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 2348|回复: 3

乡村忆旧十五题

492 主题	0 好友	62 积分

新手上路

超级无敌无所谓

Rank: 1

发消息

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07-8-4 13:36:5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1、村庄
 

<

>2、除夕


<

>3、 奶奶


4、 卖猪崽


5、 畜类


6、 乡村摄影师


7、 瓮中女


8、 叫花女


9、 黄金时代的劳作


10、 收割玉米的季节


11、 父亲在深秋田野里的一场比赛


12、 我所参加的葬礼


13、 乡村里的死者


14、 这条河……


15、 郈城











村庄





母亲半卧在那张黄胶皮的破沙发上，疲惫得象一块大青石。沙发已经腐朽的四只木脚一截一截地矮下去，矮下去。我坐在母亲腿边的小板凳上。我们膝盖碰着膝盖。十年了，或者还多，我们好象都是这样坐着，膝盖碰着膝盖。她就这样喂我饭吃，教我写字或者讲些聪明人的故事来打发我满身乱爬的瞌睡的虫子。她希望我是个聪明人。 ??老堂屋的门虚掩着。雪亮的阳光从门板风干的裂口里插进来，在灰暗的泥地上挖了几条浅浅的光的小沟。小沟一直延伸到母亲的脚上。母亲在沙发里睡着。隔着一个小茶几，另一只沙发空着，父亲不在。他很早出门，被邻居喊去拆屋了。这对沙发是他早年的光荣。现在这“光荣”的弹簧已经崩断，乌黑的棉花撑破了胶皮。十年了，或者还多，胡子都变软变花了。 ??门吱呀着被人推开，留生娘从外面进来。我起身迎上去，叫着“婶子”。她却剧烈地笑起来，天然弯曲的头发撑破头巾。她说：“傻小子，辈分都论不清了。”我忽然记起我应该叫她“嫂子”的，嘴不知怎么变的忒笨。母亲醒了。留生娘一屁股砸进那张空沙发里，对母亲说：“大婶子，我那哑巴闺女要生了，我真担心呐，要再是个哑巴那可咋办哪？”母亲说：“真是个哑巴也得要啊。”留生娘说：“要是得要，可哑巴生的还是哑巴啊。” ??我来到大街上，遇到拆房子的父亲。父亲停下手中的铁锨，指着我，对邻居们说：“看，我儿子。”干活的人都停下活看我。我瞪了父亲一眼。他嘴唇上落满尘土，尘土被汗水浸湿，他朝我笑了。真是奇怪，我居然敢瞪他，他居然也愿意冲我谄媚似的笑了，而且笑得那么傻。邻居们都在看我，葡萄架倒了，他们也没发觉。父亲说：“干活吧，没什么好看的，小的时候经常被我揍的满地爬，有一回……”人们不再看我，都听他讲故事了。 ??我继续走。看见村子后面的山整个的透出红色，红得象一块大熔岩，烤得整个村庄都红了。过不多久，人都会烤熟的，我想。遇见一个侏儒，他叫了我一声，我才看见他。他说：“要发大水了。龙山变红，就快发大水了。”我说：“那快逃跑吧。”“没人愿意走。”他摇摇头，说着哭起来，“你们都不会淹死，我那么矮，淹死的只会是我！”我想安慰他，但他跑远了，他没命地喊着：“别拆屋了，求你们别拆了，留着好躲大水呀！”我的父亲和他的同伙没人听他的。 ??我继续走。另外两个长得和我一样高的少年伙伴走过来。他们都光着身子，头上不住地滴水。他们的阴毛还没有长出来。他们和我亲热地打招呼。我们一块坐在十年前的沙丘上。他们依然在上面打滚，身上沾满泥沙。我说：“刚洗干净，怎么又弄脏了？”一个说：“要发大水了，早晚得再洗。”我问：“你们不怕吗？”另一个说：“只有矮子才怕呐！”“发了大水，该能逮多少鱼吃啊？”“还有王八。”“还有老鳖。”“老鳖就是王八。”“老鳖不是王八！”“就是！”“就不是！”两个人争执起来。 ??我看见村后的山更红了，红得象猪血。 ??母亲站在穿衣镜前，镜子里的母亲在发呆。我走过去，但镜子里没有我。母亲说：“我看着像是生病了。”我说：“您就是累了些。”她笑了，但镜子里的她却没有笑。这时父亲回来，还没来得及坐下，又走了，还留下一句话：“拆房拆出好几条蛇来，怕是真要发大水了。” ??母亲重又半卧在破旧的沙发里，我还是坐在板凳上，我们膝盖碰着膝盖。母亲说：“留生娘的哑巴闺女生了。”我说：“不是要发大水了吗？”母亲说：“发大水也得生孩子啊！”刚才还是雪亮的阳光此刻变成金黄色，那些光的小沟开始向我的脚上延伸。










除夕





除夕之夜，我在半空里看到我家的老屋。虽然是土坯结构，但它在黑沉沉的夜晚却通体透明，放射出亮黄的色调。而我们一家人在这亮黄的老屋里，又一次团聚，围拢在快要熄灭的铁炉子旁边。我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母亲和父亲都将手插进袖口里，胳膊肘撑在膝盖上，低着头等待。守岁的钟声早已经响过，我看见妹妹已经哈欠连连，歪倒在奶奶的双腿间，而奶奶搂着我那已经熟睡的妹妹，嘴里哼着没有词句的歌子，她的眼皮也沉重的难以抬起了。我正拿着火钩子一下一下敲打着炉条，炉腔里不时有几粒细碎的火炭掉下来，发着红红的光，但很快就黯淡成黑色；而整个炉腔却被炉条上面的炉火照亮了，随之而来的是炉膛里的火重新欢实起来，以至于有呜呜的火的鸣叫窜到铁的烟筒子里去；而衔接炉子的那一段铁筒子则被烧得通红。我将一个大白馍放在上面，不一会就烤焦了，伴着糊了的面粉香，生出几缕烟气。 ??蜡烛的火苗在八仙桌子的一角上跳跃。桌子正中央香炉里的三支香快要燃尽。一盘皱了皮的苹果，一盘硬帮帮的腊肉，一盘用油炸得异常结实的鱼，还有一碗早已经冷了的水饺摆在桌子上。那盛水饺的碗上斜搭着一双崭新的筷子。筷子主人所在的位置是一个像框。像框里是一个形容瘦削的老头儿的画像，他的眼睛不知道看向哪里。他是个斜眼，这一点，细心的画师注意到了，并且忠实地描摹下来。父亲站起身，重新续上三支香，再摆三棵点燃的香烟，三杯新续的茶水，三盅新温的白酒，并且将那白酒也点燃，三个酒盅里于是升腾起三个蓝色的小火苗。我好象是从半空中降落，从虚掩的木门逢里向屋里窥探。我看见画像里那老头儿的眼神，仿佛是直直地向我射来。我打了一个寒战，却通体温暖。刚才在夜空中漂浮的寒冷顿时减去大半。我再看看我自己，已经按照奶奶的教导，规规矩矩地跪在八仙桌子前面，给画像磕头。我看见我强忍住困倦重新坐到炉子边上去，我知道在过两个钟点就可以跟着父亲拜年去了。 ??我们家的老屋发着温暖的橘黄色的光，而庭院里那些树木都还是老样子。我还想起以前自己试图在老槐树的枝杈间给自己做一个小窝，每当惹父亲生气时，可以躲到那里去。我决定给他们开一个玩笑，轻轻地叩动木门上的铁环，然后又轻轻一跃，跃到那院子中央的老槐树上去。我在光秃秃的枝杈上蹲伏，不怕被父母发现。 ??只听见父亲说：“有人来拜年了，快去开门。”母亲站起身，去开那木门。










奶奶





困难时期的家庭生活，无非是围绕着吃展开。
以前家里没什么吃的。一茶碗棉油炒菜要用一个月，一小碗猪油——我们那里叫腥油，要吃一个冬天。说起猪油，我小时也吃过不少，白白的，凝结在小油罐里，炒菜的时候用勺子挖一点放油锅里，味道特别冲；冬天，用猪油冲开水泡煎饼吃，很香；直接把白白的猪油抹到煎饼上，嘎巴嘎巴地吃，也很香；又或者把粗盐用猪油炒了，泡粗盐水喝，也是很香的。在没什么可吃的年代，人们总会变着法儿弄出许多“美味”来。
我奶奶怕腥，从不吃猪油，自己用棉油开小灶。冬天很冷，奶奶要等到太阳晒满院子的时候才起床，而爸爸妈妈早就起来弄饭吃了。奶奶半卧在外屋的床上，看着爸爸妈妈吃完，才下了床，棉袄半披着，也不系扣子，自己开始在小炉子上做饭。因为有气管炎，妈妈怕她害冻，忍不住提醒她系上棉袄扣子，她却听不进，还说敞着棉袄坐炉子跟前，胸口才暖和。她自己做饭炒菜，倒不怎么吝啬用油。菜熟了，也不起锅，直接拿筷子在里面叨着吃。吃完了，锅里还剩下一些油，再添点水，打个汤，喝下去。
等妈妈怀了我之后，奶奶才准许妈妈也吃一点棉油，因为孕妇吃猪油很容易拉肚子。结果一茶碗棉油不到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就发脾气，妈妈只好还是回来吃猪油。夏天，奶奶用粮食换了一个西瓜，偷偷在自己房里吃。小姑回来之后，要给孕期的妈妈送去几块。奶奶大声说：“还是你自己吃吧，别给你嫂子那屋里送了，你嫂子吃西瓜会拉肚子的。”
家里有只老母鸡，每天下一只蛋。奶奶总是候在鸡窝旁边，一俟母鸡下完蛋，立刻把鸡蛋拿走，为防止被家里人看见，还把拿鸡蛋的手藏在长襟褂子里面，好像地下党揣着手枪吓唬人似的。攒上四五天，就是四五个鸡蛋，也正好到村里开集的时间，奶奶就用手绢包了鸡蛋，赶集去卖。家里谁想吃一个都不成。那时的鸡蛋，是乡村里的硬通货。
爸爸有朋友来，妈妈忙着烙油饼。奶奶走到灶边，抓起一张来就啃。烙饼是死面，妈妈担心奶奶吃太多不消化，但又不能说不让她吃。只好看她能吃多少。终于，没吃几口就吃不下了，转手将剩下的油饼递给妈妈：“你吃吧。”妈妈接过饼，又好气又好笑，趁她没注意，悄悄放回筐子里。
 奶奶的床头上，常年放着很多中药丸子，都用蜡盒封着。按说中药丸子这东西，人没病，谁也不会吃那玩意；可有一次我看奶奶把一粒药丸放在嘴里，嚼得很香，于是也想吃。她就给了我一个，黑黑的，比乒乓球小一点，塞进嘴里一嚼，果然甜丝丝的，还有香味，于是大嚼特嚼。药丸子变成她哄孩子的小点心。也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好吃，有一次我把整整一盒子药偷出来，给街上的小伙伴们分了。
奶奶的气管炎很厉害，每天都吐很多痰。妈妈给她准备了一个原先盛罐头的小玻璃瓶，好让她晚上吐痰在里面。但冬天冷，她总是懒得拿床下的罐头瓶，习惯将口里的痰吐出，然后捏在手指上，“啪”的一下甩到靠床的墙壁上。日久天长，墙上满是风干的痰迹，光线暗下来的时候，满墙的痰迹都会亮晶晶的，发出银色的磷光。妈妈一为这个埋怨奶奶，奶奶就笑笑说：“我这是给你们安电棍（就是最早的日光灯）呢！”
奶奶只有一只脚是小脚。我对她那只脚很好奇，只有大拇趾是伸展着的，其它的四个脚趾都弯曲着，紧紧贴着脚心。小时候我不知道女人缠脚的事，经常为此纳闷，以为所有女人变老以后，脚都会自动卷曲起来，变成小脚。我姥姥两只脚都是小脚，于是就问奶奶那只脚什么时候也变小，她就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挨骂，还是纳闷，然后又多了一份担心，我担心的是我妈妈有一天老了，脚也会变成那种奇怪的样子。奶奶的脚很臭，但她自己却很爱闻，喜欢先用手摸自己的脚，然后把手放到鼻子上去闻去。我很小就跟奶奶睡，不免也要闻她的脚臭。



除了脚臭，奶奶的臭脾气也是远近闻名，没人敢来招惹她。奶奶很会骂人，一大家人打起架来，她那一张嘴可以当万人敌。我爷爷的四叔那一支人口最多，势力最大，常常把一大家的旁支整得很惨。我们这一支虽然人单力薄，爷爷又是出了名的好性子，可是因为有奶奶在，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我爷爷二叔家的一个兄弟，选了一块好地方做宅基地，要给儿子盖房娶媳妇，地基都打好了，结果这块地也被四叔家的人看上。他们弄了许多树苗，趁夜里栽在那块宅基地上，算是霸占了。爷爷二叔家那个兄弟不敢跟他们争，可也不甘心就白白让给他们，于是把那块地转给我爷爷。这一招儿很灵，他们都知道我奶奶的厉害，一夜之间，把栽的树苗全拔光了。我爷爷于是在那个打好的地基上起了五间大屋。重新在房前屋后种了许多树：杨树、椿树、槐树、榆树、梧桐树，满满一院子树荫。 
 再后来，四叔那边有个儿子也要盖房子，见我家树多，就给我爷爷提了借木料的事儿。我爷爷满口答应，支援他们两棵树。碰巧我二姑家也盖新房，也缺少木料，我奶奶就让人杀了两棵树送去。杀树的人里正好有四叔那边最小的儿子老六。老六边杀树边对我奶奶说：“二嫂，二哥也答应给我三哥两棵树盖房子，那两棵树什么时候杀啊？”我奶奶不动声色地反问了一句：“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事。”老六一听这话，不敢再吱声。
等盖房子的老三再见到我爷爷时，就说：“二哥，以后说不定的事别乱许人。”我爷爷问怎么回事，他就把老六的话转给他听。爷爷很生气，跑回家就骂起我奶奶来。我爷爷说：“‘不睦也劝人盖屋’，给他两棵树怎么啦？”我奶奶说：“他那一窝子没有好东西，给谁也不能给他们！” 两个人你来我往吵了一整天，没有结果。只不过老三最终也不敢来杀树。
奶奶骂人虽然很厉害，但也有心存忌惮的人，比如她就从来没有当面骂过我妈妈。妈妈的温良恭顺和做事周全使她没有机会，也不好意思，只是心里还是疙疙瘩瘩的。有一次，爸爸请来一个木匠打家具。那个木匠恰好是我妈妈庄上的，奶奶就对那木匠说我妈妈的一些闲话。她说：“你别看她很老实的样子，其实谁要得罪她，她也是个很眍（KOU，阳声，方言，泼辣、厉害、狠的意思）的人。”



我爷爷我奶奶脾气不合，斗争了一辈子。
当时一大家人过日子。爷爷的父亲是大家长，爷爷的父亲有兄弟四五个，这些兄弟也孩子一大堆。爷爷跟他的叔叔们出去做小买卖，卖个酱油醋什么的，回来钱都要上缴，一分私钱也不敢往家里带，而他的叔叔们却常拿钱给自己的孩子买吃买喝。这让奶奶很恼火，等我爷爷得了绝症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奶奶就对她的孩子们说：“老头子要死了，你们谁也不能哭，谁要是哭，我就用麻线把你们眼睛和嘴全缝上！”
照顾爷爷吃喝拉撒的事只有落在我妈妈身上。我奶奶一个人睡在堂屋里，我爷爷则躺在一间很小的西屋。奶奶好几天都不去西屋一趟。我们都在西屋里陪爷爷吃饭，说话，她则在堂屋里自己做，自己吃。偶尔也到西屋来，不过是躲在门口，只露出半个脑袋，往屋里瞧。一看见躺在床上的爷爷，就骂起来：“哎哟，这个老头子可恶心死我了，这么臭，可熏死我了！”说完就不见了。
 等我的姑姑们都来看我爷爷的时候，都说我奶奶的不是。我奶奶就说她闻不了爷爷身上的味，太熏人。我的姑姑们就不高兴。她还不依不饶，又翻起些陈年旧帐，说一辈子没得他好之类的，最后又对她们说：“老头子要死了，你们谁也不能哭，谁要是哭，我就用麻线把你们眼睛嘴全缝上！”
 爷爷死的时候是冬天。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围在床头。爷爷突然睁开眼睛，四处打量人，嘴里已经说不出话。我妈猜他是想见我奶奶。可我奶奶已经搂着我妹妹在另一间屋子里睡了。我妈于是去叫她起来。奶奶却一点也不愿意起，说一起来，被窝里进风，会冻着我妹妹。爷爷于是很不甘心地闭上眼睛。爷爷的死，奶奶没有掉一颗眼泪。
 我那时也小，不知道爷爷已死，还以为爷爷又出门做小买卖去了。想爷爷的时候，就问奶奶：“天一霎黑一霎黑的，怎么我爷爷还不回来啊。”奶奶说：“你爷爷下东北了。”我问：“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奶奶说：“哼，那个老头子，挣了大钱，不回来了！”
我妈妈说，奶奶从小是孤儿，带着弟弟四处要饭长大，世界上根本没有值得她悲伤的事情。







卖猪崽





父亲母亲刚结婚的时候，生活很艰难。为了维持生计，总要想点赚钱的办法。


当时的农村，人们能想到的不外乎猪下崽，鸡下蛋之类。父亲母亲也决定养一头猪。当时刚刚包产到户，粮食虽然不是特别丰裕，但东拼西凑，养头猪还是不成问题。


他们花了些钱，买了一头半大小猪，精心喂养，猪长的很快，没几个月，就长成一个又肥又壮的大母猪。他们又找到一个专门喂养种猪的人，花一些钱，给猪配种，一窝小猪崽，很快就生了下来，总共有十四五个。刚生下来的小猪，个个黑油油，肉嘟嘟的，很惹人喜爱。


它们的个头天天见大，猪圈里盛不下，父亲母亲就将半个院子用矮墙围起来，当作它们的新家。等他们长到10斤20斤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运到集市上去卖了。母亲喂的那些小猪崽，都很争气，在生长上一点也不懒惰，很快就长成又肥又大的半大猪崽了。当时整个农村都在大兴养猪致富的事业，所以，猪崽的销路很畅通。邻居家养的小猪都不如我们家的生长得快。


第一窝小猪很顺利卖完了，父亲母亲尝到养猪卖猪的甜头，很快便决定再养一窝。他们将猪圈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准备迎接新一窝小猪。但是这一窝小猪从一开始准备就显得很不顺利。给母猪配种的时候，换了好几头种猪，折腾了近一个月，母猪才怀上。怀孕期间，母猪忽然有一个时期不吃不喝，象是生了病。母亲请兽医来给它打了一针，才勉强开始吃东西。终于要生产了，却只生了10个小猪，其中还有一个怪物，全身无毛，白白的，鼻子很长，象一只小象，生下来就死了。父亲接生完那些小猪，将死去的“小象”扔在了猪圈顶上。母亲说应该将它埋了，但父亲实在不愿再看见那个怪物。幸运的是，这窝小猪的长势却不比第一窝差，而且因为个数少，喂养起来还减轻一些负担，个个长得比第一窝小猪还壮实，还肉头，更加惹人喜爱了。


又到了卖猪的日子。父亲挑选了几头比较大的，装在地排车里，拉着车，步行到15公里以外的梁村集市上去。父亲走的很早，到达时集市刚刚开始。那里已经有几个卖猪的车子了。父亲拉着自己的猪崽，打眼瞅了一圈，心里有了底：他们的猪崽看上去都不如我们家的猪崽个头大，肉头。许多买猪的都在父亲的车前转悠，询问，都对我们家的猪崽感兴趣，却又都不肯立马购买。


快到中午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卖出去一头猪，再看看别人，都卖的差不多了。父亲心里暗暗着急。集市快要散的时候，来了一个人。那人围着我家的车子转了一圈，连声夸赞一通之后，忽然问父亲：“这猪崽怎么不大活动呢？”这一问提醒了父亲。果然，都快一天了，猪崽们一直趴在车子上，来买猪的人打它们几下，也不见有什么反应，都懒洋洋的；而别人的猪，都很活跃，人踢上一脚，就满地跑，并且“吱吱”叫得欢。父亲摸了摸自己的猪崽，说：“也许是太阳晒的吧，都困了。猪都是这样的。”那人只是笑了笑，走开了。


直到日头西沉，集市散去，父亲也没有卖出一头猪崽。他拉起地排车，怏怏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村子，他停下来在路边休息，遇见一个熟人。那人听父亲说完这天的遭遇，也很不解。这时，车里一头小猪突然站起来，吱吱叫着，不知道要干什么。那人催促父亲快将那头猪从车里放出来。那只猪崽在地上走来走去，突然撒了一泡尿。父亲看到猪尿竟然是红的，大吃一惊。那人催父亲赶快回家，找兽医给小猪医治。


兽医检查了半天，说：“猪瘟。”实际上他也不能确定，只好每头猪都打一针，每天都来打。打上一针，猪崽就看着好了些，吃的东西也比平时多，尿也不再发红，还能跑来跑去的。但是，没几天就死了一头。母亲很是心疼，在一边掉眼泪，父亲更是焦躁，弄来一些石灰粉，撒在猪圈和院子里，希望能杀灭猪瘟。兽医每天都来，每天都打针。只这笔开销，家里就承受不起了。


展眼又是一个集市，父亲死活也不肯去卖猪了。他不忍看着猪一个个的死，但更不忍看着猪一个个没人要。母亲再也坐不住了，说什么她也要将这些猪崽卖掉。她约了我本家的一个叔叔，和她一块去25公里外的杨店集去卖猪。


那天天还没亮时，母亲就给那些小猪喂饱食，又请来兽医，每头各打上一针。让那叔叔拉着车，她在后面跟着。到了集市上，母亲的遭遇和父亲上次卖猪的遭遇一样。但是母亲坚信能够将猪全部卖出去。


集市快要散时，来了一个人。那人也是围着车子转圈，觉得这猪很好。


“你的猪崽很不赖呀。”他跟我母亲说。


“那当然，”母亲说，“你看这个儿头。”


那人点点头，沉吟半晌，问：“你今天卖了几头了？”


母亲赶忙说：“卖了好几头了，就剩这些了。”


“怎么剩这么多？”


“我拉来的多。”


那人“嗯”了一声，又沉吟了一会儿，说：“你的猪怎么都不动呢？”


母亲笑了，摸了摸自己的猪崽，说：“一天没吃东西，都饿了。”


那人也点着头笑，象是很理解。他摸着下巴，又问了一句：“你这猪没病吧？”


“没病。”母亲回答的很迅速，几乎是喊了起来，脸色也很不好看了。


那人大吃一惊，感到自己说错话，连忙道一声歉，说：“我是真想买你的猪，可我不放心哪；再说我也不是买一头两头的事儿，万一都赔进去，我就惨了。”


母亲想了想，说：“你买我的猪，绝对可以放心。我向你打包票。”


那人笑了：“你打包票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不还是找不到人。”


母亲说：“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那人说：“这样吧，你要能找个打包票的人，这猪我就敢买。”


母亲这下犯了难，在杨店集很难找到一个认识的人，即使找到，谁又肯给打这种包票呢？她只好说：“我找不到人。”


那人摇摇头，看着车里那些猪崽，恋恋不舍地要走。


这时，旁边一个人突然说话了：“嗨，别忙走啊。”


那人转身，看是谁。母亲也看他，发现并不认识。


他对买猪的人说：“你认识我吗？”


买猪的人说：“不认识。”


他说：“难道一点印象也没有？”


买猪的人仔细端详他一会儿，又说：“好象在哪里见过。”


他哈哈大笑了：“还好象在哪里见过呢，就是在这里见过！”他又回头看着我母亲，朗声说道：“我就在这个集市上，那边开茶馆的就是。街上人不认识我的人还真叫少。”


母亲赶忙陪笑，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买猪的人倒是忽然醒过神来似的，一拍脑门，连说：“怪不得，怪不得。”


那人说：“你是经常来赶集的人，所以我对你有印象；她一看就是很少来赶集的，又不是买卖人，所以不认得我。”他低头打量了一会儿车里的小猪崽，点点头，又问买猪的人：“你要买猪？”


“是啊。”


“那为什么不买她的呢？”


“心里不大有底。”


“你刚才说什么来？”


“只要有人敢打包票，我就敢买。”


“好，今天我来打这个包票，如何？”他的眼睛先扫向买猪的人，又扫向我的母亲。


“那敢情好。”买猪的人笑呵呵地说。


母亲却没有说话。


“你不愿意吗？”要打包票的人问我母亲。


“愿意是愿意，可是……”母亲说。


“怎么？难道你的猪真有问题？”


“没有，没有，”母亲赶忙摆手，“绝对没有。”


“这不就完了么？”


买猪的人于是从车里挑选了5只小猪崽。为了保险起见，他只付了定金30块钱。如果两个集市的日期过去之后猪崽没有什么问题，他会再来这个集市，等我母亲，将剩下的钱补交了。母亲接过那30块钱，吩咐我的叔叔，拉着剩下的猪崽就要走。但买猪的人却拉住车子，“话还没说完呢。万一这些猪出了问题，我那30块钱怎么办？”他说。


“对啊，你得留下地址，好去找你。”打包票的人也说。


打包票的人从自己上衣兜里掏出一管钢笔，又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母亲。母亲没有接，回头对我那本家的叔叔说：“兄弟，你写。”


我那叔叔接过纸笔，想了想，还是将它们交给母亲：“嫂子，还是你写吧。”


“行，”母亲暗暗吸了一口气，接过纸笔，在纸上写下地址和人名，交给买猪的人。


接过那30块钱，母亲和叔叔拉着剩下的猪崽，慢慢往家走。过了很大一会儿，我那叔叔说：“嫂子，你胆子真大；要是我，可不敢这么干。”


母亲说：“我写的时候，心也是跳到嗓子眼了。”


母亲一路上都没再说话；一回到家，就对父亲说，她做了一件一辈子良心都不安的事。父亲问怎么了？


她说，她在那张纸条上写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名字。










畜类





前几日父亲从老家回来，说：“何畜类快要死了。”我就很吃惊，觉得不太可能。可是父亲说他瘫痪了，动不了了。他是我爸爸远房的叔叔，人们之所以都叫他“畜类”，是因为他这一辈子做了太多猪狗不如的事情。


“坏人活百岁”，他怎么可能这样就死呢？


他的所有子女都不在身边，收到他快死的消息后，传回的话也很一致：人不死，他们就不回；还有一句让邻居们放心的话：绝不会让他臭在家里不管。


他有“五男二女”，乡下人认为这是天下最有福人的一个标志，可他却不屑于这种福分，将这七个孩子依次打出家门。余生也晚，当我记事的时候，他的五男二女已经被他驱逐的只剩下两个了——他最小的两个儿子：四国和小五。


小五和我一样大，但我都和四国一起上学了，他还整天光着屁股在街上跑。那时候七八岁的孩子不上学，光着腚满街跑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还记得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小五领着一群光腚猴子在教室门口乱瞧的情景。


有天他在池塘边上放羊，不小心被羊抵下池塘，淹死了。何畜类得知这个消息后赶来，一脚就把那只羊踹到池塘里去，然后捞起光腚猴子小五，晾在池塘边上，又回家抬了一个破了底的小瓮出来，把小五光着屁股的尸体装在瓮里，拉到北河滩埋了。小瓮太小，根本装不下小五的身体，许多人都看见小五的两只小腿在瓮口搭拉着，像两根鼓槌，敲打着残破的小瓮。


在他这么多孩子中，可能只有四国对他最忠心，怎么揍都揍不跑，即使腿被打瘸了，脸给打肿了，眼珠子被打斜了，几天不给饭吃，冬天不给棉衣穿，下雪被罚站在雪地里，四国都赖在家里不走。


四国比我大两岁，算是跟我年龄最相仿，虽然差着辈，也是很好的伙伴。上学放学，都形影不离。有一年冬天，天还没亮，我们顶着呼啸的寒风，踩着黑洞洞的小路去上学。四国表现的很兴奋，他告诉我他爹昨天晚上被戴大盖帽的人抓走的消息。让他感到兴奋的倒不是他爹被抓，而是他看到了那些人别在腰里的枪盒子。


他是因为打老婆太厉害太狠才被抓的。他老婆我虽然只见过一两次，但印象很深，是一个极端温顺的女人，瘦小，白皙，一双眼睛乌黑透亮，虽然有神，传递出来的却只是恐惧和无助。我去她屋里玩，虽然她极力想表现出一种长辈式的疼爱，却不知道该如何表现。她总是袖着手，蜷坐在他们家黑洞洞的小屋里，不敢到外面去，甚至连看一眼外面的勇气都没有。


她是个小脚女人，有着所有乡下小脚女人一样的打扮：头发往后梳成一个髻，穿着一身斜襟的青色长褂，不论是坐着或者站着，都无法表现出一种安详。按辈分我叫她奶奶，同时也觉得她确实是个奶奶级的人了。事实上，她那时相当年轻，不会超过35岁。


她的丈夫把她打回娘家，再也不敢回来，就在娘家住下，一直住到死。她的丈夫在监狱里只呆了两年就回来了，生活照样继续。


何畜类这个家族算是我们本家中最庞大的一支。因为他们家人口庞大，关系复杂，所以兄弟之间经常会发动一些彼此合纵连横的战争。每次打仗都极有气势，各人领着自己众多的子女沿街站好，开始彼此或言语或肢体的攻击。每场大战都能从早晨持续到掌灯。那时的农村夜里没有照明，都喜欢在户外活动，所以，“兄弟夜战”常常是夜间户外活动的保留观赏节目。


然而随着何畜类家庭内部的非战术减员，这样的大战于他来说是越来越力不能支。到最后他身边只剩下一个四国的时候，干脆就闭门不出，玩起空城计。


那一次，他的三弟携着自己如狼似虎的三个儿子，还嫌阵势不够大，又借了他大哥的两个儿子一起来挑战何畜类。从中午一直骂到晚上，而何畜类却坚壁不出。直到后半夜，他们都声嘶力竭，筋疲力尽了，畜类才命儿子四国一个人出门迎战。四国一个人瘦小的身躯孤零零地从门缝里挤进来，舌战群雄，声音颇为洪亮，一时竟不落下风，及至后来终于开始肢体冲突，四国才被他那五个叔伯兄弟打个半死了事。


四国最终也是逃了，像他的哥哥姐姐们一样。他们在外地的生活状况，自然要比家里好许多，起码再没有无来由的皮肉之苦。倒是何畜类此后的鳏居生活颇值得研究。


他似乎有点经济头脑，一个人经营着家庭众多人口的口粮田，生活稍有富裕。先后盖了两出大院落，还霸占着另外三出宅基地，名义上都是为逃跑在外地的儿子们留的。他在那些宅基地上开辟菜园，种植葡萄，还搞水产养殖，俨然一个勤勤恳恳努力奔小康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他似乎没有什么朋友，至少没有永久的朋友。偶尔你会发现他在谁家喝酒，但那些人都不愿意承认是他的朋友。


在他建好的那所最完整的宅院里，沉重的木制大门从来都是关着的，他进出都走一个小门。小门是在屋子山墙上打出来的一个狭窄得不能再狭窄的门洞。大门因为十几年未曾有人出入，渐渐腐朽了，还有老鼠啃啮的洞，以及雨水浸泡出来的网孔；多年堆积起来的泥尘把那门的底部彻底掩埋了。如果不是能从墙外看到他满院子绿油油的葡萄架，人们还以为这座宅子里，早已没有活人居住。


他的大片的庄稼地永远是最后一个收割。每到秋天，别人家已经收割完毕，深耕完毕，播种完毕，他家的玉米还兀自在旷野里站着，在秋雨秋霜的打击下，枝叶灰白颓败，在秋风中瑟瑟缩缩，像一群无人认领，无家可归的弃儿。


每当本家人提起他时，都无一不是极为厌恶地皱着眉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却一直想找个机会，与这个“畜类”做一次亲密的接触，就好像小时候去他家玩时那样。


我还依稀记得小时候去他家的零星经历，那时也并没有亲眼见过他的残暴。四国也只是用身体上的伤疤来展示，而从来没有用语言描述过他的父亲。这就已经足够骇人听闻的了，但并不妨碍我去他家找四国玩的频率。我的印象是，虽然他很粗鲁，强硬，不讲理，但对我实在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


如今有时做梦，还常常会梦到他的菜园子，他的葡萄架。在我的印象里，他只不过是一个观念上的残暴者的影子。对于闯入他的菜园这件事情，不论是在梦里还是在生活中，于我并没有太大的恐惧。


现在他要死了。虽然做了一辈子的畜生，但邻居们似乎并不愿意看着他再像一头畜生那样死去。善良者的观念是：他出生时是人，死的时候也应该像个人。所以，当我在百里之外得到这个消息，还是有一点点莫名的感伤。




乡村摄影师





摄影师是我们村第一个买照相机的年轻人，第一个摄影“个体户”，最早富起来的人。
他骑着自行车，走村串巷，赶大集跑码头，上矿山进学校，干得风风火火。人们总是喜欢让他拍照，却又总是说他手艺不好。胖了说被拍瘦了，高人说被拍矮了，俊人说被拍丑了。说归说，生意却是好的不得了。
当时拍照流行挂布景。就是在一块像电影幕布那么大的白布上，画满亭台楼谢，青山秀水，绿柳红花什么的风景。到一个村子，先把布景挂起来，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放电影的呢。我父亲就曾经给他画过布景。父亲多才多艺是全村有名的，不但给摄影师画布景，谁家新打了家具，还请他去油漆家具，并在家具上作画，无非是一些松鹤延年，高山流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幼儿园女教师也常跑到我家去，缠着父亲给她们画一些小鸭子，小兔子什么的。记得当时我们家也是高朋满座，夜夜笙歌。其实笙歌是没有的，有的是二胡声和口琴声，当然是我父亲的二胡和口琴。如今，口琴是找不到了，二胡大概也被母亲当作了烧柴，只有那20年没换的旧家具还在，上面还有父亲的高山流水，松鹤延年，沾满灰尘的墙上还挂着父亲的陈年笔墨。
还是回来说摄影师。
小学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曾让他拍过一个合影，但几天过去，迟迟不见照片。我们便决定去他家索要照片。我预先知道了他有个哥哥在外地被人打死的消息，猜测他家正忙着办丧事，一定是无暇冲洗照片。但几个朋友不管这些事情，认为交了钱就该按时拿到照片。结伴去他家，走到半道就听到了哭声；勉强往前走，到了门前，看到那些白纸白花，哭天抢地的场面，便再也没有勇气往前走了。我们只好像逃跑一样溜走。
小学毕业的时候，拍毕业合影。拿到毕业像之后人人都很喜欢，个个爱不释手，重要的并不是相片照得有多好，关键是我们终于也有自己的毕业照了，不用再羡慕那些高年级的同学。班主任是个酒鬼，晚自习的时候，又跌跌撞撞跑到教室里，命令大家将毕业照统统烧掉，或者撕成碎片。有些人害怕他那酒后的样子，只好撕掉，或者烧掉还没有看够的毕业照。他说这不要紧，大家还可以重新再拍一次；他说已经跟摄影师说好了，因为这次拍得很模糊，重新拍一次效果才好。“我还没给那小子钱呢，大家尽管撕，烧！”于是又有一些同学撕掉了照片。从那时开始，我们热切地盼望能再拍一次毕业合影，但直到离校的那一天，班主任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我的毕业合影并没有在那一天撕掉，而是离校之后，因为厌恶这个说话当放屁的班主任，耻于与这个酒鬼为伍，才愤怒地撕掉了照片。现在，我当然已经后悔了，因为我再也找不到自己那时的影子。
摄影师大概有4个哥哥，两个妹妹。他是老五，我们都称他马五。他的小妹妹就是我曾经的大班长。大班长陪我们读到五年级之后，考上初中，到初二时就退学了。又过了几年，嫁给了我们村牙医的儿子。牙医的儿子，上学比我还矮两级。
他的四个哥哥，相继在壮年死去。大哥养蜂，在外地放蜂的时候被人打死。二哥押车，路遇大雾，翻车摔死。三哥娶了一个恶妇，不堪忍受，跳井淹死。四哥会些拳脚功夫，与人斗殴，被人捅死。5个儿子接连丧失4个，老父亲心神俱伤，但总算还有个老五在，只是拍拍照片，又不干危险活，又不惹是生非，还算有个依靠。
马五有点小钱，先给自己建了5间大房子，娶了新媳妇，生了胖小子。
几年过去，照相的生意渐渐不怎么好做了。那时村里最赚钱的职业是倒运河沙。更多的年轻人买三轮车，拖拉机下河，赚了很多钱。摄影师马五一狠心，卖掉摄影器材，也买了一辆拖拉机。刚学会开车就下河去了。
结局是这样的。那一天他特意让人多装了一些黄沙，从河床底部往河堤上猛开，开到那段陡坡一半的时候，迎面下来一辆大卡。这本来没有什么，各走一边就可以了，但他不知怎么回事，硬是一拉方向盘，车头拼命往路边的沙堆上撞去。车头像疯了一样开向沙堆，整个拖拉机突然直立了起来，然后人们看到车头开始坠落，拖拉机拦腰折断，车头狠狠地跌在盛满沙子的车厢里。在另外一个沙堆上，他5岁的儿子看见了这一幕，异常兴奋，对那些忙碌的人们说：“快看我爹！他又在玩杂技！”





瓮中女





 冬天天冷，要穿很多衣服，所以人都显得胖。老张家的闺女本来很瘦，到了冬天，突然胖得厉害。开始老张婶还以为是闺女怕冷，棉袄穿得多，后来闺女说自己肚子胖得太快，很不舒服，要老张婶带她去看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给闺女按了按脉，问老张婶：“这是你闺女，还是你儿媳妇啊？”老张婶说：“是俺闺女。”赤脚医生就让闺女到屋子外头去等，对老张婶说：“你闺女有喜啦。”


 中午老张婶的儿媳妇从地里回来，只见老张婶一个人在屋里，就问小姑子哪里去了。老张婶说她打发闺女走姥姥家去了。儿媳妇也没在意，过了十天半月，也不见小姑子回来，就对老张婶说：“小姑子在姥姥家还真住下了，也不知道姥姥家粮食够不够吃的，要不要送袋棒子面过去。”老张婶赶忙说：“不用，不用，你姥姥家粮食够吃。”儿媳妇又说：“也不知道姥姥家有什么好吃的，惹的小姑子到现在也不回家，该不是把自己家给忘了吧。”老张婶说：“是我让她在那里多住些日子的。”儿媳妇说：“哟，也不知道您是心疼咱家的粮食不够吃，还是心疼您那闺女，让她多在亲戚家住几天，好少干点活，少挣点工分！”老张婶说：“都不是，就是你姥姥想她外甥女了。”儿媳妇说：“都是一个姥姥，咋就不想她外甥小子跟外甥媳妇呢？”


 又过了一个多月，还是不见小姑子回来，儿媳妇又问，说地里的活干不过来，得让小姑子快回来当帮手。老张婶也不理会她。儿媳妇说小姑子再不回来，她就去姥姥家叫去。老张婶赶忙说地里活多，真是挣工分的时候，还是她去叫吧。过了一天，老张婶从娘家回来了，小姑子没跟着回来。儿媳妇问怎么回事？老张婶说姥姥家里事多，已经离不开外甥女了。儿媳妇说，可真担心姥姥家的粮食，一入冬就觉得小姑子饭量惊人，肚子胖得厉害，到了姥姥家，还不知道有多能吃呢，可千万别把姥姥家的粮仓吃空了，咱家可赔不起。老张婶很生气，说就是吃空了，也不用你赔。


 从此儿媳妇就不管小姑子的事了。不过她觉得婆婆老张婶的行为越来越可疑，没事就老往西厢房里跑。西厢房是盛粮食的地方，屋里有好几个盛粮食的大瓮。因为生产队里收成不好，家里也分不到多少粮食，所以瓮里的粮食都盛不满，一敲都是咚咚空响。小姑子不在家倒是有一件好处，就是粮食省下了，本来还担心不太够，这下还有了点节余。想到这里刚想欣喜一下，儿媳妇又疑窦顿生：老婆子每日都去西厢房好几次，莫不是想偷粮食换香油果子吃？儿媳妇故意观察了几次，结果发现老张婶总是往西厢房里拿东西，出来时却是空着手，没有偷粮食的迹象。但她还是不放心，趁老婆子不在，进去检查了几次，发现瓮里的粮食也一点没少。


 心是放下了，可儿媳妇以后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不安稳。白天会莫明其妙的心惊，就好像有人在心口突然捏了自己心脏一下子那样；这可把她吓坏了，以为得了什么了不得的病，整天心事重重的，也不敢给丈夫和婆婆说。晚上呢，就失眠，睡不好觉，听觉异常灵敏，老是听见西厢房里有人把瓮敲得当当响，一开始还以为是闹老鼠，后来觉得老鼠没这么大动静。有天晚上实在控制不住，决定去西厢房看一看。举着蜡烛，一打开西厢房的门，就看见一个人影弯曲着，没有脑袋，屁股对着她，撅得老高，把她吓得是魂飞魄散，赶忙跑回屋去。她第一个念头就是“有鬼！”并且把这两个字喊了出来，结果被在床上睡得正香的丈夫啪啪甩了两耳光。


 回头再看，老婆子从西厢房里颤颤悠悠地走出来，在院子里高声说：“没事没事，是我是我。”儿媳妇几乎是哭着问了一句：“三更半夜的，您跑那屋去干啥？”老婆子说：“耗子闹得厉害，我去瓮里赶耗子了，不然粮食就全让狗日的糟蹋了。”又过几天，儿媳妇失眠不那么厉害了，开始能睡觉了，可是一睡觉就做梦，一做梦就是恶梦，老是在恶梦里听见有孩子哭，那哭声又好像是从西厢房里传出来的。她就老是揣着纳闷，但又不敢对丈夫说，怕再挨揍。


 转眼过了冬天，到了春天。天气暖和起来，空气也湿润起来，儿媳妇因为那次惊吓落下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不失眠了，不做梦了，每天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到自然醒。一听见布谷鸟叫，就起床下地，干活也有了力气。她早忘了那些莫明其妙的噩梦，去西厢房也不觉得有什么异样，甚至连小姑子这么长时间不从姥姥家回来的事情也忘得一干二净，快不记得还有个小姑子这件事情了。


 这天晚上，她像往常那样洗漱完毕上床睡觉，很快入梦乡，不一会儿就被尿憋醒，才想起睡觉前水喝得太多，准备操起尿壶来撒尿，突然听见院子里有响动。从窗户里往外看，发现老婆子正提着一桶水匆匆往西厢房里跑。这回儿媳妇学聪明了，蹑手蹑脚走到西厢房门口，从门缝里往里看。


 一个光屁股的女人躺在屋地上，大概肚子疼，不停地翻滚，却一点也不叫，原来她嘴里被塞了一块布。一声突然惊天动地的婴儿初啼从屋子里爆发出来，旋即被老婆子用另一块布捂住了。只见她用那块布包住婴儿的头，使劲勒住婴儿的小细脖子，使劲摁在地上，过了足足有十分钟，大概是把婴儿的脖子扭断了。


 儿媳妇看得发呆，定了定神，才发现自己手里原来还提着那个尿壶，于是又蹑手蹑脚回到自己屋里，解开裤腰带，朝尿壶里狠狠撒了一泡尿，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布谷鸟一叫，她又自然醒了，伸了个懒腰，起床穿衣，草草洗了把脸，拿起锄头又要下地。这时她看见自己的婆婆也已经起来，一边提着裤腰带，一边往茅房里走。


 儿媳妇问婆婆：“俺那小姑子是不是快从姥姥家回来了？”


 婆婆已经蹲在茅坑上边，说：“是啊，前两天你舅舅托人捎来信，明后天的就回来了。”


 儿媳妇说：“那我得好好看看小姑子如今什么样了，要是胖了还行，要是瘦了，咱可不愿意，得找俺姥姥舅舅的说道说道，别是在姥姥家住这么久，不给吃不给穿的，光受虐待了。”


 婆婆说：“哪能呢，你姥姥舅舅的疼她还来不及呢！”


 儿媳妇说：“是啊，她那么能吃，准是把姥姥家的大瓮都吃空了。咱家粮食可也不多了啊。”


 婆婆说：“不多也得有她那一口。”


 儿媳妇扶着锄头，站在院子里，没什么话说。老张婶又提着裤腰带从茅房里出来，抬头看了儿媳妇一眼，发现她正拿眼睛瞪她，就很恼火，说：“也不看日头多高了，还不下地去！”


 儿媳妇这才回过神来，扛起锄头走出家门。


 春天一下子让树叶子全从树枝上伸出来，浓绿的树荫遮盖着通向田野的小路。布谷鸟在树荫之上高高叫着，生产队的牛车拉着一车农家肥慢慢往田里走，经过路边墙上一个又一个红艳艳的大字：农－业－学－大－寨。许多和她一样的妇女都扛着锄头走出家门，有说有笑。今天生产队里又要展开一次劳动竞赛了，看谁锄草锄得多。以前这种活都是她跟小姑子一起干，能比别人多挣好几个工分。


 她慢慢回忆小姑子，慢慢想起小姑子的好来。也许不用到明天，她就能看到自己的小姑子了。还别说，虽然以前都是别别扭扭的，这么长时间没见面，还真有点想。锄草的时候，她依然控制不住地想，不知不觉锄断不少庄稼，被生产队长发现，扣掉了一天的工分。


一气之下，扔下锄头，一溜小跑，跑回家去，直接冲进西厢房，揭开大瓮，看见小姑子蜷在半瓮麦子上，半张脸埋在麦子里，整个人又白又瘦，像是刚从酱菜缸里捞出来的一根萝卜条儿。










叫花女





 一天，老李婶在门口坐着喝咸粥，打胡同口过来一个女乞丐，穿得倒不怎么破旧，像是个新入行的。一看见喝咸粥的老李婶，就说：“大娘，给俺也喝一口吧。”老李婶是个善心人，一看要饭的就觉得可怜，回头到家里给她盛了满满一碗咸粥。“俺还想吃馍。”女叫花子说。老李婶就给她拿了一个馍。“俺一顿得吃仨。”老李婶就给她拿了三个大馍。“有咸菜没？”老李婶给她从咸菜缸里捞了块咸菜疙瘩。


 吃饱喝足，女叫花子又说：“大娘，你给俺找个婆家吧，俺想嫁个人过日子。”


 老李婶打量了一下这个女叫花子，长得倒还不赖，就说：“俺儿还是个光棍，你要不嫌弃就嫁给他吧。”女叫花子说：“你儿多大了？”老李婶说：“俺儿刚刚四十五。”女叫花子说：“岁数有点大了，唉，就将就着吧。”


 老李婶的老光棍儿子和女叫花子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个大胖小子。老李婶整天含饴弄孙，心情甭提有多好过了。


 这天，胡同口进来一个男人，看着老李婶抱着孩子在门口晒太阳，就走过来，说：“瞧这孩子，多好玩啊。”老李婶就笑呵呵的，也不说话。


 “老人家，这是你孙子还是外甥啊？”


 “孙子。”老李婶无比幸福地说。


 “孙子好啊，有孙万事足。”


 这时儿媳妇从屋子里出来了，在院子里没精打采地走了一圈，见了人连头都懒得抬一下，又进屋了。


 “老人家，这人是谁啊？”男人继续打听道。


 “俺媳妇，孙子他妈。”


 “噢，怪不得呢，看着就有点像。”男人看着女人进屋的背影，发了一会呆，又说：“老人家，你知道我是她什么人吗？”


 老李婶一听这话，吓坏了。她本能地想到这人有些危险，但也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我是她舅舅。”男人笑呵呵地说，“哎呀，你可不知道啊，我们一家人找她找得多苦啊，谁知在这里找到了。你知道她有多大吗？她今年过了年儿才十六呢！”


 老李婶听得手心冒汗，但不知道该说什么，人像傻了似的，坐在那里。


 “真的感谢你啊，老嫂子，替我们收留了她，还给你们生了孩子。你不知道，这孩子在家里可难缠了，好吃懒做不说，什么人都管不了她，一生气就跑出来。我们一家人正愁她将来嫁不出去呢，这下可好了。”男人说得兴冲冲的。


 “她在你们家表现还好吧，是不是就知道吃，什么也不干？”男人继续说。


 “吃倒是很喜欢吃，我们家的鸡都被她宰着吃光了；不过这不生了个小子嘛！就是干活不大愿意干，一下地就病病恹恹的，不然就口吐白沫，我们不敢让她下地干活。”


 男人点点头，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出胡同口，消失了。


 过了几天，一帮人热热闹闹地来到老李婶家，带了一大堆彩礼，是那个男人带队来的，说是来认下这门亲戚。老李婶高兴坏了，张罗着这群人好吃好喝，打发回去。


 后来一天，媳妇突然不见了，遍地找不着。老李婶也不觉得缺什么，反正孙子已经有了。


 一年后，媳妇回来，抱着一个孩子。老李婶问她在外边都干啥，她说要饭吃。老李婶说家里有饭吃啊，她说家里做的饭不好吃。


 媳妇吃了几天家里的饭，又腻味了，将新生的孩子扔家里，又走了。过了一年，又抱着一个孩子回来，扔给老李婶，没几天又消失了。第二年再回来时，还是抱着个孩子。


 老李婶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心想你出去要饭吃就算了，干吗还生孩子啊，这么多孩子也不知道都是哪里的野种。这可怎么办呢？等这个女人再次抱着孩子回来的时候，老李婶想了个办法，几个人把她绑到卫生院里，做了结扎手术。


 女人养好身体又出去要饭，一年后却没有回来。两年三年也没有回来，四年五年也没回来。十年八年也没有回来。留下的那帮孩子都一个个长大了，整天围着老李婶要东西吃。



 
黄金时代的劳作





秋天，收获完花生、玉米和大豆，土地被犁铧翻过，彷佛小刀挑破皮肉，湿润而松软的新土露出地表，散发着潮湿而腥甜的气味。我们重新找到埋在地下的石灰标记，拉起长长的缆绳，从土地的这头到那头，拉紧，拉直；然后背起手，低着头，双脚踩在那贴近泥土的缆绳上，从这头踩到那头，将缆绳拉出的直线深深印在新鲜的泥土上；然后我们拿起铁锨，沿着泥土中的直线，修起长长的垄坝，平坦无边的土地被分割成一块块平均的畦垄；然后，人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播种。人们播种小麦，小麦很快发出嫩芽，在冬天到来之前生长茁壮，好准备严寒冬天里的睡眠。等到春天苏醒，夏天收获，之后就是另一轮播种的开始了。人们又要种上花生、玉米和大豆。
现在我只说播种小麦。播种小麦需要一种工具，叫做耧。耧的使用至少需要三四个人以上。一个人在后面扶耧，一个人在前面驾耧，还需要两三个人在驾耧人两侧拉绊儿，叫做拉耧。只有这样，耧才能真正工作起来。拉绊儿的人越多越好，越多干起活来越轻松。一个小小的三口四口之家，只有两个三个劳力，不可能独立使用这种工具。这就要搭伙。两三个家庭联合，共同使用一个耧，共同将各自的土地播种完毕。这是8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最常见的劳动协作方式。这样的劳作方式，仍然保留了人民公社时期集体劳动的那种“人多话多，干活不累”的热闹气氛。大家互相开着玩笑，充满了农民本能具有的对劳动的热情和喜悦。在那种劳作气氛生长起来的孩子，被这种气氛所熏染，至今仍对那个农村社会的“黄金时代”抱有怀恋之情。这种怀恋又因为“童年”这种暧昧光晕的笼罩而加深。







收割玉米的季节





秋天，父亲和母亲拿着砍刀去田地里割玉米。玉米已经成熟了，花生叶也在露水中生出铁锈一样的小斑点。我跟在他们后面，去捉肥胖的大豆虫、草稞里的蟋蟀和蚂蚱，顺便给他们打打下手，把玉米掰下来扔到一个指定的地方呀，把砍下来的玉米秸一堆一堆的捆扎起来呀，把嫩一些的绿秸秆咬在嘴里，尝尝还有没有甜蜜的汁液流出来呀，等等。我到田地里去，主要是玩耍的，父母肯定也是这么决定的；他俩亲密的走在前面，根本没把我当成一回事。 ??与我们相邻的那块地里，年轻漂亮的女主人头扎方巾，也在埋头忙碌着，虽然我闹不清她忙碌着什么。她的儿子才有3岁大的样子，可是已经光着屁股在泥土里乱爬了。这个调皮的孩子爬上了他们家笨重的拖拉机，站不直的小罗圈腿还是那样嫩，却已经站在驾驶座上，握紧了方向盘，引擎不知道是怎样发动的，反正我看见这个婴儿已经驾驶拖拉机突突突突前进了，一直开到他们家土地的边界。这个时候一个穿牛仔装的男人从后面追上来，手里拿着一个庞大的有天线的东西，看来不是一台收音机，就是一个遥控器。他对着那玩意大吼一声："停!"机车上的孩子听到了，迅速从还在高速前进的驾驶座上蹦了下来，滚落到旁边湿润柔软的泥土里。那个英俊的男人也不知道是孩子的父亲还是漂亮女主人的情夫，只见他再次对着那带天线的玩意轻轻呢喃一声："停。"那笨重的拖拉机于是缓缓停下了。 ??母亲在前面掰着秫秸上的玉米，父亲在后面砍断秫秸，而我在最后面，什么也没有干，兀自发着呆。忽然想到要撒尿，但不愿意当着父母的面去干这件丢人的事情，瞧啊，我已经有了羞耻心哪！北风从树林后面吹了过来，我背对父母往一个隐秘的地方跑去。我迎着北风跑，大风吹弯了我嘴上叼着的雪茄。天哪，我什么时候叼上了雪茄，而且是父亲最珍藏的哈瓦那雪茄呢；不过，在撒尿的时候抽一根雪茄真是一件再惬意没有的事情了。雪茄燃烧的那头，红的火头一明一灭；猛烈的北风里，整支雪茄正慢慢地弯曲下去。我先跑到东面有玉米地遮挡的地方，回头看去，仍能看到父母；又跑到西面的玉米地里去，那里还有大片的玉米没有收割，钻到里面去，一定不会有人看见。 ??我钻进那片大大的玉米地，朝着一个方向猛钻，不一会儿，在前面显露出来的是一片广阔的花生地。我正要往花生地里踏上第一步，一阵猛烈的呵斥声借着北风传过来。在上风向，几个高大的农民纷纷回过头，对我怒目而视。阳光忽然很强烈，我一下子看清了对方，他们几个是我远房的叔叔，我想他们一定是误会了，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我再往花生地里迈出第二步。他们愤怒了，纷纷举起铁锨，准备往这边走来。他们边走边喊："你们这些捣蛋鬼，还敢偷吃我的花生！看看你们的脚下吧，已经光秃秃地一大片了，都是你们这些老鼠变的东西挖去的！"我想他们是误会了，他们怎么会不认识我了呢？我可是认识他们的呀，我大声喊着辩解，可是我在下风向，他们什么也听不见。眼看他们举着铁锨走过来了，我很愤怒，但并不害怕，我要跟这些叔叔们对抗到底。他骂我什么难听的，我同样回骂他。我们在骂声中僵持着。这时一个女人从他们后面绕过来，拦截住他们，对他们说了一些什么。他们于是不走了，也不骂了，而是羞愧地低下脑袋，转过身去，有的还偷偷回头看我。瞧，他们也知道害羞呢！那个女人向我跑过来，大约到我能够听见她说话的距离，停下了。但她并没有张嘴说话。 ??也不知道那泡尿撒在了哪里，我往回走，找我的父母。经过了一片荒地。荒地里长着几棵白杨树，全都高大无比，每一棵我都无法用胳膊合抱过来。我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在每棵树下面流连，久久不肯离去。我抬头往父亲母亲劳动的方向看去，大片的玉米地已经收割干净，土地立刻显得坦坦荡荡。在青青的玉米秸秆倒下的地方，并看不到我的父母。他们一定是躺在了秸秆上，在阳光的照耀下，亲密的亲嘴呢。










父亲在深秋田野里的一场比赛





 父亲们在深秋的田地里劳作。 ??我们自然不会关心；深秋的田野，有更奇妙的东西让我们着迷。 ??大豆的枝干上隐藏着肥大的豆虫，等大豆成熟，枝干变黄，它们也变得空前肥硕，身体露出诱人的油黄。我们生起篝火，将豆虫扔进火堆，不久，就有诱人的香气钻入鼻孔。我们都知道豆虫是多么好吃的东西，但同时扔进火堆里的，还会有新鲜的花生，大豆，红薯和玉米……我们还会去挖田鼠洞，破坏田鼠为过冬准备的储藏；我们还会带上狗，去追逐野兔，追逐獾，追逐萤火虫。我们能在田地里找到一些野草的果实。我们能找到紫色的“天天奇”，一串串的，犹如微型的葡萄。我们还会找到“酸泵”，它的果实隐藏在一层薄膜中；撕开薄膜，就会露出它珍珠般的脑袋。它的味道，是另一种酸甜。如果用力拍击那层薄膜，它还会发出“嘣”的一声脆响；但那薄膜的形状实在又像一个小水泵，我们于是命名它为“酸泵”。我们甚至还能找到一些野生的小甜瓜和长得根本不像样子的小西瓜。 ??可是这一天，我们对这些都失去了兴趣。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厌倦了孩子的身份，而想让自己变成大人。是的，我们谈到了大人，尤其是男人，然后又说到各自的父亲。不知怎么回事，我们后来竟为各自的父亲而争执起来。 ??毫无疑问，我认定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棒的男人。 ??事情惊动了正在劳作的两个父亲。 ??他们决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各自儿子的观点。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黄昏的微光从西边的地平线上弥散过来，从已经发黄的玉米叶子上反射出醉人的迷蒙之光。那些依然翠绿的花生叶子已经合上对称的叶片，但沉重的露水却随着温度的降低从那叶片上生出，坠开了叶片的闭合。叶尖上的露珠在坠落到地面之前发出最晶莹的亮光。暮霭尽管是弥漫的，但在你站着的地方向四周望去，它仍然像一层薄纱，缠绕在田野的四周，距离你好像还远；它好像是缠绕在田野四周高大的白杨树树干上的，它好像是缠绕在那些阡陌纵横的田间小路上的。 ??伙伴的父亲飞快地在花生地里连续做了三个侧身翻，引来伙伴们的掌声；但我的父亲并不慌张，他也给我们做了三个侧身翻，所不同的是，他的侧身翻一点也不快，可以说是缓慢之极的。但这种缓慢是可怕的缓慢，我的父亲只是将那人的动作按照电影慢动作的方式重新演绎了一遍。可以想象，当他的身体在空中旋转的时候，速度是缓慢的，当他双手撑住地面的时候，速度是缓慢的，当他一手撑地，另一只手离开地面，身体斜侧，双腿准备落地的时候，速度也是缓慢的。世界上还有比这厉害的控制能力和技巧么？至少从身体的耐力上，我的父亲已经胜过了他的父亲。 ??但伙伴的父亲并不服气。他又做了一些别的动作，诸如卧倒啊，起立啊，拿大顶啊，俯卧撑啊，仰卧起做啊，三级跳远啊等等等等，凡是在田野里能做到的运动他都做了。可是，我的父亲依然是依葫芦画瓢，统统按照慢动作来处理。就说俯卧撑吧，他能做三百个，而我的父亲就能用慢动作，或者说分解动作做三百个；我父亲卧倒之后还能迅速弹起，拿大顶的时候身体能够像陀螺一样旋转，三级跳的时候能够随意控制身体在空中滞留留的时间，他想什么时候降落就什么时候降落，不想降落就不降落。 ??最后的比赛是长跑。秋天广袤无边的田野，正是最好的田径场。哨声响了，伙伴的父亲率先冲出起跑线，而我的父亲却不慌不忙地往前走着。这时候我有些担心，难道我的父亲依然要按照慢动作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比赛么？但我无法提醒我的父亲。 ??很快，伙伴的父亲已经无影无踪。而我的父亲信步穿过一块又一块还未收获的花生地，有时还会被高大的玉米淹没身影，但很快又在另一片田垄中出现，终于也慢慢消失在业已浓重的夜色里。 ??田野里寂静下来，篝火在静静地燃烧，蟋蟀在悠闲地弹唱。乌云从天边涌起，但另一半的天空却出奇的蔚蓝，秋夜的星空低垂到极点，我们躺倒在草丛中，以为伸手就可摘到星辰，闭上眼睛，以为自己就在天上。 ??篝火边只剩下我和那个伙伴。 ??我们不知道父亲长跑的距离究竟有多少，也不知道他们会跑到哪里去，更不知道他们何时才能返回。我们只是知道，我们要等。 ??他们总会有回来的时候。
















我所参加的葬礼





　　在我们鲁西南的乡村，如果一个人快死了，就要将他(她)连床带人一起拖到正屋里，头朝南，脚朝北的摆放好。要将正屋里八仙桌，老式椅、条几之类的全部撤掉，还要将墙上悬挂的中堂、像框、美女图反着挂，背面朝外。大小亲人都围着床站一圈，就等人一死，便嚎啕大哭。为了给跪在地上哭的人有所铺垫，要将一些干净的柴草或者麦秸提前铺好。还要在死人床底下放一麻袋玉米，那麻袋要倾倒在地上，麻袋口要开着，要有一些玉米粒散落出来。为了防止四角动物横穿床底，最好下面塞满东西，或者哭的人要时刻警觉，防止老鼠、狗、猫之类的动物从床底经过。这是很不吉利的，万一发生这样的事，就有可能“诈尸”。“诈尸”据说是很恐怖的事情。
　　等床上的人吐出最后一口气，最亲近的人要用调羹往他(她)牙缝里塞一点稀饭汤(吃了饭才有力气上路)，然后将事先拴在他(她)脖子里的一枚铜钱(或者穿了线的硬币)塞进嘴里；如果死人还睁着眼，要想办法把眼皮给他(她)抹下来；然后摸摸死人的裆部，看有没有屎尿排出体外，着最亲近的人清理干净之后，给他(她)“穿衣服”——就是穿寿衣，在穿好新的寿鞋之后还要用麻绳将两只脚系起来——这是为了防止他(她)“诈尸”后逃跑，所以我们看到鬼片中的“诈尸”都是双腿并在一起，一蹦一蹦的走。这一切停当之后，最亲近的人还要回过头来给死人洗脸(如果发现刚才先把铜钱放嘴里，妨碍了洗脸，也不要紧，先拿出来就是了，等洗好脸再放进去)，洗完后照镜子(死人左照照，又照照，觉得洗得很干净，很满意)，照完镜子之后，拿镜子的人会将镜子“啪”的摔碎，然后带领大家嚎啕大哭。
　　这时有人已经在死人的床头上放一个板凳(乡下很少有香案)，上面放一个煤油灯(长明灯)和一些酒之类的供品；有人会在他家大门上挂一把草纸；有人会分头去给死者的亲戚们报信。
　　停尸一夜，活着的人彻夜不眠(也不是这么严格，完全可以轮流守侯)，如果是夏天，天气炎热，防止尸体变味，也不必非得过上一夜，当天就可发送到火葬厂。一般情况下，人都是在半夜里死，所以往往是第二天一早就可以发送了。发送时自然各路亲友都要请到，邻居街坊也要吊唁一通。有专人在院子里吆喝，说谁谁到了，屋里面的孝子便嚎叫一阵，表示迎接；而来吊唁的亲友中女亲属要进屋陪着孝子孝女们哭，男亲属只要在外面喝茶就可以了；有交情的女邻居们也要在外面板凳上坐着，佯装哭一会儿，送些草纸完事。起灵时，孝子们要拼命阻止，然后被人架着出门去送，长子还要摔盆子(新买的花盆)，烧衣服；大家每人一支香，围着那火堆转圈，将自己手里的香扔到火里。眼看着拉着尸体的马车(或者别的什么车)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发送仪式算是告一段落，只等晚上骨灰盒着人送来。
　　当天晚上就要商议如何发丧的问题。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发丧一般都要隔一天，第三天举行，所以叫“过三天”。这个商议程序的晚上，需要由孝子来委托一个德高望重的外姓人主持，这个人叫做“总理”。这个人除了有德高望重的优点以外，还要具有老成持重、遇事镇定，思虑周全，办事妥帖，不会出什么纰漏的秉性和才干。孝子全权委托此人之后，此人就要尽快组织一个班子。班子主要有这样几个部门：负责外面采购的，负责厨房里搭锅起灶的，负责大厨掌勺的，负责烧锅炉供水的，负责搭饭棚的，负责接待客人的，负责出殡抬供桌的，负责记帐的，负责收钱的，负责写挽联的，负责接受花圈布匹的，负责借桌子借凳子借筷子借碗的，负责组织吹鼓手的(现在只要租一个大喇叭就够了，但也要有专人看守)，负责上坟带路的，负责一路撒纸钱的，负责放炮仗的，负责挖坟坑的等等等等。这些人里面的骨干一般早定好，余下打杂的基本不用召集，都是自愿前来，这一方面要看主家平时人情交往如何，一方面村里总会有一些闲散无聊的年轻人喜欢凑这种热闹。总理除了运筹帷幄的工作以外，人们最常看到的，就是他时刻站在院子的显要位置，眼睛四处巡视，不时训斥这些表面来帮忙，实则来为讨酒解馋，偷懒耍滑的家伙。
　　第二天一整天都会在这种忙乱中过去。但忙乱是他们的，与孝子们无关。孝子们只需要呆在屋里，盘腿坐在铺满秸草的屋地上发呆，单等第三天的到来。第三天的主要任务是埋葬骨灰盒与喝酒吃饭，基本上将第一天的程序再演一遍，不同的是亲友们此次有备而来，带着花圈，青帐布匹或者床单，还要带上一些钱，交到登记处。亲友会齐，出殡之前，要开个会。总理主持会议，有人致悼词(一些乡村秀才不免有了卖弄的机会)，无非说些死人的好话；有人宣读亲友和他所带来的东西的详细名单；然后是亲友敬显花圈，孝子们则跪在一旁哭受；然后亲友致辞(一般没有亲友肯上去罗嗦的)，然后出发去墓地。至亲的人都要去，一般亲友则开始喝酒吃饭，这就是流水席。以前一个家族都还有固定的墓地，如今墓地基本是自由选择。有的选在自家田地里，有的选在山坡上，有的选在河堤边，反正都些不轻易被人改动的位置；不管怎么样，风水一定要好。
　　埋掉骨灰盒，回家吃饭，送走亲友，这一天算是结束了。晚上总理进行卸任前的述职，主家自然酬谢一番。记帐和收钱的核对完账目，将其一并交于主家。主家收好帐本，单等亲友家有同样事由时参照行事。有关帐本内的收益，如果孝子是兄弟一人，或者还可一夜无话；倘若是兄弟几人，分帐起了异议，弄不好就会打个头破血流，几夜不得消停。
　　“三天”过后，又开始过“七”，一二“七”小过，三五“七”大过，此后还有“百天”、“周年”、“清明”、“鬼节”等等等等。春节就更不用说了，除夕之夜便要将死人像供出，一直供到正月十五，天天有香火。
　　我参加的第一个葬礼，死者是我的爷爷。当时我最多有四岁。
　　我爷爷死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时农村生活都还很单调，没有什么娱乐项目，谁家结婚娶媳妇或者死人，都被当成“重大娱乐事件”。人们不管手里正忙着什么，都禁不住诱惑，放下活计，争先恐后前去观看，惟恐落到最后连根毛也看不着，落下好几天的失望。那几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节日。因此，我们家的院子虽然很大，但我爷爷发丧的那天，还是没办法装下那些爱看热闹的邻居们，我们家的鸡舍都被他们踩塌了。不但如此，前后左右的屋顶上、墙头上、猪圈上都站满了人；我们家院子里树多，那些树的枝枝杈杈上，也都象结果子似的挂着许多孩子。
　　很多亲人都在哭，尤其是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亲姑姑干姑姑们，都跪在堂屋的中央，哭得伤心极了。而我奶奶只是坐在床沿上，抹着鼻子，半天擦一点眼泪，照看着我不要乱跑。我那时那么小，哪里肯听话呢？看热闹的人挤破了我们家的门框。而我象个小猴子一样，从他们的腿缝里挤出屋子，在腿的密集丛林里钻来钻去，上窜下跳。我不知道怎样，竟也爬上了我们家的老槐树。老槐树底下同样站满了伸着脖子的人，不过他们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向前面的人打听屋里的动静。我在数上充当起他们的解说员。
　　发完丧几天之后，我看见父亲将一个镶着我爷爷相片的小盒子放在中堂后面的窗台上，那个窗台正好被这幅中堂遮盖起来。他还将我爷爷睡过的床抬出门去，一直抬到我们家屋后池塘边的树林里，扔在那里。我每次去池塘边玩耍的时候，都会看见那张床，它被翻了个个儿扔在那里，原先铺在床上的，用高粱秸编成的垫子散落在地上，下过几场雨之后就朽烂了。我和一些小伙伴经常在那里活动。我们常常抽出垫子上的一根高粱秸，作为马鞭，鞭打我们想象中跨下的战马。那张床在树林里呆了那么久，也没有人搬走。我原以为父亲不要那张床了，谁知几个月之后，他又将它搬回了家，照旧安放在爷爷当年休息的那间屋子里。几年之后，那间屋子成了我的卧室，那张床成了我的睡床。
　　第二个葬礼，死者是我奶奶。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
　　有一天，我正在学校上体育课，突然一个邻居来，要我跟他回家。我隐隐约约知道是什么事，于是跟老师请假，却不知该如何跟老师说清楚。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因为我不会讲大人们用来修饰“死”的那些词语，而我更害怕说出“死”这个字时，会被人笑话(“这个孩子真不懂事，竟然说他奶奶死了”)。为难了老半天，老师也没听懂，但还是准许我回家了。我上了邻居的自行车，不一会儿就到家，看见奶奶也像爷爷一样，被人抬到堂屋里，父亲母亲正在大声哭喊。住在我家上中学的表姐也从学校回来，扶在门框上哭。
　　我的三个姑姑也在，都围在床边哭泣着。她们已经在我家住了许多天。自从奶奶一从医院回来，她们三个便都住在我家，轮流照看奶奶。我的三姑职业就是护士。她负责给奶奶吃药、打吊瓶和吸氧气，大姑和二姑则陪在床边说话。每天晚上，奶奶的床前点着一盏跳跃不定的煤油灯，三个姑姑，还有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的表姐和妹妹，我们围在一起，围在奶奶的床前，找些话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最幸福温馨的时刻了。我觉得我们家一下子有这么多人，真是太棒了。
　　奶奶被抬走火化的第二天，是我们家最忙碌的一天。姑姑们虽然都回各自家去，但更多的邻居来到我们家。有帮我们买菜的，有给我们拾掇院子的，也有给我们送筷子送碗的，送椅子送板凳的；更令我吃惊的是，还有人给我们家送来好大一块猪肉。劈柴的劈柴，生火的生火，炒菜的炒菜，做饭的做饭，等吃完饭后，还有人帮我们洗碗刷筷子。这真是我见所未见的事情。那么多人在我家里杀猪宰鸡，生火做饭，喝茶聊天，而我的家人们却跪在屋里，不吃不喝，强行哭嚎。我一个人在院子里走过来走过去，兴奋的不得了。我想帮那些人削土豆，他们朝我瞪眼睛，我想帮那些人添柴火，他们拿棍子吓唬我，终于遇到一个什么也不干的老头子，见我在院子里晃来晃去，就对我说：“你应该到屋里跪着去。”我于是很郁闷的回到屋里，看到我的父亲母亲蹲在屋子里，什么也不干，连话都不说，只是呆呆地坐着。我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母亲也不理我，只让我老老实实在屋里呆着，除了上厕所，哪里也不让去。我想既然有好东西吃，还什么都不用管，那就在屋里呆着吧。
　　到了第三天，我们家的人更多。三个姑姑还有好多亲戚都来了，花圈布匹，纸房子，纸家具之类的摆满一个院子。大家重新嚎哭起来，仿佛隔了昨天一天的安静，又有了无穷的力量。我的三个姑姑哭得尤其强烈，引来众人阵阵赞叹。“还是闺女多了好啊。”许多老太太都很羡慕我奶奶有这么多女儿。是的，我奶奶的确有很多女儿，不但有三个亲生女儿，还有两个干女儿，再加上一个我叔伯大爷家的一个姑姑，总共6个闺女助阵一哭，其声势自然不可小觑。但这些都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吃饭。我一边看着大人哭，一边看着旁边大师傅抡着大勺子的情景，焦虑万分。我和哭泣的队伍一起走出大门，扶着哭得已经站不住的爸爸，回头看着后面，妹妹扶着妈妈，表姐扶着大姑，依次走了出来。走走停停，边走边哭，还要烧奶奶生前穿过的衣服，还要摔一只新买的连用都没用过的花盆，一直走出村子老远，又在一个荒地上哭一阵子，才回来。等回到家，看见许多客人已经吃完了饭，抹着鼻子离去，心里才真正伤心起来。
　　在荒地里，我看见父亲拿出两个盒子，其中一个就是以前他放在中堂后面的有爷爷相片的那个。他们将两个盒子埋在一起，培成一个土堆。在这之后，我和父亲母亲每年都要去那里，给那个土堆培土。但是土堆却一年比一年小，终于有一年，我们再也找不到它。
　　参加第三个葬礼的时候，我已经上初一了。
　　这次死的是我的一个姑姑。这个姑姑不是我亲姑姑，而是上文提到的我叔伯大爷家的那个姑姑，也就是我大爷的姐姐，但也并不是他亲姐姐。就象《红灯记》痛说家史一样，事情说起来有些复杂。我大爷原有个亲姐姐的，但亲姐姐订婚不久，没过门就死了。那没过门的姑父只好重新订了一门亲事，并且结了婚。这边我大爷的母亲却又十分想念死去的女儿，便产生认那个姑父的新婚妻子为干女儿的想法；没想到人家还真答应了，于是就有了如今这个姑姑。这个姑姑果真象我大爷的亲姐姐一般，每年都来这里走娘家，反而将自己的亲娘家疏远了。我们这边也将这个亲戚当作原本的亲戚走。我父亲也特别愿意认这个姐姐，觉得和她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只是这个难得的姑姑寿命不济，不到50岁就死了。
　　我还记得当年我奶奶发丧的时候，大家吃喝完毕，各回各家的情景。我的这个姑姑被我父亲母亲送到门外。她嘱咐我的父母不要太伤心，然后说一声：“我走了，你们别送”，便拿起手帕遮住脸面，大哭着我的奶奶，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远去了。
　　事情相隔竟还不到两年。
　　我随着父亲母亲、大爷大娘和诸位叔叔婶子们一起去参加她的葬礼。葬礼上，由我们行的礼节过于隆重，甚于其正牌的娘家人，竟惹来他们很大不愉快。当时气氛异常紧张，据说差点就动手。然后大家一块去遥远的坟地。他们家的坟地确实遥远，父亲母亲和几个大爷叔叔都不辞劳苦跟着去了。我们几个同辈的小兄弟却没有去，而是到院子外面的池塘边去玩耍。我们等着他们回来，好带我们上桌吃饭。饭是早已开了的，不过那是给一些没去上坟的客人开的，我们只有等到父亲他们回来才能轮到。终于等到天快黑，他们才回来，但父亲却不让我们与他们一起吃。原来因为两个“娘家”来的客人都不少，人家特意将两方的孩子单独列出来，组成一桌。
　　那几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我认识，和我一个学校，还是一个年级的。尽管早就认识，坐在一起吃饭，却是头一回。我本来觉得小孩一块吃饭可能会更随意些，想怎样便怎样，不象那些大人，吃一会，停一会，还要说话，还要抽烟，还要喝酒，还要你谦我让的，让人拿着筷子干等，十分难受。我倒是愿意和大人分开吃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目瞪口呆。
　　还没上菜呢，那家伙就开始吆三喝四的，敲着桌子要酒喝，要烟抽。等菜一端上来，还没落到桌子上，就被他们兄弟几个一哄而上，抢了个精光。开始几道菜我这边的兄弟们竟连根毛都没捞着。他们则一边抢，一边大呼小叫，拍桌子打板凳，站着吃的也有，蹲着吃的也有，坐在桌子上满桌子胡捞的也有，惹的周围桌子上的人们纷纷回头来看，笑着指指点点，却并没有人来制止他们。跟着大人来之前，我接受到的警告是，出门在外，要注意礼节，行有行的礼，坐有坐的礼，吃也有吃的礼，不能在礼节上遭人嘲笑。我们是很注意礼节了，可那帮小子却不管这些啊。眼看着他们如狼似虎，气焰嚣张，而我的兄弟们仍傻眼似的干坐着，真让我感觉是“秀才遇到了兵”。我的小兄弟们已经开始拿眼睛看我了。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他们吃不饱啊，于是，我暗地里给他们使了个眼色。这时伙计又端了一盘菜向这里走来，我们没等他靠近桌子，便半路杀了上去，夺下盘子，大快朵颐。菜上齐了，别桌的客人们都还在不紧不慢的喝着小酒，而我们这里却只剩下一堆空盘子，和满桌子的汤汤水水。我们和他们互相瞪了一会儿眼，便都离开这张桌子，又分散到各自大人坐的桌子上去了。我们在新的饭桌子上又吃了不少。虽然到最后仍觉得吃的不太满足，但也只好如此。吃完饭之后，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身上新换的雪白衬衫，经过那场激烈争夺，已经是油渍斑斑，战绩累累了。这是我参加过的所有葬礼中唯一感到耻辱的一次。
　　参加葬礼真正让我感到荣耀，是在此之后的又一年。我被邻居临时借去参加一个陌生人的葬礼。由于死者很年轻，并且辈分小，他们家实在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男人”，可以向死者家属敬献花圈，只得临时将我借了去。被当作一个“男人”而不是“孩子”来看待，13岁的我浑身不可抑制地发抖。那对我来说是一次成功的表演。据后来该邻居描述，当时敬献花圈时，所有的客人都只是放下花圈后迅速离开，惟独我还向死者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他们说“只有我是最懂得礼节的”。他们对我这一个鞠躬的肯定，树起了我以后热衷于参加葬礼的“雄心”。
　　很快，本家的另一个伯父，喝酒喝成肝破裂。
　　在他死去那天的下午，我以一个晚辈的身份去做例行的探望。为使那个破裂的肝脏不再继续撕裂，他已经无法平躺，而只能半卧着，后背垫了两床棉被和一个枕头，但即使这样，他那颗木瓜一样的脑袋依然高不过他无限肿大的肚子，那是即使临产的孕妇也不可能拥有的肚子。大抵是那场致命的醉意还没有从脸上散去，那张过早衰老的中年男人的面孔依然泛出深深的酒红，而这酒红的沉淀物却象烟尘一样布满皮肤。也许明天我就可以跪在他的床前大哭了，我想。我将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同跪在他的床前，陪着他们哭嚎，我也将和所有死去先人的孝子一样，披麻带孝，故意不把鞋子提上，而只是弯曲着双腿，踢踏着鞋走路，眼睛红红的，具有无上的哀戚和可怜，又具有奇怪的凌然不可侵犯的尊荣。我坐在他的对面，这样想象着，脸上竟然洋溢出笑意。我仿佛一个诡秘的偷羊人，在实施盗窃的前一天，公然跑到被偷者的家里，边和他拉着家常，边去他的羊圈里数一数，他还有几只羊。
　　他混帐无耻地度过自己短暂的一生，就这样死了，留给两个儿子巨额的债务，留给妻子一把无形的刻刀，供她在后来的孤独岁月中每年往自己的脸上来那么一下，而他的脸却将永远红润光滑。最后留给他母亲的一个深深的丧子之痛。我坐在他的对面，这样想着，有一刹那被自己的慈悲感动了。
　　在进门之前，我看见他的母亲，按辈分，我叫她奶奶。这个老人，正在他儿子的窗外逡巡，她的儿媳和两个孙子拒绝她去看自己的儿子最后一眼。她默默地踮着小脚，拄着拐杖，朝儿子的房间里张望；她不能弄出哪怕一丁点声音，她不能让快死的儿子看见自己；她这样不安的走动，鬼魂一样。
　　当天晚上，他果然就死了。正是炎热的夏天，不等停灵，便很快拉到火葬厂。我陪着他的两个儿子大哭了两天。三天后出殡，路途遥远，场面却异常冷清。问题出在他的两个儿子，还是两个光棍。如果他们各有一个老婆的话，或许还会好一些，毕竟，女人才是出殡队伍中用哭声来壮大声势的主要力量。可惜的是我那两个堂兄，光棍两条，哭起来毫无生气，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在路上拼命扯着嗓子干嚎，却没有一个可以回应的哭伴，愈加衬托着出殡场面的萧条。
　　一般的说，女人在出殡的队伍中，自然是越多越好，她们的哭嚎彰显着出殡的声势；但她们并不是毫无章法的乱哭，这里面也有个分声部的问题，就好象唱《黄河大合唱》一样，一个声部唱完，另一个声部要有所回应，一唱一和，此起彼落，才会绵延不绝，保证哭喊的连续性和长久性。而我这个堂姐就因为缺少了多声部的配合，早早的筋疲力尽，喊哑了嗓子。至于男人，你不能指望他们在哭喊中有怎样的作为。他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尽量让自己表现的更邋遢，更埋汰，面容更萧索，体质更脆弱，鼻涕一直拖到下巴上，双腿象两根面条似的弯曲，必须有两个人搀扶着才能勉强站立的样子。而我的两个堂兄在这一点上做的也是潦潦草草。他们大踏步地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前面，甚至甩掉了象我这样搀扶他们的人。
　　刚刚送走我那短命的大爷没几天，他的母亲果然就不行了。但她的死因从表面上看和他的儿子并没有太大关系。那一天天气不错，是村里的大集。老太太家就在集市边上，出门就是人来人往的市场。这天她正在门外坐着晒太阳，忽然看见人群中有一个老太太，是自己多年前的旧相识，于是上前拉住她，攀谈起家常。说话便要留饭，兴冲冲出去买菜，还没走出院子，便扑倒在地。我只得又一次陪伴她的两个亲孙子披麻带孝，嚎哭三天。照例又是杀鸡宰猪，煮酒烤肉，大宴亲朋。出殡时，队伍经过集市边她住过的院子，供桌突然翻倒在地。
　　第七个葬礼的死者是我姥姥。我的姥姥心地善良，勤劳持家，从20多岁开始守寡，辛苦一生，死后却也没有得到一顶点的安宁。我有一个号称“小诸葛”的干舅舅，自以为精明能干，办事周到，在主持这次出殡大礼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