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葬礼、袒白、一厢情愿</P>
< >党政死了以后,我与王静有两周没见面。周一晚上我拔通她的手机,告之因为同事过世,请了不包括周末在内的十天事假参加葬礼。话没说完,发现电话那头已经挂掉。<br>党政是星期天在公寓里自杀的。我凌晨六点左右从王静居处回到房间,不思不想睡了。下午三时醒来时,党政仍在里边床上蒙头大睡。冲罢凉,我站在阳台一边梳头一边说:“起来!一起出去吃火锅?”喊了几声也没响应。揭开毯子一看,党政早已断气。<br>竹席上满是血,水份已经风干,成了黏巴巴的黑块。两只手腕有乱刀割裂的痕迹,鼻孔被白白的鼻涕样的东西堵住。脸如白纸。像死鱼的眼睛大大地睁着。<br>法医断言死了将近十五个钟头。还说绝对是自杀,因为在死者口里、食道、以及鼻孔,发现了加起来超过四百毫升的502强力胶的凝固体,看来是一口气猛喝下去,之后自己有意鼓捣造成的效果,既然这种死法都想象得出,看来实在活得太不耐烦了。<br>次日上午我去高硐派出所录了口供。党政的父亲说儿子有过自杀经历,加上法医手里的分析报告,没作多少盘问我就被放出来了。果真详加审问起来,那天前后发生的事不花上一两天时间决计说不清道不明,弄不好说我出示伪供,指责我是“杜撰小说的料戏弄人民公仆的罪人”。王静也可能受到传讯,其结果肯定由于想象力丰富过头而被押进精神病院。<br>派出所出来,我首先进公司请了为期两周的事假,因为死者是总头头的儿子,小头头们近乎奇迹地在请假条上都签了字。回到公寓是下午四点。下午四点十分管理宿舍的周姐敲我的房门,问我要不要换房间,“有必要把这房间锁一段时间”,她说。我答说没必要,想了想又改口过几天好了,暂时还没搬去别的房间的心情。不怕?周姐问。怕什么,我说。不能理解总经理的公子就这么死了,周姐嘟囔一句,下楼去了。不理解的事情多着呢,她走后我这样说给自己听。<br>我将门反锁,靠门坐在地板上,以散漫的目光扫描房间的角角落落。现场早已清理干净,党政的尸体连同其私有附件已被其老爸的卡车托往富顺的乡下老家,打算照当地风俗搞个风风光光的葬礼。吉它不见了,嘟喱水不见了,牙膏牙具不见了,墙上的明星照片不翼而飞,书桌不见了,衣服被褥也一并消失。居然连床也被搬走,只差不把立柜也一并拖出去。可能金属制品的东西不能化为灰烬的缘故,25英寸彩电,落地扇,步步高VCD连同音箱倒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俨然搬家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br>党政的遗书是这样写的:“精神共识,虽死犹生。”颇有革命烈士的风范。我将这张折叠四开的小小纸条交给他那位大腹便便的父亲时,父亲无奈地摇了好几下摇头。而其母亲,没有跨进公寓大门之前就已晕厥过去,据说之前方圆百米都能听见她的哭声。<br>“精神共识,虽死犹生。”我念念有词,同时将目光移往阳台对面楼舍的墙壁。我说党政,你这是什么意思?莫不是与锐锐“精神共识”来着?想到这里,我再度记起那天晚上的那个梦。如此看来,芝麻女梦中向我传达的并非胡乱捏造,说不定就是事实。党政掐死了锐锐,而后自杀。自杀之前找个人和盘托出心事来着,却将关键的部分隐去。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br>我这人不是一般的笨,我想,说成先天性智商低劣也不为过。以致许许多多的事情,总要等到真相大白才茅塞顿开。追悔莫及,却又懊恼不堪。此外无路可走,有路可走也不知朝哪边走,搞不好南辕北辙越走越远。<br>党政说:“总之会见面。不过,我倒是希望百年之后。千年之后更好”——“真的。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锐锐。好吗?” <br>这是他说过的最后的话,明摆着的遗言。当初的我只是作为故事接受下来,并未将其视为承载关系加以识别,以致逆转的可能性彻底崩溃。机会来了,党政再次自杀,且如愿得偿,这是现在的事实。党政自杀的当儿,我与王静坐在她那阴风阵阵的别墅里举杯畅饮来着。当时雷雨交加,而党政就是在那个时候喝下早已备好的502强力胶,又用刮顺刀狂割自己的手腕。他想尽量平静地结束不无奇特的生命,恐怕死不了而又不得不采取极端恶劣的手腕。<br>现在看来:虽然在往后的人生旅途中,我错过了不止这一回,可每每作为目击者或当事者,却没一次真正当即领会过理解过,也没一次有效地扼制事态。我作为愚昧家族渺小的一员栖身于高度发达的太阳系第三行星。我拥有的东西一样不少地滑逝指尖,我的朋友一个不少地离去。<br>我把视线重新转回空空荡荡的房间,感觉颇有些不可思议。党政的东西搬走后,房间里几乎一无所剩,俨然挖掘一空的坟场。我几次盯视某一定点,努力回忆之前那个位置摆着什么放着什么,却一样也记不起来。夜幕沉沉降下,八点刚过我给王静挂了电话,不知所云地嘀咕了好一阵子,才知道对方根本没听。<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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