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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起的早,昨天跟媳妇拌嘴,闹别扭,在沙发上睡了一宿。她上班去时我也就醒了。
此时,天刚发亮,一轮柔和的光正从东边散开,犹如燃烧的火,在地平线上。一夜北风把天吹得很干净,光芒也撒得很透彻,印红了整个东方。建筑在光的背影中显得很安详,安静的等待阳光普照。我喜欢这样的冬天。
今天是彝族年,北京的天似乎更适合杀猪过年。这么殷勤的冬天在南方的高原上是不可能有的,特别是昭觉,提起这个名字就想起黝黑的人们那年复一年忽显在深蓝的批毡背后的忧郁和茫然。当然,西昌的冬天阳光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彝族有两个节日,火把节和彝族年。火把节在农历6月24,大概是八月中旬左右,彝族年在年底,根据十月太阳历应该在11月中旬左右。火把节现在是别人的节日了,弄得花儿胡哨的,走样了,也没什么可悲的,社会就这样了,还有更可悲的。彝族年还保持原有的特色,这个没法商业,除了杀猪跟喝酒没别的,杀猪跟喝酒都没什么可炒作的。这两个节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过年。小时候等待过年的心情那是一种煎熬——杀猪,压岁钱,放假,吃不完的肉,背猪腿、、、、、、过年似乎就意味着放纵,在过年的时候,父母也一般不会说你,所以你可以由着性子放肆,绝对的自由。印象中的火把节总有摔跤的活动,小孩的摔跤是少不了的戏。小时我比同龄人都高,但柔韧性特差,总摔不过别人,越是摔不过,别人就越想看热闹,大人们总拿你开涮,小时候特腼腆,越腼腆别人越涮你,后来就有点抵触这个节日。每次听到开始摔跤时就肚子疼。过年则不一样,它是纯粹的小孩子的节日。
已经八年没有过过年了,成年之后对年的盼望依稀淡远,当然还有社会环境,时间和金钱等一系列不平等的关系在左右。文化在我身上逐渐消散,因为我越来越真实,越来越远。远点好,能看得更清楚些。
北京每年11月底就会召集所有在京的孤魂野鬼在民族大学堂而皇之地为真实的生活找个虚幻的舞台,然后在杯酒残歌中孤芳自赏。我厌恶这种没有一点意义的形式,这跟过年有什么关系?大家都很骄傲?是个人就应该骄傲。为一年紧张的生活找个方式放松这是无可厚非的,我讨厌的是那些低级,肤浅,浮夸的民族虚荣心。两年没去了,以后也不会去。
跟家里打电话了,他们现在抱怨我联系的太少,有吗?我觉得我还是挺罗嗦的,三天两头瞎贫,说些没用的。家里今年杀头三百来斤的,听妈妈的语气很满意。她对年很讲究,猪一定要大,这才有大家风范。记得十年前有好几年都杀两头,显贝,大家庭。后来家里不如意,妈妈去问毕莫,毕莫说不应该杀两头猪,后来又回到一头的量上。前年,哥哥显麻烦,累,给妈妈爸爸买了头一百来斤的猪,妈妈赌气,拒绝过年,说从来就没有杀过这么小气的猪。去年我给他们买了头三百多斤的,妈妈见谁都夸她北京的孩子好,就是好。今年我哥不敢怠慢,说要杀头五百斤的,没找到,这是真话。今年家里风起云涌,年初,哥哥被贬职,年中,弟弟害病,年末弟弟一鼓作气考上行政工作,哥哥离婚。一系列的事情好的坏的都想在年底用猪做个了结,好的感谢祖先,坏的以此诅咒妖魔鬼怪和是是非非。
在县委那个拥挤的地方杀猪肯定没有气氛,年不能这样过,过程缩减了,意义也就减少了。城里过年就形式主义。明年,也许后年,如果我能回去过年,我会说服大家回去过,在那个大家里,大院子里过。那里飘荡着童年。从磨刀,整理房子,打扫院落,劈柴等等一系列前期工作中寻味年的气氛和味道,这是一个缓慢而有节奏的过程,不是单纯的杀一头猪完事。就连杀猪都得挨家挨户,持续的热闹,如果天公做媒,给点阳光的话我们会很灿烂。
窗外,城市的线条越来越明晰,一个完整的年浮现,犹如碑文上的文字,深刻,醒目又带有几许消逝后的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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