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从文学角度看“80后”写作 [转帖]

好色大米

从文学角度看“80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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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谈起1980年后出生的写作者或准“写作者”，郭敬明这个名字无法回避。很明显地，他就是为预想中的大众而写作，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他读者中无需区别的一员。他的出现让我们看到文学传统在年轻读者中的直接影响力已经何等微弱，然而这并不是说文学陷入了困境——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真正伤害文学本身。相反，这个环境让人期待文学的特别的回应：远较借西方现代派还魂的80年代文学有趣。在郭“文体不明确”的作品畅销于图书市场时，可看到的是巨大的空白，是“文学官方”和新的读者诉求之间的巨大落差。正是郭这样毫不模仿传统和前辈、而只复制着他读者的需求的作品风靡之时（有别于以往求助于古典文学的琼瑶和汪国真之类），传统的位置才应该被慎重地考量和重新放置，而不是被简单地哀悼和怀恋。

    新生的严肃文学从业者，大都认为自己正走入不平凡的时代，即将创造历史。而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不过在创造着与传统的权力关系。传统以及在传统庇护下的文学模式和群体，可以被尊敬、被挑战、被刻意地忽略，却很难得到清醒的对待，原因就在于传统的巨大压力：传统太容易被放置在天平的另一端，成为新生者的假想敌和自我对照物，如同巴纳斯派之于新生的象征派。但在80年后出生的年轻写作者中，仍有这样一部分人——“传统”这个词汇在今日的多义化与无力，和仍然保有的无趣而秩序井然的卫道者们，将他们的注意力逼迫向另一边：幽灵般的生活，世俗的语言，内部的紧张纠结。 然而，如果没有另一路途的光照，这种关注注定是畅销小说式的、“单向度”的——它缺乏不确定性或者说开放性，没有“冲击无限和未来之门”的力量，更没有澄明写作者自身精神的能力。必须将传统纳于自身之内，同时拒绝与它或敌或友的简单判断，思及它而不细察、不裁决它，携带着它，忍受它带来的痛楚，在词与物的荒原之上寻找自己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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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说领域，我要提及的人物有四个：李傻傻，张悦然，蒋峰，顾湘。

    没有读过李傻傻作品的人，容易因他的乡村背景和商业运作中骤增的声名而低估他。实际上在写作中，除了题材之外他并不强调自己的背景。比起早些年乡村背景的小说家（例如吕新、北村），他的结构创新、叙事实验和实现精神拯救的欲望较少（但决非没有涉及），而处理语言本身的欲望更强烈。大多数时候他的叙事语言是标准的书面语，甚至有些西化，但在注意点集中之处，往往有明显的方言痕迹。方言与书面语言的完美融合——尤其是将其运用到完善的叙事中，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方言所暗示的群体性格、情绪，方言所天生具有的表现力、夸张性、独特节奏，都会影响叙事进程。由于李傻傻的出色语言能力，他的散文显然比他的小说更受称道，但他若能处理好自己所选定的关注方向，他将能够在小说中动用一个被绝大多数人熟视无睹或粗疏地浪费着的、有力而古老的传统：巫术式的方言。在当今中国作家中，莫言也有这种倾向，他显然更为熟练，但他的语言过于强大，更多地成为狂欢和抒情；而李傻傻的语言偏向阴柔和暗示，更有利于成为暗中操纵小说的“驼背小矮人”。

    张悦然的长篇小说不足道，短篇却可以体现她真正的个人风格。她对奇遇、鬼故事和华丽繁缛语言的爱好让人想到爱伦·坡，虽然她小说的独创性和开放性逊于后者——她仍然是在“描述奇遇”而不是在“进行奇遇”。然而女性气质的叙述、独特的题材选择、并不羸弱的叙事能力，使她自有其独特的诱惑力。她在许多短篇作品中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但仍然失之于过强的控制欲望：一个过于结实的、需要寻找故事“理由”和“结果”的现实主义模版，干扰着她对现代派小说的模糊向往；而过多的抒情和她所不擅长的、模糊单一的人物塑造，又使她无法在现实主义小说中立稳脚跟。凡此种种尴尬的状况，大都与她过分直接地希望书写“个人历史”，而较少考虑自己必须立足其上的文学传统有关。她的年轻和天分有理由使她向更令人惊喜的方向变化。

    而顾湘的小说具有一种“隐藏的和谐”。她小说的诉求有一种与她的文体相反相成的奇特魅力，类似于卡尔维诺的比喻：蝴蝶与螃蟹。叙事者是一个闪光的漩涡，是生活奇遇与阅读奇遇的闪烁；而她的文本本身缓慢、优雅地克制着奇遇，体现着她优秀的文学素养，尤其是古典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交叉阅读为她带来的裨益。有时奇遇和“现实”像舞蹈般相互易位、旋转着推动小说的前进；有时两者相互观照，但并不相互质疑和强调。顾湘流连于著名的“先锋文学”论坛“黑蓝”，然而她与其中许多标榜“先锋”者有本质的不同：她没有丝毫的概念化倾向，在坚实的自我风格和美妙舒展堪与最出色的前辈媲美的叙事间，并没有缝隙容忍轻薄之物进入。她仍然需要更稳定的创作核心：整理自己的创作和思考，获得更集中、更明晰的自我期许，借之进入小说艺术的更深处。顾湘面临着她艰难的“第二口气”。然而在此之前，作为一位24岁的小说家，她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在四人中，蒋峰应该是个人传统最清晰的一个。近千部西方小说的阅读、旺盛的创作力、对故事的热爱、对结构的迷恋……聪明，专注，充分的准备，明确的创作理想，在所有这些的支持下，他的发展是全面而且迅速的，然而比不上他的野心的发展速度。他所需要的仅仅是时间：不仅仅用于锻炼写作。对于一个走出高中仅仅两年多，以往时间绝大多数用于学习、写作、阅读的少年，梳理和深入自己的新生活，为小说找到更核心的意义，这是他的当务之急。比起那些拥有丰富的社会生活但笔力有限的同龄人来说，蒋峰所擅长的扎实的海明威式对话和结构现实主义手法，足够处理他所构思的题材；但一篇扎实的小说能否成为一篇优秀的、甚至是传世的小说，并不完全取决于小说技巧和引人入胜的故事。静观和深思：我想这是蒋峰在大量写作之余，应该对生活本身做的事情。蒋峰以往的小说许多以“出走”或“旅行”为线索，这与他的生活有着不自觉的联系，而这一特点在他最近的创作中有所改变。他进一步的发展会如何，确实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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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这一边，木桦、nude、阿斐是三个值得强调的名字。木桦对超现实主义经历了从迷恋到偏离的过程，从早期失之概念化的尝试，到后来通过象征化形象营造氛围的趋向，直到最近向于坚靠拢、关注诗的节奏、强度和绵延这些较根源的因素：他始终有轨迹可循地修正着自己，与诗歌圈不断变更的风潮保持着距离。但他近日的变化能维持多久，他对自己的野心究竟有多大、准备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修改于坚在他身上的影响：这些问题放在他这样难以捉摸的诗人身上，几乎不是其他人能够回答的。我能说的只是：某种趣味或许会一时吸引某人，但要取代作品和作者最初的、最自发的那个结合点，对越优秀的诗人来说越困难。而木桦的敏感、机智、强悍和精神幽暗之处，只会使他超越他的前辈，而不是被他的前辈所裹挟和吞没。

    NUDE的诗歌是内心之诗，伤害之诗。洛尔加、特拉克尔、迪金森、张枣、孙磊，这些诗人可以丰富她的语言，但绝不是她写作的根源。提起她——这个虔诚和自我挣扎的灵恩派信徒、这个纯粹的属灵者所受影响的时候，我宁愿说到日本画家伊藤润二的漫画，法国人西蒙娜·薇依绝处逢生的神圣生活，英年早逝的美国民谣天才杰夫·巴克利，却唯独无法强调诗歌本身。她的诗歌阅读仅仅滋养了她的诗歌技巧、加深了她对诗歌本质的理解，却几乎从来没有改变她诗歌损耗自身生命、将其转换为物以换取强度的饮鸠止渴的实质。她的诗歌中有许多与西尔维娅·普拉斯相合的特征，然而比起自白派的诗歌，她更为隐秘更为情绪化。在我提到的三位诗人中，NUDE是从未真正改变诗歌主题的唯一一个，她的诗歌几乎无可救药地成为她宗教生活的一个反题。她能走得多远，恐怕更多地取决于她的精神状况会向何处去，这对她的修辞似乎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阿斐成名已久。与以上两位比起来，他的“属世”性更强烈，对诗歌的态度更加直接。他更多地直接从口语或者说“民间”诗歌吸取营养，这样的诗人并不少见，但阿斐诗歌高亢的开端、诚实直接的情感、敏锐有力的细节使他具有强烈的个人品质，他的存在淹没了那些试图以“口语”掩盖其平庸的诗人。他的诗歌有一种古典性——与现代主义要求的“摇摆”、“开放”有所不同，他的用力方向相当集中。这种有力从另一侧来看也可能成为他的缺点：在诗歌单一向度上的用力与在另一向度的单薄只有一墙之隔。这是阿斐似乎思考过，但并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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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以往的年代相比，这个时代的“传统”似乎越来越驳杂和缺乏权威，如此甚至于“时代”这个词本身都变得模糊不清。然而当群体日益不可辨认的时候，个人的面孔就将更鲜明地浮现。但这里的“个人”，不是启蒙思想意义上被规定得无法动弹的“神圣的”个人。这里列举的每个写作者，日后发展都不是批评者能够彻底洞悉的，他们将站在自己的个人传统上重写“文学”的含义。对“80后”写作者目前作品的臧否，不过是视角之一，而他们所立足的个人传统、业已形成的特征和倾向所意味的可能性，以及他们自己对这些可能性的珍视和发展，才是真正可贵的，是新世纪中国文学重建自身的希望。

杀丑

“哇！说得好！楼主的贴子我愿意一辈子地看下去。”

在集体中，我们都有了力量。
浩浩荡荡，也不外如是。
不过这种浩荡，好像跟文中提到的人没啥关系
全是马原和一些好事之徒想创造潮流。
我昨天也看了几篇妙文。里面说的是八十后目前主要是在弑兄。
即是弑大师兄“韩寒“和“郭敬明“
在早期，是一起弑父的。
这不是我说的哦。文学客网站上有一打的相关文章

黑天才

近千部西方小说的阅读，这个数字是怕吓着我而还有所保留的吧。其实我并不怀疑阅读的数量，但确实对阅读的质量产生疑问。

林中小舞

黑天才说的有道理，近千部西方小说，嘿嘿，偶不发表意见。
“80后写作”这个概念，其实很无聊，老在嘴里念来念去，时间长了，有点某某商标的味道。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1-15 16:14:59编辑过]

无语

”80后“所描述的似乎仍然是一种潮流，一种新时代所属意识形态的展现，一种张扬个性的创作方式，一种自我内心独白式的抒情，一切80后的创作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其所共同的东西必然是属于80后的整个一代人的伴随着新思潮涌入而诞生并成长起的思想状态。
如果我们将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去衡量80后的新生代作家，那么我们就将他们与以往的作家区分开，也将他们和那些与他们同属80后，但却又在个性以及思想上不具有那么明显的时代特征的一类青年作家区分开。否则80后作为一个划分意识形态阶段的概念被提出，却又被作为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所使用，必然会引起诸多错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