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如何用灵魂创作？ [原创]

浦奕安

2004年12月17日 15:5  

　　北村认为，时代对创作的影响，不关注外在，考虑的是内在，涉及到精神层面的重要性是一致的
　　
　　
　　深秋的石城，寒风肆意，但凡身体弱些的，直叫哆嗦。尽管天公不作美，尽管北村身体欠佳，但他仍千里迢迢赶赴金陵，与南京大学的学子们畅谈“作家如何用灵魂创作”？
　　
　　研讨会由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光芒博士主持，参与者以中文系作家班的青年作家们为主。他们冲着对北村这位“灵性写作”的著名作家的景仰与敬畏而来。晚上6点30分，北村准时赶到。他，长长的发丝随意披散，比照片上显得更为魁梧，淡定而自若的神情，袒露着他崇高的灵魂家园。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他给一位青年作家的题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会议由提问与对话开始。
　　
　　人需要信仰吗？
　　
　　张光芒：从近代以来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创作一直在追求着解放的“宏大叙事”，文学一直缺乏人的信仰维度，缺乏形而上的层面。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进入新的转型期，人们的精神世界开始丰富，这为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机会。然而，文学创作的整体状况却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人文精神的淡薄，对人的终极关怀的缺失，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村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北村先生，咱们就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文化与文学的转型谈起，从那时起，您的创作是如何应对和实现初次创作转型的？
　　
　　北村：关于80年代中后期，说说以下三点。第一，那是个自由思想蓬勃的时代，南巡讲话、人文精神的讨论等标志着知识分子的转向。西方哲学随之受到推崇，甚至是盲目的、是幼稚的顶礼膜拜。第二，观念偏激。过分信赖存在主义哲学，感觉产生异化，精神层面上的游走成为整个人类的普遍境遇。第三，意识形态作品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应运而生，它们的内容是观念性的，不受现实所制约的。比如著名的哲学著作《西西弗斯神话》，讲的是现代主义、荒谬感，它在内容上存在观念性。时代迅猛发展，一过90年代，文学创作上立刻产生分化，这个时候有一批人浮出水面。比如“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新生代小说等。王朔们、陈染们、毕飞宇们大放异彩，他们回归传统叙述手段，个人以个人的体验，完全个人化的创作，他们的内心不考虑读者的复杂性，仅为表达单纯个体。而我，一直以背对文坛写作的姿态，达成最伟大的化解。就我而言，小说创作的意象、信仰本身均为个人化的。
　　
　　张光芒：《施洗的河》已成为您的写作标志。您为青年作家丹羽作序的《归去来兮》中谈到：从不相信小说能对读者起到作用？解决个人问题与当时社会变化背道而驰，随着1992、1993年商品经济的变化，从追求真理的林道静到恶贯满盈的刘浪，您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另一种拯救，创作的变化是否体现了整个社会的变化？
　　
　　北村：时代对创作的影响，不关注外在，考虑的是内在，涉及到精神层面的重要性是一致的，例如《福音》中的信主之说。受到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虔诚的婚姻都有可能遭遇危机。我意识到：誓言已不再成为誓言。人的一生，追求崇高叙事，会发生障碍危机，比如卡夫卡。小说的叙述真相，结构事实，语言的力量被完全遮蔽，这是必然的，因为目的性是个宿命问题。比如马原认为：《圣经》的语言非常透明，有“权柄”的叙事，不同于目的达成的宏大。
　　
　　《愤怒》，为谁倾诉？
　　
　　张光芒：北村最近走下神坛，出了本关注弱势群体的新书《愤怒》。小说描述了主人公李百义从农村逃往城市追求新生活的残酷遭遇，第一次用小说的方式公开揭示了我们面临的社会的真实处境。主人公李百义的自我忏悔和精神拷问，是否标志着您小说创作的新的转向？
　　
　　北村：早在《望着你》中，我已关注到这一点。转型是外在的，具有实际意义的。借助光看见人内部，人性内在的风暴、罪恶，动摇发生。人一出世，就是有目的性的，以畏惧去描述人的“黑暗性”，使描述合乎逻辑性和事实性，从而准确地描述黑暗。比如余杰认为，没有体验到很多严肃，这是由于被压过重，成为一个瓦解到结构的过程。所谓“灵性”写作，近两年来异常活跃，这是正常现象。唯有如此，才可能希望写出“神化”人格。选择“爱情、都市、知识分子”这些元素，现在看来是偷懒。生命具备复杂性、挑战性，观念写作引发了叙述障碍。一个一个的故事单纯讲述，个人能力有限，从而发生转变。现在，更广泛的是最复杂的人性。凡此种种，体现了社会性题材带给人的启发。
　　
　　张光芒：您从未写过农村题材，《愤怒》真实性有多少？这与您的切身生活体验相关吗？
　　
　　北村：“弱势群体生活思路”，这是我从未触及过的题材。但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有没有资格去写农村，从经验出发，并非核心问题。从根本意义上说，农民处于“完全弱势”，农民成为“最大规模的痛苦”。现在有很多社会小说，社会实录，暴露社会本原，让我想到了《复活》，想到了《罪与罚》。
　　
　　张光芒：作家和时代究竟是何关系？《愤怒》，表达了新的关系，深层次地思考了我们的时代。它不完全代表个人化的人格拯救，使人性的光辉在回归心灵化的过程中异彩独放，但人的需求却被误解，被偏见。一个人有罪，比如《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他用他的全部来瓦解罪恶，来洗刷心灵，乃至灵魂。北村先生，时间关系，请您再谈谈您的《愤怒》，究竟想倾诉什么？为谁倾诉？
　　
　　北村：李百义，他就是“天字第一号傻瓜”，没有谁比他更傻的了。他身上显露的，是灵与肉的强硬冲突，哪个东西更真实？人性？目的性？人类的启示和猜想，思想和知性所能达到的距离有多少？没有逻辑基础，比现存状况更真实，这种类似“甲壳虫”的体验，李百义身上流淌的热血，有农民起义的传承，但他没有意识到人的精神属性，怎能不伤害别人心灵。
　　
　　张光芒：北村为我们带来的《愤怒》，记录了中国人对灵魂深处罪恶感的自觉、追求爱和公正的烙印。正如余杰先生序中所言：《愤怒》终结了北村此前的创作。他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当年的先锋作家们，北村、马原、苏童等在这个裂变转型中找寻自我的价值与小说的趣味。让我们拭目以待。


　选稿:一凡  来源:文学报  作者:浦奕安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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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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