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将进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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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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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40:45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最近两年，我先后供职于数家报刊，它们是：《中国企业报》、《音乐生活报》、《世界体育周报》、《中国文化报影视娱乐周刊》、《追求》杂志。我现在无业。                              现在，留给我的是这5家报刊的名片，此外，我身边又多了许多搞新闻的朋友，都是小孩，22、3岁，外地来京的热血青年，可以说是“北漂大军”中的一支新闻小分队吧。与我同龄的那些三四十岁的新闻工作者，要么已成了名记，要么就是吃喝玩乐的老油条，我跟他们没什么交往，见面也是朋友，也没有互相抵触，可就是没什么交往。我一周总免不了跟这些外地小孩喝一两回酒，有时去他们在三环四环所租的房子，买点熟食，洗几根黄瓜，来一锅乱炖，开喝。有时去最便宜的小饭馆、大排档，这些小哥们总能发现这样的地方，他们往往以报喜的口吻对我说：“狗子，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地儿！”这个“新地儿”一般必须符合如下要求：1.  啤酒要凉，价钱两块或两块五，一般餐馆都是三块。2.  桌子可以摆出来。3.  近处有公共厕所或街对面有小树林或阴暗的墙根。4.  最好附近有共用电话。5.  最好附近有烤羊肉串的无照小摊儿。6.  菜极便宜且可以不按菜谱点，比如，“老板，摊十个鸡蛋加点辣椒！”7.  一般这里也是民工的乐园。这几个小哥们偶尔也带来一两位缺心眼的姑娘。我喜爱缺心眼的姑娘，只有缺心眼的姑娘才能跟我们坐到很晚，她们大多不漂亮，漂亮的缺心眼姑娘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俏货，自然轮不到我们头上。姑娘只是偶尔出现，我想她们也是偶尔才“缺”一下。                         小哥们有时管我叫“狗老师”，我跟他们喝酒的前半段，也时常有些鲁迅的感觉，针砭时事，贩卖虚无，时不时面无表情地蹦出一两句幽默，或一副心不在焉出离愤怒的样子柔声吐出几句狠话……整个气氛严肃活泼，融融师生情……当我喝完四、五瓶，走完两趟肾，鲁迅就消失了，仿佛被我撒尿撒掉了。此后我的表现就没准了，我也大多不记得。有时小哥们第二天告诉我，“昨天你上了桌子”，或“昨天你出溜到桌子底下死活不出来”，抑或“你非要送谁谁（某姑娘）回家，刚出门就来了个狗吃屎”，等等。                           除了这些小孩，我还经常跟几个四五十岁的老小孩在一块。有两位是写诗的，还有两位是画画的。他们现在写和画都不多。这几位老哥们让我想到“大浪淘沙”这个词，他们的同辈也像我的同辈一样泥沙俱下了吧，这老几位也不知各有什么绝活，还就是不老。我也曾请教过，但此中奥秘大约是说不出来的，一说便是错吧。他们的回答也类似禅宗公案，扔两个偈子什么的，令人发笑，也下酒，莫非我碰到当代济公了么？我在书桌前怀念酒桌，在酒桌前怀念书桌。当我喝高了，我对书桌的怀念会烟消云散；当我写高了呢？可以这么说，我很少写高过，一般写到稍高，弄出一两个彩儿，我就感觉够了，对得起自己了，该去喝酒了吧。而喝酒则没够，两瓶下肚，稍微高兴了些，但还想更高兴，于是四瓶、八瓶地往上叠加，到八瓶，已经相当相当高兴了，此时肯定有不少朋友在身边，而且会想起更多的朋友（整个电话本上的人全包括），于是继续找人，继续换地儿……直奔世界大同而去，也直奔身体的极限而去。我现在喝酒不带电话本了。我本上有很多半生不熟的人，还有些纯是生人。我在报社时因为要组稿约稿，抄了一大堆作家明星一类的电话号码，大多都没打过，但酒后这些人均变成了知己，尤其是姑娘，被我一通盛情邀请，大多数婉言谢绝，我也并不强求，这样倒也没什么，糟的是有几次我在电话里开始胡说。有一次在一个小饭馆里我给陈染打电话，大约夜里1点。我没见过她（除了她印在书上的照片），她更不认识我，打通了之后陈染问哪位，我一时语塞，瞟了一眼仍在喝着的李大卫（他跟陈染都是作协的，应该算是一个单位的吧），便说我是李大卫。陈染倒很客气，还在电话里跟“李大卫”聊了一小会儿，“李大卫”便盛情邀请陈染出来坐坐，还说了几位北京青年作家的名字，说都在，陈染婉拒，“李大卫”倒也懂事，说是啊，太晚了太晚了，改天吧，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为写东西犯不着那么累……陈染迷惑地问：你是李大卫吗？我又语塞，什么都没说就把电话挂了。我坐回桌前，跟闷头吃喝的李大卫对饮了几杯，李大卫兴致正浓，我也没提刚才的事，也不知事后陈染跟李大卫在作协的会议上提没提这档子事。总之这样不太好，我酒后从不骂人什么的，只是酷爱嘘寒问暖，有些人当了真，再见我态度就比往日多了些亲密，我酒后忘事，对这亲密就感到有些小小的突然，比如在报社里平常不怎么说话的某小哥们突然对我又敬烟又上茶，且口无遮拦地跟我唠起了家常乃至隐私，我总要心里嘀咕半天：什么时候我跟他好上了？聊着聊着我会恍然想起：前两天的酒局上我跟人家掏心窝子来着。也有的时候，我会碰到些陌生人，比如在酒吧里，我经常碰到些我不认识的人一口一个狗子地跟我打招呼，并且拍拍肩什么的。甚至有一次在大街上我正走着，路边停着的一辆桑塔纳轿车的窗玻璃摇了下来，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家伙冲我嚷：“狗子！干嘛去？”我犹豫了一下，以为他在叫别人，但这哥们笑眯眯死盯着我，我估计这又是我在酒态中结识的某位好汉，我只得皮笑肉不笑地跟这位陌生人聊了两句，陌生人坐在车里给我递烟，我忙说谢谢刚抽完，陌生人自顾自点上一根，将夹着烟的手臂耷拉到车门外，拿出一副要跟我开聊的架式，我慌忙敷衍了他两句，溜之大吉，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在大街上亲密聊天，这姿势可比较难拿。此人我再也未见。据说，梦境之所以奇怪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平时的经历有许多被意识所忽略，但它们都进入了潜意识，梦境中潜意识不再受压抑，我们就会见到许多我们自以为没见过的人或景。我就想：在我的潜意识里生活着多少位这样的酒后知己呀！当然我一个也不认识！我真得念我自己的好，我若是个酒后爱恶语伤人挑衅滋事的主儿，没准就会发生走在街上突然从斜刺里窜出一个陌生人，特理直气壮地抽我俩嘴巴的事，这日子就没法过了。这两年，北京新增了不少空调公交大巴专线。我家门口有一条“康恩专线”，据说是香港人投的资，“康”指康家沟小区，“恩”指恩济花园。这趟车贯穿北京东西，北京的东边是声色犬马之地，而西边大多是国家机关及其宿舍区。我住在西边，而朋友们约的饭局大多在东边。东边做得好，也便宜，而且关键是“人气旺”。西边的饭馆大多一到九、十点钟就开始扫地擦地，凉啤酒也没了，火也封了……我倒是也跟哥们在这类饭馆里吃过，有的饭馆老板脾气好，到点儿也不轰我们，伙计们就在一边洗脸洗脚看电视（兴许两只耳朵上都夹着我们敬的烟），然后拼上几张餐桌，铺上油之麻花的脏褥子，盖着颜色混沌的花布棉被蒙头大睡，女服务员是睡在灶间厨房还是在附近租房就不得而知了。他们也没招，因为第二天还要卖早点。西边的北京人早中晚三顿饭，顿顿不落。康恩专线为我去东边赴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一般不用倒车。由西至东，窗外的建筑由笨重厚实渐变为轻佻华丽，建筑材料自然也由水泥砖头渐变为玻璃塑料；下班后往家疯赶的自行车大军也是越往东阵容越缩小（也许是我到了东边已过了下班高峰），行人中也渐渐出现了捏着个手机腆着个肚子的小款哥以及将头发染成金黄的高佻女郎，诸如此类吧。一般当我到达饭局所在地时，天也刚黑，满世界霓虹闪烁，一脚迈出康恩专线，立时头顶花天脚踩酒地了。与我同车的时常有些去东边“上班”的艳妆女子，她们大多是两三个人一拨，坐在那儿目光平淡，一言不发，偶尔抠个指甲什么的，绝无看报的习惯，她们在想什么呢？我知道的是，我们都将后半夜才能回到西边，我估计她们是在西边合租的房子，但那时康恩专线早就停了，只能各自打车回家，好在她们两三个人打一辆夏利也不算贵，正如有时我也跟住在西边的酒友打一辆车。在北京，我一次也没嫖过。一是因为钱，一是因为气氛也不对。酒后洗过一回澡，纯是洗澡（我他妈酒前洗完澡出的家门），洗完了让一个村妞给按摩了一把，毫无感觉，然后就躺在大厅里看投影录像，旁边的榻上请我来的哥们鼾声如雷，借着酒劲我竟被某七八十年代的港台爱情片给感动得哭了，在如此的场所我竟被“艺术”陶冶了一把心灵！                            我的另一条喝酒路线是坐300路去木樨园。那儿算城乡结合部吧，有很多外地人在那儿租房，半夜打车去那儿，有很多司机不拉，半夜喝完酒从那儿往回赶，往往也要等很久才有出租。我在报社结识的新哥们李英在木樨园租了间楼房，李英来自东北，东北人似乎有在家请客吃饭的习惯，于是木樨园李英处就成为一个据点。李英长着双牛眼，模样口音均酷似黄宏，在东北写青春美文即小有名气，但要有大名气，可能还是得来北京发展。东北人的表里不一在散文界似可得到验证，这几年，充斥各报纸副刊及时尚杂志中那些柔情似水的青春美文，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东北糙老爷们之手，相反，南方那些瘦小文静滴酒不沾的文人写手，倒是时常弄些火药味十足的文章，给中国文坛捣捣乱。来李英这儿的，除了我，全是外地人，外地进京的文化人，而且都是刚进京不久，处于创业艰难阶段，随着时间推移，有些人创业有点眉目了，就不再来了，所以，这儿永远聚着一帮不成气候的倒霉蛋，还有什么圈子比这儿更让我觉着舒服呢——年轻，来自五湖四海，有朝气有冲劲但因为缺心眼少智慧往往干事不着四六，或者天生是个懒汉因逃避女友躲进京城，重义气（起码在酒桌上）……这里似乎又给了我新的希望。当然，你也可以说像我这般推崇旧、破、穷，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凡是落魄就生三分爱的心态，不过是另一种媚俗，是一种肤浅的反抗，甚至简直就是一种恶俗，是物质追求失败者某种阴暗心理的体现……     是吗？就算是吧，反正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坐300路到达木樨园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这种环城公共汽车与康恩专线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尤其是我赴酒局的时候大多也是下班的高峰，我坐过一两次，完全是一项重体力劳动，而且闹心。后来我就改坐小公共了。小公共充满了典型的中国式的狡诈，尤其是当代中国式的——那些外地进城原本纯朴的农民，在北京地痞司机的督导下如此这般报站卖票：嘴甜而含混（女性统统叫大姐，男性统统叫大哥），将大话说满，绝不兑现，乘客亦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在那闭塞肮脏直不起腰的环境中有说有笑，或者坐在小马扎上打着手机联系买卖，倘若有半途上车的外地农民，往往就会被多收一倍的钱，卖票的口气一般是这样：“大哥您给四块钱！”前半句声音洪亮，后半句声音略轻一带而过但绝对让你听清钱数，对此所有只交了两块钱的乘客无一人站出来戳穿真相，甚至有时，那位挨宰的外地农民并未被拉到地点便被轰下车去，那位原先也是农民的卖票伙计关上门后再骂两声“傻逼”，全车人无动于衷。我虽有动于衷但从未站出来过，我比这一车丑陋的中国人更丑陋吧？总之，坐小公共就是要经受良心的考验！木樨园到了，我对卖票伙计说“师傅前面过街天桥停一下”，捏着一沓子脏钱的脏伙计扭头冲司机油腔滑调嚷了一嗓子：“天桥给踩一脚！”车稍停稳，我便蹦了下去，同时也蹦离了我那不安的良心，换之以一颗对冰镇啤酒的渴望之心。李英租的小屋就在马路边上，灰秃秃的一座板楼，他住三层，电梯五层以下不停，我一般都爬楼。楼梯狭窄、肮脏（又是“肮脏”，看来我得把这个词用烂了为止），我怀疑这楼道有100年没打扫过，地上、墙上因多年来一层一层肮脏的叠加，现在在昏暗的灯光下（竟然还有灯！）简直都脏出花儿来了，稍一恍惚你会觉得地面和墙壁是不是被恶俗地装修过？那地面黑乎乎的油光类似大理石了，那墙上的斑迹也有些像某种廉价墙纸上的花朵——真是脏出水平来了。我大步流星奔赴李英的一居室，厨房亮着灯，我甚至都能听见葱花炝锅的声音及闻见菜香，我身后的小公共自然也冒着黑烟卑鄙肮脏地开远了。 我记得因为小公共我还跟我的前任女友楚洁辩过。楚洁去德国混了几年，目前在北京一家德国外企当什么主管，西方腐朽没落的那套东西她是一点没学到，反而继承了白手起家那一路资本家艰苦朴素的作风，什么精确守时，什么AA制，什么万不得已绝不打的，以及鄙视卡拉OK，还有就是对吸烟者满怀歧视……有一次我跟她去郊区看一位旧日朋友，坐地铁到西直门，从地下钻出来，有小公共，有出租。楚洁要坐小公共（此行是她花钱），我陪她坐了。据我分析楚洁的月薪应该有上万人民币，我只能分析，收入保密也是她们那一套规矩之一。从我们上车到人坐满开出，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路上车出毛病（常年超载所致）靠边修了十分钟，加之每到一站为了拉客都得磨唧半天，其实早就没座了，光油箱上就挤了三四位，但每次车下的人问有座吗，卖票的伙计都能变戏法一般不知从什么犄角旮旯变出小板凳、马扎、倒扣过来的塑料桶乃至一块脏棉垫子，实在变不出来了，就卖半价的站票，到这个份上，司机和伙计才心满意足，伙计不再白活，司机也可放心地驶上快行道，自然走不快，让人担心弄不好底盘就要掉了，但司机却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甩开膀子加大油门，脏兮兮的小面包颤颤微微却又一副大摇大摆的架式。自然，干这行就得这么干也都这么干，问题是，挣一万多块钱的楚洁没必要这么干。我对她说，我要是你就打车。她说，你不挣钱还挺会享受的啊。我说，我是说如果我挣了钱的话。她说，那也应该能省就省着点。我说，你不觉得打车节省时间和体力吗？她说，你还是那么能狡辩啊。我说，不是狡辩。我心说，您这种“节俭”完全是生搬硬套嘛，把挤小公共所花的时间和体力用来多挣点马克不好吗？可我什么也没说。“前妻”么，我已无权对她的生活方式指手划脚了，哪怕是善意的建议似也多余。我们不再提这个话题。我扭头看窗外北京那灰蒙蒙的阳光，以及工地，工棚，落满灰尘的杨树……   我的另一条喝酒路线是坐300路去木樨园。那儿算城乡结合部吧，有很多外地人在那儿租房，半夜打车去那儿，有很多司机不拉，半夜喝完酒从那儿往回赶，往往也要等很久才有出租。我在报社结识的新哥们李英在木樨园租了间楼房，李英来自东北，东北人似乎有在家请客吃饭的习惯，于是木樨园李英处就成为一个据点。李英长着双牛眼，模样口音均酷似黄宏，在东北写青春美文即小有名气，但要有大名气，可能还是得来北京发展。东北人的表里不一在散文界似可得到验证，这几年，充斥各报纸副刊及时尚杂志中那些柔情似水的青春美文，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东北糙老爷们之手，相反，南方那些瘦小文静滴酒不沾的文人写手，倒是时常弄些火药味十足的文章，给中国文坛捣捣乱。来李英这儿的，除了我，全是外地人，外地进京的文化人，而且都是刚进京不久，处于创业艰难阶段，随着时间推移，有些人创业有点眉目了，就不再来了，所以，这儿永远聚着一帮不成气候的倒霉蛋，还有什么圈子比这儿更让我觉着舒服呢——年轻，来自五湖四海，有朝气有冲劲但因为缺心眼少智慧往往干事不着四六，或者天生是个懒汉因逃避女友躲进京城，重义气（起码在酒桌上）……这里似乎又给了我新的希望。当然，你也可以说像我这般推崇旧、破、穷，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凡是落魄就生三分爱的心态，不过是另一种媚俗，是一种肤浅的反抗，甚至简直就是一种恶俗，是物质追求失败者某种阴暗心理的体现……     是吗？就算是吧，反正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坐300路到达木樨园大约需要一个小时。这种环城公共汽车与康恩专线相比落后了一个时代，尤其是我赴酒局的时候大多也是下班的高峰，我坐过一两次，完全是一项重体力劳动，而且闹心。后来我就改坐小公共了。小公共充满了典型的中国式的狡诈，尤其是当代中国式的——那些外地进城原本纯朴的农民，在北京地痞司机的督导下如此这般报站卖票：嘴甜而含混（女性统统叫大姐，男性统统叫大哥），将大话说满，绝不兑现，乘客亦对此习以为常，甚至在那闭塞肮脏直不起腰的环境中有说有笑，或者坐在小马扎上打着手机联系买卖，倘若有半途上车的外地农民，往往就会被多收一倍的钱，卖票的口气一般是这样：“大哥您给四块钱！”前半句声音洪亮，后半句声音略轻一带而过但绝对让你听清钱数，对此所有只交了两块钱的乘客无一人站出来戳穿真相，甚至有时，那位挨宰的外地农民并未被拉到地点便被轰下车去，那位原先也是农民的卖票伙计关上门后再骂两声“傻逼”，全车人无动于衷。我虽有动于衷但从未站出来过，我比这一车丑陋的中国人更丑陋吧？总之，坐小公共就是要经受良心的考验！木樨园到了，我对卖票伙计说“师傅前面过街天桥停一下”，捏着一沓子脏钱的脏伙计扭头冲司机油腔滑调嚷了一嗓子：“天桥给踩一脚！”车稍停稳，我便蹦了下去，同时也蹦离了我那不安的良心，换之以一颗对冰镇啤酒的渴望之心。李英租的小屋就在马路边上，灰秃秃的一座板楼，他住三层，电梯五层以下不停，我一般都爬楼。楼梯狭窄、肮脏（又是“肮脏”，看来我得把这个词用烂了为止），我怀疑这楼道有100年没打扫过，地上、墙上因多年来一层一层肮脏的叠加，现在在昏暗的灯光下（竟然还有灯！）简直都脏出花儿来了，稍一恍惚你会觉得地面和墙壁是不是被恶俗地装修过？那地面黑乎乎的油光类似大理石了，那墙上的斑迹也有些像某种廉价墙纸上的花朵——真是脏出水平来了。我大步流星奔赴李英的一居室，厨房亮着灯，我甚至都能听见葱花炝锅的声音及闻见菜香，我身后的小公共自然也冒着黑烟卑鄙肮脏地开远了。 我记得因为小公共我还跟我的前任女友楚洁辩过。楚洁去德国混了几年，目前在北京一家德国外企当什么主管，西方腐朽没落的那套东西她是一点没学到，反而继承了白手起家那一路资本家艰苦朴素的作风，什么精确守时，什么AA制，什么万不得已绝不打的，以及鄙视卡拉OK，还有就是对吸烟者满怀歧视……有一次我跟她去郊区看一位旧日朋友，坐地铁到西直门，从地下钻出来，有小公共，有出租。楚洁要坐小公共（此行是她花钱），我陪她坐了。据我分析楚洁的月薪应该有上万人民币，我只能分析，收入保密也是她们那一套规矩之一。从我们上车到人坐满开出，我们等了快半个小时，路上车出毛病（常年超载所致）靠边修了十分钟，加之每到一站为了拉客都得磨唧半天，其实早就没座了，光油箱上就挤了三四位，但每次车下的人问有座吗，卖票的伙计都能变戏法一般不知从什么犄角旮旯变出小板凳、马扎、倒扣过来的塑料桶乃至一块脏棉垫子，实在变不出来了，就卖半价的站票，到这个份上，司机和伙计才心满意足，伙计不再白活，司机也可放心地驶上快行道，自然走不快，让人担心弄不好底盘就要掉了，但司机却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甩开膀子加大油门，脏兮兮的小面包颤颤微微却又一副大摇大摆的架式。自然，干这行就得这么干也都这么干，问题是，挣一万多块钱的楚洁没必要这么干。我对她说，我要是你就打车。她说，你不挣钱还挺会享受的啊。我说，我是说如果我挣了钱的话。她说，那也应该能省就省着点。我说，你不觉得打车节省时间和体力吗？她说，你还是那么能狡辩啊。我说，不是狡辩。我心说，您这种“节俭”完全是生搬硬套嘛，把挤小公共所花的时间和体力用来多挣点马克不好吗？可我什么也没说。“前妻”么，我已无权对她的生活方式指手划脚了，哪怕是善意的建议似也多余。我们不再提这个话题。我扭头看窗外北京那灰蒙蒙的阳光，以及工地，工棚，落满灰尘的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