有用心的人。在现代，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集团发展独裁恐怖统治，那么事实上人民很难从内部推翻这种统治。因为前者可以集全国的财富，用以培植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秘密警察，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事实上让不掌握这种武器的人，进行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像朝鲜这样民不聊生、人民困顿以极的国家，人民革命的可能性也很小。萨达姆政权垄断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其他一切国内财富，除个人挥霍，大多用以发展强大的国家机器。这时，若无外力介入，人民想推翻他的统治，是个神话。而反对美国动武的人，就是死死抓住这个不可能的神话作为论证。他们的出发点各种各样，有主权论，有反战主义、和平主义，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民族主义，也有不可告人的对民主世界的恐惧。但就是没有这一点：对苦难的伊拉克人民的尊重。事实上，不管谁来结束这一切，都是次要的，结束就是一切。
我还请有些网友认清一点：主权是个历史的范畴。它不是绝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天经地义的事情。例如，在古代社会，即前工业社会，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前，主权的观念很单薄的。因此，周伐商纣，叫做吊民伐罪，不叫侵犯主权。罗马帝国的扩张也是如此，当时没人认为，那时侵犯国家主权，只要统治者拥有良好的统治秩序就行。现代民族国家兴起后，主权成为至高权力，人们相信，只有国家安全，才能人民幸福、民族昌盛。但历史是发展的，历史的发展证实，国家安全并不一定能够自动保障后者。没有外敌，国内统治者也很容易演变为暴君，压制人权，实施恐怖独裁统治。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也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如前所说，现代独裁国家内部很难发生成功的人民革命；而且，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成为地球村。一个国家的极权独裁统治，不单单让本国老百姓倒霉，而且波及整个世界的稳定、安全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国家其实就变成了整个国际社会健康肌体上的癌瘤，不切除它，后患无穷。
美国的确发动战争有其自身的利益所系。但就像网友所指出的，哪个国家能够像美国那样，考虑其他人的利益更多一点？有些人张口闭口就是美国想要伊拉克的石油，他怎么不到贫困落后独裁的非洲国家去发动战争？说这话的人，还是应了我前面说的，对君子，要求苛刻，对恶棍，假装看不见。美国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天使，假如他在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同时，又几乎都有利于大家，那么，责备他你怎么不把所有有利于大家的好事都干完，这种心态，不就是那种典型的看客心态吗？而我认为，那种说美国为了石油的观点，是小人之心了。鉴往可以知来，美国没有占领，也没有掠夺南斯拉夫，阿富汗，最近，我看新闻，说阿富汗国内的主要公路已建成通车，而主要援建者，即是美国，还有日本。完全可以想像，美国在伊拉克局面稳定后，会抽身而出。因为他已让民主制度在伊拉克生根，而这是他最大的利益。
美国最大的利益所在，我认为，就是这种民主自由的制度和价值在全球的推广，从经济上说，是自由贸易制度的胜利。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安全和稳定，经济也才有全球化时代的稳固基础。假如我们放弃我们在这个集权社会形成的功利主义思维（小人之心），那么，可能要承认，也许我们还不能单单从功利的角度考察美国。他是有内在精神的，这种精神往往支配他干涉反民主、反人权的行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捐助，是有目共睹的。美国精神中，我认为有一种超越狭隘功利诉求的纯粹的人文内涵。正如布什的演讲中所言，自由，民主，不单单是美国的价值取向，是任何人、任何民族的价值取向。而我们看到，集权国家总是在强调自己的独特和不同，仿佛这种适合世界上多数国家、并产生积极效果的价值，根本不可能在本国落户，本国的人民仿佛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而只配消受管制、限制和剥夺。
最后一点，我想和一些网友商榷的是，什么是国家？我发现，越是像前伊拉克、前苏联、东欧、朝鲜这样的国家，把国家利益喊得最响，把爱国主义喊得最响。这时，我就想起孟德斯鸠的一句话：爱国主义是统治者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美国不怎么喊要爱国，相反，在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被视为非法；公民有权焚烧象征国家的国旗。但，这并未影响美国人爱国。
有些国家，公民摇篮到墓地，都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可事实上真正爱国的人不多，包括那些在网上鼓噪喊叫的人。偷税漏税，有机会就占公家便宜，不讲诚信，败坏地区和国家形象，国家机关和部门这些应该神圣的机构，是我们大多数人在需要办事时首先想到的行贿对象。
国家是什么？从他的起源和本质意义上看，是公民契约的产物，人民建立国家，选举产生管理者，管理者为公民服务。假若，这种管理者最终变为掠夺者，公仆变成老爷，国家被利用来维护自己的小阶层利益，那么，这时公民有权推翻这个管理者另行选举。这种管理者的国家已经不是公民的国家，而是腐败阶层、官僚阶层和各种利益垄断阶层的剥夺工具，这时候喊爱国主义最响的就是这些人，对民主和自由最恐惧和仇视的也是他们。而爱国主义的确能激起一般民众的最热烈的感情，他们已经一无所有，只有一腔抽象的、能让他精神上得到深深满足和慰藉的爱国主义，还有民族主义。提到这个词汇，有人会热泪盈眶，有人会激情洋溢，可是，我要说的是，即使是这个国家是为你谋福利的国家，一提到一个集体概念就激动不已，是一种狂热，是一种现代人不应有的精神症状，我们应关心每个人怎么样，而不是抽象的集体。更何况，这个国家，往往已被某些人褫夺为掠夺工具？
大清国灭亡的时候，有些人痛哭流涕，有的人自杀，有的人跳湖，可这些人想过没有，这可曾是你的国？老百姓自己过好日子，遵守法律，遵守公德，这就是最好的爱国。当这个国家不是你的国的时候，你爱的是某些利益阶层。这时候的爱国，我认为是再行选举另外的管理者。若达不到，那么也别反对别的人来推翻你这个“国”。

凤立梅岩

哈哈 说来说去还是要用不同的标准对己对人 用你的标准希特勒最伟大起码他撕去了那层假民主的虚伪

凌丁

雷文兄，对话的基础是你不认为我们是肉块（依你文意看来，似
乎反对对伊战争的就是肉块了）。当然，我是肉块也无妨，不会
影响我俩的交替独白，有时候发言是必要的，即使对面的椅子上
只有空气在漂浮。
你的思想太过驳杂，让我难以理清头绪，只能依个人的浅见，想
到哪儿说到哪儿。
你一定看过《卡拉玛佐夫兄弟》，你也相信过阿辽沙，尽管你更
尊敬行动着的特里沙，现在请你试着想想看：阿辽沙（或者特里
莎）会不会说出下面的话：

“在现实生活中，四周那种头脑僵化、可以说已经被长期的教育
洗脑的家伙非常多，拿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话说，他们实际上是被
一种思想支配的肉块，这种肉块再多，其实他们也不过是体现了
一个人、一种思想，难道文革里我们的十亿人中，绝大多数不就
是这样的肉块吗？”
“战争确实误伤了一些平民。但美国尽量使用精确制导武器，不
惜血本。因为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强大压力
，因为，大家都认为你是民主国家，假若这是一个流氓，那么，
少伤及平民的愿望，根本就提不到议事日程。这从一个侧面，证
明实际上国际社会是认同美国本质上是个君子。”

这话里的话，不是你所推崇的“有信”、“有望”、“有爱”，
而只有假设、推理、计算和结论。爱在何处呢？我看不到。我看
不到你所高举的火炬照亮你自身。阿辽沙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
白，但他还是信，只是爱。而你的爱呢，给予了中国绝大多数因
不支持对伊战争而变成的“肉块”了吗？

库斯图里卡里的电影里有爱，赫拉巴尔的小说里有爱。
库斯图里卡《地下》里的人物说：“没有南斯拉夫了”，这就是
你说的美国轰炸后的新生吗？
赫拉巴尔没有和昆德拉一样到国外去，所以他被捷克民族认为是
最民族也最人民的作家，他获得法学博士以后，放弃了不错的生
活，选择并且爱上了贫民区的生活，他一生生活在底层，当过多
年的垃圾清理员，我相信他绝不会说出“客厅的脏和猪圈的脏不
一样”这样的话，他不会因为自己生活在底层就讴歌底层，但更
不会去讴歌人家的客厅或者人家客厅里的“脏”，相反，他写了
《底层的珍珠》和底层的《巴比代尔》们。

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乡愁》里有个故事：一个人在泥塘里生活，
另一个人执意要搭救他，前者说：“你到我的家里干吗呢？”是
啊，底层，泥塘，猪圈，家。这里面就有乡愁，就有爱。

你崇敬耶稣，那么我们来谈谈耶稣。基督布道讲过几个寓言，其中
一个是：牧羊人丢了1只羊，于是放弃99只羊，去寻找这1只羊。
这丢失的1只羊难道比那99只羊加在一起更有价值吗？另一个寓
言：老父亲对偶尔返家的浪子钟爱有加，却冷落一直恪守孝道的
长子，难道浪子比孝子更值得珍爱吗？《圣经》里教育我们的“
爱”，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计算。是的，爱是不计算。但
这一句话——“战争确实误伤了一些平民。但美国尽量使用精确
制导武器，不惜血本”，其中让我看到了太多的计算，而不是爱
。我并不想评判这种计算的是与非，因为我的计算能力有限，但
我可以指出的是，这绝不是爱，至少，绝不是基督之爱。仔细地、
慢慢地想想看，在你的铿锵的语句里，究竟忽略了什么？我看过
太多的政治家、军事家进行这样的忽略，真心希望文学家不要如此。

这里我也不想举出多少确凿的例子证明美国在诸多国际事件中扮
演的角色，你如果想知道，网络上就有，你一定可以知道，譬如
它在联合国运用了多少次否决权，而每一次运用这种否决权又是
为了什么？……但因为贡布里希说，画家不是画他看到的东西，
而是画他想看到的东西，所以我怀疑你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不过我这里有一些，实在需要的话，可以mail给你，当然我并不
保证材料的真实性，一样来源于网上，而我又不喜欢做学问。

拉美作家应当也是你所称道的认真思考“作家何为”并身体力行
的作家，我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了对集权、专制的抨击和批判，
但也看不到由美国带去的温暖和爱和进步和发展，你想看看911
后马尔克斯写的诗吗？网上就有。你想看看美国在智利犯下的一
场军事暴行吗？肯洛奇导演的短片《911》里就有。阿根廷导演
索拉纳斯的电影《旅行》里也用奇异而富于表现力的方式谈及美
国对拉美的“援助”……有兴趣的话，这些都可以看一看。

还有，真主并不是撒旦，他也教导给人们以爱，一个穆斯林有饭
吃的时候，绝不能让另一个穆斯林饿着肚子。这也如同基督所宣
讲的“兄弟之爱”。

我并不想试图说服你改变你的信念，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只
想说，另一些东西，有时间的话，也不妨看一看。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美国人的炸弹没有落到你头上，也没有落到
我头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拿别人的生命计算或者反计算。假
如落到了咱俩头上，咱俩就不必讨论这一问题。假如落在我的亲
友头上，我可以更简单地解决这些伦理问题，那就是——杀狗娘
养的美国人，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我会为鸟枪打下飞机而欢呼。
同样道理，那些拼死上访告官的人民，思路与此相仿，换成我，
我也会那样做；而美国人的炸弹如果落在他们亲友身上，他们就
会像拼命上访一样拼命打美国人。

就这么简单，现在，请说我觉悟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