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埃略的一段经历
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是继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当代拉丁美洲最具影响力的世界级畅销书作家。他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韦罗妮卡决定去死》、《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等充满象征寓意的小说畅销全球。本文是作家写给《周日电讯报评论》的文章,写的是作家的一段亲身经历。
我走进一间铺着瓷砖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罩着橡皮布的床,床边放着一台带手柄的设备。“这么说,你是准备给我用电击治疗?”我问着本杰明·加斯帕·戈梅斯医生。
“不必害怕。通常,看别人接受治疗比自己亲身经历要痛苦,实际一点也不疼。”
我躺了下来,男护士把一根管子放进我嘴里,使我的舌头无法卷起来。接着,他在我的左右太阳穴上各放了一个像电话听筒一样的电极。我一直往上看着,盯着天花板上剥落的油漆,这时我听到有人在移动手柄。接着,我的眼睛好像给罩住了似的,视野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点,然后眼前一片黑暗。
医生说的没错,确实一点也不疼。
我以上所描叙的不是我最近的一本新书里的情景,而是摘自我第二次住进精神病院时写的日记。当时是1966年,巴西军事独裁(1964-1989)的最黑暗时期才刚刚开始。仿佛是由于社会体制固有的反映,外部的压制逐渐渗透到人的内心(如同今天的美国——如果没有律师在身边,男人甚至不敢看女人一眼),而这种压制的内在化已经严重到连出身好的中产阶级家庭都无法接受他们的子孙要做艺术家这个事实。在当时的巴西,“艺术家”就是同性恋、共产主义分子、瘾君子和游手好闲之徒的同义词。
十八岁那会儿,我认为自己的生活圈子可以和父母的天地和平共处。我尽量在就读的耶稣会学校拿高分。我每天下午学习,但是一到晚上我就想去实践自己做艺术家的梦想。由于对从哪儿入手一筹莫展,我加入了一个业余剧团。虽然无意于在表演上做的很出色,但至少我可以和那些与我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
不幸的是,虽然我认为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可以和平共处,但父母并不这样想。一天晚上,我醉醺醺地回到家,第二天早上,我被两个身强体壮的男护士叫醒了。
“你呆会儿跟我们走。”其中一个说。
我母亲在一边哭哭啼啼,父亲则尽力克制着,不表露任何感情。“这是为你好,”他说,“我们要给你做几项检查。”
就这样,我开始往返于各种各样的精神病院。父母把我送进医院,接受不同的治疗。但一有机会我就逃出来,在外面晃悠。一直到支撑不下去了,我会又回到父母那里。接下来大家相安无事地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但是过不了多久,我又开始与那些被我家人称为“狐朋狗友”的人在一起,然后护士就又出现了。
人生中的有些战斗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毁灭我们,要么使我们更坚强。而精神病院里的战斗就是如此。
一天晚上,我对一个病人说:“你知道吗,我认为几乎每一个人在一生的某个时候都曾梦想成为共和国的总统。但是我们的病史档案决定你我都不可能有这种追求了。”“那么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另外一个病人说,“因为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在我看来,他的话一点没错。我发现自己的处境既奇特又极端,从而它给予了我前所未有的东西:彻底的自由。家人想让我在方方面面都和别人保持一致,但其努力却带来完全相反的效果:我和同龄人迥然相异。
就在那天晚上,我考虑了我的未来。一个选择是成为作家,另外一个就是彻底精神失常,这似乎更切实可行。我会被政府赡养,既不需要工作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当然我清楚,这样一来,我就得在精神病院呆很长时间。但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我知道精神病人的言行举止并不像好莱坞电影里的那些疯子一样。除了一些患有病理性紧张症或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其他病人完全有能力谈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各自的观点都很有独创性。他们会时而发作恐慌症,要么情绪低落,要么变得好斗,但是这些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我呆在精神病院里的最大风险不是失去做共和国总统的可能性,也不是会被人排斥或遭到家人的不公正待遇——因为在内心深处我知道他们是出于对我的爱,甚至是溺爱,才不顾一切这样做——而是我渐渐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的。当我第三次出院时——像往常一样,我又经历了从医院逃走、四处游荡、回家、和家人过一段平静的日子、又回到那帮“狐朋狗友”当中、又被送进医院——我将近二十岁了,已经习惯这种轮回。然而这一次,情况有了一些变化。
虽然我又加入了那帮“狐朋狗友”,但父母已经不太愿意把我再送进医院。他们相信我已经无可救药,所以更愿意我呆在他们身边,让他们来养着我。当时我并不晓得这些。
我的行为越来越恶劣,我也变得更加有攻击性了,但是他们仍然不提送我去医院的事。在我为最终成为艺术家而放纵地享受自己所谓的自由时,我体验到巨大的快乐。我放弃了父母给我找的新差事,也不再学习,完全投入到剧院,经常光顾知识分子喜欢的酒吧。整整一年,我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后来剧院被政治警察解散,酒吧也出现了便衣,所有的出版商都将我的小说拒之门外,我认识的女孩中也没有一个愿意跟我出去玩——因为我没有前途,没有稳定职业,甚至从没上过大学。
因此,有一天,我决定把我的卧室给毁坏。这是一种无声的语言:“瞧,我无法正常生活,不能工作,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认为你们完全正确——我疯了,我想回到精神病院!
命运有时候真让人啼笑皆非。等我毁掉我的房间,看到父母正在给精神病院打电话时,我松了一口气。然而,以前一直给我治疗的那个医生去度假了。护士们带着一个初级医师来了。医师看到的是一堆撕毁的书、弄坏的唱片和被扯断的窗帘,而我就坐在当中,他让我的家人和护士们都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我没有回答。疯子应该表现的不像常人。
“别再耍花招了,”他说,“我已经看过你的病史。你一点也不疯,我不想让你进医院。”
他走出房间,给我开了几种镇静剂,还告诉我父母(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说我得的是幻想综合症。正常人有时会发现自己有些反常,比如,感到沮丧、恐慌等等,他们会偶尔用病态替代正常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选择生病,因为做“正常人”似乎太难了。我父母听取了他的建议,此后就再也没有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从此,我再也不能以精神失常作为逃避的理由。我只得独自舔着伤口,有时打个胜仗,有时也会败下阵来,我也得经常放弃自己不可行的梦想,出去工作。直到有一天,在第N次放弃工作之后,我到圣地亚哥去朝圣了。在那里,我意识到该是正视自己注定做艺术家这个事实的时候了——这在我,是指成为一名作家。所以,38岁时,我决定动手写我的第一本书,大胆地开始我潜意识里一直害怕的一场战斗:为了梦想而战斗。
后来我联系到一个出版商,第一本书(《朝圣》)出版了,接着我又写了《炼金术士》,写了更多的作品,然后作品被译成各国文字,再后来就是到世界各地去演讲、去开会。虽然一直以来我都在拖延,没有尽早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却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上帝也只会青睐那些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的人。
1997年,在结束横贯三大洲的巡回自我推销之后,筋疲力尽的我开始注意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很多人内心的向往和我当初捣毁卧室时的渴求如出一辙。人们更愿意住在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里,虔诚地遵守着那些不知是谁制定的规章制度,而不是去争取拥有个性的权力。有一次,在飞往东京时,我从报纸上读到了以下内容:
根据加拿大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患某种精神病,15岁至34岁的占40%,35岁至54岁的占33%,55岁至64岁的占20%。文章还认为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患精神错乱症。
我不禁想到,加拿大从来没有过军事专制统治,生活质量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可为什么也有那么多精神失常的人?为什么他们不被送进精神病院?
这个问题使我想到了另外一点:精神失常到底是什么?我找到了两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就是,那些人没有被送进精神病院是因为他们继续在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如果一个人能够朝九晚五的工作,那么社会就不会认为他已经丧失了能力。即使他从晚上五点过一分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五十九分一直在紧张兮兮地看电视机,或沉迷于因特网上变态的性幻想,或怔怔地看着墙,一边感到自己上当受骗,一边诅咒整个世界,或不敢走上街头,或患有洁癖或根本不讲卫生,或遭受抑郁症和不自主的哭泣,这都无关紧要。只要他能按时上班,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那么他就不对谁构成威胁。只有当一切像杯子里的水漫出来一样不可收拾时———他像儿童卡通片中的角色,手持机枪,走上街头,打死15个孩子,让世界意识到《汤姆和杰利》带给人们的恶劣影响(《汤姆和杰利》是著名的美国卡通片,我国译为《猫和老鼠》,译者注)——他才是个威胁。除非他这样做了,否则人们就把他当作正常人。精神失常是什么?精神失常就是丧失交流的能力。
在正常和精神失常之间——二者从本质上说是一回事——存在着一个中间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保持个性”。人们越来越害怕“保持个性”。在缜密思考了我所阅读过的统计信息之后,当时还在日本的我决定写一本取材于自己亲身经历的书。在书中我安排一个女性角色代替自己,用第三人称写成了《韦罗妮卡决定去死》,因为我知道,我强调的这个重要主题不只是我个人在精神病院里的种种经历,还有我们要保持个性所冒的险和我们担心流于大众的恐惧。
当我写完这部小说时,我和父亲交谈了一次。当初我一跨过那段令他和母亲头疼的青少年期,他们就开始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内疚。我总是对他们说,当时的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严重,监禁(我曾由于政治原因被监禁三次)给我的伤害远远大于这些,但是他们不相信我,却在自责中过着余生。
“我写了一本关于精神病院的小说,”我告诉85岁的父亲,“小说是虚构的,但是中间有一部分就是在写我自己,这意味着把我在精神病院里的那段经历公布于众。”
父亲注视着我的眼睛,说:
“你能肯定这不会伤害你?”
“是的,我肯定。”
“那就这样吧,我早已为这些秘密心力交瘁。”
《韦罗妮卡决定去死》于1998年8月在巴西发表。到9月份时,我已经收到了1200多封电子邮件和信件,信上讲述的都是和我类似的经历。10月份,书中触及到的一些主题——消沉、恐慌症、自杀——在一个全国都有影响的专家讨论会上得以讨论。1999年1月22日,爱德华多·苏普利西参议员把我书中的部分章节读给其他的议员听,以获得对一项法案——禁止随意将人送进精神病院——的支持。10年来,他们一直为这项法案在巴西国会通过而努力。
科埃略访谈录
●在作品里,你在表达什么?
○面对现实时,我内在的问题与疑惑。我把哲学看做一种活的东西,一种应我们内在需要而变化的东西。假如我要归纳我的作品,我会说:体验你的个人传奇,为你的梦想付出代价,阅读征兆,唤醒你阴柔的一面,敢于与众不同。 在我写作的时候,我试图理解我自己。在我的内心深处,有成人的一面,也有孩童的一面。在对内心的自我说话时,我决定要用象征语言,这种象征语言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在我写作的时候,我并不想到已经买了我的书的四千万人,否则我就会分心,不去思考内心的自我。我试图与大众分享我的思想,在我的书出版之后,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不是孤独的,我不是一个身处陌生土地的陌生人。我们是由艺术联系在一起的兄弟姐妹。每一本书都有一个不同的问题要探讨,但是,在性格各异的作家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理解他人、接受他人的需要,从而可以使他创造性地去应对各种挑战。
●你何时开始写作?
○十几岁时。但后来,我母亲告诉我,在巴西想靠写作谋生是不可能的。我信了,于是想做点别的什么事。然而,我所做的没有一件能给予我快乐。于是,我从大学退了学,像嬉皮士一样开始四处流浪。回到巴西后,我办了一份秘密杂志。然后有人请我写歌词,再后来写新闻报道。直到38岁我才开始写书,因为我相信有两种东西会使你远离梦想: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以及发觉那是可能的(若是后者,你会失去生活的意义)。
●是什么在激励你?
○我的转折点是圣地亚哥的朝圣。我曾经花费大半辈子去洞察宇宙的“秘密”,自那以后,我意识到并无所谓的秘密。生命是而且将永远是一个神秘的事物。我们必须跟随征兆,关注他人。生命是一连串的奇迹,这奇迹在与他人相遇时方将自己表露出来。朝圣之后,我大大简化了我的精神探索,不再寻求答案,我开始理解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答案。 因为我发现这是一个能更好地探索我自己的方法。对于我来说,写书是一种探索自我的行为。每一个热爱智慧的人都是一位哲学家,从出租车司机到苦行的修道士,从传统的圣日耳曼·迪普雷式的法国知识分子到在科帕卡帕纳海滩前卖椰子的人。一个能从经验中学到东西的人要比一个把一生的时间用于读书并试图在避免冒险地发展新的人际关系的情况下理解世界的人有趣得多。因此,一个哲学家是一个在文明社会里扮演角色的人,不是一个思考人类和生活的人。
●在《韦罗妮卡决定去死》中,你塑造了一个想要自杀的年轻女孩的形象……
○这不是一本关于自杀的书。它讲的是人必须接受不同,而不是去完成他人的命运(比方说,父母为我们选择的命运)。年轻时,我坚持要做个作家,家人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不是一次,而是三次。这本书就是基于这段经历的。韦罗妮卡腻了,因为她发现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也会是一样。顺便说说我在疯人院的经历:有些斗争会置你于死地,有些则会使你更加强有力。于我而言是后者。我从未曾见过自己成为环境的牺牲品,但是作为一个冒险者,必须时不时地穿越过混乱状态。
●你受过其他作家的影响吗?
○Castaneda,亨利·米勒,威廉·布莱克。更重要的是乔治·阿玛多和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帮助我理解了人类的象征性语言。巴西作家亚马多使我理解了巴西人的灵魂。美国作家亨利·米勒使我理解了写作必须是自发的。英国作家威廉·布莱克让我看到了写作的充满想象的一面。至于中国文学,你们有那么多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经典作品,很难从中特别挑出一个来。最近,我在世界范围的好几家报纸上的一个专栏里发表了一系列论中国短篇小说的文章。读者的反应非常好,尽管读者们有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你所有作品里最畅销的一部,你个人认为哪部作品最棒?
○我给我所有的书打A+,因为我对它们倾尽心血。那意味着我的书要比我本人好。
●作家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
○如同一个园丁或是出租车司机:用爱与热情工作,人们会被感动。
●你的书描绘了大量的敏感性,有时甚至是悲悯。是一种在今天新时代的许多作品里不常见到的倾向,今天的一些作品更多地关注于一种感觉良好、玫瑰色般的世界观。什么使你与众不同?
○我不想评判其他人的书。我的书只描绘我的经历,而不是我的智慧。首先,我并不聪明——就如我先前说过,人人都知道一些事,但没有人知晓一切,因为上帝是民主的。其次,因为经历就是你的所有,必须要分享。这是我们到这儿来的理由:分享。一本书可以变成一种催化剂,让人们明白他们并不孤单。不少作家让我明白了这一点,令我在生活的某些危急时刻泰然自若。一本书可以变成一个好伙伴,适合我们每个人从各自的经历中学到东西。
●身为一个作家,你试图传达什么?
○我的灵魂。我的爱。我的经历。还有一句话:“谁勇敢,谁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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