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夏夜二胡独奏

唯阿

随笔：夏夜二胡独奏
唯阿



我决定接受邀请，晚上到阿冲小百货门前演奏二胡。他们的邀请其实只是随口一说——每次离开或是返回海岛，我都要步行从他家门前经过，都免不了和他们搭上一两句。我背着的那个扁扁的长型黑色尼龙袋子总是引起好奇，“是钓竿吗？”这样的猜测再正常不过了。但我的回答大出他们的意料，“不，是二胡！”就这样，在岛上漫长而又无聊的夏天黄昏，不管我是散步，还是坐上他家的小饭桌喝功夫茶，抑或到隔壁看人打麻将，阿冲、他那个贤惠的潮洲老婆、他的大儿子甚至左邻右舍那些无所事事的煮饭婆就会叫住我，“拉二胡我们听听嘛！”
我学二胡将满五个月了，但实在是两天打鱼五天晒网的那种学法。最主要的是我毫无音乐细胞，艺术这玩意，没有天赋是不可能玩得来的。我记得小学的音乐课就是唱歌，唱那些没有多少美感也大乏童真的所谓儿歌。合唱，跟在里面混就行了。初中时我转学到了西安一家重点中学，那里的音乐课可一点不含糊。老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冷漠女人，未婚。她的左手总戴着一只黑色丝织手套——据说断了一两根手指，而断法也是众说纷纭。她非常有气质，和我生活中的小市民妇女（包括我的母亲，甚至其他老师）大异其趣。但是，我对她的好奇心只持续了不过五分钟。当她在黑板上写了两行阿拉伯数字（那些数字有些下边画着横线，有几个数字上边画着一条弧线）转过身来时，发现我闹得正欢（就像在其它课堂上一样），她立即叫我站起身来，“把它唱出来！”她的左手像周总理那样悬在腹部，右手的粉笔头在黑板上虚虚地点了一下，语气冷漠之极。我将双手背后，用秋菊的调调大声朗读起那些数字来，只是，好像才开了个头，整个教室就像炸了锅似的大笑起来。但是她没有笑……
一个总是站在门外的学生不可能学会乐理知识。但是，一个六门主课总成绩比第二名高出近一百分的学生有足够的资格傲视一门算不得什么的音乐课。何况，教课的老师没有一点亲和力。高中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我在西安、临潼（埋秦始皇的那地方）的三家学校里转来转去，但再没有上过音乐课。离开其中一座令我百感交集（我已经具有这种情绪了）的学校之前，我决定到校园里走走。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阴天（这个似乎很重要），还有，校园里寂静无人（否则我不会去告别的），在操场拐角那一排教工宿舍的附近，我突然听到一阵若断若续类似于病人呻吟声的音乐。对，现在应该内行地叫它为“音乐”，但是当时我可是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不过，它太合乎我的心境了，我受了惊吓似地在台阶上悄悄坐下，一直听到天更为阴暗下来。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包括那种轻到无痕的、像两根干硬的木头轻轻碰在一起的声音——现在也应该内行地称它为琴弓和琴筒的相碰声。在乐曲中断的时候，我遗憾而又满足地起身，打算从那扇门前经过。门开着，那是我的语文老师的房间，我破天荒地想跟他打个招呼，但是我看到在深褐色角质眼镜的背后，他的双眼是紧闭着的。我略有迟疑，只见他把头微微一低，琴弓轻亮但又尖锐地再次响了起来，这是一个饱满、均匀但又似乎无限长的音。我立即转身，撒开腿向校门口跑去。但是那个长音似乎一直在追着我……
来到零丁洋中的这个小岛之后，我20岁时的一句诗“我该怎样消磨这些夜晚”变成了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设问更为贴切，但回答也更为困难。书籍令我厌倦，文字是一种障碍，文字是自己和自我之间的障碍。必须找到一种轻灵的抒情方式，它必须既直接又玄妙。几乎不费什么神思，我立即就想到了二胡，想到那个在空寂的校园里闭着眼睛拉二胡的语文老师。那一天几乎是刻在我的心上的。——我还记得跑出校门，回头望了一眼这个农田之中的如同山谷一样幽深的校园时，心里的百感交集仿佛被清洗过一样舒坦。
我打电话告诉弟弟——一个业余小提琴手——说我想学一门乐器，他很吃惊，这是自然的。我说我想学二胡，不记得谁说过那是最难学的乐器，因此需要他带我入门。他嘿嘿直乐，我的不知天高地厚很令他为难，那是一个人被要求在海面上铺设一条公路时所感到的为难。他的比喻更形象也更准确：那是一只母鸡被要求把一块石头孵出鸡仔时所感到的为难。最主要的是，他其实也不懂二胡，他就像我当初蔑视音乐课一样蔑视民族音乐和乐器。但这些阻止不了我。尽管其时我还待在岛上，连二胡有几根弦都不清楚，但那个迷人的大概的样子我知道：放在大腿面上，左手扶住琴杆，右手握着一根锯条似的琴弓来回扯动。
乐器店就像珠海这个城市一样叫我有点眼花缭乱，岛上人有点心虚。小伙计摘下一把吉它，“这个简单。——还便宜。”他似乎有点傲慢，因此我看也没看他一眼，侧过身缓缓在店中行走，一边打量着挂在墙上、堆在地板上的那些个褐色、紫色、黑色、深红色还有明黄色的乐器，但就像一个胆气不足的将军打量桀骜不驯的士兵一样拼命掩饰着惶恐。也许真应该找一个“简单一点”的，但是除了吉它（它已被彻底否定）之外，什么简单一点呢？口琴？笛子？快板？或者拨浪鼓？我有点灰心丧气。拐角有一个书架，我打算装模作样地翻阅一下，然后就打的回家。……我已记不得翻的是本什么书了，但是就在那几秒钟之内，我看到了我最需要的一句话，小泽征尔说的，“二胡可以拉出天底下所有的哀愁。”我又看了一遍，“小泽征尔说过：‘二胡可以拉出天底下所有的哀愁。’”够了，我飞快地合上书塞进架内，然后后退半步，再趋前半步，将一本《二胡基础教程》抽出。接着招手叫另一个小伙计——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帮我挑把二胡。”我脸上的蜜度绝对调和得恰到好处。我喜欢和姑娘们打交道，但这蜜意既不是她带来的也不是特地流露给她的。
最后几分钟，还能支持我在乐器店里待下去的，还是十多年前那个乡村中学黄昏中的寂静，以及那个深深沉浸在自己的哀愁之中的老教师，确切地说是那一个实在难以言表的意象或形象或具象。但是很显然，它在渐渐失效。不是不再美妙，不是它刻在我心里的那条痕迹开始不痛不痒，就像平庸的艺术那样。不是的，它只是不再能支持我下决心买一把二胡和学习二胡。当然，十多年前一个借助二胡来抒写愁绪的乡村教师还将时时显现在我的心镜之中，如同一些老电影的泛着白花儿的模糊但却清晰的镜头。并且，它还必将保持原来的震憾力一直存在下去。这样就够了，我不必非买一把二胡东施效颦不可。但是就在此时，小泽征尔的一句话非常偶然地被我看到——其偶然性大概等同于你在随意翻开的一本书里见到了一条活鱼，它立即爆发出难以估量的支撑力，不但怂恿我购买和学习二胡，并且还能叫我在一刹那之间把小伙计的傲慢带给我的愠怒、琳琅满目的乐器带给我的惶恐扫除荡尽，换上那种即便是专心练习也未必能表现出来的、叫任何人看了都愉快的一脸的蜜意。
只是，这里无疑有一点宿命意味的尴尬：学习音乐本来为了破除文字之障，但最终却需要文字的力量支持那个本意免于夭折……
我开始刀耕火种。当初的艰难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很快就令弟弟大吃一惊。因此他热情洋溢地鼓励我，“学会二胡绝对能为你打开又一扇观察世界的窗户……”够诱人的吧，就像李洪志所允诺的叫别人额头上再长一只眼。但我对鼓励的需要一点都不迫切，对打击也不在乎。换言之，是否多了一扇窗也不是我所关心的。它们都可有可无，那是我之外的东西，而且似乎还和我拉二胡的纯粹的出发点和没有目的的目的相违背。我根本没想过要拉出什么名堂。——这样说，可能也有为自己的懒惰开脱之嫌：我并没有每天都操弄，一连好几天，如果没感觉的话，我只满足于把二胡拿在手里看上一会儿。像极了叶公好龙的作派；我也不愿意从流行歌曲入手，它们曲式非常简单，显然更易于学习；我也没有刻意地练习弟弟从小提琴技法中移植给我的左手操，我听任左手的技法慢慢地提高；至于听音乐呢，我不识谱，也听不懂谱，弟弟说只能通过多听来培养乐感，我买了一些二胡光碟，但前提是其中必须收录有我喜欢的一些民歌或乐曲……确实有一些我迫切想会演奏的乐曲，比如《第一二胡狂想曲》、《秦腔主题随想曲》、《茉莉花》、《豫北叙事曲》、《江河水》、《梁祝》、《听松》等等等等，但是只看了一下如满天星一样的谱符，我就登时傻了眼。此外，它们还牵扯到复杂的中下把位的换把以及调弦等技法，而我目前还只会演奏D大调“1—5”弦的几首简单的歌曲。但我没有一点沮丧感，对我来说，这一切已经丰富了我的音乐知识，我很满意。而此刻，我可以把它写进这篇散文之中，叫那些如同我一样看不起音乐的人放下不必要的傲慢。
……我为这场“独奏”所准备的压轴曲目是陕北民歌《蓝花花》。三天前回大陆时，我在一家乐器店里获得了自信。我其实很不愿意走进乐器店，因为那里都是商人。每当我就一个简单的问题求教时，他们总是立即拿出授课价目表来让我看。这很令人不快。我总是想起那个在农田中的空寂的校园里闭着眼享受二胡的老师，假如我贸贸然地走进去对他说想学二胡，他会有什么反应呢？不得而知，但我想他不大会拿出价目表来的吧。民族音乐、民间音乐甚至一切艺术，都应当保有民间的朴素和民间的热情，价目表玷污了它们。我走进这家乐器店只是因为我多喝了二两。还有，那时我有点小伤感，因为随着技艺的提高，我已发现自己那把低档二胡存在许多缺陷，比如，稍稍改变力度声音就会破碎。我并不缺钱购置一把像样点的家什，但当时对学好二胡没有多少信心，因此没有痛下杀手。而现在，又有许多钱被换成酒最终变成了尿液，还有更多的钱被岛上的赌徒“自摸”或是“杠上开花”了。能不痛心吗？！……“想买一把中档的，”我说得平淡而又肯定，这是为了阻止“商人”立刻拿出价目表来。我试了一下高音“2”，果然音质清亮得很。仗着酒劲，我旁若无人地拉奏了一曲二胡独奏曲《田园春色》，我注意到店主和小女店员有点吃惊。有几处错误，那只怪我心境还不够平和。说句老实话，和这些半艺术家半商人的人打交道就像和文学编辑交往一样，心里总是会泛起许多杂质。他们，店主和女店员一人抄起一把琴来，他们示范着和讲解着，确实令我有收获。他们半真半假地鼓励我，说只要稍加点拨，考个四级五级的不成问题。可惜我志不在此。然后，“两个课时65元钱”的话就不断从他们口中蹦出来。我一口答应，空白支票谁不会开？！作为一个美好的结尾，我们三个人合奏了陕北民歌《蓝花花》。确切地说是我先拉起了这首我已无数次拉过的民歌，他们加入了进来。他们演奏的速度稍稍快了一点——也许这才是最合适的速度，但我认为那无法表达我的女老乡蓝花花如丝如缕的哀愁，我很强硬地加大了运弓的力度，那意思是说，“两位伴奏者，请以我的速度为准！”我用眼角瞟到那个小姑娘有点惊讶，但他们最后还是顺从了我的变奏……
我投入了感情而他们没有，虽然他们的技法比我娴熟得多。自从到了岛上后，我内心中产生了更多的情感。这些情感非常强大，我隐约感受到了它们无与伦比的价值；但它们又是如此的古怪，我朦胧地感觉到它们将让我和主流文坛彻底绝裂。从此以后，坦荡走洒家心路，大胆写自性文章。……《蓝花花》，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了各种版本的《蓝花花》，我不禁潸然泪下。想当年真是用狗心来领悟世界的啊！我立即央求弟弟为我写下D大调的谱子。他只写了主旋律，后边那一大段带有叙事性质的全都省了。但是已经够了，说实话后边的目前来讲我也根本学不会。即便是主旋律，起首两个小节也是要用到中把位的技术的。
但是选择到阿冲小店门前演奏《蓝花花》，却不能说是一个多么合适的地方。这里太嘈杂了，整个海岛夏夜所能具有的休闲活动都聚集在那里。左邻和右舍的电视机都放在门口，一边是本港台的《百万富翁》，一边是翡翠台叽叽歪歪的言情剧。5米之外，海边栏杆下，是一排餐桌，光着膀子的渔民、政府官员或者驻军带长的人物在那里拼酒。10米之外，是彻夜突突地叫的渔船——休渔期已过，它们再次从香港、澳门、阳江等地赶来，驱逐了浪的天籁之鸣，也驱逐了海岛难得的宁静。因此在这里拉哀怨缠绵的二胡，就好比到火车站广场朗诵爱情小诗。当然，我也不可能那么幼稚，对这次处女演奏抱着十几岁时发表第一篇作品时的虔诚和激动。再也不会了。嗯，这当然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因此，我戴上了戒指。这是一枚购买于藏区的工艺银戒，是我20多天藏地旅行中所见到的造型最特别的一个：一边是圆的，另一边则是尖的；圆的那一边上面镶着一个椭圆型的绿松石，尖的那边镶的是正三角形的红松石。由于着警服禁止佩戴任何首饰，我总是把它放在桌面上。但今晚，我要戴着它举行自己的第一个独奏晚会了。
我习惯于把它戴在左手中指上。并不是强调中指的“操”的隐喻，也不代表通常的戒指所表达的爱情和婚姻程序。我只是觉得戴在这里好看。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喻义，应当说它表明在禁令森严的工作之外，我有自己完全个人化的内心情感和另一种生活。
……我突然决定对这个独奏晚会轻描淡写。必须说明，我确实对这次演奏没有抱任何期望或目的。对我来说，在热闹的码头演奏和老师在空寂的校园里演奏没什么区别：都是自己的演奏。我享受它，仅此而已。当然，就整个晚会来说，还是有值得写下来的，比如：
我坐下，打开琴袋亮出家伙，阿冲和他老婆开始笑个不停了。他们有点激动，他给我递茶盅的手明显抖得厉害。一些眼尖的纳凉人也笑嘻嘻地飞快聚拢了过来，他们像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摸一把二胡。笑了还是笑。哦，这些可家的乡亲们。
孩子们。热闹的地方少不了他们。有那么七八个吧，端来小板凳环绕着我坐下。我鼓励他们走上前摸一下二胡，但他们只是笑。其中有几个稍大一点的是万山小学的学生，我是他们的兼职法制副校长。本校长从来都不凶，这是公认的。显然，是二胡带来了让孩子们胆怯的某种神秘。
小桶。已经做了小母亲的小桶也是哪里人多哪里钻。它在我膝前走了两圈，然后像往常那样狐疑地嗅起琴筒来。这时我突然拉了一个响亮的“6”音，它吓得掉头逃走了。惹得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一些游客、一些脊梁和脸像煤一样黑的水手也驻足围拢过来听上一阵。太吵了，他们几乎听不到什么。
我们喝茶、聊天。人们不再激动了。这时我突然想起刚才那个二指（就是戴着戒指的那个指头）的揉弦动作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于是就再次抄起琴，旁若无人地练习起来。


2004年8月4日 于零丁岛
[em33]

黑天才

独奏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老圈

hao

老圈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