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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p align="center"><img src="http://www.heilan.com/periodical/heilan_55/image/juanshou_1.jpg" border="0" alt=""/></p><br/><br/> 这些年我们不断听到一些死亡的消息。大概从<span class="STYLE1">03</span>年<span class="STYLE1">4</span>月<span class="STYLE1">1</span>号,张国荣——这个在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奉为至上偶像的人——跳楼开始,然后每一年,陆陆续续的,那些或有名的、或能博得我们尊敬的人儿,一个个撒手人寰。然后现在,杨德昌的噩耗传过来,我忽然想,在意了那些人的死,其实是我们终于活到——也许是等到——可以眼睁睁接受“永诀”的年龄了。<br/> 假如一个人活着,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值得牵挂的人或事,那么他人的死亡应该对他(她)无法构成触动吧,即便有人抽抽嗒嗒地掉眼泪,伤心得死去活来。<br/> 对于情的煽法,我很坚定地说,那需要本领。把什么层次的读者煽动容,就代表了有什么水准。对于有相当阅读量的读者来说,通篇嘻嘻哈哈或哭哭啼啼或忧忧愁愁的文字往往已不再值得咀嚼。读者的情感需求埋藏在意识下,需要被激发,被唤醒,而不该是被告知:现在应该哭,应该笑,应该垂头丧气。笔下情形与现实毕竟不同。我们很明白一个道理:追悼会上死者亲属凄厉的哭声能引来陌生路人阵阵叹喟,这真实的生离死别,唤起了陌生人的某些记忆,后来他(她)的眼眶红了也伤心了。可这相似的情形一旦落笔,显而易见的麻烦是,你忽然觉得这已不再残酷,在文字里,这只是一种场景而不是一种情感。要使读者进入虚构的文字世界,不啻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催眠。作者以文字引导读者的意识进入早先设计好的埋伏圈,一步一步带他们看,假如他们笑着跳出预先设定的框架,那是作者失败了。有的作者埋怨读者无情,恨不能在脸上写上“痛苦”二字:你们怎么不理解人世间最大最普遍的苦难都微缩在了我的小说里呢?但他们忘记了,这是小说,假如它寻常得和老鼠夹子没区别,又如何能取得读者的信赖,准许它伸出触手悄悄地撩拨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之弦?<br/> 人对情感的认知是分阶段的,越成熟的读者越会关注埋藏于文字底下的内容。情节劣质的故事固然引发读者嘲笑,粗糙的语言也会使阅读难以为继,更为尴尬的是,读者尚未动容,情感表达先一步喷薄而出,再随和的读者也不会这么迁就,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你当读者都是机器人一按开关就哭哭笑笑跟随着电流舞动吗?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案》,绝大多数篇幅都用来描述一个岛上的移民之家,少年怎么成长,读书,打架,谈恋爱。近三个小时,琐琐碎碎,下午就这么过去了。然后刀光一闪,夜晚骤然降临。回头再想前面的所有细节,不能说都是为了结局那一刀,但那一刀确实叫人又惊诧又信服。没人用刀逼着你哭,而所有喜欢这部电影的人都说,我们很难过。我们为什么难过?我们又没杀过人,为什么难过?因为我们心里有爱,有因为爱而留下了的痕迹。我们在那么漫长的青春期里一路走来,撞见父母的叹息,各种各样不如意的日子,无聊的黄昏,当过或暗恋过讲义气的小混混……那些不曾亲历但相似的细节催眠了我们,只是我们藏起了刀子,或是在刺杀对方前先刺伤了自己。回到文字上来,它虽不具备影像所具有的通过直接刺激观众视觉达到效果的优势,但它拥有强大的想像空间,它的暗示性与制造通感的能力。这次,我在半脸狰狞的《狙击者》中找到了证据。不要被这位作者光怪陆离的文字吓倒。字面意思永远是最浮浅的表象。在文字积木堆砌的迷宫中小心行走,集中精神,会发现一道道人物的精神轨迹。它们被作者狡猾地掩盖在了文字底下,你不进入便无法察觉。不有的小说在意象营造上与前者有相似之处,或许是性别的关系,他的情感处理偏冷。冷也是种情感,理性就是冷的,冷冷的情感也能激发一部分人的共鸣,假如他们自认理性。好小说有很多种,这一次,半脸狰狞和不有同时出现,提供了某一种类型。<br/> 那么,对于作者如何处理作品中的情感,有一个建议就水到渠成了:营造一种气氛,谨慎又大胆地拣择语句,在读者进入前,尽量不惊动他们审视的眼光。就像一个合格的谜语,谜底永远不该出现在谜面中。 <p class="unnamed1"><br/></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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