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界的哥斯拉－－纪念德里达逝世0周年

八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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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格

亲戚或余悲
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
托体同山阿
――陶渊明·挽歌诗


谁是德里达？

2001年9月12日上午，当阳光在11个小时之后，照射到造在地球另一面的复旦大学相辉堂外时，德里达出现在了公众面前，老人一头白发，皱缩得相当精干。

德里达的法语大多数人都听不懂，但凭直觉，从他的语气里我能猜到他开场白是题外话，这题外话是关于纽约那些死难者的。

接下来的中文翻译传达证实了我的直觉，但随后的一幕令我差异：复旦学子中，有不少人在下面作出了会意的笑声，似乎这表明他们也紧随时代节奏，并能理解他们想像中的法国人的幽默。幸好，随后翻译传达完毕，礼节性的掌声驱散了这尴尬的一刻。

台上的德里达以一脸的沉穆，让这些笑声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愿那天说的主题，关于大学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能够被这些因为隔了半个地球所以对痛苦的感受性就差很多的大学生们所清晰理解。

三年后，2004年的10月10日，他死了。


德里达，这位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哲学家，以去除一切凝固化了的中心权威意识为己任，他充满文学性的表述，以及艰涩得不亚于黑格尔的行文风格，使得他终于赢得了法国五大解构主义大师的称号，另外四位大师分别为：患艾滋病死去的福柯，坐图书馆里写天下文化的列维·斯特劳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阿尔都塞，以及喜欢做卡片记录的罗兰·巴特。

解构主义所要求的去中心化、去神化的主张，在今天的女性主义、黑人神学、直觉数学、后殖民理论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知识分子尽情地享受在拆除权威的符号快感中，并由此获得边缘地位的认同和少数派身份的确认。

德里达早期表述他的解构观念是在《胡塞尔几何学起源引论》中。正如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不会对胡塞尔的几何学信念感兴趣一样，德里达对这位数学学业背景的哲学大师也不会亦步亦趋，他只是凭借胡塞尔的哲学土壤，以用来培育他自己的哲学森林。这时他开始首创了一个陌生的法语单词“différance”，从此他以此为思考的基点，对一切现存的宏大叙事和庞大体制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différance”在中文翻译为“分延”，它代表着一种不可固定的行为，是将过去和未来综合在现在的努力，如果用书写打比方的话，那么就是你写下去的笔迹在时间中不断造成的各类差异。

由于德里达采用的自然语言（法语）表述他的形而上观念，而且又擅长用左右逢源的修辞性手段来增添文本的摇曳生姿，所以就算是法国学者对他的著作也是怨言颇多。然而，德里达这么做却是和他的哲学理念统一的：他认为这个世界很多已经确定下来的权力关系，完全是由于语言牢笼建构起来的，因此，要打破这种话语结构，就必须首先改变我们的叙事策略，让哲学的修辞变得文学化，以至于有人不得不建议我们也许可以当小说一样地去读他的著作。
       
       

德里达在中国的différance

由于德里达将主要战场，从现实层面拉到了语言层面，而且他也的确有在语言上瓦解一切既定惯习的能力。上次中国之行，他在北大做的关于“宽恕”话题的讲演，对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就非常富有启发性。自然，德里达从来不提供解决方案，他总是沉迷于前后两难带来的修辞快感。如果说什么是德里达的讲演风格，那么以下这句话就是最好的例子。

“正如我不断重复的，宽恕，如果它存在的话，前提就是它不可宽恕，即不可救赎的、非人性的无限制的尺度。”

可以说，德里达从来不解决问题，他仅仅在制造问题，并通过这些被他制造出来的问题，让我们意识到他，或者这个世界的诸多问题乃不可解决。

然而这些近似玄学的论调，还是激起了大多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兴趣。因为后现代面对强权的一个策略，就是打“游击战”。通俗些说，就是用一些迂回的、小规模的、不知所云的、杀伤力小但却是频繁的解构方式，来瓦解国家或者政府组织制造的种种现代神话。

这对向来胆小却又善于喋喋不休的中国人文学者们是有强烈吸引力的，虽然他们也担忧这么做是不是最后产生的效果不过是不痛不痒，但在福柯、利奥塔、德勒兹、保罗·德曼、詹明信等等后现代学者大批作品不断译介到中国的学术搬运工程之下，谁还会不合时宜地提出那样的担忧呢，而对后现代的批评也是后来才逐渐开始的，这就是为什么哈贝马斯之前来中国时，他对我们是如此热衷于海德格尔之辈而深感惊讶。

哈贝马斯对德里达的批评是非常到位的。他清楚地指出：语言不仅是解释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功能。然而，德里达仅仅在解释问题上大做文章，这将忽视语言的交流功能，从而无法更好地来诊断我们的社会。

国外对德里达工作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早在1992年，就有科学哲学家蒯因和十个国家的哲学家联名写信抗议剑桥大学想给授予德里达以荣誉博士，他们认为，德里达不过是在把“跟达达主义者或具体派诗人一样的恶作剧和鬼把戏翻译到学术领域中来”。不要说英美分析哲学流派，就是在法国，了不起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警告称“德里达是在玩火”。

然而德里达那种法国式的暧昧修辞却更适合同样在修辞上善于暧昧的汉语。虽然已经有中国学者指出德里达的种种疏漏，比如读《声音与现象》，倪梁康就感觉“有时会觉得这是一篇硕士生的论文，主张多于论证。在一篇学术文字中，尽管无主张的论证不好，但无论证的主张往往更糟。”然而，在中国德里达还是成了九十年代之后的新哲学神像，年轻人争相捧读德里达与福柯，一如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渴望理解海德格尔与萨特。


自设的困局

直截了当地说，911之后，解构主义已经成了一种代价昂贵的游戏，而后现代种种拙劣的学术成果也遭到了普遍的质疑。自索绪尔建立语言学后，能指系统和所指系统就按照原先固有的二元论方法，被理所当然地区分开来，并在以后塔斯基等逻辑学家及语言学家的帮助下，逐渐建立来一套联系两个系统的关系，固然这关系里有很多套套逻辑（Total Logic）的阴影，但毕竟现存世界的秩序并非全然一无是处，它的多米诺效应有些类似生态环境：一旦我们灭绝了某种害虫，接下来倒霉的是一连串。

这就是为什么到了2003年5月31日，德里达会跟进哈贝马斯，与瑞士作家穆希格、意大利作家艾柯、西班牙作家萨瓦特、意大利理论家瓦蒂莫及美国哲学家罗蒂，呼吁全面复兴欧洲。这是一个建构的进路，至少在欧洲本土是这样，对哈贝马斯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本来就要用哲学干预政治，当美国从911的被害者到今天成为阿拉伯半岛的迫害者后，他当然要为法德为首的核心欧洲说话。但是德里达呢？我们知道，德里达对美国911悲剧开出的诊断书，简单点讲就是自食其果。这在解构论调里是可以成立的，换用德里达式的修辞，那就是“美国正遭受抽象意义上的艾滋病的折磨。” 但伊拉克战争之后，如果他坚持解构的话，就应该继续将艾滋病的折磨诊断进行到底，而不是另开药方，去响应哈贝马斯的诊断书，以至于对似曾相识的欧洲中心主义装聋作哑。不要忘了，在他后期的《马克思的幽灵》里，他对全球资本主义并无半份好感，然而，既然国家和民族这类词语都应该被分延掉被中性化，那么，欧洲何以能够幸免于他的解构之技?

这些都不是德里达自身的理论框架搜能自圆其说的。当然，尖锐些说，德里达的理论，本来也就是没有理论。

因此，无论核心欧洲本身在观念上有多少缺陷，但至少这可以看做是哈贝马斯的胜利。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理性必须看作在实践中形成的，即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后天能力。”

但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哲学家面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悲悯，然后才是自己的哲学，就此而言，在道德上德里达并无任何亏欠。

2004-10-12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0-12 18:33:12编辑过]

Zen

不骂死人，就得骂活人。
其实骂了死人，也是在骂活人。

Zen

另外说一句，虽然受塔司机启发的真值语义学有点套套，但塔司机师傅自己的真理定义一点也不套套。
格雷林证明过了，“雪是白的”是真的，也可以当且仅当“雪是白的”被一个哲学家断言。况且，“S是真的当且仅当P”只是司机师傅的目标，他的定义是用满足任何一个序列的方式来进行的。

小改

小饭 ，好呀   竟然在这里碰到你。

七格

呵呵，看到了，回贴了，谢谢～

吴学俊

Profession 的未来或无条件大学

—————————雅克·德里达在复旦大学的讲演（节选）—————————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Profession的未来与无条件的大学”。我要先谈几个概念以开始今天的讨论。自然，我不多说大学的历史和现状，大学的问题。我要说，今天在世界上，在世界的转型中，大学的使命问题显得特别严重，并且所有在大学里工作的教师、学生和研究者们对此都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我在此强调的“Profession”这个词，一方面属于“职业”和“志业”、“知识”的范畴，不过在法文，在拉丁文中，“laprofession”不仅仅是“职业”和“志业”的意思，它还表示“信仰义务”，“义务”和“责任”，“诺言”，“誓言”。我今天的问题是要探询大学的责任，就是说对知识传授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是在大学“任务”中的某种意义上的行为的“责任”。

    在今天世界各地，无论是欧洲，还是东方，比如在中国，大学的建设和重建都是以欧洲模式，特别是以十八、十九世纪在德国构建的模式进行的，这个模式要求大学的独立性。相对于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的自主性，大学的独立、自由能够到达什么程度？在这个问题和对真理的探讨中，大学不光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也是独立的。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人——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面临的问题。我还要提出下面一个问题：据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自然，存在很多关于什么是真理，比如何谓哲学真理、历史的真理、真理的价值等问题，有许多解释真理、揭示真理的类型。但是，所有这些关于真理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大学里优先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校之外，人类所关心的问题。我所提出的问题，是要知道在欧洲类型的大学里，当然在中国的大学里也一样，对哲学、政治、历史、社会的研究的先决条件就是人的问题的研究。人类的观念有自己的历史，关乎人的观念和人的本质。我并不想说，这个人的观念从理论上讲是成功的，但关于这个主题的问题的提出，在大学里和大学机构中应该是自由的，没有先决条件。我要提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可能在什么程度上自由地、独立于一切意识形态、宗教、经济等的权力而被提出？这就使我要把大学和研究机构区分开来，我说的是德国的大学。大学不仅仅是研究场所，不仅仅是谈论工业、商业和由国家确定的场所。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

    我想在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简单地归纳三点。我首先要强调一个明显的事实：直至最近几十年，尽管世界上的大学凭借各种各样的方法（翻译、出版、杂志等）互相交流，我们还是不能把大学之间那些传统的交流模式和今天由于电子技术、互联网、各种交流控制手段而带来的交流模式相提并论。今天，大学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系于某一个地方。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容易（比如北京、莫斯科和纽约之间）不经过任何中介直接交流。问题是在世界这种新的情况下大学内部的民主，大学之间的民主政治如何？就是说：在网络时代中的民主是什么？

    因此，大学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大学的新的责任，新的权力。我要概括三点：
    我已提到所谓的“潜在”的学校，也就是现在风行的用网络与学生交流的学校的可能性。“人”的观念，网络的人直至所谓的大学里的人，今天应该重新受到彻底的省察。这就是世界各个大学之间拥有一部哲学史的地方。我们应该重新提出何为人的问题。还有“什么是人权”以及“人权历史”的问题，人权是如何变化的？是如何构建的？我认为回答这些问题是所有大学工作者的责任。这就是人的问题，是与真理问题相连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自然，有一些词限定了存在着大学的“职业信仰”和“责任”。语言，应该成为绝对的独立性，成为自由地提出所有面临问题的权利，而不受到任何权力的控制和检查，无论是宗教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这意味着，大学要以看来是独立的方式决定被提出的东西。我要在此区分“自主”的观念和“条件性”的观念。“自主”的观念拥有一部历史，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历史，它今天在构建中正受到质疑，它拒绝权力——上帝、总统、议会等的权力，但它今天遇到了危机。我想，大学有义务像建立权力那样建立独立性。关于我说的大学的无条件的独立，我的问题的困难在于：如何区分“自主”，联合国的自主和这种无条件的自由。在我看来，这种自由是个人的，是通过大学工作者最彻底、最自由地提出问题而确立的。

    自然，我相信翻译，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表示“自主”和“无条件自由”之间的区别。我们在经历奇遇，这正是大学的责任。我讲到了“奇遇”。我认为，我们同时能够在视听的过程中为翻译尽可能地清晰进行争论，这是双重的矛盾命令，我想我们应该忠实。

    我想谈第三点。不应该使这个对大学的自由的无条件的命令屈从于内在，大学没有内在。大学应该从“自主”，从“绝对独立”出发，与社会和政治世界这些所谓外在联系、工作。从而去制造“事件”。我常常引用“Profession”，因为，这个词不仅仅是“职业”、“志业”的意思，而且还有“职业信仰”的意思，也就是“行为的介入”。是一种“诺言”，一种要趋向外在的“责任”。如果区分奥斯丁的“陈述句”（天空是蓝的）和“行为句”（我允许……我和某人结婚等），那“Profession”就是“行为句”。一个教师教授理论知识，发挥陈述知识，这是他基本的任务。但是，他要完成的义务，他的权力，并不是理论的，而是行为的，是对义务、责任的“承诺”。那么，这种责任就在于制造“事件”，而他是用语言制造的。当我谈到“人权”时，谈到“反人类罪”，这是话语制造从前没有过的机制，制造“介入”。“反人类罪”的概念就是一个“行为句”。在一个特定时刻，一个人类团体决定用语言指示这样或那样的罪行为“反人类罪”，这些“罪行”应该受到惩罚。我认为，在大学里，“Profession”这个词就包含着这种“行为性”。我很概括地简述一下它的困难。
    旨在保持提问的自由，同时向外从事社会和政治的工作，这是大学的任务。后者是通过出版、杂志（很多教授就是作家）、书店等等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通过我刚刚所说的“行为句”实现的。近几十年来，“行为”语言理论的研究有长足发展。这是要很快地使“语言行为”制造“事件”。比如，在婚礼上，我说：“是的，我同意……”，行为句制造“事件”，但是为了使“事件”被制造出来，事件的制造者（比如会议主席）必须对此胜任，如果随便什么人都来当主席，那就会坏事。所以，就必须有一种法定的职业权力。行为语言意味着：“我能够……”，“我擅长做……”，“I can……”,“I may……”等等。但是，“事件”被制造出来的条件是“行为”要得到允许。这就是说，被“行为句”制造的“事件”，它是真实的，同时又由于得到某种合约和机构的保证而被中性化了。我想，如果这几十年来行为理论在哲学、社会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受到广泛关注，那是因为人们有一个幻想：即得到一个语言在其中拥有权力的平台。我想，制造“事件”的权利是与这种权力相关的，我要把事情相对化，要指出从这个词而来的“事件”是在这行为的权力被超过限度来到我身上的。“事件”的本身缺少行为，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这就是大学在向“行为性”敞开的地方。大学向发生、在发生、正在发生的事情开放。这在外的事件引起了国外的学生、移民等他人的到来。当他人像“事件”一样到来时，就把“行为”导引上路。应该想到，在大学内部，“事件”的可能，就可以说是某种权力，行为的权力，大学“职业信仰”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还有司法权力，都是通过强力、合约和机构建立的权力。今天，我们不能忽视在大学里认识实行行为性的必要性，应该认识到正是在大学内部保持独立性和社会、经济、政治、科学的外部的这条分界线上，我们应该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正是在这条艰难、冒险的界限上诸种事情发生了。我在结束我的开场白，然后进行讨论之前，要指出，启蒙是欧洲的传统。当然，我所能发现的是：中国当代的大学制度广泛地引进了来自具有启蒙传统的欧洲模式的大学制度。这就存在中国的启蒙遗产，就像日本遗产一样，这种遗产可能在别的大学里还在进行。面对这种遗产，对知识分子——无论是中国的、欧洲的还是美国的——来说，都应担当两种责任：一个是尊重和解救遗产，另一个是对之进行质疑。反之，在当今不同的大学中，我认为，欧洲大学工作者有可能以自己的方式从中国历史那里继承一些东西，并且把它和希腊文化结合起来，这就是文化遗产。有中国人，欧洲人。


    今天，不仅国际范围内大学里，而且在各种国际机构中，围绕着“人权”展开了极其广泛的争论。我们知道，历史不同，观念就不同，争论是必要的，应该承认在中国和欧洲“人权”观念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相对主义。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有两种态度：有人认为“人权”是欧洲的，但是普遍的，而中国人反对这种观点。另一些人则认为，不，“人权”观念是相对的，有各种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为了制造一个清晰的、形式的、为所有人接受的概念，而且为了知道在他人那里这个词的变化。我要说，这个争论在将来肯定会有变化。这种变化将取决于大学式的研究，取决于各种国际的冲突，取决于各种类型的紧张和冲突。只不过，应用独立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

    注：Profession这个词有三个重要而不同的含义：1、信仰表述， 2、志业，3、职业。德里达有意借助该词的歧义来展开他关于无条件大学的思想。

dct

使得他终于赢得了法国五大解构主义大师的称号，另外四位大师分别为：患艾滋病死去的福柯，坐图书馆里写天下文化的列维·斯特劳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阿尔都塞，以及喜欢做卡片记录的罗兰·巴特。
这段好诡异……-_-!

很多法国学者不喜他，认为他过早终结了结构主义革命……说起来这批人差不多都死了……德里达也没有理由不去陪葬……

他上次去复旦不是说中国没有哲学么=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2 13:54:39编辑过]

lixunghuan

也许他是说中国当代没有哲学吧

街角的蔷薇

我一直不明白德里达把结构弄成了解构
可是解构缺把形而上一类的经典的东西弄得七零八落
可到底谁能把他拼装成哲学得模样呢
还有我认为德里达得研究太过琐碎，而且不是特别系统
他只是建立在后现代之上的，怎么讲，为后现代服务的哲学家
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