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子戴斌 :本土作家谢宏眼中的本土文化

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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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深圳晚报 　发布日期： 2003年6月13日  
  
本土作家谢宏眼中的本土文化  
光子戴斌



    我在深圳写作，那么我就是深圳文化的一个细胞。我觉得在深圳搞文化的，或说搞写作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热闹的快餐类型的；一种是寂寞沉着类型的……

    谢宏访谈

    我们都是“貌合神离”的人

    ■本报特约记者光子戴斌

    记者：你是深圳写作圈子里惟一的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对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是不是因为了解而更容易找到，或者说是让文字更容易达到深圳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呢？

    谢宏：说得准确点，是本市60年代写作群中唯一的一个本地人吧。从我的一些经历来看，肯定对我的写作会有影响，我在深圳完成高中学业，在上海华东师大完成大学学业，这使我可能比本地人更容易包容多种文化，使我在观察起深圳这个移民城市来，视角会开阔点，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对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的人和事，所持的观点或态度，会比内地来深圳的作家更客观和公正。

    由于家在这里，生存的压力相对小点，所以我的写作态度，可能没有那么急功近利，这对写作来说，多少都是有益处的。至于是否比较容易达到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我不敢说，至少我比较了解某群人的精神变化过程。我想，人是最重要的，城市因人而有历史，所以了解人是最重要的，了解了人也就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历史。

    记者：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始终都装着一个故乡，而你小时候生活的小村庄，如今再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高楼大厦，你是否也有失去家园的迷惘呢？

    谢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眼前所见的，的确每天都在变化，许多事物都在消失，我虽然一直将这里视做自己的家园，但只是指身之所居，并非精神之居所，这种原因也许与我曾在内地接受过高等教育有关，我有种情结嘛。我游走过几个地方，对家园的定义或书或说感觉，与本地人的感觉不同，他们可能觉得外来的人口越来越多，多少有种“失去”家园的感觉，而我没有这种感觉，反而觉得与本土文化有种隔膜了，因为我身边的同事或是朋友，大多是外地来的。

    我对城市的看法有点怪，我喜欢居住在一个全新的城市，因为他带给我生活上的种种便利，但居住和工作在这里，因为竞争的激烈，又觉得很烦躁，时时想逃离。但一旦离开一段时间，又觉得不适应。说实话，我去到外地一段时间，就会想念深圳，想念他的种种好处，又急迫地想回来。有时我觉得，现代生活，就是造就了人对物质和精神的分离。

    记者：有人认为深圳是个文化沙漠，生活在其中、创作在其中，你是怎么理解自己的写作行为的？你对深圳文化怎么看待？

    谢宏：我认为写作更多是一种个人行为，写作首先面对的是自己，至于身边是否是沙漠，那是另一回事，与写作关系不大。我承认，在深圳写作是比较寂寞的，因为少了一种氛围，少了一种近距离文友的竞争刺激或激励，但也正好考验一个作家的定力和毅力，更何况现在通讯科技发达，我们可以到达的范围正在无限扩大，这多少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我的作品在内地发表的更多些，在内地的影响比在深圳的影响更大些。有些新认识的内地文友说，以前只知道深圳有个写小说的谢宏，其他的情况就不了解了，这说法让我感到欣慰。

    对深圳文化，我觉得还不好说什么，我在深圳写作，那么我就是深圳文化的一个细胞，我觉得在深圳搞文化的，或说搞写作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热闹的快餐类型的，热闹过了就没有留下什么；一种是寂寞沉着类型的，沉下去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做一种渗透吧，日子久了，就能看到这种努力的作用。

    从广义上说，深圳的文化不单单指写作，当然还包括市民文化，这就是我们所经常说的移民文化。他既包容，但又有排斥，总在找一种平衡，这很有意思。他经常处于波动中，变化中，这你可以说他很有活力，也可以说他让人总处于一种无所适从中。好坏两方面都有，这使人总处于没有“家”，又总想找“家”的过程中。一切都是动态的，这让人觉得新鲜，又让人觉得疲惫。

    记者：刚刚读完了你新写的长篇《貌合神离》，这部长篇以新兴的白领阶层为对象，描述了一个银行职员闲适安逸的日常生活以及内在的精神焦虑。主人公思想狂放，却又性格拘谨，故作世故，其实显得稚气十足。他想把生活搞得有声有色，但现实却总是回到琐屑平庸。他心仪同事李清照，却又拙于表达，结果错失良缘。他知道金钱的重要，但又时刻想超脱其外。他羡慕武侠英雄的我行我素，但也只能遁入武侠书中飘游五湖四海，最后沦为一个离婚后与儿子争看卡通、又被单位炒鱿鱼的人。他是如此地“貌合神离”，与我的生活何其相似。你在银行工作十几年了，每天摆弄的是一堆堆枯燥的数字，当夜深人静，你在键盘上敲打出来的却是一个个鲜活的文字，那么请问，你也是个“貌合神离”的人吗？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这样？

    谢宏：我想，不但我是个“貌合神离”的人，我斗胆说一句，人人都是这样的人，特别是在群体生活中，在某种划一的“标准”里，或说在生存的压力下，我们还没有真正“自由”的基础，所以为了生存，我们所做的，可能不是我们喜欢做的，我们说的，可能不是我们想说的，这就是当今生活的真相，对此我们已经熟视无睹了。

    造成这样的生活，我想应该是人与生俱来的欲望吧。这是这个时代生活的一个特征吧，当今生活时刻都在变化，社会竞争的压力日渐加大，物质生活在人们心目中所占据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这影响到我们生存的态度或方式。

    记者：读过你的小说集《温柔与狂暴》，正如这书的题目一样，总是能在貌似温柔的外表下，感觉到狂暴的撕裂的血腥，你认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本质呢？还是你自己的性格使然？

    谢宏：我想生活的本质本来就是这样，对许多事物你只要仔细观察，得出的就是这样的结论。我不否认自己的性格里，也有暴烈的一面，那要看对什么事情。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面。我个人崇尚平和的生活方式，也希望在生活中活得真实，但生活中总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总有许多让我们愤怒的东西，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我们讨厌但又必须面对。

    记者：与你的中短篇小说相比，我更喜欢你的长篇，你的语言相当到位，相当精确，但编故事却不是你的强项，你认为对么？你是怎样给自己在写作上定位的？

    谢宏：呵呵，其实从写作的成绩来说，或从我自己的偏好来说，我更喜欢我的短篇小说，我对短篇的手艺更加精到，我有过多年的诗歌写作经验，经过这么多年训练出来的思维，更适合短篇的写作，但我也想做更多的尝试。编故事当然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的长篇线索单一，我着重写“人”在某种环境下，他或她的某个片段式的精神状态，有朋友看过后说我写得机智，说我将不好处理的东西忽略了。这种说法是对的，趋长避短嘛。

    至于对自己的写作定位上，我想首先还是自娱自乐吧，但能得到更多的人喜欢，那就更好，至少能让自己有点成就感嘛。我自己也想功成名就，但我是个比较懒的人，除了写作本身，对其他事务不愿意多费心，所以写了这么多年，就这样往前一点一点走，我也想看看自己能走多远，这毕竟是自己能做也喜欢做的事情。说句笑话，等老的时候，我至少拥有回忆的东西啊。

    记者：在你的创作中，你最想表现的是什么？为什么？

    谢宏：我最想表现的当然是人，也就是人在某种环境下，他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不这样会怎么样？而且，我还想尝试找出生活的真相是怎样的？另外，我想说，写作中，你是在寻找一种可能，也就是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当然这是指虚拟的。这很有意义，也很好玩。

    关于谢宏：

    谢宏，1966年生，深圳人，出没于故乡等文学网站。上海华东师大毕业，经济学学士。1993年之前主要写作诗歌，之后转向小说的写作，在《人民文学》、《天涯》、《青年文学》等刊发表小说50万字。著有长篇小说《貌合神离》、《嘴巴找耳朵》，小说集《温柔与狂暴》等，2002年入聘广东文学院，深圳作协理事。关于《貌合神离》：

    长篇小说《貌合神离》是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推出的的“时代写作”小说系列中的主打篇，全面展现当前小说的创作状态。“时代写作”是继上个世纪策划“跨世纪文丛”推出的苏童等一批先锋作家后，而重新推出的一套有影响的作品集。由于写作环境在变化，作家网络生活和写作的不断深入，新世纪的书写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套文丛全面反映当今小说创作的群落。它试图全方位地记录我们这个时代最活跃、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学运动。谢宏、叶明新、吴晨骏、粲然、菊开那夜、笑言、慕容雪村等20余种作家作品各具风格，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多元化的文学景观。

    新的时代有着新的写作与传播方式，同时也意味着对生存与情感的全新体验乃至对整个世界的重新诠释。正如著名评论家吴义勤所言：这些作品“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经验，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经验”。

    关于布波一族：

    这部长篇小说《貌合神离》所反映的生活现状充分说明了布尔乔亚的物质生活与波希米亚的自由独立精神的统一只能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如果把布波当做一个阶层的称谓的话，那么，中国的布波族也许只能是“貌合神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