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园: 许昌的秋天

王敖

曾园

许昌的秋天

“亲爱的学习委员”，那封信开头就是这么称呼我的。不知道这又是谁出的鬼点子。把这件事情弄得这么感人的目的究竟何在？我坐在心爱的皮沙发上用遥控器折磨电视机时想，反正我不会去的，即使有大老板“赞助”机票、下榻星级宾馆，对我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我继续腰斩那些“文艺节目”，接着想，虽说我一生的乐趣就在于思索人们的真实想法和他们编织的谎言，这个“第二届”同学会老一套的“策划”还是没有提起我的兴趣。我已经到了被动地接受这个世界的地步，初春的燕子飞过我的穿衣镜时曾让我稀薄的血液也沸腾过几分钟，第二天我仍会用我的猎枪袭击那几只在我窗前“翱翔”的肉鸽。
“……暂定于许昌”，就是说“首都派”和“外省派”的争执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结果让“历史名城派”捡了个便宜。如果说真的在许昌开，我倒可以考虑考虑。许昌，那是荀彧和荀攸的故乡啊！说到旅游，这一辈子我去了不少地方，但是如果有人问我喜不喜欢出门，我还没法回答。但是要去文若的故乡，我不能拒绝……我这个人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
我认识文若的时候我多少岁？十七岁。我和她不是同班同学，没有一起参加过郊游和舞会。我们的交往始于一次猝然发生的短命雪仗。是怎么发生的我已经忘了，也许是我误入了他们的嬉闹，但最先命中我头部的肯定不是她，只不过是我更愿意选一个漂亮的对手？我扔她一身雪，她扔我一脸雪。或迟或早，我们在其他场合知道了对方的名字。我的听觉常在人群中挑出她略带沙哑的嗓子和奇异的笑声。
在许多拨动过我心弦的女人当中，她奏出的是最让人费解的旋律。我不知道初次交往我在她心里留下了一个什么印象，也不知道此后她和我偶尔相遇时粲然一笑的背后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也许，那时我最大的疑惑是她对别人是否也是这样一种笑法。那一年夏天，有三个男生在长江里游泳遭遇了不幸。作为措施之一，学校开始组织我们到游泳池游泳。就是在那里，在滑得要命的水池边，我第一次见到了她穿游泳衣的样子。游泳衣有些小，遮不住她臀部清晰诱人的曲线。胸部嘛，锁骨看得很清楚。她似乎洋洋得意地跟我打了个招呼，接着问我会不会游泳。为了使回答显得不那么枯燥，我马上表演了一个空中翻腾一周半垂直落水的保留动作。等我在水里呆腻了浮出水面时，我发现她身旁围拢了一大批人，多数是男生。他们正哈哈大笑：“……你真的不会游泳啊？”
“是啊……”她无所谓地说。这时她又看见了我，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教我，好不好？”
虽然有十几只滴血的眼睛盯着我，我还是点了点头说：“好啊！”
再往后的记忆有些混乱。我颤抖的双手一会碰着她的大腿，一会碰着她的屁股。有一阵她没有站稳，吓得一把紧紧抱住我，一口池水喷到我的脸上。富有弹性的胸部从我的胸口一直滑到我的腹部。我的目的与其说是教会她游泳，不如说是在推迟她独立下水的时间。而她似乎对我的方法很感兴趣。我记得她笑着对我说：“你教得真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们旁边的人越来越多。我的手刚要靠近她的腰，就被另一只有力划动的手臂碰开了。我们刚要继续，我们相互靠近的身体之间却插进了另一个潜泳的身体。我给她示范，我的腿蹬到了水下的一个坚硬的躯体。等到那人站起来，我才看到他有一张怎样蛮横无理的脸。他邀请我到岸上进行另一种体育运动——自由搏击，当然，他指的是裁判由观众担任的那种方式。他比我高许多，我还是答应了。
如果我说这是历史上发生在浔阳江头的那次著名打斗的拙劣翻版。我估计不会有多少人同意我这种说法。当他雨点般的拳头落到我疼痛的脸上、肩头、胸前时，我只盼着游泳的时间快点结束。然而，他又快又准的攻击似乎把时间也打得晕头转向，最后时间只能在地上爬行了。当我和他扭打到水里时，我才发现了他的弱点。他并不像他刚才表现的那样冷静和无情。水性差是一回事，他本来可以揪住我一起沉到水下，然而他双手拼命向上乱抓，这暴露了他的胆怯。我抓住他的双脚往下拽，让他喝了好几口水。
我记忆中的感觉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他抓住了池边的扶手，使劲蹬了我一脚。我追了上去。然后又回到了岸上的自由搏击阶段。他的拳头又落在我的身上。但是我的感觉中出现的却是文若的肩头落进了我的怀里。我的拳头打在他结实得令人吃惊的肚子上，却好像是我的手背无意中轻轻擦过她丰满的乳房。说起来有些让人好笑，有一阵子两个只穿着短裤的男人互相搂抱着在地上滚动。最后，他就是有那么蠢，似乎是他使我们又跌进了水里。
所有的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刚开始女生的尖叫啦，后来围拢的人群啦，脚在薄薄的青苔上不停打滑啦，他出拳时嘴里喷出的大蒜气啦，仿佛就在昨天。但在水里，他粗壮黝黑的腰和另一个柔软灵活的细腰都是同样的冰冷。我们猛烈打斗的目的，我想，应该是争夺和文若在一起的权利。可是，我不相信我和他这样的撕打能达到个什么目的。最后文若摆脱了那几个男生的纠缠，湿淋淋地跑到我们身边，用我从没听到过的尖利声音嚷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从内心说，我很反感。
我高中毕业就进了市委，当了一个别人看来也许会很有前途的秘书。这是由于我写了一篇和一个著名历史学家商榷的文章《究竟是谁代表了人民？》，副标题是《再论法家思想与曹操的军事战略》，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了《光明日报》上。（据说这位历史学家读了我的文章，羞愧得第二天就自杀了。）至于我的工作嘛，跟我的历史专长联系不大，没什么好说的。有一天我在街上听到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伟大领袖……”，这我太熟悉了。那一天我终于穿上了我渴望已久的灰色充哔叽中山装，我不会记错的。
在那次沁人心脾的革命初期，我对它试图控制人们喜怒哀乐的宣言不以为然。但是事实却证明我错了。它迅速地席卷了整个城市，或者说，它的铁蹄来回践踏着这个城市脆弱的神经和骨架。在这里，城市并非是通常人们所指的建筑和街道，它还要包括这个城市里的人心。如果荆州地方史在描写这段时期时用了“人心惶惶”这个词，我想是不会有人反对的。但是，没有人会想到我们机关里的人的恐惧到了何种程度。关键问题可能在于这场革命在历史中找不到可以借鉴的地方。一把手好几次问过我对时局的看法，而我的回答跟紧接着的局势的发展相距也太远了。比如说，我估计军队已经瘫痪，“造反派”下一步将招募人马攻占省城。又比如说，我建议通过地下渠道摸一摸他们的真实想法，看能不能把宣传和公安这两块交给他们，让形势稳定在我们还能控制的局面。平心而论，比我的见解更加荒谬的还有许多。但至少，我的一个观点得到了证实：世界上不会只存在一种力，必然还存在另一种与它相对应的力。这个看法当然不是来自于我那本光是农业机械的物理课本，而是直接来自于我的历史观。
就在我把一把手转移到乡下那天晚上，“造反派”正式进入了“大院”。对于这点，老百姓也用他们可敬的承受力接受了。我最后一次到“大院”转移那把手抢时见到了文若，她那熟悉的身体在皮带的束缚下显得更加亲切了。“咦，你在这里上班！”是的，我在这里上班，只是不知道你怎么样。她的笑容很自然，好像我们是同班同学，好像没有一丝情欲和争斗的色彩横亘在我们中间。这时，在游泳池边和我交手的那个大个儿手举一面极大的红旗从我们身边呐喊着冲了过去。“一个空大院似乎不需要战斗力这么强的部队来占领。”我讥讽地说。“有空来看我，我在播音室。”“好的。”我们这个“大院”并没有一个什么“播音室”，以后，如果我真的要来找她，就要老老实实来问路了。
那些天我没有到乡下去，有个非常可靠的人在替我照顾一把手，如果连他都保护不了我的上级，我自己去了也没多大用。我躲在我的蜗居里，根据形势的紧张程度烧毁相应级别的文件。当然，外界也在发生巨大变化。“造反派”推出的一项经济政策是出一些计量更合理的票证，比如说布票，他们印出了最小的单位为分的布票以后，据官方说法，群众对布的需求就显得不那么紧张了。诸如此类的政策很多。广场上不断开大会，内容无非是烧书啦、批斗啦、誓师大会啦、表决心啦。就在这之后，由不同阶层的人秘密成立了一个“保皇派”，据说他们得到了不少人的暗中支持。有人说他们的第一次行动开始得很早，在“造反派”占领“大院”前的一次小规模示威游行中，他们就在居民楼里用种类不明的枪进行了一次袭击，“造反派”一人当场被打死。我认为这支力量来头很好，就和他们进行了接触。见面后双方印象都不错。当然，我只能提供道义上和理论上的支持。为了表示信任，他们向我透露，下周将从与“大院”毗邻的旅游局一侧用手榴弹发动一次象征性攻击，目标就是“大院”的“广播室”。我问道：“是不是就是他们说的‘播音室’？”“是的。”那个“保皇派”皮包骨头的“军师”回答道。
对这个情况我考虑了很久。如果我告诉文若实情，“保皇派”就会遭到计划周全的伏击而全军覆没。如果我不告诉她实情，那声爆炸将宣布我就是“保皇派”的一员，革命热情会让她要我的命。直到第二天深夜我忽然想到，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强奸她。只有这样才能在她面前掩盖我的真实意图。在许多目的混杂的情况下，人们都相信男人的情欲是第一位的。女人尤其如此，她们就是这样被教育大的。
那天，我带上一首诗和那张发黄的《光明日报》出发了。在“大院”的“播音室”里我见到了她。她正和另一个女生在改稿子。我把她拉到一边，不由分说向她出示了那首诗，她读完后脸红了。我要她出去走走，她只低着头拼命摇。我拉起她的手，她挣脱了。我说如果她不跟我走，我就再拉。这次她没有摇头。
就这样她跟着我回到了我的家。我等她一进门就把门反锁了。我转过身，没有看她一眼，一把抓起她把她摁到床上。现在我看到了她的眼睛，惊恐而慌乱，还有许多乱七八糟说不清楚的神情。我开始解她军服的扣子。她用沙哑的嗓子颤抖地说：“你干吗？你干吗？别这样！”一边用手紧紧保护着她的扣子。我一把抽出她裤子上的皮带，她的军裤太大了，显得很松，红色的内裤露了出来。她连忙弓起身子，双手抱住小腿。我明白了，她并不想拒绝我，我只要再说两句温柔的话，她就会百依百顺地任我抚弄。但是我不能说，我用力分开她的双手，脱她那条肥大的军裤，她一只手护着衣服，一只手提着裤子，头发也散开了。
我终于扯下了她的内裤朝窗台丢去，她急忙用双手遮挡那洁白的大腿间的一点乌黑。我有了一阵迟疑。现在，照理我就应该脱掉自己的裤子了，可我一想到要在她面前脱掉我的内裤我就不寒而栗。我定了定神，一只手按着她一只手脱我的裤子，这时她竟然腾出一只手用力拉住了我的裤腿！经过了比脱她的衣服更长的时间，我才摆脱了我的铠甲。
我吃力地爬上她的光滑温暖的身体，企图进入到她的里面去。她紧紧夹住双腿使我不能得逞。我很想抱住她，吻遍她的全身。可我却不能不咬紧牙关与她撕打，脸上还要绷出强奸犯的凶狠神情。
当我的手伸进她两腿之间摸到她湿漉漉的阴部时，突然感到阴茎一阵温热，它在她丰满柔软的大腿上摩擦了那么久，终于不可抑止地开始了它壮丽而无耻的喷射。
她目瞪口呆地望着它在上面为所欲为，把她的军装弄得一塌糊涂。几乎就在同时，那命中注定的爆炸声响了。她光着身子跳下床，在窗口看了一下就判断出了方向。这时，第二声，第三声爆炸也响了。她飞快地穿上裤子，套上一件我的外衣就走，出门时只说了一声：“臭流氓！你小心点，要不是……”
第二天，她来敲我的门。“臭流氓！本来我再也不想理你了。要不是昨天你救了我……”
我把洗好的衣服给她，吃惊地问：“我救了你？”
她不理我。我陪她出去散步。在江边她考虑了很久才说：
“昨天‘老保’进攻我们的司令部，把我们的播音室炸坏了。”
我感到难以置信，对革命形势的发展表示了我的悲观看法。结果她神秘地对我说：“我们要准备三车人，明天要拿下他们的老巢。”
我和她分手以后，我马上转了许多小巷，最后来到“保皇派”的联系地点。我叫他们找来“军师”，我把我知道的情况给他讲了。“军师”一听，顿时吓得面无人色，他哑着嗓子说：
“他们的消息很准……明天我们是准备开个会。如果不是你说的话——”
这时小屋里陆陆续续来了些人，我又把情况讲了一遍。小屋里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过了很久，这支杂牌军的头头们才交待了他们可怜的实力：他们无法找到二十个以上肯正面冲锋的人。我进行了一番鼓动，然后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桌面上。看到他们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我冷静地对敌我双方的力量进行了对比。这里没什么新意，完全是照搬郭嘉对袁绍与曹操势力的比较，照我看来，郭嘉那段著名的分析也不乏水分。相对来说我的分析要简单得多，不过是把“造反派”给自己戴的高帽子一顶一顶摘下来，然后又一顶一顶给“保皇派”戴上去。说到最后我的计策也出来了。
那一天上午我又烧了一些文件。到中午的时候，有人用石头扔我的窗子，过了两秒钟，又一个小石头扔到了我的窗子上，我才松了一口气。我和“保皇派”的约定是一个石头表示战事失利，我也要逃走。两个石头表示胜利了，我可以第二天去拿回我的手枪。
当晚文若又和我到长江边散步，我想在黑地方摸她的身体，可我不敢。我怕我在忘我的时候暴露了那个真实的我。我也许会吻了又吻，我也许会在她身上摸了又摸。说不定，我还会在她怀里羞愧地哭出声来。
我们沿着江边走了很久，最后我们坐了下来。她开始讲今天的失败，他们三部“解放”装满手持红缨枪的战士，朝“老保”的老巢进发。他们在进入一个巷子时遭到了阴险的伏击。一个“红卫兵”打扮的人突然从路旁窜出来，他跳上驾驶室，用斧头砍死了司机，然后逃走了。
“是斧头？”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用我的手枪？
“是斧头！”她在黑暗中哭了，“他们就是有这么残忍！那个司机就是在游泳池和你打架的同学。”
那就不算残忍。
然后是三颗手榴弹从居民楼扔向这三部“解放”。手榴弹完了以后是自制汽油弹，最后是一阵斧头雨。这我都知道了。手法虽说粗陋，看来还实用。“造反派”死了接近一百人。
“我们明天要搬出‘大院’了。”她泣不成声地说。
这次失败后，“造反派”分裂成了好几个支派。什么“钢铁长城”啦、“方天画戟”啦，反正是些笑死人的名字。
直到这个城市被宣布军管前夕，乱糟糟的局面就这样持续着。那天深夜我和文若到了很晚还在街上散步。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不能吹牛说她想要我带她回家。而我，我不敢带她回家，这倒是真的。
一辆辆军用卡车隆隆驶过街道，车上是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士兵。各个革命派别的宣传队仍然在奋力粉刷标语、张贴大字报。空中飘散着面糊的香味和劣质墨水的臭味。妇女们已经在肉食店门口默默排起了长队，希望十几个小时后哪怕能看上一眼红白相间的猪肉。
文若对局势的分析和我掌握的情况相差太远，我并没有想暗示她的想法。但我可以猜到，她把我和大多数贪生怕死的人看作是同一类人，对于这点，我也不想改变她的观点。我只想时间快一点过去，快点到我们能开诚布公地交谈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用类比的方法，把现在似乎是晦暗不明的时代解释得清清楚楚。我的方法简单而奏效，比如说，我可以把一段离我们很远的也许更复杂的历史时期引入到分析当中来，比如说三国，人人都熟悉。
最后我要求一次革命同志间的拥抱，她没有说话，然后缓缓低下了头。所谓拥抱，在我看来就是用我的胸膛去感受她乳房的各种形态。当我的两只手在她背后相互拉紧时，我感到她的乳房渐渐没有了形状，只有一种轻微的弹力在胸前无声地向外推我。
竹林最茂密的地方有四个石凳围绕着一个石桌，我们走了过去。我仔细观察了四周，估计暂时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但是我还是没有说出想说的话。我的双手平放在石桌上，听着蝉声刮擦着微凉的空气，竹叶发出一阵阵颤抖的声音。片刻的心潮起伏之后，我拼读着她手提包上的牌子，突然想到，也许已没有再讲出来的必要了。她微笑着，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不能再愚弄读者了，上一段我们已经到了同学会的现场。如果有读者对这种写法感到不满，请将你的意见发送到以下地址：zengyuan1970@hotmail.com
开始是听说她下了农村，后来又返城进了工厂。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听说她成了作家。我们历史系的人孤陋寡闻，不大看小说，也不知道她的小说已经进了中文系的教材，有些研究生还把她叫做“寻根派”。我分到社科院以后把她的小说找了一些来读。说实话，包括她的成名作《女红卫兵的青春》在内（这些书装帧土里土气，小32开，不到一拃长），艺术水平都很糟糕。她反反复复地写那些文革里发生的破烂事，把知青生活写得面目全非。这还不算，不知道她的那根筋出了问题，也不知道她在跟谁较劲，她在小说里老是说她不忏悔。原因也很简单，大概是说他们是有理想的一代，所以比没有理想的人要高一个层次。（看到这里我打了一个寒战，在她眼里我大概就属于没有多大理想的人。）对此我曾写了一篇文章《“党卫军”与“红卫兵”》，副标题是《对“寻根派”作家的疑问》，发表在一家很出名的杂志上。但结果是什么反响也没有。我很想揪住一个“寻根派”理论家的衣领子问问他们：文若的小说什么根也不寻，为什么叫做“寻根派”？
也许我读文若的小说的目的是想在她的小说里寻找我的影子。在《女红卫兵的青春》里，她写到了一个女红卫兵和一个男红卫兵的爱情。在一次激烈的武斗中姑娘牺牲了，小伙子抱着姑娘的尸体在晚霞中离去。最关键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纽带是一个圣洁的吻，这个超越时代的吻在小说中作为象征反复提起，一会是“对两个人明天的祝福”，一会是“心与心之间的碰撞”，到了最后，这个“有点儿笨拙的吻”摇身一变，竟成了“灵魂的洗礼”。在短篇小说《乌岩村的晚霞》中，她写了几个知青游泳的片断，女知青看到了男知青“黝黑发亮的肌肉”，感到“脸红心跳”。而男知青一次又一次地比划，就是不敢伸手去接触女知青的手臂。可以这么说，她的小说从细节到故事，没有一点点真实的影子。可就是有人说她写的是真实的“生活”。
“你说我们这些老同学都变了没有？”文若把手也放到石桌上说。
我对那些活了一辈子仍然坏习惯不改的同学没有多大兴趣。我只对文若感兴趣，我最想看的是她的变化。不管她变成了什么样（她现在回答别人的恭维总是刻板的一句“都成了老妖婆喽”）。
“主要分两种情况，”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一种是我们年轻时代的同学粘了眉毛胡子，佝偻着背冒充老年人；另一种是一个老家伙硬是要拙劣地模仿年轻人。”
不管这些同学穿了什么名牌衣服（很少有合身的，刻薄的人会说是从儿子身上扒下来的），有了什么新的站相和坐相，我一眼就能认得出来。我对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什么伪装也骗不了我。倒是有几个同学的老相令人震惊。老就老嘛，背驼成了虾米，脸扭曲得没发叫人看。但是文若却仍然保持着惊人的魅力，保持着着那熟透了的嗓音，那种曾困扰你的嗓音……
同学会的各项活动引人入胜，几部手机老在热之闹之地联系，一辆烂“公爵王”颠来颠去地找人。在华佗墓前为先去的几个同学默哀后，大家自然都唏嘘不已。昔日的快嘴仍不忘卖弄：“我们这一代人哪，真是划不来！想上学的时候吧，下了乡；想工作的时候吧，又下了岗。”有人点头称是，我猜到他还有话。果然他又说：“生小孩吧只能生一个；找老婆吧也只能找一个。”哄堂大笑之后还有人说他总结得好。我的同学，一辈子就是这样生活在似是而非的谈论中。
在晁错墓前班长号召我们为五十年前给别人造成的伤害认错。于是，这些老头老太太想了又想，开始互相拉起手为以前的橡皮、书包和告密互相道歉。我对这种污辱历史名人的做法只能冷笑。
当然在整个会议期间让我不满意的情况很多，我好像说过策划相当的老套？是的，相当老套。但是无休无止地指责别人的劳动是不明智的。作为一个老人，应该在整个不如意的环境中找出令人愉快的细节来。比如说，晚餐选在“荀令香酒家”就很有创意。当我看到酒店前一个漂亮的女人对着文若招手的时候，我认出了她。这个酒家的经理，就是文若的女儿。她招手的姿势很古怪：五根手指不断向掌心捏拢，这似乎是婴儿和熟悉的人打招呼的方式。文若好像也从她女儿那里学会了这种手势来嘲弄它的流行。
当文若的女儿领着服务员来到我们的包房时，许多人还蒙在鼓里。直到她落落大方叫我们“叔叔阿姨们”时那些榆木脑袋才醒悟过来，开始交头接耳到处打听。
当她说完客气话以后，我们才明白，这顿饭是文若赞助的。快嘴活泼地问道：“我有个疑问，这个‘荀令香酒家’的名字很好听，有什么含义吗？”
“叔叔阿姨们都知道，许昌是历史名城。我们酒家的名字也想沾历史名城的光。但是我没有资格来解释这个名字。我早就听我妈说她的同学中有一个著名历史学家，请这位历史学家叔叔给我们解释好不好？”她率先鼓起掌来。她冲我微笑的神情让我担心看见她不整齐的牙齿。不过，她的牙齿很好，这自然来自她去世的父亲。
我的难为情中夹杂着一丝自豪。“许昌是荀彧的故乡，据说这位曹操的谋士在别人家做客以后，这个家里三天以后还有香气。这个传说后来成了著名的文学典故。李商隐反复用过这个典故。比如说‘桥南荀令过，十里送衣香。’”
我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介绍已足够让我的同学厌烦了。敷衍了事的几声赞誉之后他们又开始了在饭桌上吹嘘自己的子女。稍有脑筋的人很难相信他们大吹大擂有多少真实性的东西。儿子成了大款，老爹连一样海鲜也不认识。养了个文学博士的儿子，自己说话像个白痴。但是文若发表的老一套“我不忏悔”的言论虽然艰深，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喝彩。我对人性的不解之处就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从来就没有尝试过享用自己的理智？为什么远在美国的别人的儿子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而近在咫尺的曹魏故城和小西湖却不能进入他们的话题？我虽然厌烦，但还没有马上来个“杜工部蜀中离席”。
冗长的晚餐之后，还安排了一个专门为我们举办的舞会。这个酒家的舞厅小巧但考究，引起了很多人的赞叹。在小小的能伸缩的舞台上面，还有一个专门为我们挂起来的横幅。文若的女儿坐在她母亲旁边，认真地听着知青故事、怀旧的七律、以及主题是老骥伏枥的自由诗。朗诵之外还有一两个文艺节目，一个《放牛》的小品，一段双人舞，最后是令人遐想的女声小合唱《红莓花儿开》。
舞会开始了两支曲子以后我想起身离开，我在阴暗的舞厅里穿过那些沉醉的舞蹈者，穿过他们的白发和迷离的眼神。我感到悲哀的是我和文若已经没有了话题。我们既不能像两个知心朋友一样拿对方的长相穿着开心，也无法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小心试探着彼此的爱好。我和她，只能互相望着却没有话说。这是我来许昌前没有想到的。
“叔叔，”我看见文若和她的女儿朝我抓捏着手指头，我走了过去。
“我的女儿想要你请她跳舞。”文若笑着说。
对这句真假不明的话我不好表态，但我看到她的女儿眼睛里放出兴奋的光，于是我说：“我跳得很糟糕。”
她的腰在我的手掌里缓缓扭动，像一把光洁的细沙在我的手中流泻。她的眼皮垂下，我仍能感到她眼中明亮的火焰。同样，我也知道无数道目光像浓雾包裹着我们的舞步。但这首曲子没完没了地延伸，像我的记忆一样似乎囊括了无限。终于，我逐渐明白了文若，就在那些陈旧而造作的舞姿中我相信文若已经写出了一切。我相信她已写出了那本我和她之间经历的生活之书。我和她相聚的每一秒钟都完好地保存在那本书里。也许是为了我的缘故，这本书只能在我死后出版。而她的女儿已经偷偷读过了这本书，说不定她相信了母亲的“文学”虚构而把我当成了她的父亲。谁知道呢？在时间和空间里，我总是要和文若发生联系。或远或近，或强或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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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菲

哦

陈卫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很正常的怀旧之作。这个前提下，语言还好。但是一方面，有点头重脚轻，另一方面，整个线形结构所贯穿的情绪太过正常，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物是人非”“时代对比”。
除此之外，算好看的小说。
题目也太温了些。

恐怖爱丽丝

但是吧，强奸那段挺好看。难看的强奸太多了……


还有下面这一段：

文若对局势的分析和我掌握的情况相差太远，我并没有想暗示她的想法。但我可以猜到，她把我和大多数贪生怕死的人看作是同一类人，对于这点，我也不想改变她的观点。我只想时间快一点过去，快点到我们能开诚布公地交谈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用类比的方法，把现在似乎是晦暗不明的时代解释得清清楚楚。我的方法简单而奏效，比如说，我可以把一段离我们很远的也许更复杂的历史时期引入到分析当中来，比如说三国，人人都熟悉。


这一段很奇怪，这篇小说一般好，然而这一段特别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在时间上造成了深邃的错觉，哪怕并非作者本意，“我只想时间快一点过去，快点到我们能开诚布公地交谈的时候”，……我想我要么是科幻小说看多了：（但是这句话我特别喜欢。

王敖

我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写的, 曾经发在花城上, 这里还有他的文章.


曾园
赞巴拉，并非捏造的神话国度

和我的预料相反，“赞巴拉”在中国并非默默无闻，中文Yahoo网站提供了多达一百多个有关字符串“微暗的火”的网页。关于“纳博科夫”，该搜索引擎提供了上千个网页。如您所知，我还没有输入“纳博柯夫”、“纳波科夫”以及“纳波柯夫”和其他可以想得到的组合。由此可以得出的一般性结论似乎是，有一些中国人已经很了解纳博科夫了。但是实际情况又远非如此——我看到的大多数内容都出现了为数可观的错误。有的文章说小说《微暗的火》里面的同名长诗《微暗的火》很平庸（根据是该诗只谈“生活琐事与观念讨论”），在小说中杀死谢德的凶手真的叫格拉杜斯。有的文章认为纳博科夫的父亲是在“拉选票”的过程中被人枪杀的。作家苏童在他那篇精彩的《读纳博科夫》里，也误把纳博科夫在德国写的《黑暗中的笑声》当成了“苏联时期作品”。事实上，终其一生，纳博科夫的文学生涯中并不存在一个“苏联时期”。这个现象令人费解，喜爱纳博科夫几乎总是伴随着误读纳博科夫。更令人费解的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纳博科夫的姓名省略成了Vladimir Nabokov （正规场合的全称应该包括父名，即  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在介绍《普宁》时说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写一个移民到美国的昆虫学教授。”还说“他用英文写作的头两部作品成就不大”，等等。态度武断而漏洞百出。
纳博科夫（1899—1977）出生于彼得堡。祖父曾任俄国司法部长（我们可以在他多部小说里看到法官的形象，《斩首的邀请》则直接描写了监狱和死刑），外祖父是俄国皇家医学院首任院长（可以联想到他的小说中出现的许多精神病人以及后来他对弗洛伊德的不满）。父亲曾是一名法官。1917年在临时政府里任职，十月革命后全家流亡欧洲。在柏林办一份自由派流亡杂志（当时欧洲有数百万俄国侨民），1922年被流亡的右翼君主主义分子暗杀。（在《微暗的火》里，我们读到的故事却是左翼枪手要去谋杀一个流亡的君主。）纳博科夫1919年随家庭来到伦敦。1922年毕业于剑桥，主修专业是传奇文学和斯拉夫文学。与他同一年出生、同样爱好哲学、同属于“后现代派小说家”的博尔赫斯同时也就读于剑桥。（同时在校的还有我国诗人徐志摩，可作参考）。
纳博科夫在成为世界著名的小说家之前就创下了很多惊人记录。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在俄文作家西林（纳博科夫流亡时期的笔名）那种细致、文雅、寓言般的风格中，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大大咧咧的语气、广阔的视野、层出不穷的词语游戏，语言也更加诡异动人。该书1941年在美国出版后，就被下一代的许多美国作家悄悄奉为经典。1951年纳博科夫发表了自传〈说吧，回忆〉，尽管这时还没有写出他最好的三部小说的第一部《洛丽塔》，回忆的调子仍然是带有凯旋意味的。美国著名评论家怀特说这部自传写得好，应被列为大学英语系必读之书。
当然，众所周知的是，给纳博科夫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是1955年出版的《洛丽塔》。尽管纳博科夫本人也从不掩饰自己对这本书的偏爱。但是《洛丽塔》出版后红得发紫，越来越热。最后纳博科夫径直就成了“《洛丽塔》的作者”，“亨伯特”和纳博科夫的相似性成了学术研究中的时髦话题。到了这种程度，超然物外的纳博科夫未必不感到心烦。1957年出版的《普宁》从题材上可以说是逆《洛丽塔》潮流而动。一个老年的俄语教授，迂腐、善良、过时。这本书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摇滚乐队POLICE的一首歌《Don’t stand so close to me 》提到了《普宁》：he starts to shake he starts to cough，just like the old man in that famous book by Nabokov。既然连摇滚乐队都说《普宁》是一本“出名的书”，其他严肃的说法就可以存而不论了。
六十年代初，纳博科夫在写作《微暗的火》之前翻译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按照他的美学观点，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但考虑到直译不能传达诗歌的全部神韵，注释也就变得相当长。这本书有两千多页，译文仅占208页，其他均为注释。可以想到的是，在撰写这漫长的注释当中，小说家纳博科夫摸索了一本新小说的偏僻歧路。事实上，这条歧路已经有人走过，18世纪英国诗人蒲柏曾以这种方式写过一部英雄双行体史诗《群愚史诗》（The Dunciad，1743），全诗四章，附带古怪的注释和可笑索引。纳博科人把这些特点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微暗的火》。所以当有人大谈特谈《微暗的火》的奇特结构时，我就想劝他把那些精彩论文综合起来一起献给蒲柏。纳博科夫的奇特之处在于他把注释变成了小说。当那些拆零的注释碎片像万花筒一样被纳博科夫玩转起来以后，他在小说中颇为满意地写道：“……这些话也说得够多了，还是让咱们转回来谈谈我们这位诗人家里的窗户吧，我无意把一些确切的供评论研究的资料编织调制成极像一部小说的样儿。”的确，这部小说的形式满足了纳博科夫的特殊要求：他必须把自己和通俗作家远远区分开来。《普宁》成功了，但还不够。还要来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纯文学”小说。
从最初的效果看，他的做法有些过了头。当评论家用学院批量生产的直尺去衡量纳博科夫所酿美酒的容积时，他们便对自己遭遇到的捉襟见肘的困境提抗议了。纳博科夫于是大声疾呼：“给我具有创造性的读者。这个故事是给他写的。”同样的呼吁贝克特已经为他的《等待戈多》也许用更激烈的方式发出过了。《微暗的火》没有像《等待戈多》那样发生奇迹。这部天才之作只能慢慢发生作用，并等待公众的感受力发生变化。有评论家说，《微暗的火》是一个“捕捉评论家的陷阱”，如果有人企图给这本书下某种硬性的定论，那么它也许是一个“陷阱”；如果你确实把它“掰碎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你才会在手掌间闻到它那可爱的味道，把它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细细咀嚼；”那么，作者纳博科夫向你保证“它那稀有的味道才会让你真正有价值地品尝到，它那碎片也就会在你的头脑中重新组合起来，显露出一个统一体。而你对那种美也已经付出了不少自己的精力。”
这部小说的表面形式是在模仿一首诗的详细评注和索引。诗的名字也叫《微暗的火》。来源于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诗的作者是美国阿巴拉契亚州（虚构的州名）的著名诗人、华兹史密斯大学教授约翰·谢德（1889，7，5——1959，7，21）。纳博科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毫不含糊地说约翰·谢德是虚构文学中最伟大的诗人。这首分成四章的诗一共有999行，谢德花了不到二十天写完。后来有一名罪犯误认谢德是判他入狱的法官而将他枪杀。（谢德住在法官的隔壁，长相也有点像法官。）真正住在法官房子里的另一个教授查尔斯·金波特实际上是遥远的“白色国度”赞巴拉国的国王，1958年5月1日被废黜后隐姓埋名躲到这个美国大学里教书。他一天到晚回忆赞巴拉的历史，忧心忡忡地设想一个叫格拉杜斯的杀手要来杀他。当他得知谢德在写一首长诗的时候，想让谢德把赞巴拉的历史写进这首诗里，让真实的赞巴拉永存于伟大的诗中。谢德很有名，在美国的诗人排名中“差一步排在弗罗斯特之后”。在遥远的赞巴拉谢德的诗作也脍炙人口，连王后迪莎都曾把谢德的诗抄在自己的摘记本里。金波特决心一下，题目都替谢德想好了，叫《孑然一身的国王》。但谢德虽然对赞巴拉的故事有兴趣听一听，却不想写进自己的诗里。对金波特的追问一向以哼啊哈的态度打发。谢德去世之后，金波特拿到了手稿，读完之后，气愤地发现这首诗里“我一直怀着催眠师的耐心和情人的激情催逼他接受我所提供的错综复杂的题材，根本就一点也没有。”这是首什么诗吧？金波特刻薄地说这是“一位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知名人士模仿蒲柏的韵律风格写的一首相当老派的自传体叙事诗。”
金波特没有泄气，他决心利用他独有的财富——手稿来行使他的编辑权，撰写他独特的注释。他声称：“我在诗中，尤其是啊，尤其是在那些宝贵的异文中，这儿那儿都发现了不少我那种思绪的回响和彩饰亮片儿，我那光荣业绩泛起的一阵阵涟漪余波。”
经过仔细地分析甄别，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异文”许多是金波特自己杜撰的。另外，据金波特自己解释，“我对这首诗的注释，不过是试图拣出那些回响，细致的火浪，微暗的点点磷光和无数潜在的受惠于我的地方罢了。”把已故诗人的诗和自己的故国无端扯到一起，对于一向标榜自己言行正派的金波特来说，可能有点儿惭愧。但不这么做，注释工作对他来讲就毫无意义了。
先谈这首诗，纳博科夫代约翰·谢德写的这首英雄双行体《微暗的火》技巧炉火纯青，但在1962年看来，的确“相当老派”：弗罗斯特的风格仅仅风行于美国三四十年代。在国际 上，二战以后获诺贝尔奖的诗人是艾略特、希门内斯、夸西莫多、圣—琼·佩斯这样一些现代派诗人，受普遍欢迎的是让中产阶级读起来有点困难的、意象跳跃幅度很大的现代诗。50年代末，新一代诗人聚集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接见室，聆听庞德在那个“诗歌圣地”传教（纳博科夫因此称庞德为“老骗子”）。在几乎所有的诗人都皈依自白诗运动时，在美国写诗的只有理查德·威尔伯和纳博科夫还坚持形式较工整的诗风。纳博科夫似乎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美国诗人”，他心中萦绕的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另一个诗人——已于1938年死于海参崴的曼德尔斯塔姆。对于威尔伯他也只称赞一两句。对于美国“诗坛”，他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的坐标或星座里，闪烁的是普希金、霍达谢维奇、爱伦·坡这样几颗寥落的孤星。他不在乎任何流派，所以他更自在。在这种形式里他更容易展开那些他心爱的主题：家庭、童年、爱情、来世、痛苦、艺术等等。包含着深沉哲思的诗句也容纳了纳博科夫的语言游戏和生活评论。他能或者说敢从拉伯雷临终的话：“我去寻找那庄严设想”想起“大山药蛋”（法语在英语中的谐音）。他在浴缸里洗澡时，无端地以一种奇怪的自嘲方式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被刺死于浴缸的“鲜血淋淋的马拉”。他在刮胡子时想到自己正在“耕耘我那灰白胡茬的古老赞巴拉土地。”（这是该诗唯一一次提到赞巴拉的地方。）刮完胡子，他宣布了一条王尔德式的定律：“人类生活是深奥而未完成的诗歌注释。”然后，

我一边穿衣，一边穿堂过室，
漫步闲荡在家中，押韵吟诗，
手握一把篦梳或者一个鞋拔，
转眼之间又变成我吃鸡蛋的小匙。

我想，尽管纳博科夫对在俄国和欧洲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怨言，但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在美国经历的一段宁静生活表达了感恩的情绪。写完《普宁》后1958年纳博科夫离开了美国，写作《微暗的火》和译注《叶甫盖尼·奥涅金》都是在瑞士。许多人对此不解，纳博科夫也讳莫如深，只含糊地说自己为了家庭的团聚。我猜想，在纳博科夫默默无闻的早期生涯中，他经历的痛苦来自于国家的暴力。在那里，一个词高喊着要枪毙另一词，一本书威胁着烧掉另一本书。而现在，他已成了世界著名作家，但理解他的人少之又少，支持他的人寥若晨星。在评论界，一种美学正企图强奸另一种美学。在这个喧嚣的国度，他感到了寂寞。就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英文版出版之后，多年的好友爱德蒙·威尔逊对译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于是在二人之间爆发了很伤感情的争论。人们总结这场争论是“美国人说俄国人俄文差，俄国人说美国人英文不通。”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到〈微暗的火〉，这两部著作不能被理解为一个连带关系，比如说是前者触发了后者的写作灵感，它们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血缘关系。
所以，赞巴拉也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的幻想，金波特也不应该被理解成一个疯子。
对诗歌《微暗的火》的注释很长，注释者金波特尽管拼了老命要把这首自传性质的诗往赞巴拉历史上引，他还是有自己的原则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王和内行的文学专家，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有所为有所不为，读者应该细心辨别。如果认为金波特说的全是谎言，这部书就没有必要读了。
苏童在《读纳博科夫》那篇文章里谈到了金波特这个人物：“小说中有一个叫金波特的教授，行为古怪乖僻、言辞莫名其妙思想庸常猥琐，……”这种看法不太准确，其实金波特的行为谈不上有多古怪乖僻。他是前国王（查尔斯二世），“一个笨手笨脚、性情温和的巨人，想一想一位历史性人物，他对金钱的知识只局限于抽象的几十亿国债；想一想一位流亡的王子，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袖扣值一大笔钱！”他是个天生同性恋者和继发性的素食主义者。作为一个逃亡者，他不喜欢别人打听私生活，当有同事问他是不是真的在地下室放两张乒乓桌时，他反问道那是一桩罪恶吗？不，同事说，可是为什么要放两张吧？“犯罪吗？”他又反驳道。于是大家伙儿都笑了。这一段很有趣，说明了他的言辞并不是那么莫名其妙的。
至于金波特的思想，肯定与谢德不同。谢德不信上帝，金波特信上帝但是信仰不那么正宗。不过两人都痛恨残忍的暴力，在文学品位上经常有相似的地方。另外，在金波特偷窥谢德生活的那一段描写中我们感到了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一个国王对一个诗人的崇拜，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也从来没有以这样动人的方式描写下来。这种真挚感情由于对手稿的占有欲和他的同性恋倾向的干扰有些扑朔迷离，但仍然是可信的。在谢德“在场”这个事实中他感到惊叹，一个伟大诗人活生生地出现在人们中间，他感到这是个奇迹。这个饕餮的偷窥者饥渴地注视着诗人的创作。诗人的情况都被他摸清楚了。他看到他用铅笔写作，有时候用铅笔掏掏耳朵，还把铅笔放到嘴里尝尝味道。他感到“主必定跟他同在。”在数次约见受阻后，他无礼地闯入家中，见到了诗人。他邀请诗人出去“遛个弯儿”，诗人“一边为自己辩解说身子不大舒服，一边接着挖他那个烟斗，挖得那么深，真像是挖空了我的心脏似的。”
熟悉纳博科夫的人会发现，《洛丽塔》里的亨伯特，《普宁》里的普宁，金波特，谢德，四个人有相似的地方。动用比较文学里的一个研究术语来说，他们四个人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正在写作的纳博科夫：描写细致、思维快捷、对文学有独到见解、对“庸常猥琐”的文学见解常常怒不可遏地予以无情揶揄。
用当今讲求实际的晚报读者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会觉得它很荒唐（比如说一件事不可能在武汉发生，那么就被认为是荒唐的）。也许是我们当下的“视野”中既无大诗人，也没有一个王国的毁灭。按照金波特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谢德和纳博科夫的思维方式），人们可以凭借传媒了解到数小时之前发生在地球任何角落的事（死亡、饥馑、暴乱等等）并为之感动，但对本民族几百年前的大屠杀无动于衷，这是件怪事。那么，一个统治者与诗人的故事以前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发生过吗？发生过，比如说在中国，唐朝诗人杜甫在四川时生活上很受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顾。《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搂宴》、《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都是杜甫献给他的。事实上严武算不上是个好官，史书称严武“恣行猛政”。后人读杜诗的人因推重杜甫也推重严武。那些治蜀政绩足纪的官员其名反不如严武。施鸿保在《读杜诗说》中感叹“然则公之依赖武者在一时，而武之依赖公者在万世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头脑灵活的统治者都很喜欢诗人，尤其是大诗人。在古罗马，维吉尔的《农事诗》就是配合奥古斯都皇帝屋大维的振兴农业的政策而写的。最著名的《埃涅阿斯纪》也是献给屋大维的。在写《农事诗》时，维吉尔的待遇不错，也没有人催逼，基本上每天只写出一行诗。古代遵命文学的精品就是这样诞生的。
就像屋大维也有令人称道的地方一样，前赞巴拉国王金波特教授也有他吸引人的魅力。他言谈滚滚、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讲述赞巴拉历代君主的事迹，英雄义士、佳人命妇，还有那些不可或缺的篡位弑君、虐杀夺宝。在这些“宏大叙事”中金波特不时发思古之幽情，不少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哲理扑面而来（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纳博科夫赠送给勤奋读者的小礼物）。
针对第493行谢德写女儿自杀的诗句“她自戕了她那可怜的年轻生命”，金波特大谈了一通赞巴拉人的宗教观之后，开始自由谈论那个“诱人的深渊”：“有些纯粹派人士则坚持认为一个绅士该使用一对手枪朝自己两边的太阳穴各开一枪，要么就是用一把光秃秃的丹麦匕首。”“比较谦卑的人宁愿采用各种窒息的方式；次要诗人甚至试用花里胡哨的解脱方式，诸如在一间通风的寄宿宿舍里那个四足浴盆内割断自己的静脉血流如注而亡。”“在自我解脱不太多的办法中，从空中栽下去，栽下去，栽下去，倒不失为一个最佳方案。”“您如果在一座高入云宵的商业中心大厦闪亮的顶层租一间房间，号码是1915或1959的斗室，然后把窗户提拉起来，——不是跌下去，也不是跳下去——像是为了透透新鲜空气那样把身子慢慢探出去……”“理想的一着莫过于从飞机上往下跳，您的肌肉会松驰，驾驶员会纳闷，您那把压实的降落伞解开，脱去，抖掉——再见，shootka（小伞儿），您就一头栽下去，不过您会觉得自己悬浮在空中，您像个困倦的翻腾鸽子那样，用慢动作翻筋斗，伸开四肢仰卧在空中的鸭绒垫上，或者懒洋洋地转身拥抱您的枕头，享受死亡之前的温柔而深奥的生命最后每一瞬间。……”
熟悉外国文学的人会吃惊地发现上面最后一段很熟。我们在拉什迪《撒旦诗篇》的开头可以读到，一架从孟买飞住伦敦的印度航空公司420号大型客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被锡克族恐怖分子炸毁，机组人员和乘客除两人外全部遇难。宗教演员法里施塔“在空中，用蝶泳、蛙泳的姿势漫游，而后像球一样滚动，将手臂和腿伸展在近乎黎明的近乎无限之中。”另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配音演员钱查“像一个微妙的影子……头朝下栽下去，身着灰色制服，每一只钮扣都扣得很好，双臂贴在身体两侧……一顶西瓜帽扣在头上。”可以说纳博科夫在60年代就预示了拉什迪1988年的《撒旦诗篇》的开头。
然而，熟悉中国文学的人也会奇怪，周作人1926年5月所写的散文《死法》里有这样的段落：
……揆诸吉人避苦求乐之意实属大相径庭，所以欲得好的死法，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寿终而求诸死于非命了。
吞金喝盐卤呢，都不免有点妇女子气，吃鸦片烟又大有损名誉了，被人叫做烟鬼，即使生前并不曾“与芙蓉城主结不解缘”。怀沙自沉，前有屈大夫，后有……倒是颇有英气的，只恐怕泡得太久，却又不为鱼鳖所亲，像治咳嗽的“胖大海”似的，殊少风趣，吊死据说是很舒服，（注意：这只是据说，真假如何我不能保证，）有岛武郎与波多野秋子便是这样死的，有一个日本文人曾经半当真半取笑地主张，大家要自尽应当都用这个方法……
据周作人说这篇散文受正冈子规的俳句《死后》的启发，无法想象纳博科夫读过周作人的散文，但这证明了冥冥之中的世界各地流窜的奇思妙想是真实的。
想想看，《洛丽塔》里的亨伯特、《普宁》里的普宁都是教授学者，而金伯特是一个前国王兼文学教授，同时又是个同性恋兼素食主义者。后两项本身取消也无碍于小说的“主题”。说不定这是纳博科夫在给自己的写作设置难度。塑造金波特实际上要求作者掌握一种文学上的“口技”。俄罗斯艺术家一直有类似的爱好，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写过穆索尔斯基老年时期即兴创作了一些极好的幽默小品，如描写一个年轻的修女在走调的钢琴上感情丰富地弹奏《少女的祈祷》。有人被这种复杂的技巧搞花了眼睛，只好说纳博科夫是个蝴蝶迷，于是他们从蝴蝶一生多变、翅膀上的色彩幻变莫测来解释纳博科夫的炫技咏叹调。这种说法出现一次是允许的，出现多了变成“定论”就不好了。因为很有可能那段时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大多喜欢搜集蝴蝶，比较出名的例子是布哈林和巴甫洛夫。
在《微暗的火》里，纳博科夫怀着无限爱惜在注释里置入了许多小玩意儿。比如说，诗歌里出现了一次飓风，名字叫做“洛丽塔”。在1962年的美国，可能大多数中学生都知道“洛丽塔”了，也许就有那么一个喜爱纳博科夫的气象工程师。可是金波特居然不知道，还在注释里反复琢磨“洛丽塔”这个费解的“不大使用的西班牙名字”。当凶手格拉杜斯在图书馆里找人时，他碰到了“一个身穿夏威夷衫，晒得黝黑的秃顶教授，满脸嘲讽的神情，在阅读一本俄文书。”这个人是普宁！看过小说《普宁》的人肯定会很高兴普宁虽然在上本书里被解雇了，可在这个学院过得还挺滋润呐！而最难的难题是，这本小说还有另一个读法，金波特可能是那家学府俄语系中的一们腐儒教授波特金，幻想自己成了赞巴拉国王，书中虚构的阿巴拉契亚又可能就是赞巴拉，长诗和注释也可能皆出自诗人谢德之手，等等。因为调皮的金波特说了：“我也许在另一个校园里，变成了一个上了年纪，快乐而健康，异性恋的俄国佬，一名流亡作家，没有名望，没有未来，任什么也没有，而只有他的艺术。”
在这本小说里，纳博科夫的确什么也不在乎，他没有“总的思想要去开拓”，没有想把道德理想灌输给谁。在这里，所有的情节尚在熔铸之中，原生态的艺术全身心地展示了自身。纳博科夫把滚烫的乡愁、对艺术的迷恋、沉思的癖好、对痛苦的玩味全部包裹在热切的幽默里奉献给了二十世纪。尽管二十世纪的读者有他们自己读书的习惯，“不理解幽默本身是伟大的，不需要附加什么道德说教。”（肖斯塔科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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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爱丽丝

嗯嗯，挺好看
只是，据我所知shootka是“笑话”，后面括号里的“小伞儿”是注释吗？

午夜圣经

《赞巴拉，并非捏造的神话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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