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废园清唱》（上编）（13篇）

唯阿

《废园清唱》（上编）（13篇）


目次：

小序

壹  长征
贰  读马骅的诗
参  向民间散落
肆  美女的天牛脖
伍  女海盗
陆  屈原的欢乐
柒  山有樛木
捌  感觉清泉
玖  藏地的喇嘛们
拾  有关大雁塔
拾壹  圣愚
拾贰  从不法到经典
拾参  教宗





小序：

年前，珠海特区报《生活周刊》的编辑撩拨我的写作欲，约写三个月的专栏。我可是见竿就爬见栏就跨的货色，自然不会拒绝。年后没几天，我即告诉她说：“弄成10篇了。”
很扰攘的年，人就像汪洋中一艘船的船尾摆放的散酒樽，滚动着，内聚着张力或焦虑——儒的教诲：“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还是年轻好。1995年春节，我将所里收缴来的鞭炮放掉了一大半，约一车箱——典型的“只许州吏放火，不许百姓点灯”；1996年春节，乘着酒兴，在南屏河的芦苇丛里，我对着夜空将两个弹夹里的子弹尽数打光。只是，这种暴烈的举动，不也是张力或焦虑的外溢吗？
写作指向的是虚无，但人却不可能面对虚无写作。好的作品，大都是面对古往今来稠人广众的对话或争吵，并且事先就假想世间必有耳聪目明者。从无例外。对像的格局有时还决定着作品的格局呢。只是，“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或者，“赤口白舌，何以写心”？
商定的专栏名叫“海客谈瀛洲”，借用了我编定的自己十年散杂文选的名字。但因《周刊》改版而暂未使用。其实我倾心于“废园清唱”，但这无疑是给编辑添堵。而我也很狐疑：到处花团锦簇，哪有什么“废园”？嗓音如鸭唱法如鸹，怎配“清唱”一词？没准应当叫“人呓”，我前一部作品叫《嘘！……》，下一部叫《凛冽之讴》，“呓语”是禁声和歌唱之间最恰当的过渡。
本想开始于《长征》，终结于《美丽新世界》，但编辑还是抢先发了《读马骅的诗》——《岛上读马骅》的删节版。这使我拟定的发表次序被打破。且由她。在网上发贴的规律是：文章见报之后立即贴上来。这个我基本上可以说了算。

2005年3月2日






长征
唯阿


“长征”现在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特定词汇了。以前，人们在本意上使用它，比如唐诗：“万里长征人未还”。“征”本身就具有“军队长途跋涉”和“征讨”两重意义，作诗的王昌龄只是需要一个偏义词组而已。“长征”并非前无古人，汉唐军队都在大漠乃至中亚一带驰骋纵横过。一些带有军事色彩的民族迁徙也无愧于“长征”二字，比如北匈奴的远迁欧洲，土尔扈特的归华；也不会后无来者吧。人类事功总想着“绝后”，恐怕也有违天道。
现在就有人重走“长征”之路——更生猛的还毫无意义地穿越罗布泊和撒哈拉——这算是“另类长征”。我想，这很容易成为一种“小资”倾慕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尚之举，将“长征”变成时髦的旅游。但是，如果没有天空中的战机轰炸和地上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没有与“长征”互为因果的那种无坚不摧的精神力，二万五千里的大地上的行程，说是一次稍嫌窘迫的漫游恐怕也并无不妥。我自己在一次较为舒适的阿坝、甘孜旅行中有幸见到了声名显赫的雪山和草地，这种感觉就非常强烈。是的，这就是漫游。沿途难道不是与中原迥异的风景区吗？我看到了蓝天白云，莽原山岗，湍流密林，草地牛羊，异族风情……想到了深邃，神秘，秀险，辽阔，江山如此多娇……只是，长征的红军先烈们对这些风光的感受有可能与我不尽相同；而后来拷贝版的重走派们，恐怕也不会承认他们只是对风景有兴趣。
先行者和重走派还有区别，比如：草鞋和旅游鞋、褴褛的军衣和花哨的滑雪服、食不裹腹和感冒药抗高山反应药的万事俱备，比如，随时都可以终止自我磨砺或折磨和只有前行别无生路等等等等。其实重走派和先行者极可能有相同之处，即主体的丰满和情感的激荡，以及亲近大好河山对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锻造。非要说重走派的追慕之举价值不高也不是不可以，但他们的行为却可以用来证明被仰慕者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价值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再转回来，被感召的个人以身体力行的方式体“道”，这同样是豪迈之举。现在的我们应当学会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观照世界，因此不能认为重走派一无是处。
“长征”自然是壮夫的举动，包括那些不能终其行程的倒毙者，他们也是壮夫。我现在完全认可长征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有益于人类的精神遗产。它包含着义无反顾、坚忍不拔、勇猛精进、普渡众生等等人类最积极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生存能量。它能让懦者羞愧，让弱者奋起。它是对信仰的坚定性的最好的注释，同时，最重要的，它是对强悍的对手最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等所从属的长征确实是从古以来最值得自豪的一次“长征”。自豪包含着正义的目标（解放苦难的中国）和为了实现目标必须拥有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两方面。经过长征锻造的红军再也没有对手了，一直到1949年，他们在斗争的方方面面都无往而不胜……




读马骅的诗
唯阿


我最先阅读的马骅的诗是《唐朝诗人》（1995年）。少作，第一行就有一个生硬的词“击碎”，而修饰的居然是“雁阵”。总体而言，这首诗和我对唐朝的想像相去甚远。结尾倒还漂亮，但不过是现当代没有阅历的年轻诗人的通病式表达，即先把自己扔到远方异乡，然后又楚楚动人地往根本没挪过窝的自己伸手探头。接着是《乡村教师》，我立即被震撼！无一句不优美，前三句的组合就像天裁，技巧识趣地退走，但却意外地熠熠生辉。结尾用了一个“像”字比喻句，以通感的手法具像化了生活的两种并不悖离的本质特征：鲜艳和脏。这是最温暖也最现代的东方调调，我完全赞同这种看法！这首诗写了一瞬间的事，但其实包含着较长一段时间的境况：从“上个月”一直向“今后的日子”无限度地延伸下去。我生活在一个海中孤岛上，因此感到马骅所提供的稳定和明澈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并且认为是唯一有效的生活态度。
一路读下去，《乡村教师》带给我的愉悦和感动一路顺畅流淌。《桃花》、《山溪》、《山雨》……天呐，马骅选择的无非是农业、甚至前农业的简单自然的意象，它们是如此朴素但又如此绚丽。不可思议的风景（其实它们一直存在，只是我们不“看”，或者旅游者的眼根本不可能看到）经过诗人微妙的直觉性而非智力性的采摘和描绘，“如莲花”，如“虚空里的霹雳”。《春晓》、《雨崩》、《风》、《雪山上的花开了》——这些诗都非常短小，马骅将它们命名为《雪山短歌》——叫我潸然泪下。
《风》和《雪山上的花开了》使用了失传已久的、失传是因为现代知识分子无从模仿的古代民歌的艺术手段。我立即就想到了南朝民歌，“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东西南北”这四维再加上“上下”，就构成了古人所谓的“宇宙”。应当思考这种手段所带来的艺术效果，然后溯本清源，指向人心，看看这样观察世界的诗人是把自己置放在宇宙的什么位置的，他们是怎样摆放的。一个现代诗人要想获得这种心境，必须对自己灵魂中的躁狂和粗糙发出严厉的“嘘”声，唤醒澄明的意识状态，然后才能从容镇定，才能看到本来就有的海晏河清，才能看出大自然又慷慨又私密的惊人的美。马骅所有的写作，都坚决摒弃了现时代文化圈里的对世界观光客式的观照态度和“捞一把就走”的游民作为，它们和汗牛充栋的意淫西藏的作品判若云泥。——马骅的诗文选已结集为《在变老之前远去——通往神迹的马骅》出版了，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购来一读。
此刻，我想表达一点对这个逝去网友的怀念之情，立即想起了一首上古歌谣（马骅的艺术让我想起了它），不知怎么回事，我总认为马骅一定会喜欢它：
《未济》（见《易经》第六十四卦《未济》。将占辞剥掉之后，就会看到这首古歌谣）
小狐济汔
曳其轮
濡其尾

未济
濡其首
失是

今译如下：
它想涉过将涸之河
小狐拖着犹疑的步伐
河水浸湿它的尾巴

还未涉过宽宽的河床
河水已经漫过脑袋
小狐遭遇灭顶之灾




向民间散落
唯阿


很多年前，我在陕西电视台的戏曲节目里看了一折“阿宫腔”：一个白衣怨妇在婉转而又高亢地歌哭。那是一次震撼。但是，“歌哭”似乎并不是对其音像形象的最恰如其分的描述，因为它并不直接将人拽进悲剧情节（哭），其摧魂夺魄的力量潜藏于它处理悲情的艺术形式（歌）之中。大批量的电视剧里都有“痛哭”，但那不动人，也毫无美感可言。它们的区别就在这里。多年后，我偶然听到了昆曲的“水磨调”，感到它与“阿宫腔”有相似之处：空灵与纯粹。而其演唱技法，都在将胸腔和喉咙的美的蕴藏发挥到极致。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倚赖着东方式的对生命的痛而彻的领悟。其实，“水磨调”颇为聊斋，有如狐似鬼的阴柔；而“阿宫腔” 缠绵激昂，如一枝细嫩的枝条在寒风之中抖动。
陕西有近百种地方戏，阿宫腔最为特别。它诞生于秦朝灭亡之后，因此它源远流长；它是逃离阿房宫散落民间的太监和宫女创造的一种唱腔，因此在尖细的嗓音之中探求声乐的美学韵味为其标志性特征；那个“力可拔山”的南蛮子一把火烧掉的并不仅仅是阿房宫，它也烧掉了那些最软弱的男人（太监）和最柔美的女人（宫女）的生存或存在，因此他们的歌哭，于古典的哀怨之外，似乎还流露了一点生命意识出血的深刻性……
它居然能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像历史之色和香的氤氲，一旦与民间土壤相磨擦，立即聚敛成坚实的种子，然后生根发芽，成长为与宏大叙事迥异的另类历史——更为鲜活的历史。——也许这就是一切艺术最正确的本原状态？
朋友去泉州旅游，我提醒她们应当去听一听“南音”。在我看来伪造的名胜根本不值得信任，旅游应该带上玩童式的好奇和热恋时的情感，去感受那一地所独有的民间原生态。南音，嗯，由我来介绍是否合适？其实我所知道的并不比简装版碟片封底介绍的更多。——南音曲调飘逸——此曲只应天上有。它改变了中国民族音乐“只图个热闹”那种形象；唱词古朴典雅，显然唐、宋、五代那些最具有艺术感也最活泼生动的中国文人为其形成烙下了印迹；演唱保留着古人的讴歌方式；器乐大都如文物，比如二弦，就是现代胡琴的前身“奚琴”——不是以马尾而是以竹片为弓，其音凄清。嵇康爱演奏它——的遗制。我在学二胡，因此很想用手指触摸一下活化石般的南音二弦……南音的哲学是哀怨不伤和指向空灵的超脱。
它是典雅的室内乐，只能起自宫廷和显贵们的府第。瞧，又一次的文化散落个案！它拒绝了与时俱进，因而得以遗世独立，从而也成为亚文化生命力的证明。我要表达的意思很浅显：散落到民间而不会败落的小支流，同样深深植根于人类历史中，它们带着人类本身的优雅和丰富，让主流文明的实相非相性变得令人满腹狐疑。所以，应当转移文化视角，主动亲近散落化。但不能抱有另一种更狂妄从而也更虚妄的艺术观点，即从亚文化中取舍，拿来堆砌主流文明。恰恰相反，应当谦卑地寄身其中。——这包含亲近的方式也包含着目的本身。




美女的天牛脖
唯阿


《诗经*螽斯》歌颂别人子孙众多，说“好比蝗虫繁盛”。相比于同样意旨的“麟”、“花椒”等美好的喻体，“蝗虫”难免引人情感跑题，人们很容易沿着《硕鼠》的思路，将《螽斯》解读为讽喻。
在中国历史情境之中，“多子”一直是诚挚的并且值得信赖的祝福。它甚至也包含着“政治正确”的意味——愚公移山，精神力之外，“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至关重要。因此，因多子而为人诟病，缺乏现实的情感基础。更何况，讽刺他人子孙多显然不如讽刺他子孙坏更能发挥文学的教化功能。
“蝗虫”二字，已然被我们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判断：祸害庄稼。但在诗中，诗人的着眼点仅仅在于蝗虫群飞时羽翅的扇动及其声响，并不涉及农业科学思想。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在其它诗篇中还有相类似的。比如，诗人用一条肥胖的“老狼”比喻周公：“狼跋其胡”（《狼跋》）；用“鸨”不能栖于木上自比远役他乡，不得其所：“肃肃鸨羽”（《鸨羽》）；甚至于用蝎子的尾巴来比喻女人上翘的头发：“卷发如虿”（《都人士》）。还有，以鹊巢鸠占来比喻妇女嫁入别人家：“维鹊有巢，维鸠居之”（《鹊巢》）。蝗虫与之相比，一点不离谱。
但是且慢，刁滑的现代人自然会怀疑诗中存在着更深的隐喻。比如：周公是披着人皮的狼；外出服役的人总是像鸨一样渴望随便交配（北方一位村长对外出打工者就是这看法）；而那个被诗人怀念的京都美女没准是个苏妲己……我得说，《诗经》中的诗人，比我们光明磊落得多，也童真得多。此外，比喻产生歧义还在于，前人用功利的、政治的眼光看“诗三百”，而现代人更厉害，用科学的、掺杂着道德意味的文明论的眼光读民间歌谣。但这都是非诗的眼光。这就是症结所在。
最具说服力的还是《硕人》，它是中国文学中赞美女性（身体而不是道德）的滥觞。而且，后世也没见过能超过它的：
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
领如蝤蛴
齿如瓠犀
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解释一下：“荑”是野草初生的芽——我以为它比“葱根儿”这一比喻更美；“凝脂”一直用到《长恨歌》。我一个同学小有创新，他说“苏南女子的皮肤像瓷器”；“领”借指脖子，“蝤蛴”是天牛的幼虫，据说长而白；“瓠犀”是葫芦子；“螓”，似蝉而小的昆虫，其额头宽广方正；“蛾眉”，蚕蛾的触角，细长而弯曲。后成为指代女性的专用词汇……
老实说这一堆比喻有点瘆人。特别是美女脖子那个。或许能找到更能为人接受的可爱喻体吧，但也只能说或许，而不能说非如此不可。因为对诗人来说，他只能用他感受最为强烈的意象。没准他为这个比喻得意非凡，没准就有那么一部分读者为其新颖别致而两眼放光。我就是如此。我认为一个好的喻体能让被描摹的对像蒙上儿童才能看到的奇幻色彩。而寻找一个新颖的喻体，则与我们心灵的湿润度有关。
据说现今的诗歌拒绝“隐喻”。亚里士多德早就表示过这个意思：“比喻应当少用一点，因为带有诗意”。教条的、理性主义的态度对生活之忧柔本质的戕害已经太多太多了。拒绝比喻就像女性拒绝穿着打扮。




女海盗
唯阿


珠海东澳岛有一块崖刻：“万海平波”。字是海盗文人胡一雷于丙辰年（1796）写的。市文物局立了块碑子，介绍了题刻的来龙去脉。不知道是哪位现代秀才拟写的，错误之处太多。1796年横行零丁洋的，应当是疍家海盗郑一。只有到了1807年，时年21岁的张保仔才继承了郑一的事业和他的老婆“郑一嫂”（本名石香姑）。——文物局的碑子也没有提到她，其实，作为“海盗”而言，不管是名头还是胆略气魄，“郑一嫂”都是她的两任夫君所忘尘莫及的。这位疍家女杰是一篇海盗大传奇的当然的主角。
我经常从这块崖刻下经过，总禁不住要想像一下这女人的形象。应当是二三十年前常见的广东乡下妇女的样子吧：头戴倒碗状大斗笠；蓝或灰色的斜襟布衣，同样颜色的大裆裤，总之不显腰身；踝骨祼露着，大脚板在湿滑的船舷上走来走去；因为通婚被相对封闭的族群条件所限，面容略带古风，但是，相当漂亮……
“漂亮”二字绝非瞎掰，也并非想给一位“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女海盗涂上一层文人喜欢的香艳味道，这有史实为证(请参阅杨万翔先生的《疍家女杰郑一嫂》一文)。她的胆识和坚韧都令人肃然起敬，我立刻想起中国半边天中的花木兰、梁红玉、双枪老太婆等等来。老实说扬文只能叫我做如是联想，他似乎有“女英雄情结”。中国的现代文艺，早已丧失了表现女性柔媚一面的心理基因，而表现女性英雄主义一面的，则因其立论的模糊性而使女性成为没有性别的一类怪人。就文艺欣赏而言，这类作品还培养了像稀粥一样坚硬的思维四部曲：一、它赞美的女性美并不招人喜欢；二、招人喜欢的女性美它不知如何赞美；三、于是，赞美听起来像是揶揄，而贬损总叫人心旌摇荡；四、归根到底，人并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总之，我们对女性的认识是简单化的。
小说往往比史实能更准确地表现历史的声音和气息，因为史料的搜集、纠合与呈现，服务于人的知识的体系性、有用性和当下性。而这三“性”，排斥生活本来面目的混沌性。还有，现在我们所称之为的“知识”，不过在是时代的如来掌心（局限性）里做了几个小小的伸缩动作。我敢肯定所谓的史实绝对与历史发生了严重的错位。当我们面对历史时，面对的不是生硬的事迹而是与我们同样悬妙莫测的古人心灵。
因此我喜欢博尔赫斯的小说《女海盗秦寡妇》远胜过杨万翔的《疍家女杰郑一嫂》。（细究这两篇作品，可以肯定“秦寡妇”就是“郑一嫂”）前者因为用幻想来编织史实而更有命运感。当然，博氏笔下的女海盗是令人反感的，“一个高个子女人，有一双昏昏欲睡的眼睛和一头比眼睛还要光亮的黑发”，这措辞显然更适合讲给儿童听。我很喜欢“把火药掺进酒里”这一句，它带着《恶棍列传》里其他恶人的诡谲意味。结尾略显矫揉造作，却是典型的东方诗意描述：农夫们卖掉刀剑，换回耕地的牛马，“人们还在屏风后饮酒高歌”……
博尔赫斯的小说都有点机械呆板，这个似乎从青年时代起就“知天命”的西方小说家总是将血肉剔除得一干二净。我也在琢磨这位女海盗，身处海天之间的我，有另一种想像正在心头渐渐生成。




屈原的欢乐
唯阿


我在和一位青年诗人通电话时赞叹道：屈原太高洁了！以前呢，因为高而难学、洁而无用，就断定他古怪，乃至调侃他。这是由一度浑浊的现世美学空气和我个人的功利思想所致。现在写下这段迟到的赞美和领悟，算不算拔发自救？
《思美人》……注释曰：美人，指楚怀王。扫兴！从文学中只能读出中心思想绝对是本末倒置。《思美人》在屈原恒定的孤芳自赏和忧郁狐疑之外，流露出了一丝难得的放松和愉快：“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时间当然是在春天，“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在春天，让我们回味这两句的意味。
屈原的心境变化了。而让心境化冻的，从诗搜求，同样也在“春天”那两句中。于是，他的江夏之行便具有一点现代采风者或春游者的内涵：
吾且儃佪以娱忧兮
观南人之变态
窃快在中心兮
扬厥凭而不竢
“儃佪”即“徘徊不进”，儃佪不是因为举足无措方向难觅，而是主动地想放慢脚步。张承志赞美屈原是“把路走到了极致”的人，他确实一直在走，在梦想。因此这停顿，就分外舒畅；“变态”，一个已被庸俗透了的词，但它指“异态，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最后一句翻译如下：“要把愤懑丢开不再等待。”
中国的文明或文化，历来大体呈北高南低的态势。——当然现在未必如此了。因此上，南下的人，会惯性化地成为伤感失意的情感俘虏。由于对那个“文化山”的过份眷恋，往往扭曲成无根者的失望。而屈原的这四句，让他显得很特别，后代很多诗人不如他。但是至于怎样的“变态”，屈原并未明言。诗人只需指出方向即可，回答“怎样”只能由新的文学方法论来完成。比如小说，更细致的观察和更精确的描摹正是小说家的工作。
这四句诗深深影响了我，也即是说，屈原的欢乐强烈地感染了我。——回过头我们看看第三句，“窃快在中心兮”，看看屈原的欢乐，它像泉水，缓缓渗出地表，悄然汇成清澈的一泓。我再也不会把目光无谓地抛散在空茫的海天之中了，于是，心中隐秘的快感油然而生。
到海边码头走走，看见两个水手正在用一条绳子将煤气瓶往船上吊运。巧妙的技巧之中其实包含着游戏般的欢乐。真是叫人赞叹。年关将近，渔船渐少，但这跟冷清二字无关。当然，夏天的时候，码头一带热闹得多。浑身黑不溜秋的小孩子几乎整天都把自己浸泡在海水之中。从渔排劳作归来的父母们会探出身子，把那赤条条的小家伙拽进舱里(叫人想起中原农村的场景，劳作归来的父母把小孩抓起来丢在牛背上)；或者向孩子抛一条长绳，让小艇拉着无所畏惧的小东西尽情地在浅蓝色的海水中冲浪。——这显然是奢侈化的、秀意十足的冲浪运动的更朴素、单纯的版本……
我有时会突发奇想：没准端午节赛龙舟时，在万头攒动的围观者之中，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中年男子显得有点古怪，但脸上还是浮现出隐秘的欢乐之情。我敢肯定此人就是“诗人屈原”，是这个节日唯一的、但已被消解掉的那个主人公。




山有樛木
唯阿


神秘褪却之后，海中小岛还是有许多奇异之物的，比如罗汉松。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乘坐小艇，在海岬、水道之间往来奔驰，希望能抓获那批屡屡来犯的盗挖份子。——小艇如烈马，寒风刺骨，能支持我免于精神崩溃的，大概只有立即见一下罗汉松的本来面目这一愿望吧。
为了便于携带，他们已锯掉了多余的支干，剪掉了旁杂的根系。孤伶伶的几片柳叶似的叶子粘在主干之上，如同一个衣衫褴褛的矮人。——主干呈弯曲状，不乏美感。懂行的一位指着其中一株说：“这个值万把块钱吧。”我吃了一惊。罗汉松没有实际用途，因此，这万把块钱的价值，在我这种外行看来，只体现在作为审美客体的它那弯曲之上。
我多次见过罗汉松。清闲的午后，我会带着那条名叫小桶的黄狗在山上漫无目的地行走。那种蕴含着许多年造化之功的弯曲小树也曾吸引过我的注意，我也会在心里淡淡地表扬一声：“漂亮！”它们还令我想起了《诗经》中的句子：“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诗人细致的观察令我赞叹不已：罗汉松身上也缠绕着许多藤蔓。我用手扯了一下，藤蔓和松树可能已经生长为一体了，扯不开。你看那个“累”字用得多么传神。而下文同意重复的“荒”和“萦”字，更是让人欲赞已忘言。
其实我的眼光更多地被山间的松树和竹子吸引。松树，不是罗汉松，是很常见的那种，但因为地势较高而长得结实矮小；竹子，也不是象征君子品节的那种，准确的名字应当叫筱或篁，它们矮小、细，一伙子密匝匝地挤在一起，这是白居易所说的“苦竹”。我一直琢磨怎样改一改杜甫的诗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在我看来，“恨”不必要，而竹，也包括山间那些野蕉、榕、相思树、藤蔓，以及许多我叫不出名字来的树和草，都无“恶”可言。岛在海中央，山在岛之上，一切的花草树木，都是这个小海岛所具有的野性之美自然之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读过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曾为梅的“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的不幸遭遇扼腕叹息，也曾为作者“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而大叫痛快。因此，我不大能欣赏罗汉松同样以病态的曲、欹、疏愉悦欣赏者的“美”。当然，我对罗汉松的“病”的叹息也很轻微……
因为我的价值判断有点首施两端。第一，梅的病，是“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是他们祸害所致；而病的松，其欣赏者需求者已不仅是风雅的“文人画士”，它同样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同我一起的朋友毫不掩饰他想拥有一株罗汉松的意愿，因为它“能避邪”！二、国人的审美趣向，多年来一直“累”在钻天杨、电线杆、塔等太过直白的象征物上，能疏离它，柔软、丰富、甚至弯曲一些，在我看来不应打击，反而要温柔地培植。人类的情感，只要不处在浮夸和虚空之中，只要内心能和情感载体水乳融洽，就应当宽容以待。
但我毕竟不爽。因为“孤癖之隐”现在的主体远比清代的“文人画士”更为强悍，它们的祸害还在后边呢。我想说点和做点什么，但不能够。因为定睛瞧一瞧那主体，它似乎无影无形。
[em39]

唯阿

感觉清泉
唯阿


从黄山到刚开发的九龙瀑，有15里路，因此需要包租三轮车。与我一同挤在一辆摇来晃去的“山间的士”车厢里的，是一群青年艺术家。有男有女——男的留长发女的剃板寸，每个人都张扬地表达着旅游的快乐。而我矝持得多。那一年我26岁，矝持难免有点做作，但却是真情实态。因为到了那个年纪，我长期以来养成的对一切事物的怀疑思想已相对定型。还有，我确实不喜欢这群艺术家们。一路上很后悔和他们同车。
下车后我就尽量往后边拖。我拐进茶园仔细观察妇女们采茶，直到她们怀疑（我是这样想的）我不怀好意。采茶其实一点也没有浪漫的江南风情，它和北方的割麦子掰苞米一样，都是繁重的农活。然后我才沿山路向瀑布靠近。
很丑陋。差不多就没什么水，折嘛倒是勉强打了九个。最煞风景的是，在山顶上的树荫里有一栋顶盖是东方式飞檐楼体为西式玻璃窗的三屋楼房。那是一栋旅馆。
“观瀑台”（其实就是一块稍稍平整些的山地）上用塑料布搭了一个遮凉棚，一个本地中年男子带着他的女儿在高价出售饮料、方便面、茶叶以及黄山纪念章。纯粹是为了在他们那张长凳上歇歇脚，我买了一枝矿泉水。先我而来的青年艺术家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他们早就沿着台子前边的一条小路走了下去，到瀑布下方的水潭边玩去了。隐约能听到他们尖利的大呼小叫。我打算等他们上来准备离开时再下去看看。
现在我们来看看生意人的女儿，因为下边的事就是由她引起的。这是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小女生，眉眼间还有稚气。苹果脸，称不上漂亮，衣衫也土里土气。她和她父亲都不苟言笑，对顾客也没有什么热情，就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女售货员。显然，他们还不是成熟的风景区常见的那种精明的生意人。——这一点很重要。
艺术家们爬上来了。老实说他们的快乐神态，一刹那间叫我有点羡慕。他们把外套扎在腰间，有种爽利的作风，袖子捋到了肘部，手臂、脸、发稍还有一串串的水滴子往衣服上地上滴落着。显然，他们已经最大可能地亲近了九龙瀑下的那一潭清水了，洗了手、脸还有头发。这是夏天，他们体验到的清凉你可想而知。
“怎么样？”平台上另一拨游客热切地向他们询问着，其实我和他们一样，也正跃跃欲试想到潭水边清凉一把呢。“水特别清！”“凉快啊！”艺术家们热情地赞叹着。其中一个的赞叹走向了极端，“水又清又甜，比矿泉水好喝多了！”他得意地扬了扬挂在腕子上的一个旅行用水杯，“我喝饱了，还灌了一杯！”
那个小女孩突然哈哈大笑起来。问她笑什么，却不肯说。但最终还是大声喊出了原因，“山上的旅馆就把屎尿、污水往瀑布里面排呢！”说完还用力跺了一下脚，脸上堆满了邪恶到了极致因此也无邪到了极致的快乐表情……

泉的清凉和甘甜，非身体发肤而不能感知。我曾在《岛上读马骅》一文中提出了自认为相当重要的知识原则，“将所有玄远的意义感觉化”。但是，混杂其中的屎尿和污水可能对感知的准确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稍嫌牵强的结论是：对“清甜”的判断，需考量更多的“当下此即”，要“知行合一”，否则，就会因为太过简单化的感知方式而造成结论的偏差。我并不想、也懒得嘲弄任何人与事，但我认为自己触及到认识论的大问题。




藏地的喇嘛们
唯阿


在藏区邂逅的几个喇嘛小孩，绝对配得上“天真未凿”四个字的褒奖。我经常会默默地盯着他们看上老半天。这有点失态，但孩子们没有愠怒或嫌厌，依然保持着日常生活状况之中的“人我两忘”；也没有忸怩不安，佛一直要求信徒作“天地主人”，而主人首要的是大度平和，他不必不安；也有小孩会略显羞涩地笑笑，那是与文明习气绝缘的纯天然的笑。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些小小的心灵蕴藏着什么呢？”
在鲜有游客造访的八美寺，那是清晨，喇嘛们刚下早课。在边门，我与一群青少年喇嘛迎面撞上了。个个都是光光的脑袋，两只大耳朵支楞在微寒的风雨中，脸红扑扑的，赤着脚，煞是惹人怜爱。手里拿着经页子，叫我想起了自己求学的少年时代。我们用藏语互致问候，然后就那么站着，脸上挂着友善的笑，似乎谁都没有快速中断这次相遇的意思。我向一个七、八岁的伸出手去，他有点疑惑，但还是撸起了袈裟，伸出了手来。我稍稍用力，将他拽到我的胸前。这个举动引发了其它喇嘛们热切的谈论。他们个个嗓音浑厚，而藏语也刚硬、顿挫，但那种笑谈的场面绝对不会让你想到“喧哗”一词。
应他们的要求，我为他们拍照。一个十三岁的喇嘛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那眼睛的清澈，在内地更年幼的孩子眼中都找不到。
而青年喇嘛则具有我们称之为“血气”之类的气质，虽然它表现得相当温文尔雅。比如，有那们几个主动与我谈起敏感的宗教问题。我的思路他们大概从来没有听闻过，引起了他们的深思；从丹巴到康定城的中巴上，我与邻座一个戴墨镜的青年喇嘛进行了短暂的交谈。我问他去哪里？他略加思索，响亮地回说“塔公”，然后向我腼腆而又友好地一笑。这有点禅宗打机锋的味道。——“塔公”，按照旅游手册的介绍，是藏语“菩萨喜欢的地方”的意思。
藏地大概是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因此我的探求格外谦卑，没有我对汉文化圈的不耐烦和强烈的蔑视情绪。几年前，有一帧颇有名气的藏地旅游照片，拍的是两个穿袈裟的喇嘛挑开一家录相厅的门帘向里窥望，而门口的广告牌表明录相的内容是武打和凶杀。我对这照片所传达的文化内涵怒不可遏，它带有唯物世界的自以为是，秉承着薄迦丘的浅薄，以及流行歌曲《女人是老虎》的庸俗劲。摄影师或许没有一点恶意，但其浅薄还是不能原谅。他对使用神秘主义体认世界的方法没有任何兴趣，却沾沾自喜地向我们暗示：物质世界是最先进的文明，喇嘛们的窥探说明了宗教对人性的压抑，它是滞后的。——这并非没由头的乱说，其实自明朝以后，汉地中国人已将宗教消解殆尽了，人们对日渐式微的寺庙文明的瞥视中充满了轻佻。
在康定的金刚寺，我被一个中年僧人请去他的宿舍。别误会，不是谈佛论道或热情好客，他只是想让我帮他整理一下通信本。完事之后，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应该出于感谢或其它理由与我交流一些一个旅游者感兴趣的话题。但是没有。他问：“你有事的话就去忙吧。”“没有！”我回答得极快。但他也以极快的语气接话道：“那么，我有事要忙。”这是送客的意思。我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平和了下来。点点头，我们告别。




关于大雁塔
唯阿


大雁塔从来都不是一个有待消解的象征物。在贮藏容易朽烂的梵文经叶这一实际功用之外，它还兼备强盛时代的建筑美学特征。它饱满而又稳健，浮夸的情感休想附着其上，因而它也缺乏意义坍塌的逻辑必然。我幼年曾多次游慈恩寺，那种美好的感觉至今回味不已。还记得有一次一个洋婆子微笑着向我说了声“Hello”，吓得我掉头逃走，惹得她哈哈大笑。——那时我学英语已两个星期，能听会说，但显然不具备大方的仪态。盛唐小孩绝对不会像我这个废都小孩一样吧。
自唐高宗李治起，吟咏慈恩寺和大雁塔的诗词近400首，但是没有一首能脍炙人口。登高诗似乎从一开始就落入了某种俗套，大概是因为能与高度相匹配的旷士胸襟在凡俗世界纯属凤毛麟角吧。以最有名的杜甫、岑参、高适、储光羲的四首同题共作来说，一开头，他们都商量好了似的强弓硬弩地说“高”话，“青云”、“宇宙”、“苍穹”、“天宫”、“世界”、“虚空”这一系列至高的宏大词汇被淘气地贴在了64米高的塔身上。我不大能接受夸张的艺术效果，夸张会稀释情感的坚硬度，我喜欢扎实细密、及物体物的风格。但我完全能理解这些唐人的追幽逐险逞才使气，对他们来说，高远是日常生活中滋生的很自然的情绪，不需要任何伪饰；而视野之中的盛唐帝都，又会从另一个方向支撐这情绪廓然至高。它一点也不虚妄。——对于连愤怒和软弱都能表现得诗意盎然的唐人来说，一登大雁塔便有“身世别，形神王”的感觉应当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就像我们认为不自然一样自然。
慈恩寺后来成为唐朝的人民公园，游春、避暑、观景的诗多了起来。在这些诗中，大雁塔和绿树、清泉、牡丹花、清净僧一起，还原为生活固有节奏之内的单纯的景了。——这一点似乎可以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来解释。但是，这单纯的公园气魄却绝不平凡，我曾在数处修缮之前的唐代庭院建筑遗址（包括大雁塔）体会过，这种感觉相当强烈。顾炎武与我心有同感：“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
大雁塔就是这个公园之中的制高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中、晚唐诗人的游寺诗在情感上与杜甫等人的登塔诗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主体的丰满、想象力的鲜活和反应意义世界时心态的思无邪。我们现在跟着杜甫们一起俯视，俯视才能使登高更真切，才能消除掉“高”粘连着的一点点浮夸。杜甫说“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这是讽喻，其实即便是在阴雨天，也能从塔上笔直地向北看到解放路和火车站。有不少诗人提及鸟在俯视中飞翔，比如“履下鸿雁飞”、“下窥指高鸟”，比如“却怪鸟飞平地上”，这是细致、直观并且千年未曾改变过的观察结论。欧阳詹更精确，他写到了人，“墨点辨娥眉”。景色变化了，因为“宫室”、“群山”、“泾渭”、“青槐”日益萎缩，充塞视野的是那种叫做“高楼”的现代东西。这也使“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这种气象阔大、笔力雄健的好诗再无产生的可能。何况，它本来就不是用简单的眼睛能看得到的诗意……
关于大雁塔，我们能说些什么呢？确实很难说些什么。但应当认定这是后代人的窘态，也许宋以下，心智也随建筑体制一起“弥陋”了吧。




圣愚
唯阿


大学里上“外国文学课”，古希腊戏剧《阿卡那人》是唯一能震撼我的作品。——其实课本里并未收录“作品”，只有三行左右的介绍：一、这是一部喜剧；二、内容如下：斯巴达人兵临雅典，一个隶属雅典城邦的阿卡那农民不堪战争困扰，单独去找斯巴达统帅，与其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我一直没看原作，不知道这个“愚蠢”的农民用了什么招让那些粗鲁的武夫屈服，而作者又动用了怎样的艺术手段，使这场不对称的较量既有喜剧因素又不缺乏艺术的真实。其实我也怕原作毁了我对那三行文字的想像，如果着落处仅在“反战”的思想内涵，这出戏就跟中国小说同一档次了。
阿卡那农民的初衷是良善的，但其具体操作却很难叫人不认为他“愚不可及”。然而应当强调的是，在他的悖离常理的说辞、难以言表的行径的背后，隐藏着一股能使强梁屈服的伟大力量。当中国人越来越认同猥锁、聪明的处世方式时，正直的愚人的力量或者说愚笨也具有力量这一事实不由人不肃然起敬。因此，我将这“愚”命名为“圣愚”。——这与老庄的古怪论调无关。
孔飞力的《叫魂》中也写到一个愚蠢的农民“郭农夫”。他身处明末清初惨烈的剃发血潮之中却浑然不觉，一而再再而三地违犯“剃发令”，最后被割了脑袋。孔飞力没有提供郭的言语或声辩，不敢臆测。他的“愚”只叫人哀伤，与“圣”无缘。圣愚应当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无畏。虽千万人吾往矣！二、执拗。虽九死其犹未悔。三、正果圆满。圣愚的演绎形式是正剧，并以胜利者的姿态为天下人树榜样。
近来翻阅庞进的《大悟骊山》，看到了一个叫人激赏的圣愚典型，他叫杨仕会，陕西临潼县硷杨村农民。他的经历与《活着》中的福贵有几分相似，但他没有叫作者余华垂涎的地主生活背景。杨有18亩水浇地和一头犍牛，上世纪50年代中叶，公有化运动开始之初，杨即拒绝加入公社，“合到一起，牛拉马不拉，肯定弄不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了他的远见。随后是“五八年”、“文革”，他的命运可想而知。但他始终不肯屈服，他的理由很简单，“毛主席说过话，党有文件，入社凭自愿，我不愿入！”——在“天下农民，莫非社员”的集体大合唱时代，似乎没有一个人喊出这个正大光明的理由。然后他的命运就进入了一本道：穷30多年光阴“很文明”地上访和告状！1984年砸大锅分责任田，但他不接受，任那几亩地撂荒。直到1991年，县里妥协，利用调整责任田的机会将那18田地完璧归赵，另赔付其耕牛等款项9000余元。两年后，贫病交加但大获全胜的杨仕会老人以75岁高寿去世。
这故事自然可以见仁见智，比如，我就认为它其实隐含着庞进显然未思考到的、更深刻的悲剧内涵。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与杨仕会相比，福贵是个彻头彻尾的丑角，而余华的思想投射也很廉价——至于其作品的其他艺术问题暂且搁置一边。秦人骨血似乎很特别，杜甫早就赞扬道：“况复秦兵耐苦战”，再有就是老人的墓碑文中的两句“秉性耿直，为人忠厚”，这些也都是我所谓的“圣愚”一词的蕴涵。




从不法到经典
唯阿


一位编辑在谈论我的小说时引用了某著名大学某教授的话，“这些实验的东西是没前途的！”——在揭示这句话所体现的陈腐和荒诞不经之前，先引用某上海作家的话，“这个某某是个有名的‘十三点’。”
编辑的语调带着正人君子面对奇技淫巧时可贵的大义凛然。但我却有点忍俊不禁，教授好像套用了街头摆摊算命的半仙们的话，“往北走是没前途的！”教授大概早就设计过自己的前途：副教授——教授——导师——先贤祠牌位；而小说的前途是什么呢？出版——畅销——评论家叫好——进入经典文库？我想，只有愚蠢或者狂妄的作家才会渴望小说进入这样世俗化的攀升阶梯。小说是一种艺术行为，当它和别的心灵相遇并相感应时，艺术功能就得以实现了。其它的一切与它无关。另外，我认为，教授应当引导学生探求未知领域，鼓励学生拓展心灵空间，最终将学生点化为无限趋向充沛的生命个体——这也是一切知识的目的，而不是将自己降到巫婆神汉的地位，教人趋吉避凶，教人以可鄙的实用标尺判断一切人类行为的三六九等。
“十三点”的话，根本不足为训，它也搔不到“实验的东西”的痒处。因为使用非正统或革命性的观念或技巧（即所谓实验），正是文学后辈试图在辉煌的前辈面前确立自己的可贵的努力，这也是文明传承的隐秘的推动力。就我个人而言，还强烈地感觉到了文学必须和个体生命更为紧密地接合的必要性。其实，每一次的新文学都在拒绝那种笼统的、在可见的远处能获利的公共标准。——如果这种标准在我有限的生命中得到普世确认，那我选择做它的不法之徒。
编辑继续训诲我，“小说必须回归传统！”他又举现今大红大紫的所谓小说家为例。我冷冷地反击道：“那是谁的传统？！”中国其实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保守力量（即所谓传统的道的卫士），有的只是简单的情绪化的对变革的恐惧，只是从实际用途出发的卑微的本位蒙昧。它归根于人性中的平庸和懒惰。这样的人谈传统或回归，老实说有点大言不惭。因为传统不是一个简单的客观存在，它是一个事实，但却像未来一样，是一个幽暗未明的、有待创造性地认识的事实。
在将来被视之为经典的，恐怕还不会简单地等于现在的非法或胆大妄为。经典作品应该创造特有的形式——归结于讲究方法的结构和深思熟虑的建筑；在反应论上，经典作品必须对现今文化狂欢的喧哗与骚动或唾弃或远离；在趣味方面，经典作品必须痛彻领悟到美学的嬗变是内在的最大真实。——从不法到经典，其实是一个激烈但却隐秘的过程，是一次更为深沉的反叛。因此它可能不需要什么革命性的宣言，不需要将过往的一切传统都苛刻地当成指责的对像。相反，这一过程有可能更洞明从而也更真诚。
写作一篇文章，仅仅为了阐述一个老掉牙的“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的论题，这令我灰心丧气。这又该怪谁呢？抱后腿、踩鞋跟、吐口水，这些庸俗的小市民面对前行的新事物时常用的伎俩，还在知识的领域里被教授级别的人物——正所谓乌烟瘴气鸟导师——所奉行着。这又该怪谁呢？




教宗
唯阿


4月8日下午，香港明珠台直播梵帝冈教皇保罗二世的葬礼—— Pope John Pall II\\s Funeral。屏幕里有许多身穿大红袍子的人——其中似乎也有亚裔，这应当就是常说的“红衣主教”吧，他们在做法事，一些童子在合唱；台下是世俗中人，我注意到有一个小孩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应当还有一群政客，因为我看到人堆里有阿富汗的卡尔扎伊，甚至还有一个身穿阿拉伯白袍的大胡子男人——这两个肯定是伊斯兰世界的代表……
本港台一个男子在开讲时事，他在委婉地批评某个国家没有大国风范，因为它拒绝派出特使出席教宗的葬礼……
看来，保罗二世的死亡是世界性的大事。

我听不懂英语，因此可以免去播音主持介绍的许多关于教皇的事迹占据我的大脑，她的嗓音柔和得叫我不知所措，没人喜欢进入这样的声音场。因此，我在看了一会儿之后就觉得索然。但我也因此可以从个人感性的角度谈一谈我所知道的教皇。

每一个新年——也许是圣诞，我记不清了——教皇会坐在梵帝冈城堡的某个窗户前，通过一个麦克风对广场上的人发表贺辞。他已是一个垂暮老人，脸稍稍偏向一边，头几乎都抬不起来了，总之叫人看不见其正面。头以下，是一大堆白袍子，仿佛是一个臃肿的雪人。——他发表讲话仅仅是个象征吧，
我不经意间看一眼香港台新闻片里的他，仅仅是因为他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是国际米兰足球明星维埃里转会时，他创下了转会费的新纪录5600万美元。中国的报纸转载了教皇的评价：“维埃里是个婊子，他的行为是对穷人的污辱。”但似乎教皇的粗口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反响。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那是一个昏老头的一句意义不大的昏话。

我对保罗二世的宗教不甚了解，对他个人的思想也一窍不通。但我在一霎那之间似乎明白了几乎所有宗教在原初的某个层面所具有的力量，即对穷人的关爱，对富人的制衡。我不知道现时代的人们是否还需要这样的情怀，但我还是对教皇生出了一点敬意。因为我认为需要有一点点哪怕是极其微弱的制衡，不管是声音或者力量，需要制衡是因为这世界的平衡有点微妙。
当然，我绝对不是什么穷人，而活在现时代的中国，我也不大可能有对富足的嫉妒或歧视。但我依然觉得教皇因此而可爱。

其实，近十年来，教皇关于世俗世界的批评并不多见。比如许多的世界大事，我认为他都有讲一番话的机会，但他没有，看来他差不多真是个昏老头了。人们只把他当做是个老爷子，偶有机会就阴湿地和他开个玩笑。关于维埃里的评价能传到中国可能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件事上大家都觉得有趣，又都觉得意思不大。

凌丁

更喜欢《读马骅的诗》《屈原的欢乐》《圣愚》《美女的天牛脖》，唔，还有《女海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20 1:42:07编辑过]

唯阿

前不久搞监视，遂抓过来一大堆各地的报纸。翻到专栏，连读十几篇，臊得满脸通红。在我看来，现时代中国的报纸专栏，是种最无耻的文体。首先，强大的文化掮客（报纸）给作家桌面大一块地方，就好比地下酒吧的老板给女舞者两张桌面大一块地方；接着，作家就在上面吐一堆痰类物，美其名曰：专栏文章；就好比女舞胡乱扭一通身体，美其名曰：钢管舞。所有的专栏文章都没情感，没有关于世界的真切体验，围绕一个浅薄透顶的所谓主题，寻章摘句，东剽西窃，扯成一篇叫编辑满意的文章。严格来说，就认知而言，这些文章几乎找不到一篇无害的，就像苏丹红。也没什么人看吧，但这种现象就那么奇怪地存在着。真正的写作一定要远离它们。噫！呀！至于地下钢管舞，那才叫丑陋。她们充其量是在台子上暴露亚洲女性的身材劣势。——但这些底层的妇女不像作家那样可以激怒我。
我没说别人，我在说我自己。尽管写作之前我就想写得与他们不同，但写成之后却难免难兄难弟。我为自己这些作品羞愧不已。我得告诉凌丁弟，千万别理会我的任何结论，且要对通向结论的任何逻辑通道心生狐疑，用拐棍东捅西戮，免得摔倒或陷进去。当然，我始终努力在文中设“象”，它们若能引起一点思考，我的愧疚就会减少几分或几厘……

杨昊

写的好，很有收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