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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岁那年,我以为猪屎和浓硫酸可以改变我的一生。我从化学系偷了一项专利技术,打算办厂,就是用浓硫酸降解猪屎,提取让人自强不息、心想事成的药物——励志丸。这个项目一本万利,因为当时猪屎主要用来肥田,从养猪场白拿他们还谢谢你替他们打扫了卫生;浓硫酸又可以循环使用,像有些饭馆水煮鱼的油汤一样,收起这一锅滤出来接着熬下一锅,顾客都不知道;而产品——励志丸——比黄金还贵十倍,一粒下肚保证让一个叫化子每天对着Mercedes-Benz展厅嚷嚷:我要拥有一辆奔驰!我一定能!而其中确实有一辆大奔是属于他的,钥匙上已经刻好他的名字了。这样的灵丹妙药你想,比黄金贵十倍算什么。中国人买不起,日本人买,当时中国人也不太关心个人奋斗,从猪屎中提取的励志丸只能出口日本。我算是那一代中国青年的另类,既不穷掺和国家大事也不再用诗歌骗女孩子,二十一岁那年,我唯一的理想就是从猪屎中提取励志丸,卖给日本人,赚他个脑满肠肥,发成胖大海。
我当时对猪屎作过一些研究。猪屎有黑色、棕色、黄色、绿色等多种,其中黑色松软成团者为极品,这在养猪场是公认的,只要看到这种屎,就知道猪很健康,除非是被波兰科学家逼着吃煤的猪,那种猪拉出的屎是黑,可以生炉子,可以让波兰提前达到欧盟对可再生能源的要求,但那是煤球不是励志丸原料,再者说,让猪把煤吃下去再拉出来,倒不如我们中国人把煤和黄泥巴和在一块儿省事。在中国,猪屎的品位主要和饲料相关,饲料硬一些,富含铜、铁、钙、镁……等硬梆梆的元素,猪就拉黑屎,维生素过量,猪就拉绿屎,常吃西餐,猪就拉黄屎。那么是不是营养均衡、牙口倍儿好、胃口倍儿香、热爱生活、活力四射的猪拉的黑团子屎就是做励志丸的好屎呢?开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发动养猪场给猪多吃麦麸,给它们营造好心情,放美国快餐店的音乐,“我,就,喜,欢,微量元——素,吃——了麦麸天天进步!我,就,喜,欢,夹肉饼——干,吃——了西餐也不跑肚!”这对人肯定是管用的,否则美国快餐店的厕所不会总排着队,猪呢?吃喝拉撒是勤了,但猪屎精的提取率并没有显著提高。事实证明科学发现出自偶然,我从种猪场采集了各种屎样回去做实验才发现,不管黑的屎、红的屎、绿的屎、黄的屎,只要是发情期的猪拉的屎,就是做励志丸的好屎。这事听起来有些蹊跷,但结合当时流行的弗洛伊德理论来思考,就不奇怪了:励志本质上是性欲,当性欲受到压抑时,它会像岩浆一样突突乱闯,寻找任何出口,当它找到艺术的出口喷射出来,就造就了凡高,当他找到政治的出口喷射出来,就造就了拿破仑,当它找到励志的出口喷射出来,就造就了日本人。这种能量,我们现在叫“激情”,当时叫“Libido”。人类所需要的Libido,原来可以从猪身上寻根。种猪的Libido是骇人的,一头公猪每年可配二三十头母猪,一头母猪每年产仔二三百只,也就是说,一头公猪的Libido每年释放出来可化作几千个猪崽子,还有一部分储存在猪屎里,猪拉屎相当于六七个人的量,那么丰富的能源,养猪场就白送给了农民,一般的农民用来肥田,聪明的农民用来养鱼,鱼沙又喂鸡,鸡屎又喂牛,牛屎又回过头来喂猪,总之让它们互相吃,就不说用浓硫酸熬一熬给人吃,励志。
励志丸的原料锁定在种猪场。那儿的公猪都像拖着五条腿走路,那儿的母猪屁股下面都鼓着两个大包,威风凛凛的像是长着四个屁股,其实那是Libido之门。最恐怖的是台系杜洛克黑猪,屁股下面好像吊着两个红灯笼,一天到晚等着公猪来拱。它们都精神恍惚,都发出原始的、哀伤的呜鸣,都在翘首盼望,都帘卷西风瘦比黄花(除了母猪屁股下面的灯笼和公猪的第五条腿),他们一生中除了配种没有别的使命,和农民的私家猪配种还要收几百块钱一次,可以说是猪类中的性产业工作者。我的使命就是扛着簸箕条帚转悠,在母猪的灯笼快要爆炸、公猪的第五条腿可以做撑杆跳高的时候,求它们拉一泡屎。也有一些猪不拉Libido屎。一种是未成年猪,种猪场对猪的培养也是从小抓起的,有梯队,除了十个月龄以上的一线队伍,还有U-10猪奥队、U-7青年队和U-5少年队,后备力量非常充分。当成年猪Libido耗尽之后,后备公猪、后备母猪就是希望之星。还有一种猪,让饲养员头疼也让我失望,那就是性冷淡猪,它们特能吃,肥得肚皮拖地,可这不是培养它们的本意,它们连续好几个月不发情。对长期不发情的母猪公猪,我们首先端正认识,本着挽救的原则,找出问题的根源。猪场方面认为是染上了蓝耳病、子宫内膜炎什么的,但依我看,问题出在精神上。我为它们设计了酒吧,放《再回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猪槽里灌“蓝色夏威夷”、“广岛之恋”的鸡尾酒,猪栏上陈列着琼瑶小说。当时也就这水平,现在你可以给他们建聊天室,取名叫“老公不在家”、“三十过后才知道”什么的……哦想起来了,还有诗歌!对呀,诗歌也是一招哇,当时诗歌是可以催情的!我念诗给母猪听,母猪就哭了,念给公猪听,公猪就把栅栏挤破了。最后我嗓子哑了,把一台盒式录音机平放在猪圈门口,放我大学二年级时录的配乐诗朗诵,它们就纷纷叼来油印诗集要签名,大热天的猪场也春光乍现,盛开了桃花和杏花。关于诗歌的事扯不尽,以后再写一篇吧。
最难的倒不是唤起猪的激情而是抑制它,要让Libido随意渲泄,它有自然的出口,还会找猪屁股上的出口吗,还会跟着猪屎往外涌吗。所以在猪屎排空之前,公猪和母猪不能随便见面,它们的宿舍是隔离的,但可以遥遥相望,和大学里的男女生宿舍一样。公猪宿舍里架着一台天文望远镜,让它们眼馋(这是从学校里借来的,关于它的故事一会儿有空再说),但是猪栏不能高于1.5米,因为它们会用第五条腿做撑竿跳;母猪宿舍处在下风位置,公猪的气味随风飘来,让它们知道“曾经心痛”是什么感觉。总之是让它们形影相吊,怨声载道。当它们叫得比屠宰场里还要哀怨的时候,接它们的屎。这有些残忍,也影响了种猪场的正常生产,那就干脆和种猪场合作办猪屎精分厂,猪屎、配种两不误。关键是掌握规律,加强管理。已经拉完大便的猪,可以对它降低栅栏,让它用第五条腿撑杆跳出去,到母猪那边去,但完事之后必须隔离一天,这倒不是用单间犒劳它,而是怕它把母猪的气味带回去,害得别的公猪互相乱骑。出于同样的原因,母猪擅自出栏,到公猪面前抛媚眼、做健美操、走时装步,都是绝对不允许的。那都是浪费Libido。其实Libido的精华的精华倒不在猪屎中,也不在猪崽子中,在猪的体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积淀,一生都被压抑着、压抑着,直到进入屠宰场,才可以取出来。那就是公猪的睾丸。所以我们的产品将有一种精包装,在雕花木盒里除了黄绸子上的八颗励志丸,还有一粒皱巴巴、油滋滋的东西,那是由发过上百次情、干过上千头母猪、造过上万头猪崽子的老公猪——或者说老公爵——奉献的睾丸,用酒冲服,每月一粒或遵医嘱,会将励志丸的药效提高百倍,那就不是拥有一辆大奔,而是拥有一架飞机了,十个疗程之后,就不是一架飞机,而是一个私人机场了,要是坚持服用一辈子……我的祖宗,别给日本人了,我自己留着吃吧。
要把猪屎精吃到嘴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走了一些弯路,开始愣把猪屎泡在滚开的浓硫酸里熬,熬成炭,那是一根根炸焦的油条,又不像街上的早点那么好吃。我是在出租屋里做实验的,就在厨房里熬。我女朋友也很支持我,我熬猪屎,她给我泡方便面。后来我学会把猪屎切成丁,加盐加酱油裹淀粉,浓硫酸入锅猛烧,放一木片,木片炸至金黄时,倒入猪屎丁,搅拌,酌量加高粱酒,以发出清香为宜(多放则会破坏猪屎的纯天然口味),文火慢煎,加糖加醋,保持猪屎的细腻润泽,待汁将尽时,倒出猪屎,在余汁中淋几滴香油,看见它的样子我又忍不住撒了一把葱花,这倒是一道不错的菜,但是把它端上桌面,日本人也不会吃。我偷的技术资料是化学系扔在废纸篓里的,不太全。一份新的资料又教我控制温度和压力,于是我用高压锅熬,我得到的是一锅水煮猪屎。这对吗?我们可以水煮鱼,水煮肉片,也可以水煮三国,难道可以水煮猪屎吗?凭良心说,不能。
我没有气馁,我觉得自己很伟大。那时候的大学生干什么都给自己戴高帽子,休学办工厂是企业文化,开饭馆是追寻自我价值,擦皮鞋也是感悟人生真谛,我用浓硫酸熬猪屎,更了不得,那种专注,就是爱迪生把一节火车车厢变成化学实验室,雇那些不太有理想的孩子替他卖报,那种憧憬,就是哥伦布十年如一日寻找一个国王封他为总督并且给他一条船,那种无畏,就是诺贝尔面对炸药。有一天我手忙脚乱打翻了装苏打的瓶子,苏打粉落在水煮猪屎上,结果一锅浑汤中出现了红色的沉淀,我以科学天才的敏锐感到,奇迹发生了。我滤出沉淀,揉成一个球,战战兢兢地送到嘴里,我尝到了仁丹的凉气和花椒的麻味,我闭着眼睛咽下去,一股凉气沉到了心底,然后又化作热流,向上涌,在我胸膛里燃烧起来,然后有一股昂扬的力量在我周身循环,使我彻底失去了理智。我记得后来的事情是,我光着屁股冲上大街,对全世界喊:“Βρηκα!Βρηκα!”(希腊语: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夜空中还传来声声炸响,还有道道流萤飞过,我觉得这是世界在为我燃放烟花爆竹。Βρηκα。这件事情的意义是,我是光着屁股把励志丸搞出来的。多年以后我在一本科普杂志封底看见一幅画——一群未来科学家赤裸裸地在沼泽地里弄电脑,感动得老泪纵横。Βρηκα。这件事情的真正意义是,我上大学时,虽然也反叛,也逃课,也出去租房子,但我骨子里有骇人的理想。我是刚刚做完爱就冲进厨房搞科研的,这种精神也就比爱迪生差一点点,他是还没做爱就钻进实验室,把美人晾黄鱼。可见我当时的人生目标是多么坚定。二十一岁那年,我相信猪屎和浓硫酸会改变我的一生。
我设计了猪屎精分厂的蓝图。现在说起来连我自己都不信,但我箱子里还存着这套图纸,晒出来的工程图,很正规,满是管道、反应釜、离心机、泵、阀门的图标,满是手写仿宋体的数据,这是个复杂的化学工程,反应链的一端是猪屎和浓硫酸,另一端是金币。除此以外世上的一切我都不关心。我在厨房里看见了未来的车间,高压锅变成了银色的反应罐,在高大明亮的厂房里排列着上上下下的几层,它们是用不锈钢平台隔开的,每个平台上有一个穿蓝色制服的技工,总工程师——我——在其间巡视,有时要坐电梯,有时要坐缆车。空中地面布满管道,纵横交错,曲里拐弯,为了分清它们的走向,它们必须是彩色的。你把你的屏保设置成“Windows三维管道”,就看见我的车间了。我的车间和猪的肚子一样,有的管子里流的是生料,有的管子里流的是半消化的浓浆,有的管子里流的是废液,有的管子里流的是精华,但所有的管子里流的都是浓硫酸,还在沸腾着。
我该考虑管道的材料了。我们这里没有哪个化工厂把浓硫酸灌在管子里,还用泵抽来抽去。我到航天部下属的一家金属制品厂打听,他们也不生产这样凶猛的管子和泵,火箭也不是用浓硫酸启动的啊。最后我听说上海有这样的材料,就打报告去上海。种猪场批准我享受领导待遇,买卧铺票,因为我用Libido项目为他们掀起了第三次浪潮。我自己的Libido已经是厕所里涨大水——奋勇向前了。买卧铺票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个人不仅需要Libido,还需要身份证——当时买卧铺票是需要身份证的。我的身份证早就掉茅坑里去了。我当然可以坐硬座去上海,但我无法预见在后来的Libido之旅中,身份证这种稍不留神就会掉茅坑里的卡片,会成为多么严峻的、仅次于睾丸的主题。它最终冲散了猪屎和浓硫酸的迷雾,将上海警察带到我面前。在叙述那场难忘的经历之前,我先说说身份证的来龙去脉。
我十八岁那年正赶上全国统一实施身份证制度,我上大一,我们系那个大腮帮子辅导员来宣传身份证,他那两块发达的咬肌足以让动物园熊猫馆的饲养员管他叫“盼盼”。他费了好多唾沫让我们明白,一个人除了档案为什么还需要身份证——那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区别在于,档案一辈子也见不着,身份证却要天天带着。他说将来找工作、买房子、结婚都要身份证,连上医院看急诊,腿摔折了心脏病发了,或者孩子就要生了,也要出示身份证呢。如今有些事情不幸被他言中了,但当时我们觉得那两片大腮帮子扇不出一句实话来。他说打麻将要被勒令退学可保卫处每次查房都只是洗劫我们的赌资,不记我们的名字,还假装忘了抄走赌具,让我们接着筹集资金来给他们没收;他说熄灯后在宿舍窗户上烧席子全宿舍都要被记大过可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那几天,我们都跑到大街上烧那些株式会社的广告牌了还是没事。我问身份证可以买半价火车票吗?他说不能,但在将来的世界上,身份证绝对比学生证灵,没有身份证,连对象都找不着呢。我们不理他,听歌的听歌,拱猪的拱猪,他还是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办一个,到楼下照张相就行了,两块钱。
我当时的生活费是七十块钱,买饭菜票要花掉四十,剩下的还不够买烟喝酒,跳个舞还要在舞厅门口东张西望从卖票的学生会干部中找熟人,两块钱,你大爷,抢劫啊,就为将来找对象能出示证件。后来学校强制执行了,年满十八周岁的不办身份证就不许参加期末考试,这下照相的队伍排得老鼻子长了。学校请来的摄影师在澡堂门口支起三脚架,这绝对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几千个年满十八岁的公民依次走过来,每人给他两块钱,而他只需要摁摁快门、换换胶卷,并且在拍到下午三点时把刚刚用废的120老式相机拆下来扔掉,换一台新的。到下午五点钟光景,好多人端着脸盆、趿拉着拖鞋,巴巴地站在里面,都是刚刚从球场下来的,照完相就洗澡,或者洗完澡来排队照相,不知道的还以为今天的澡堂能闷死人。十八岁的人本来就傻,从球场回来就更是呼哧呼哧地冒傻气,我汗出得像马一样,头发被灰尘粘成一坨一坨的,这副尊容拍出来是什么德性,将来找对象用不用得上,自己也不敢想。反正我像别人一样把脸盆往地上一磕,坐在小凳子上由他摆弄。“脑袋摆正了。别笑,不许笑!这是身份证照片!”哦,这就是身份证照片,你只考虑我的脑袋正不正,不考虑它美不美。后来拿到手一看,什么呀,我除了头发乱糟糟、鼻孔朝天、目光呆傻,还有两坨凶险的腮帮子。本来我的腮帮子不比一般人过分,但照片把我的脸压成了半张大饼。这时候我隐隐约约感到自己的腮帮子在生长,痒痒的,还惶恐地想到,辅导员今日之腮帮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他比我大几岁,他的今天就是我的将来。照片上还有种怪怪的调子,我看呀看,除了脸上的汗珠子和哈喇子,还有一种疲于奔命的表情,那是……那是……哦,那是通缉犯的表情!
同学们也都反映,身份证照片像通缉犯。好好的人为什么要拍成通缉犯?我们分析,摄影师是受过公安局培训的,特意把人拍成通缉犯,以便将来某一个人真的被通缉时公安局直接把他的身份证复印到通缉令上去。我们终于发现身份证除了找对象还有那么重大的意义,但我们这些十八岁的青年看不到自己有被通缉的潜力,保卫处擂门时跳跳窗户总不至于被通缉吧。身份证上还有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学校的地址,我们看完电影闭着眼睛也能走回来的这个地方,竟然也在一条街上,也有门牌号,和每个大杂院一样,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写信也不会留地址,因为一写学校的名称邮递员绝不会搞错。又比如那一嘟噜号码,那是什么呀,每个人的好像还不一样,要它干嘛,我们都有学号,23、24、25……多好记。又比如那个红戳儿,我还没见过谁盖章盖得这么好,和印上去的一样,上面写着什么分局,难道除了保卫处还有人管得着我们吗?总之花两块钱买来的完全是个多余的东西,以前还知道自己是谁,在哪儿活着,干什么的,一看这个小卡片,全糊涂了。于是就经常在草地上、阴沟里、教室里看见这种亮晶晶的卡片,丢了也没人找。我们有两种重要的证件,一种是学生证,它可以买半价火车票,我们把它锁在箱子里;一种是处男证,我们学校办处男协会颁发的,买避孕套可以打八折,我们把它挂在脖子上。只有身份证,大家满不当一回事,有人拿去赊酒喝,过后再也不取,饭馆老板发现这玩意不值钱也就再不敢收了。学生证可以赊一碗鱼香肉丝盖浇饭,处男证可以赊火锅,身份证,哼,说破大天也只能赊一碗拉面。我从拿到它的第一天,就把它揣裤兜里,裤子洗了一次又一次,它跟着洗,最后在我上厕所时掉坑里去了。我唯一遗憾的是,忘了带宿舍钥匙时找不到什么东西来捅门缝,身份证丢了对我的生活没有多大影响,只有踹门的恶习让我自作自受。
我当时还没有和女朋友租房子,宿舍同学打麻将时我们躲在蚊帐里,露出2-4条腿,他们专心打他们的,我们专心做我们的,他们糊了大牌也扭过头来看一眼,从腿的数量、位置,一下就看清蚊帐里是什么。“传教士。”“96式。”他们简单地评一评,接着码牌。在说上海警察之前说说这些,算是怀旧吧。他们习以为常了,我们没羞没臊了,生活就是这样。我女朋友进门时很有风度地跟大家打个招呼,她穿着当时流行的“踢死牛”高跟厚底鞋,黑色长统袜,一身富于淑女气息的亚麻布长裙,脖子上围着纱巾,头发上戴着发卡,脸上挂着矜持的微笑,跟个人似的,但是当她脱掉“踢死牛”、脱掉长统袜、钻进我的蚊帐时,就不属于人类了。她被麻将声刺激成一头母狼,有时候会把蚊帐拉垮,但不影响别人思考大三元十三不靠。我今天明白,她身上有一种宝贵的素质,即使到二十一世纪也是万里挑一的素质,那就是性格张扬、敢于自我炒作。说她是麦当娜都过时了,木子美连载日记那阵儿我真以为这是我大三的女朋友,后来看见木子美的照片又遗憾地接受了这个现实:山重水复,她也不可能重新出现。木子美的身材倒很像她,没肉没油,特骨感。
我女朋友张扬的个性最终从宿舍门上那些被我踹开的缝溢出来了。听我慢慢说。同学们去上不点名的大课时,我和她在别人的床、没有蚊帐的床上,翻腾个够。一个同学提前溜回来,在门缝里看见了,他不动声色看了半小时——有蚊帐和没蚊帐毕竟还是不一样。然后全宿舍的人都回来了,挤在门口看,然后我们班两个宿舍的人都来看,最后一层楼的都来了,整个楼的都来了,全挤在那个门缝上。宿舍舍长开始卖门票,两毛钱或二两饭票,或四根烟,看一分钟,有人用手势维持秩序,谁也别夹塞,都别嚷嚷,要乐到十五米以外乐去。他们还出租眼镜,从100度到800度,因为有的人平时不戴眼镜,不到有好戏看的时候绝不会痛恨自己是近视眼。这样营业了不知多少天之后,生意被对面楼上的研究生抢了。他们把大炮一样的天文望远镜支在阳台上,正对着我们宿舍的窗户。那东西,抬起来可以在大白天看月球上的环形山,压下来可以看我们宿舍,绝对比门缝里看得清楚,也绝对比深圳海上世界那台望香港的望远镜望得亲切,海上世界收五块钱吧,他们收五毛钱,看两分钟。他们还打了广告:“活毛片,研究生楼403房间,0.5元看2分钟!”往每个厕所里贴。每个星期都有节目预告,基本上和《中国广播电视报》一样准,他们一定调查了我的课表,对我的发情周期也一定像饲养员对种猪一样了解。什么广告多次重复都会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最后我和我女朋友也被“小毛片”广告吸引了,我们也到研究生楼403房间买票,也规规矩矩地排队。别看我们光屁溜已经是学校里的大明星了,穿上衣服还真不乍眼呢,没人认识我们。前面的人看了望远镜,皱着眉头说:“今天节目表搞错了吧?”管望远镜的研究生坚定地说:“还没开始呢急什么。”轮到我们,一眼看到了那熟悉的床,我女朋友笑了:“是啊,还没开始急什么。”大家都风度翩翩地等着——当比赛因故推迟、航班因故延误时,每一个有教养的公民也都是这样忍耐、沉默、痴心不改。我觉醒了,我愤怒了,我抓狂了,我揪住研究生的脖领子,说操你妈,你赚门票,我们的出场费呢?
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我和我女朋友不同的个性,她浪漫,我务实,她有幽默感,我没有。但她在某一方面似乎和张扬自我的个性相矛盾,那就是守秩序,她非常、非常地守秩序,她从来没有受过学校的处分,她从来不逃课,她的专业成绩总是名列前矛。我想,这和她家在本地、她父母都是军官有关系。她父母一个月来看她一两次,我觉得这很恐怖,但她已经习惯了。她说小时候,在还没学会走路的时候,妈妈用部队里捆行李用的绿带子把她拴在靠墙角的床头上,做饭洗衣服时可以不管她,那根带子捆得恰好不让她滚到床底下去。在规定的空间里,她自由地玩耍,终于把一只笔帽吞了下去,差点死掉。她念高中时和一个男生钻防空洞,被校工发现了,那男孩被开除了,她还留在那所重点中学,而且依然留在尖子班,只因为她能提高升学率,事实上她以全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考上了全国顶尖的大学的外语系,我将来和日本人谈猪屎精还要指望她来当翻译。她是在秩序和叛逆中长大的,她的叛逆已经悄悄地超出了父母的想像,对长效避孕药、事后片的种类和品质的了解不亚于我对猪屎的了解,但她依然觉得有一根长长的军用带子从她的腰拴到她童年的床上。我们的爱巢是她租的,但她从不会无节制地沉湎在其中,在精疲力竭的夜晚过后,她总能在七点半钟准时醒来,去上专业课。下午六点钟光景,她又带着英语书、日语书和学校的饭菜回来,有时带着她父母送来的罐头和卤菜。她交房钱时能够和房东聊一顿饭工夫,而我像科学怪人一样蜷缩在小屋里孤僻地描着化工流程图,听见她像黄莺一样的说笑声,我觉得她将来一定是个好媳妇。她只是不喜欢厨房,房东家那台老抽油烟机,轰隆轰隆像飞机马达一样,能让她利令智昏,把我准备下一批实验的猪屎当成石桥大酱掺到锅里去。我做出猪屎精的那天,她破例地一整天和我在一起,她是早晨七点半去了学校,八点过又回来了,她说全部停课了,全都发疯了。她听着收音机,我在厨房熬猪屎,我对外面的事毫无兴趣,贪官污吏关我屁事,如果将来我有机会当官,我也要贪。就这样我搞出了猪屎精,又动身去上海。Βρηκα那天,她躲在我屋里,而她父亲派了一个连找她,第二天她自己回家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去上海之前,我隐隐约约感到,这是我们的永别,因为学校看起来永远也不会复课,我又不知道她家在哪儿。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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