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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艺人等几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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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42:59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民间艺人<script></script>    有一天下午，我在南珍菜场前遇到一个男子，他是一个瞎子，穿着一件旧夹克。那件衣服一定被穿了很多年，衣领和肩胛上的人造革像皮屑一样凋落了。那是他仅有的几件外套之一吧，但是他是干净的，并没有一般乞食者那样油头垢面的样子。他的一侧还有一个女人，她将自己的左手搭在他的腰上，那样子他走路就从容了，她是他的手杖。而她是个瘸子，她身体的一侧总是挨靠着他，越来越多的路人似乎让她觉得羞愧，她将头埋得很底，目光只是落在脚尖前面几米远的地方。 他轻轻地哼唱着，两手摆弄着一件古怪的乐器。那东西有点像胡琴，但又不是。它好像只有一根弦，他漫不经心地拉着琴弦，琴声黯淡而沙哑，这倒和他的唱腔般配。他们慢悠悠地走在工农路上，那条路上商贩云集，我猜测他们可能事先就选定了这条路线，也许他指望着那里的小贩会给他增加点收入，但是从他表演的样子来看，他对那样的结局并没有什么希望，他显得有点消极，听起来，无论是琴声还是唱腔都被抑制了，他并不指望在这样的地方遇到知音。 我最初是被那件乐器吸引的，而同行的张是个音乐爱好者，他并不会错过邂逅民族音乐的机会，我们走到他身边，仔细听了一会儿，而他并不知道身边有人，那女人是察觉了，她把头埋得更深了，这样，她的目光就落在了自己的脚尖上了，于是他们好像要停顿下来了。张凑到他跟前说，师傅，这是豫东调吧。哦，他微微吸了口气，而头微微地左右颤了几下。仿佛此前他一直在梦游，而当时他就要醒来了，我有一种错觉，他会突然睁开眼来。张跟他寒暄了几句，他并无一般外来人的局促和忸怩，他爽快地答应了张的请求，唱起了段子。琴声和唱腔一下被拔高了，我很难相信一个人凭借这样的乐器和嗓子可以把调子拉得那么高，仿佛一个原本懒洋洋地走着的，转眼就飞升了起来，如果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奇迹的话，这大概也算得上一样了。而在我看来他的乐器并不好，但他操持得熟捻极了，它仿佛是他身体的延伸，仿佛老天让他丢了眼，却让他长了那样的东西。不过，我是个门外汉，我只能凭借感觉，我对张说，那里头的东西是悲怆的。而且那样的情感又通过他的表达溢了出来，它像一眼喷井，有越来越多的水涌了出来，可是谁知道呢？那底下是什么。 我们以前有过那样的讨论，我们总是觉得民间艺人缺乏高度的原因在于，他们总是深陷于一种模式之中，而缺乏一种创新，可是，我突然意识到似乎有一种偏见，首先讨论者站在一个俯视的角度，这难道不可疑吗？事实上，模式无处不在，我们难道不在其中？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得接受模式化的家庭、模式化的教育、模式化的工作、模式化的恋爱、模式化的婚姻、模式化的死亡，最后还有模式化的悼词，接受一种模式是我们的宿命，就算有几个头长犄角的，欲图突围，大抵也是失败的结局。到底能有多少人从那里出来？可是在他的表演中我却感觉他的心窍从一种模式里跳了出来。既然是模式化的，那他的激情从何而来，而我的感动又从何而来。因为模式化总意味着让人厌倦。 这样的思考总是叫人困惑，或许那种小调本身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但当表演者仅仅把它当作一种器物，那它并不比其他东西高，它和那件古怪的琴是平等的，那样就可能消弭了模式化，音乐不再是一种束缚，他就可以在表演中注如入激情，而我又会被那种激情感动。这难道不是一种再创作？进而，我想到了更多的豫东调艺人，让他们唱同一段东西一定有不同的面目。离开的时候，我们往他们的盘子里放了些钱，那并不是怜悯，因为他并不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同情，他应该比大多数人活得有尊严些罢。老房子出去拍照，看来看去还是老房子入眼。近些年，定海在市政建设上可花了不少钱，新建筑层出不穷，可大都粗鄙，毫无特点，放在眼前就是一个个玻璃壳子，按照时新的说法，那叫光污染。可老房子呢，遗留的不多了，成片的只有道头的卫海路一带了，那里原是定海城的平民区，那些前清、民国时代的砖木老房子，当时是些小百姓的产业，它们的主人大抵是车夫、手艺人、小店主之流。尽管风雨飘摇了那么多年，那些老宅子看着还是让人觉得舒服。因为它们具有整体的和谐感，让人觉得那片街区仿佛是个自足的世界，它与外边那个杂乱无章的世界毫不搭介。在那里，钟摆变得步履蹒跚，就像在小巷子里独行的老人。现在只有老人生活在那里，他们早就适应了缓慢的时光之流。而我经常看到在柜台里打瞌睡的杂货店老板，总是坐在门槛边读报的老头，时常在堂前边梳头边走神的老太，那样的场景是动人的，在外边的世界总是看不到的。 而只有当老街区被成片保留时，那样的场景才会出现，它们构成了老街区魅力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和那些石板小巷、青砖黑瓦太般配了。而一旦老房子被新房子包围，它马上会染上时代病，因为它是孤立无援的，它会被装扮得面目全非，木格子窗被换成铝合金窗，阳台被封成了阳光房，朱漆大门调成了新出的防盗门。只要你留意一下，那样的四不象建筑在定海还是不少的，如果说那样的改建，是私人行为。那么官方的做法也并不见得高明多少，他们只是炮制了一堆仿古建筑，那些房子像是用一个模具制作的，一样的高度、一样的宽度、一样的门窗。这好比一个人买了个新东西，他在上面贴了张纸，写上“文物”两个字，这就是意淫嘛！ 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诸国在城市规划方面很有一套，他们总是在旧城之外另辟一个新城，在旧城的修复方面，要求以旧复旧，就是用旧材料，旧工艺，让观者看不出修复的痕迹。其实他们那么做已经有很多年了，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常识，而我们的政府既然每年能在市政建设上花费如此人力、物力，为什么就不能在老房子上花点心思呢。 还有一类是老厂房，定海不是工业区，遗留的老厂房大多小，也不成规模，破损也比较严重，即便如此，还是可看的。那些房子具有独特的采光、宽敞高挑的空间、三角形的木梁或钢梁，当然还有时光的积淀。我知道，西方的艺术家们总是喜欢将那类老房子做成工作室，纽约的苏河大约是最先的。后来国内也开始这么做，上海的苏州河仓库、北京的798等等。当然那些房子自有吸引人的魅力，但是似乎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原因，那些作为工业革命的象征的建筑和现代艺术似乎是一同诞生的，如此说来，艺术家搬到那些老房子里去，有点回到现代艺术的母体里去的意思罢。  有时，居住环境确实和艺术创作有关吧，拿写作来说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公寓适合写专栏、而别墅适合写通俗读物，写严肃的大部头著作呢？那非得到一幢空旷的老房子里去了，那可不是我一个人说的，据说很多大师都有那样的癖好。生物工程我对科学不在行，可是偏偏又是对科学很有兴趣。这么说有些歧义，我不是对科学本身感兴趣，我对那种冷冰冰的理性以及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并无好感，但它毕竟是当下最接近真理的，我只能臣服于它。而我兴趣主要是当下的科学还不能解释的那部分，它无疑是对科学的当头一棒，让人不至于太忘形，在自然的造化面前人应该谦卑，要知道自己也不过是造物，并不比万事万物高多少。     有一回与朋友谈及乌鸦，朋友家窗外的树上停着许多乌鸦。朋友说，乌鸦是很聪明的。他讲到了一个故事：在日本的某城市有很多乌鸦，它们特别爱吃一种坚果，但是果壳又特别硬，咬呀摔呀都不济事，乌鸦们终于有了办法。它们飞到马路上，当红灯亮起的时候，它们把坚果放在汽车将要通过的路面上，后来它们就吃上果肉。他的意思是乌鸦会利用工具所以它是聪明。我的意见更倾向于那是一种本能，就像蚂蚁、蜜蜂那类很社会化的物种，其群落内部组织体系的严密，机构运作的有效简直比人类更胜一筹。但是你不能说蚂蚁、蜜蜂是聪明的物种，显而易见的是它们没有智商，同样乌鸦也不大可能有智商，但是它们都具备不可思议的本能。     说到本能就要讲基因，本能肯定和基因有关。基因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它就像一连串密码，里面藏着物种的秘密，但是如果有一天，那些秘密都给破译了，世界肯定会不一样了，我觉得那样的世界有点可怕。而现在那些聪明的生物学家已经干上了那项工作：他们让一只西红柿长得像南瓜一样大，让一只火鸡长出了四条腿，最可怕的是一只猪的肚子里居然长着人类的内脏，在适当的时候，做了器官切除的人就需要那只猪的内脏了。这听起来好像不太妙，那可不是天方夜潭，其实都是一种称之为转基因的生物工程，说不定我们的饭桌上已经有了转基因食品呢。     一般民众对于转基因有心理障碍，那也正常。其实任何事物都有度，我的看法是自然规则就是底线，一旦突破那条底线，什么基因工程、转基因工程就不是那么妙了，再说了，有些生物学家从事那项研究，目的也并非人类的福址，而是个人的功名，那就更不妙了。我们也许会发现市面上卖的种养的是越来越多了，个头也越来越大，而是口味却一天比一天差，那背后隐藏着的事实就是——那些物种都在退化。     在美国有个公园，叫做黄石国家公园，它占地九千多平方公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它开创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直至今天，它还保持着一百多年前的样子，所有来去自如的野兽还仿佛生活在旧日的世界里。美国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动公园内的树木，不得伤害动物，连采摘野花也是犯法的。自然引起的山火，只要不危及人的设施，不越出公园边界，一概不加扑灭，任其自然。1988年，黄石公园遭遇到建立公园以后最大、受害面积最广的森林大火，烧毁了公园里大片林区。可没想到，它竟然成了大自然自发的大扫除。自然火烧过的地方，新一代的生物迅速成长，生命力更加旺盛。     黄石公园的例子表明，当人类尊重自然法则，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自然带给我们的，将是丰厚的礼物。 故乡黄泥坎是我的出生地。这里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太多了，而它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旮旯。它背山面海，几乎没有平地。山脚下便是滩涂，那里是广袤的东海大陆架的一部分，一大片覆盖着褐色泥浆的沼泽地，海水也让它染成了浑黄的颜色，小时候我看到的海就是浑浊的，我不知道海是湛蓝的。 这个小小的村落有颜、朱、钟、乐几大姓，其余是散户。我们的家族是当地的大姓，祖先是清末从浙东一带泅海而来的流民，村子里最古老的坟冢便是我们祖先留下的。 有一回大伯带我走山路去镇上赶集卖鱼货，我大概只有四五岁光景，胆子也小得可怜，平日大人总是唬我，小歪再坏让山里的鬼背去吃掉，所以每回见到坟墓之类，我便双腿发软不能行走。 那回我们走的是老路，那路早就荒芜，少有人走，两边长有齐人高的稿草，中间只留一小缝，勉强能让人通过。我大概只有半截草的高度，视线里只是遮天敝日的野草。那时，天色微明，而迎头又是一座破败不堪的老坟，我吓懵了，也许还尿了裤子。大伯提着我的耳朵说，莫怕，那里头可是自家老祖宗，自家人怎么会害自家人。 记忆中，那坟周围还有一个村落的遗迹，半山腰紧挨崖壁的狭小平地上散落着些断壁残垣，最初他们是住在山上的。后来，人们不断的从山上挑些黄泥和石块下来，日积月累便在山脚下填出一块地来，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持续了多久，五十年？一百年？我出生的时候，族人已经搬到了山脚下，不过那里是种不了庄稼的，他们没有稻田，也没有菜地，只能到几里外租邻村的地，种地是辛苦的，族人为种地付出了比一般农人更多的辛劳，可结果却并不如意，为了收成的分配，他们和邻村的人有了间隙，终于酿成了一场械斗，从此两地不再往来，而他们也打消了做农人的愿望，一直做了渔夫。 不知从几时起，渔夫在当地人心目中有了地位，以前讨不到老婆的捕鱼人变得吃香起来，一些镇上的姑娘也纷纷嫁了进来，她们也许会那样说，为了有鱼吃，情愿做岙里人。我的母亲也是镇里来的姑娘之一，不过她被媒婆欺骗了，我父亲并不是渔夫，他甚至没有捕过一天鱼，他早早的被村里打发去了部队，那时，没人愿意去当兵。好歹祖父是当地仅有两户中农之一，那光荣的任务只有让父亲去完成了。 父亲终于没有回来，而母亲在做了几年渔业队的出纳后，也离开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搬家，我们把那里的房子卖给了二伯，价格三千人民币。那幢房子和我同龄，我出生的时候，厅堂的水泥地坪还没干，而睡房里的倒是干了，我母亲在床上阵痛，二姐在院子里哭泣，赤脚医生——我的堂姑正走在搁在门槛间的木板上，那晃晃悠悠的独木桥让她心惊不已，不过，接下来的事情更让她震惊，我把自己在人世间的第一泡尿献给了她——我亲爱的堂姑。 那幢房子大概存在了十年，那个年龄对于一幢房子来说大概意味着夭折吧，如果它有生命。它的命运是悲惨的，刚建成就被主人遗弃了，而新主人并不把它当回事情，他们仅仅把它当做暂时的居所。他们心里有更宏伟的目标，为了儿子的婚姻，他们必须牺牲它，他们不管它还是个年幼的孩子，不管自己的兄弟为了它，曾经竭尽辛劳，不过从被出卖之日起，它的命运便不可更改了，它将被拆除，消失得一干二净，在原来的地方，它会被另一幢房子替代，它更高，更大，更新，那便是二伯的新房子。它也有二十岁了，不过它还在那里，只是老了些，现在只有二伯和他的妻子住在那里，而他的儿子们早就把它遗弃了，人们总是这样对待房子，建造它然后遗弃它。 不单是二伯的儿子们，那里所有的年轻人都遗弃了父辈为他们准备的婚房。而一幢房子一旦被遗弃，就会迅速的老去，我想用不了几年，那里会成为废墟，就像我们的先人留在山腰上的那些痕迹一样，然后它们会被齐人高的野草遮蔽，就像从来没有人在那里呆过一样。 可是，有一天父亲告诉我，大姐要到那里买地了。为什么要去那里？要回去又为什么要出来？父亲说，那里的地要升值了，买得到买不到还难说。为什么？我问。 原来我的故乡就在那座跨海大桥经过的地方，而一旦大桥接通，它便成了离大陆最近的地方，它离那个东方大港只有十几分钟车程，它明摆着是那个都市圈的一部分了，所以，我的大姐要捷足先登了。可是一想到那个被我的族人遗弃了地方居然要变都市了，我的心情是复杂的。<div>     </div><div>     </div><div>     </div><div>滑稽的命案 我十几岁住在乡下小镇时,大概是很野的，我跟街上的一群小孩熟识，这里头，小毛裹卵的儿子跟我关系最好，他比 我大一岁，念到初一就辍学了，就在小街上混着。他父亲是个上门女婿，个子很矮小，母亲却是个大个子，只是眼睛不好使。他们家起先是开饭店的，后来被对面的龙兴吃倒了，就做了小百货生意。 他还个姐姐吧，比他大两岁，也早早的辍学了，也不知道在做啥，我每次经过他姐姐的房间总要往里头望望，经常有小伙子在里头，可是他姐姐似乎不把我们当回事情，我心里又愤恨又失落。她是个黑皮肤的姑娘，个子小小的，长得很好看，更要紧的是，她已经呈现了一个成年女子的体态，当然还有神情举止也差不多了，这样子就把我们拉开了距离。我已经记不得当初去他家的原由了，或许是因为他姐姐的关系也说不定，时常我在他房间游戏谈话的时候，一直在留意隔壁房间的动静，我渴望知道她的秘密，对我来说，关于她的一切都是谜,但是我又希望陷到那里面去。 也是在那时,，我们开始模仿镇上的成人，抽烟、赌博，去旁边的村子和一般大的孩子斗殴，做那些事情并不是好玩，也慢无目的，没有理由，仿佛身体里头慢慢滋长出来的一棵植物，它跟我没关系，可它分明又是从我身上长出来的，总之，它既突兀又自然。 我还时常旷课，为的是徒步去另一个镇上，因为没有买汽车票的钱，那个地方比我们那热闹，一条长长的街道通到码头，那街上也有一群跟我们一般大的孩子。有一回，我和小毛裹卵的儿子去那里玩，我们先去了他的姨娘家，那家没人。本来我们是去蹭午饭的，失望之余，就朝四周张望，那家隔壁院落里有棵枣树，我们两人就把枣子偷了个光。接着去了码头，在码头，我们遇到他姨娘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他们一群人正打赌，说有没有人能游到对面的大鹏岛去，后来一个比我们大点的男孩果真跳下水去了。那天有点浪，那家伙在水里游得很吃力，进展缓慢，我觉得看得没意思，就一个人回来了。小毛裹卵的儿子没回来，晚上就宿在他姨娘家。 几天后，我在街上碰到他，他对我说，那天半夜，他姨娘家隔壁出了命案，就是种枣子的那户人家，那家做木匠的侄子半夜冲进叔叔的屋子，在黑暗中砍死睡梦中的叔叔，砍落惊惶的婶婶的乳房，然后跑到院子里大呼：为民除害，为民除害了。我听了这事情，竟笑了起来，我居然没为木匠的叔叔婶婶可怜，我只是觉得，这真是件滑稽的命案。 一晃这些都过去很多年了，那些事情还是那么清晰。只是以前的镇子早已物是人非，小毛裹卵的儿子在镇子上混呀混呀，终于成了那里的大哥，但是他的路也就走到头了，是命该如此？他长在这么个小地方，只能到这地步了。他也犯下了命案，做了枪下之鬼，我时常想，如果我当初不离开那里，一直跟他混着，会是怎么样子呢。 </div><div></div><div>在石港 我住在石港的时候，那地方只有一条街，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栖鹤街，它大约有十米宽，没有人行道，两边疏疏地植着几株椿树，柏油路年久失修，路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坑，一到雨季，它们被蓄满了水，像一面面不规则的镜子。街上的人一边抱怨着一边笨拙地越过一个个水洼。偶尔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轰鸣着驶过，那些镜子就荡然无存了，浑黄的水溅得很高，行人则四下逃窜。 在石港，手扶拖拉机是当时主要的运输工具，每天只有两个班次的公共汽车开往城里。那些拖拉机沿着栖鹤街一直往西，然后在拐角处往南，不远处就是灰鳖洋了.。那边有码头，大多时候，码头边只有几艘钢质或木质的小船，它们大都灰头灰脸，模样粗陋。船上的人也是阴沉沉的，他们总是黑着脸蹲在甲板上，闷声不想地抽着自己卷的纸烟，也从来不下船来。有时候，我们在码头边倘徉，远处那些货船终日蒙着煤灰，船舱和甲板上粘着厚厚的煤碴和水泥块。船上的人太懒惰了，空闲了就知道蹲在甲板上抽烟，我们叫他们江北猪。那些家伙还很凶，有时候冷不丁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瞪我们一眼，看得我不禁要哆嗦一下。 可是有捕鱼船的日子就不一样了。每次，当石港广播站的播音员用蹩脚普通话播报大风警报时，准是它们要来了。那个巨大的铁皮喇叭安在东街一根废弃的电线杆上，通过它，播音员浑浊的声音在栖鹤街上空四处飘荡。站在码头上看，灰蒙蒙的洋面上突然出现许多细如发丝的杆子，那是渔船的桅杆。等到船开近了，才发现上头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彩旗，船头画着鱼眼睛，船舱上装饰着青松、红日、仙鹤之类的图案。那些斑斓的船只一条挨着一条在码头边连成一大片，像一块浮动的陆地。渔民们除了避风，还得在石港呆一阵子。那时节，栖鹤街可以热闹一阵子，渔民常下来玩，很快和我们混熟了，他们叫我们去船上玩。我们战战兢兢地踩着碎步，跨过搭在码头和船舷上的木板，下到船上。他们的餐厅狭小昏暗，墙板上粘着厚厚的光亮的油污，罩着铁丝网的灯泡忽明忽暗，室内还搀杂着一股呛人的柴油味。一个胖乎乎的饭师傅在黑糊糊的灶间忙碌，他时不时地往灶里泼柴油，每泼一下，火苗一下窜到天花板上。不一会儿，他端着一搪瓷脸盆出来，里面是刚烤出来的活皮虾。我们趴在油腻乌黑的饭桌子上，吃那些外壳结了层盐花的活皮虾。那些渔民就乐呵呵站在周围，看着我们吃，还不时走过来摸一下我们的脑袋。我猜，是不是我们让他们想起了自己远方的孩子。 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年轻小伙子的寝舱里看到许多女人的大幅照片，照片上的女人都没怎么穿衣服，只在胸口和胯部围着薄薄的布条，她们晃荡着一身白肉冲着每个人笑。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冲动，那是从没有过的感觉，仿佛一种召唤，我能感觉滚烫的血液在脑袋里翻滚。但是，随即我的头脑便被巨大的羞愧占据。我冲到过道里，她们都是些婊子，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胸腔里回荡。那时候我还是体格瘦小的孩子，我紧紧地攀着舷舱边的扶手，身体不停地哆嗦着，洋面上刮着凛冽的海风，船只不停的晃荡着，我觉得自己有些晕眩，就可怜巴巴地靠着扶手，眼里噙着泪水，努力不让自己栽倒下去。 那年夏天我十三岁了，我隐约觉得自己的身体在酝酿着细微的变化，和那些刚开始发育的孩子一样，我不再喜欢别人当我小孩看待。我开始反感那些渔民的热情，我不愿意做他们孩子的替代品，这以后，我再也没有下到那些渔船上，也不和栖鹤街那群小孩子玩耍了。 </div><div></div><div>退休女教师 今天下午,单位来了个戴老式宽边塑料眼镜的老妇.。其人着装土气，看神情举止也是跟时代有了代沟的。她呆呆地站在柜台前，没人知道她要做啥。同事小林友好地跟她打招呼，却碰了一鼻子灰，她把冰冷坚硬的话语生生扔了过来。这老女人可真不简单！ 她是定海三中的退休教师，她有一本在本单位工资存折和一配套卡。今年起，上面发文要对灵通卡收取年费，那老女人的卡也没能幸免，被从帐户里扣去了十块钱，可坏就坏在她的同事都没被扣钱，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当初程序运行的时候是加了补丁的，就是对工资户一律免年费。老女人的也是工资卡，这怎么回事？这是系统的事情，更何况是工商银行千伧百孔的系统。但是这十块钱造成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当她得知整个定海三中只有她被收取了年费后，那种失落、愤恨被急速放大了，为什么不扣别人，偏偏是我呢！进而她被巨大的哀痛一把攫住。她觉得整个社会都在和她过不去，丈夫、邻居、女儿、同事，甚至是电脑，用她的话说，连电脑都来欺负我了。 她的情绪反映非常强烈，大大超乎我对这事件的理解力，按理说这事情已过去许久了，再说也算不得大事，银行也把钱退给她了。下午，她还是在我们单位喋喋不休，她的声调抑扬顿挫，感情充沛和她呆滞的面目对比鲜明。 对于她我没有丝毫兴趣，甚至是讨厌的。但是那种导致其人格形成的某种力量还是引起了我的兴趣。在她断断续续的自叙里，我了解到她在退休前的工作经历，干得不比别人差，或者干得比别人好，这是她使用频率最高的两句话。当然，某年日报登载了她的事迹，更是令她难以释怀。退休——这显然是分水岭，一提及这个词，那种充溢她胸中的不适感似乎要溢了出来，刚才流畅的言语不再，她几度哽咽，似乎处于情绪失控的边缘。 在她看来她时下的痛苦之源正是退休，我干得这么好，他们不要我了。一脚踢开，她使用这个词。其实政权对退休教师远比广大劳动人民温情。党和政府要她退休不是把她一脚踢开，他们是要她安享晚年，他们给她工资、福利，她却不用上班，这是多好的事情。 可是她却消受不起，她想，自己还能干，为什么不要我了。于是她开始寻找机会发挥余热，退休后，本市很多学校留下她的足迹，可是这种行为，并不能治疗她心中的伤痛。用她的话说，从前是主人，现在是奴隶，寄人篱下的屈辱令她不堪。退休前的日子成了无可挽回的美好回忆。她的心理有了疾患，她中了埋伏，越陷越深了。 可是，又是谁为她设下的埋伏，她对体制的依附感是我们这代人普遍缺乏。学校就是整个体制的缩影，当初体制用无数美丽的话语骗取了信任，那些冠冕的话与龌龊的动机反差如此之大，但是在大的环境下，又有多少人被麻痹被愚弄被欺骗，和体制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我知道那么多充当体制帮凶的人也许是善良的，就像我学生时代那些老师，但是他们不都是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因此学生时代给我留下了那么多不愉快的回忆。 一个对于体制有感情的人，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也许是我的理解力不够，但是我决不会去同情她，不管她有多么痛苦，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痛苦是多么软弱、多么虚假、多么不可理喻.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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