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亮：琐碎的激情

谢宏

——谢宏长篇《貌合神离》的现代性诉说


整一是人们的理想。人们希望家庭生活中夫妻恩爱，灵肉统一；希望工作中同事关系和谐，真诚相待；希望社会成员个个诚实守信，言行一致。整一的希望也许跟对世界的某种信仰有关，比如上帝：教徒们心目中有了上帝，因而有了整一的信仰——把自己交给上帝吧，他会安排你的一切；哪怕你有了罪，忏悔后依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世界（身外的、体内的）真地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吗？至少到了20世纪，世界的整体性是一步步崩溃下来的：大战、瘟疫、经济危机，先是外部世界的分裂，于是人们逃向内心；但自我的整一性随之也分裂开来，双重“自我”的交错，使人们深深耽于对世界的怀疑之中。现代主义的众多名篇，正是从怀疑的言说中诞生的，到了晚近，它则常常跟一个好听的名词相联系——“被压抑的现代性”。在卡夫卡等现代派大师的笔下，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是以一个个分裂的自我，和琐碎的生活图景来显现的。
青年小说家谢宏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接续了这种分裂与琐碎的表达。他笔下的对象是琐碎的：缺少完整而迭宕的故事，生活呈现为一系列场景的转换；而场景本身未必是连贯的、有逻辑性的，它更多地与人物的心绪有关。比如李白，这个与中国最著名诗人同名的银行职员，却整天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烦恼包围着。烦恼是自找的，生活平静无他，不过正是这种平静令他有窒息的苦闷，就像缸中的金鱼，虽然悠游，但重复想来无味。琐碎就来自重复，来自雷同，来自生活对于想像力的遏制（所以李白只能在武侠的世界中驰骋，或者深夜中骑车满世界乱转以图发泄），它导致分裂，导致麻木，导致困倦。电影《爱情麻辣烫》中的几个爱情故事中，就有这样一个：一对小两口，平静地上班下班，平静地吃饭睡觉，平静地接吻做爱，生活就这样每天平静地流淌着，于是不免厌烦，不免徒生波澜。他们试图变化，变化的方式恰与《貌合神离》中李白的卡通画相似——玩具。他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玩具，但紧接着玩具的新鲜之后的，仍然是一种平静和琐碎。于是生活不可避免地变得不平静起来：争吵、分居、互相折磨。当然，矫情的导演号准了同样矫情的观众的脉相，于是“光明的尾巴”出现了：经历了动荡的小两口又走到了一起，还生了个“爱情的结晶”，随之而来的，自然又是生活的平静与琐碎。在我看来，电影《爱情麻辣烫》中的平静与琐碎与《貌合神离》并不一样，前者充满小资情调，洋溢着对于未来的乐观憧憬，即使偶尔也有对生活状态的厌倦；而后者的平静则是悲观的，向着生活本身而来的。
琐碎中的平静，是生活的本相之一。所以，写作者对于琐碎的表达，首先是由于他自身生活在这样一种琐碎的真实语境中。我们不是也经常被活着的意义困扰过吗——假如一个人如了吃喝拉撒，还要思考点什么的话？而在日常中，琐碎是无处不在的：去上班，有勾心斗角的“办公室政治”；回家，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和感情生活的经营；走在路上，观看着偶发的争吵，你会觉出一种无奈和可笑。生活的本质也许还不在这种处处用心的体验上，而体现于这种参与与观看之后的平静与空虚中。而我相信，写作者对于这种平静与琐碎，所持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不用说长达数十年的宏大叙事对这种琐碎的鄙夷和排斥，即使当“新写实”成为时尚的当下，人们对于这种琐碎的表达也还有着不同的评价。究其根源，或许这正是生活希望与生活本质之间的反差所造成的。
所以，我更相信这样一种写作者：他不仅存在于琐碎的生活语境中，而且细致地感受着这种琐碎，并且充满着对于琐碎的表达的欲望。换言之，只有将语境的琐碎置换为主体的琐碎，一种琐碎的激情才可能发生。此时的写作者，会成为一个活着的“思者”，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一个“我们”中的异数，“我们”身上隐藏着的另一个“自我”。他们对于我们每天司空见惯的东西并不习惯，试图在我们麻木投降的内心中丢下一把石子，让你在圈圈的涟漪中再次体验到琐碎中的希望，和希望中的琐碎。谢宏正有着这样一种“琐碎的激情”，用巴桥的话讲，在他温文的底下，总有种“令人不安的东西”。这也许就是写作者的某种在场感和思考状态》：当人们对自己的精神境况日渐麻木甚至有意规避时，作为写作者的谢宏选择了小说的方式作出警醒。而从写作者的角度看，琐碎已不仅仅是一个对象或语境问题，它更是一种有效的写作策略。生活本身是琐碎的，而在谢宏笔下，它成功地转换成为一种写作的激情。《貌合神离》表面上看是一本关于小资生活状态的小说，而事实上，它或许是关于我们当下生活意义一种适时而又冷静的探讨。
（长篇小说《貌合神离》，谢宏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李凤亮/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