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我回老家的时候，二伯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他讲的这件事不过是十年前那桩杀人事件的延续，就像一株枯死十年的老树突然抽出了新枝，多少让人有些吃惊。
那桩发生在十年前的杀人事件，曾经让我们刘庄名声鹊起。那时我尚在镇上读初中，虽然没有亲眼目睹杀人的全过程，但对涉及的几个人还是相当熟悉的。直到现在我都能够一口气叫出他们的名字：刘年、刘顺、刘年的大儿子刘大龙、刘年的媳妇……这几个人都是我们刘庄的。刘顺当年秋天被枪毙了，刘年的媳妇也就是刘大龙的母亲，在警察到来前喝农药自杀了，只有刘年和刘大龙爷俩逃了出去。刘大龙曾经是我的同班同学，读初一的时候他就跟杨庄的杨木匠的姑娘订了亲。四年之后，我在镇上第二次复读的那个春节他结婚了，凶杀案发生在半年之后，他的结婚生活仅仅维持了半年。杨庄那边，也就是刘大龙的岳父家里死了三个，重伤两个，至于他（她）们的名字，除了杨木匠之外，其他的一个也叫不上来。
将近十年的光阴中，刘庄的很多人因为这件杀人案改变了命运。最直接的是刘年的母亲，被判了八年，入狱那年她已将近七十岁，服刑第六年的时候患上了半身不遂，刘大脸去医院接她的时候还以为去收尸呢，没想到拉回来之后她又活了好几年。刘庄的人都清楚，这件事闹这么大跟她是分不开的，她是个一辈子没吃过一点气、敢说敢做的女人。两年前她死了，刘家的人没有几个给她送葬的，倒是教会里的一帮老头老太太，按照基督教的仪式给她发了丧。凶杀案那一年，大龙的弟弟二龙刚刚八岁，尚属于懵懂无知，一夜之间他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直到五年之后，他婶子，也就是刘顺的媳妇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他才算结束了流浪生涯。奶奶信主之后，他也成了耶稣的人，有一次我遇见他，他问我信不信主，我说不信，他说，你这人完了，住到城里就不信主了，人家外国人打一生下来就是主的人。他那木讷呆滞的眼睛和枯黄干燥的头发，让我心头一震，他的话仿佛匕首一样一下子就戳穿了我日渐虚无的灵魂。
两年前二伯用上了手机，当然这个手机不是他买的，是村里配给打更人员的，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及时联络。
二伯在他六十多年的生命中从事过多种职业，我搞不清这算不算他的职业，按说种地才是他的职业，可是在全村人眼里，他算不上称职的农民。他对家里的事、地里的事一概不管不问，整天像个游神一样忙活他自以为很重要的事情。他首先是个乡村厨师，不说水平高低，遇到婚丧嫁娶，能妥善地安排二十桌筵席，这是我亲眼见过多次的。从砌锅垒灶、采买置办、热炒冷拼，一条龙下来滴水不漏。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又当上了红白执事（乡村司仪），尤其是对殡葬礼仪格外熟悉，近年来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村里有人老了（去世），从报丧开始，找人看坟地、安排吊丧人的食宿、联系响器班子、直到出殡等等，在外人看来麻团一样的琐碎事，二伯指挥的有条不紊，像纳鞋底子一样穿针引线地就做好了。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又当上了经济人，买猪的来了联系养猪户，花生刚刚晾干他就把买家领到了人家门口。这些事不是天天有，隔三差五才能碰上一回。他干的时间最长的一件事是当着我们村里的一个小队会计，粮食补贴、计划生育、人口普查、调解邻里关系、家庭矛盾，仿佛他是村子里最忙的人。他大半生的时光就耗在这上面，往往是村子里人忙的时候他闲着，别人闲着的时候，他又忙得经常连饭也顾不上吃。最近几年，我们那一带的治安环境一直不好，临近年关的时候经常发生一些盗窃事件，村里组织一些人打更，每晚补贴三块钱。这事年轻人不原意干，他们长年在外打工，好不容易回来过个年，只想痛痛快快玩一场，仨瓜俩枣进不了他们的眼。只有一些上岁数的人，本来觉就少，再加上冬天夜晚格外漫长，闲着也是闲着，何况每晚还能挣上一包烟钱。二伯第一个报名参加了打更队，于是，他就有了一个拨不出外线的手机。他的手机除了跟几个打更的人对话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可以通过手机让自己的声音从村里的大喇叭上传出来。二伯像个孩子一样把手机从怀里掏出来，对着手机“喂”了一声。我们村的上空果然就有一个声音传过来：“喂”。那声音有点混浊，但完全可以听出来是他的声音。他又对着手机喊了一句：“打更的，上班了，马上在村头集合了。”随后冲我“嘿嘿”一笑，把手机掖进了怀里，说：“不光吓唬小偷，还吓唬那些派出所的联防员，村里的好几只羊都让那一帮王八蛋给偷吃了，名义上巡逻，实际是打食的，碰见没进圈的羊，往车上一装响着警笛就窜了，我这么喊一声，起码村里人警觉一点。”
接着二伯就给我讲了下面的事。我怕忽略了细节，偷偷打开了录音笔。下面是我整理出来的文字：
年前，我在村东南给人家量地的时候，碰见了一个娘们，一看就不像咱老家的人，大红的风衣，长腿靴，脸上抹得红红的，跟鸡冠子一个色（读：shai）。她坐着一辆三轮车来的，到我跟前的时候，我正在地头抽烟。我以为谁家打工的或者在外边上学的孩子回来了。嘿，下来一个娘们，离老远就有一股子味，呛鼻子，说香不香说臭不臭的一股怪味。咱一闻那味，头就有点懵。我正琢磨那是啥味哩，人家把烟递过来了。啥烟呢，虽说我好烟吸的也不少，但那烟我还真是头一回见：挺细挺长，白色的，跟那个啥差不多。我自个点着，一吸，吓我一跳，跟薄荷糖一个味，麻酥酥的。我想吸人家烟了，人家肯定有事问咱。我就在那等着，盯着她脚底下的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想她会问啥。你猜她问了个啥（二伯脸上浮现出一种古怪的笑）。人家竟然问我：刘年家在哪住。我一愣，十来年不见刘年了，鬼才知道他去哪了。我不敢说呀，你知道，那事我也被牵连坐了三月的牢。把那根薄荷味的烟快吸完的时候我才想好，二龙还在呢，总归是刘年家的人吧。咱咋地也得对得起那根薄荷味的烟，就给她指了指，说，到村口往西拐走到头，再往北拐，路东第二家，那个黑瓦屋，刘年的二小子在那里住着。她又给我一根薄荷味的烟，我没舍得吸，在口袋里揉碎了，白瞎了。她走了老远，我才缓过神来，正好明亮从地那头走过来，我就给他说，有人找刘年了。明亮脸一板，不会是便衣警察吧，听说杀人这事要追五十年哩。我说肯定不是，她好像是来走亲戚的，你看提个大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啥东西。
明亮给我说杀人犯要追五十年呢，咱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心里老挂着这个事，别再出啥意外。晚饭之后，我先在街上转悠了一圈，没听见什么风声，就朝二龙住的地方溜达。二龙住在奶奶院子里的一间牛棚里，跟牛住在一起。那牛棚是刘顺媳妇从监狱里出来后盖的。还差几步远到门口了，从里边出来一个人。天还没黑透，出来的人能分辨个差不多，一看走路畏畏缩缩就知道是二龙。二龙原来不这样，挺舒展的个小孩，可这几年越来越萎缩了，走路勾头耸肩的。他手里提这一个大包，姑姑囊囊的。我一看包的样式就知道是下午那个陌生女人提来的。二龙先开的口：“二伯，吃饭了。”我说：“吃了，黑灯瞎火的干啥去？”二龙摇摇头说：“没事没事。”他嘴里说着没事，可他说话那音跟平时就是有点不一样。到底哪个地方不一样我也说不准，就是感觉跟平常不一样。
（二伯说道这里停下了，往炉子里添了点煤，炉膛“呼”一下冒出一团烟来。二伯嘟囔着说：现在的煤就是差，跟烧麦草一样，转眼之间全剩下灰了。）
二龙俩腿晃的快，一转眼就朝正北走走。你知道，我喜欢打听稀罕事。我就想看看他包里到底装的啥。我转身跟着他走，我腿慢，他腿快，他才十七、八，我都六十多了，这样前后有四五十米，他正好看不见我。我嘿喽喘气的在后边追。他沿着大路一直往北走，连个弯都没拐，直接出村了。他一出村，我明白了，他肯定是去鸿雁江大堤，他娘喝药死了之后就埋在大堤上乱树丛里。我也不累了，腿也快了，跟年轻十岁一样。果不其然，二龙就是去他娘的坟上——那个藏在灌木丛中孤零零的一个小土堆。河堤上的树挺多，密密麻麻的也长不高，地上全是杂草和树叶。原来穷的时候，早就被人铲回家烧火了，现在也没人管了。
二龙急急慌慌地走他的路，中间回过几次头，这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天气干冷，他穿的衣服多，还提着大包，转身的幅度小，就没看见我。二龙娘出殡的时候，是我主的事，我记得在坟堆的周围有好几棵槐树，其中最粗的一棵是歪脖子的，长的也不是很高，离坟堆也就四、五米远，我慢腾腾的挪到歪脖子树后面。我腰里掖着一个四节电池的大手电筒，不敢开，一开就把二龙给惊动了。我藏在槐树后边的时候，二龙已经跪在坟前烧了一堆纸，火还没灭，旁边还点着一根拇指粗的蜡，火苗呼呼闪闪的。他趴下磕了三个头，嘴里嘟嘟囔囔说了一堆话，我就听清了一句：娘，俺爹回家了。二龙年轻，哭声也响，响的瘆人。二龙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板撅，就是秋天刨玉米秸的那种板撅，在他娘坟左边上刨，大衣也脱了，扔在包上。冬天地都冻上了，很难刨，我的腿都站麻了，他顶多才刨个尺八深，刨几下抬起胳膊擦擦额头上的汗。他还怪热呢，我穿着军大衣还冻得浑身哆嗦，不敢动啊。有一会，我嗓子里痒痒，好像有一只虫子在嗓子眼里爬，老是想咳嗽，就使劲忍着，憋了半天才憋回去。
坟堆边上又起了一个小土堆，一尺多高。二龙停下来，从包里拿出一个方方的东西，用围巾包着，可能是围巾。把盒子掏出来，先是摆在新土堆上，对着盒子边哭边嗑头，哭得我心里发酸。真是个受了大罪的孩子。他磕完头，抱起那个四方盒子的时候，不小心把烧了半截的蜡烛给碰倒了。他光顾挖坑埋东西了，蜡烛引着了周围的草和树叶子也没注意。冬天的草都干透了，再加上一直没下雪，地上草和树叶子干的一碰就碎，那还不见火就着。刚开始是小火，烧到树叶子厚的地方，火苗“呼”一下就起来了。鸿雁江名字叫江其实就是一条人工河，也不宽，但很长啊，往西通到河北省了，往东一直到马颊河，好几十里地长，穿过好多村呢。河两边全是乱树杂草，这火要烧起来可不得了啊。我们打更的是既要防火还要防盗，村里的大喇叭上天天喊着，喊归喊那是公家的事，要是大火真着起来遭殃的还不是咱老百姓啊。眼看着火苗就起来了，像风中的旗一样往天上窜，烧的地上的干树枝“噼啪”乱响。这时候我不能再等了，直接就从树后面跳出来，把大衣一脱手忙脚乱地去扑火苗。多亏是我跳出去的及时，火烧的还不大，也就是三四个平方面那么大。我左扑又踩，忙活半天才把火灭了。
我气喘吁吁的停下来的时候，才想起二龙来。从腰里把手电掏出来一照二龙的脸，我的头发马上竖起来了：那俩眼瞪的太大了，恨不得把眼珠子瞪出来。我就叫了一声二龙。他没说话，就那么直挺挺地跪着。我走上去拉他的手，还没碰到他，他的上半身就朝着我倒过来了。我脖子后边当时就窜过一阵凉风，整个脊梁骨就跟触电一样一抖。我这六十多年啥事没见过，还从来没怕过，咱村里那些不成年的孩子走了大部分是我背着出去埋的。但那一会还是有点怕，我手指头往二龙的鼻子底下一放，乖乖，一点气没了。
我蹲那没动，先掏出烟来吸了两口。掏出手机摁了个号码，就是刚才跟大喇叭上接通的那个号码。我说：“村正北鸿雁江边上有小偷，抓紧来人。”我喊完这两句话，真是感觉到累了，就躺在地上休息一会。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村里的人都到了，三四十口子，打着手电，拿着棍子。手电筒一直没关，他们一来就找到地方了。
村里的章兰也来了，他是赤脚医生，还在着道门，摸了摸二龙的脑袋，就开始在身上掐，左掐又掐，过了好大一会，二龙才开始喘气，一张嘴就叫爹也娘也的，嘴里直咕嘟沫。那时候，大家才知道二龙包里装的是个骨灰盒。几个人又把那个坑往深里挖了挖，才把那个骨灰盒埋下了。我领着大家一起磕了三头，毕竟都是离世的人了，这样惊扰它们也不是什么好事。
过了两天，我碰见刘顺的媳妇，说起这事来，刘顺的媳妇才给我说了那个陌生女人的事。你猜那个女的是谁吧。谁都不可能往那里想。竟然是刘年逃命之后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可能是内蒙古，遇见的一个掉山沟里的人，把她救了，然后又结婚了。年前刘年得病死了，说是癌症。后来我在二龙手里见过那张照片，虽然才刚过十年，但照片上的人一点也不像刘年，活脱脱刘年他爹，看着比他爹还老，头发都白了，脸上的肉跟刀削了一样。临死前给那女人交待，死了之后想回老家，家破人亡了，就想死了之后埋回去。那个女的当天就回去了，也可能是怕沾上什么事。
刘年家那一锅事，你都知道。两败俱伤啊，谁也不愿意摊上这事。都是被逼的，咱这地方的人穷是穷，可都想要个脸。面子这个事，想通的人可能一点不在乎，想不通的人真比命看的还重。老话说的好，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
我从二伯家里出来已是凌晨了，天上挂着毛月亮。回老家之后，我独自住在爷爷生前住过的屋子里，爷爷离开我二十年了，我都快想不起爷爷的模样。躺在床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好像回到了从前。
刘年原来是村里的民兵连长，多少算个人物，他跟我二伯一样不喜欢到地里干活，成年累月地穿着个灰色的四个兜的中山装在村里转悠，人五人六的。刘年干了十几年民兵连长，除了越来越懒之外，竟然越来越看不起庄稼人，而他那个穷得一团遭的破家也越来越被人看不起。只有他自己浑然不觉，他一直梦想着干上刘庄的村长，一夜之间让村里人刮目相看。他在这方面没少下功夫，做梦都惦记着村长那个位置,到后来说话的嗓音和走路的姿势越来越有村长的派头了。但最后是大龙的婚事残忍地把他的梦给打碎了。
大龙十二岁订的婚，这在马西一带那很正常，水到渠成的事。他左挑右拣，总觉得媒人给介绍的儿媳妇门不当户不对，直到有人把杨庄杨木匠的女儿介绍过来他才点头了。杨木匠是个普通人，但是他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杨副镇长。跟杨副镇长攀上亲之后，一直在通往村长位置的道路上徘徊的刘年似乎看见了曙光。那时候刘庄的村长是张树文，支书是王麻子，两个人历来不合。刘年一直站在王麻子一边，毕竟是王麻子一把手，脸上的麻坑一会大一会小的，全是鬼点子。大龙的亲事一定，刘年就有点迫不及待了，在王麻子的指点下做了一连串的小动作。村长张树文表面上不声响，却是个有主见的人，一嗅出苗头，就悄悄开始了反击，不显山不露水，风平浪静的就把背后的功课做足了。
马西那一带，从订婚到结婚绝对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好多在孩子订婚之前比较殷实的家庭，在孩子结婚之后负债累累。大龙订亲不久，刘年那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就像枯水季节的河床，一下子见底了。接下来一步，要给大龙盖房子、修院子，刘年家里除了七八棵树之外，连一块完整的砖头瓦片都难找。陈粮虽然有两囤，可这年月谁还缺粮食啊，连狗都能够隔三差五地吃上白面馒头了。刘年一天到晚扒拉着那只缺了好多珠子的老算盘。从算盘上抬起头来的时候觉得脑袋眩晕，老算盘上摆着一个让他吃惊的数字——那是一笔即将到来的巨大债务。那一段时间，被这个数字日夜咬噬的刘年明显瘦了，胡子拉茬的，眼睛红彤彤的，像烧红的烙铁一样。
刘年是个要面子的人，孩子定亲这事本来就是场面上的事，做好了不但邻居们羡慕，亲家那边也长脸，如果做不好可能会在亲家那边落下话柄，让人家拿捏一辈子。刘年就想在大龙结婚之前把每一个环节都给做的漂亮一些，毕竟是副镇长的侄女嘛。可往前走一步不是嘴边说说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刘年一想起那个摆在算盘上的虚无数字就觉得胸口骤然发紧。订婚的程序走到三分之一，就迈不动步了，刘年的心里开始不住的抓挠，都快抓出血来了。他盼着杨副镇长能给他说上一句话，谁当村长那还不是副镇长一句话？可儿子毕竟还没有结婚，挑明了去找人家也不好。刘年想自己的小动作也许可以给杨副镇长一个说话的理由。可是暗地里做的事，过去一个多月了，镇上却一点反映没有。刘年心里像揣着一只老鼠样，天天盼着奇迹出现。
秋后的一个下午，刘年正百无聊赖地盯着院子里的树发呆，村里的大喇叭响了，让他到村部去一趟。刘年第一次感觉到王麻子的声音那么动听，眼前变得开阔生动了，仿佛出现了一条明晃晃的大道。他本想一口气跑到村部，又担心村里人看出他狗肚子里盛不了四两油的萎缩。依然迈着往常的四方步走出家门，只不过步幅比往常要宽，双腿摆动的频率也比往常要快，耳边挂着风声就到了村部。镇上的人果然来了，村委大院里停着两辆摩托车，其中一辆刘年认识，是镇上组织助理王大胖子的。王大胖子一出马，不是考察就是谈话，刘年的心脏跳的更欢实了。刘年立住脚按捺住心跳，扯了扯衣服的下摆，才斯斯文文地喊了一声“支书，找我呀”。王麻子没回音，只咳嗽了一声，很干、很短，像装的一样。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刘年的心头闪了一下，他没在意，顺着王麻子的声音就进屋了。组织助理王大胖子果然坐在红连椅上，连椅的另一头还坐着一个人，屋子里光线有点暗，加上三个人一起抽烟，里面烟雾缭绕，他看着那人面熟却没想起是谁来。王麻子在一边坐着，耷拉着脑袋，脚底下扔着四五个烟头。刘年把手伸过去，点头哈腰地说：“王助理您来了”。王助理没有动地方，也没把手伸过来，倒是旁边那个人说话了：“你就是刘年？”声音有点哑。一说话，刘年听起来了，镇法庭的赵庭长，村长张树文的高中同学。刘年心里的滋味不对劲了，赵助理的脸绷得紧紧的，阴沉的似乎马上要下雨了。刘年生硬地低了低脑袋，就那么尴尬地站在一边，脑袋里空了一样。赵庭长从黑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递过来。刘年伸出双手接过来一看，自己的脸开始热了，仿佛肿了一圈。手里是一封检举信的复印件，他假装若无其事地念道：“举报信，尊敬的……”
“别念了！”还没等他把第一句话读完，赵庭长就把他打断了。又递过来一张纸，也是复印件。这是一张刘庄村村民委员会的稿纸，开头第一行写着：“刘庄村××年冬季征兵建议名单。”这张纸像一面镜子，刘年从纸上看到了自己越来越红的脸。刘年额头上的汗立刻冒出来了。王大胖子说：“镇上调查清楚了，一封诬告信，这写信的人恐怕……”王大胖子没有说完，“嘿嘿”冷笑两声。
刘年的民兵连长被撸掉了，王麻子和张树文交换了位置，王麻子成了村长，张树文成了支书。刘年仿佛被人当头一记闷棍，被大昏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结果被打的落花流水，心里彻底凉了。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刘年的身影从村里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春节前，刘年的身影重新出现在村里，脸黑了，还多了一道伤疤，中山装也不见了，脚底下穿着一双黄球鞋，抽了几十年的烟也戒掉了。这时村里人才知道，他是去金矿上打工去了。第二年一整年刘年都在金矿上打工。第三年麦收之前，大龙的房子和院子盖起来了。从那之后，刘年就没在离开家，破天荒的老老实实当起了庄稼人，整天长在地里了。村里有人想让他介绍到金矿上打工，刘年摆摆手，那不是人干的活，还是老老实实多活几天吧。
我在镇上复读的第二年临近春节的时候，大龙结婚了。结婚的当天晚上，听房的人就从大龙黑乎乎的新房子里面闻到了火药味。第二天一早，大龙和媳妇出门的时候互相不说话，大龙媳妇的腿好像瘸了，大龙把羽绒服的领子竖起来，脖子上隐隐约约有几道新鲜的抓痕。
起先，村里人都以为，他们吵架是因为嫁妆的事。大龙媳妇带来的嫁妆是杨木匠自己做的，一点也不时尚，又沉又笨，傻大憨粗的样式。大龙曾经在岳父家里见过两套家具，一套是摆在自己屋子里的傻大憨粗，另一套城里家具城的组合家具。起先，大龙就把那套漂亮的家具当成自己了，没想到拉回来的竟然是让他别扭的傻大憨粗。三天回门的时候，大龙在小舅子刚刚布置好的婚房里见到了那一套新家具。火“腾”一下上来了，趁着身边没人的时候，往玻璃上砸了一拳头。
春节过后，刘年对大龙说：“你出去打工吧，现在家里欠的账快两万了，我在金矿上扭了腰，干活的都是年轻人，人家老嫌我手慢，发工资的时候一个个翻白眼。”大龙瓮声瓮气地说：“你不是说金矿上的活不是人干的吗？咋就舍得让我去，你看我刚结婚，连孩子还没有，万一？”刘年给噎住了，半天没说一句话。大龙的母亲不紧不慢地说：“金矿上的活不是人干的，还是让你爹去吧，把腰砸折就够本了，有赔款，要是少根胳膊、瘸根腿的，咱家的账就填上了，要是死里边更好，咱家就能盖楼了。”
平常，大龙是不大喝酒的，结完婚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上喝酒了，而且连着在岳父家醉了两次。
第一次是小舅子用驴车送回来的。大龙一身酒气地躺在里面，像条死狗似的一动不动。大龙的小舅子也不说话，抓住大龙的两条腿往下一拽，大龙像一条麻袋一样滑到地上。大龙醒过来的时候，刘年问他怎么喝的这么多，大龙哈气连天、支支吾吾地说：“他们老提那组合家具上玻璃的事，说是我砸的。”刘年一怔：“到底是不是你砸的。”大龙脑袋耷拉下来：“是我砸的，当时不是有气吗，不就是一块熊玻璃吗，没完没了还。”
第二次喝醉没人管了，媒婆直接来通知的。两只手比划着说：“你家这个可真是大爷呀，又喝大了，满嘴胡咧咧，说啥他媳妇头天晚上没见红，让老丈人给评评理。你们快去接去吧，在他小舅子门口躺着呢，围了一堆人。”这次是刘顺和二龙去接的。二龙看见大龙就躺在大街上，脸红的跟猴屁股一样，身子旁边吐了一堆秽物，胸口白花花一片，一条狗正在那儿伸着舌头舔呢，舔到他脸上的时候，大龙就把手胡啦一下，嘴里还说：“别拦我，没喝多，再给我倒、倒上，必须说明白，不说明白今天的事没完。”
大龙的媳妇住娘家不回来了。大龙醒过来去接了两回，连媳妇的面都没见着。
缓了几天，刘年又买了好烟好酒趁着天黑去杨庄了。杨木匠嘴里像刚吃了枪药一样，一开口就冒火星子。杨木匠的话非常难听，每一句都是头上抹了毒药的箭，一只一只“嗖嗖”的射过来，刘年像个靶子一样傻愣愣的一动不动。一动不动的刘年血液倒流，全部涌到头上，假如此刻哪怕一个蚊子在那里叮上一个小口，估计血就会像高压水管的自来水一样喷涌而出。刘年的拳头攥的紧紧的，似乎要把骨头捏碎了，汗水发根里渗出来，流到后背上，粘糊糊的。满面通红的刘年在杨木匠花洒喷水一样横飞的唾沫里努力保持着镇定，将刚见面时的那种讨好的微笑一直保持到最后。直到杨木匠“嘭”一声把刘年带来的平时不舍得喝、早已戒下的烟酒扔到他的脚底下，刘年才仿佛大梦初醒一般身子摇晃了一下。刘年虚脱地望望亲家关的紧紧的大门，黑色一点一点把自己吞噬了，一点一点的，从脚上开始，沿着小腿、大腿向上爬去，爬到脸上的时候，刘年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大龙的奶奶也坐不住了，她是和二龙娘一起到杨庄去的。去的时候，她还意气风发，回来的时候就变老了。额头上起了一个大包，青的发紫，嘴唇也高高肿起。她枕在自己凌乱花白的头发上，脸上的皱纹里爬满泪水，哭诉声时高时低：“……大龙啊，大龙，给我找一瓶药来，让奶奶喝了……我是活够本了，马上七十了，让人家给打了……我的孩子真孝顺，刘年呀、刘顺呀，你们可真孝顺，一条街上的人都夸……我活到七十让人家打了，给你们丢人了……。”刘年跪下了哭得浑身抖动。
媒婆再来的时候，脸讪讪的，像哀求似的说：“走到这一步是从来没有想到的，责任也不在一方，干脆就离了吧，到时候我再给大龙找一个。”刘年一声不吱，眉头皱的死死的。媒婆说：“杨木匠让我无论如何把话捎到，离婚之后，家具就不拉了，彩礼也不退了，两清，从今以后还像往常一样，就当没成亲戚这回事。”
村长王麻子突然来了，恢复了他原来的趾高气扬。王麻子说：“刘年，你当了这么多年的村干部怎么还是个老封建，这婚不离是坚决不行，大龙这是往**人的头上扣屎盆子呀。杨副镇长发话了，这婚不离也得离。要法律干什么哩，要派出所干什么哩！”刘年恼了：“我就不信他还能把我抓起来，大龙不离婚我看她敢找婆家，我立马去县里告，当个副镇长就欺压老百姓，我就是不信这个邪，镇上不讲理，还有县里，县里他有人，上面还有市里、省里，这是**的天下，不是他老**的。”王麻子嘴一撇：“能，刘年你真能，先说说你这家底够盘缠吗，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几斤几两，从古到今，跟官斗的有几个赢的，咱老百姓就是个蚂蚁，人家手指头一点就完蛋了，吐口唾沫，能把咱淹死。”刘年眼珠子瞪圆了：“你这话啥意思，是不是那个姓杨的派你来压我？你还是不是刘庄的村长，天下都让你们这帮王八蛋给搅和乱了。老娘快七十了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让人打一顿？这气能咽下去债也能咽下去吗？我就是个蚂蚁怎么了，我看他怎么踩死我，你告诉姓杨的，我就等着他来踩，他要是不来就是大闺女养的。”
王麻子脸上的坑一会大一会小，这会还红了，抬脚往外走，边走边说：“我这来出主意的还有罪了，算我啥也没说，就当放屁了啊。”
第三天，两个骑自行车穿制服的人来了，说是镇法庭的，先亮了亮工作证，然后递给刘年一张纸。刘年脸有点白，这是一张法院的传票，说几月几日开庭调解刘大龙、杨巧玲离婚纠纷一案，务必按时出庭。
刘年愣住了，还来真的了？
就在麦收前的一个傍晚，刘庄突然被三十多辆警车给包围围了，一百多个警察，比日本鬼子进中国还要吓人。刘年在杨庄杀人的事像一颗炸弹一样一下子把刘庄人的神经给镇懵了。没经历过大事的刘庄人，霎时集体兴奋了，所有的人都在四处打听、传播这件凶杀案。但是，随着村里一个又一个似乎跟此事有关的人被警车带走，刘庄的人又突然沉默了。他们的嘴被银灰色的手枪、光闪闪的手铐、庄严肃穆的大盖冒上的寒气给封住了，这些没见过世面的刘庄人心里发虚、两腿发抖，生怕冰凉的手铐找上自己长满老茧的双手。警笛不断地在刘庄的上空响起，纷乱沉重的脚步踩在每一个人的神经上。不断地有人被抓走，有些人被带走时感到莫名其妙，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伴随着喊冤声和警察的呵斥声。到了晚上也会有警察突然而至的尖利口哨，除此之外，村里的狗也吓得不敢叫唤了，站在树枝上的公鸡也改变了半夜三更此起彼伏的鸣唱，整个刘庄安静的像一座硕大的坟墓，只有即将熟透的麦香被风送来，肆无忌惮地在空气中飘散。
警察全部撤走之后，支书张树文抖着一张过期好长时间的报纸说：“刘庄这下可出名了，一下子就上了省报，老百辈子头一回，这回省长、市长们也知道咱们这个旮旯里还有一个叫刘庄的芝麻点地方。”刘庄的人像长久潜在水底下，刚刚露出水面一样，急切地询问着凶杀案的细节。
关于这场凶杀案细节，最权威的版本竟然是从一个走街串巷的卖冰棍的家伙那里来的。像游街串乡讲评书的街头艺人宣扬英雄一样，添枝加叶，眉飞色舞。末了总还不忘总结两句：人要脸、树要皮，对这种骑在别人的脖子上拉屎的家伙就得给点颜色看看，做人不能太老实，宁可拼个鱼死网破也要保住面子，要不怎么叫爷们呢，刘年就是纯爷们。这件事，他前前后后讲了不下十余次，最后都能背下来了，但每一次讲的又不完全一样，不过大概的情节都基本是一致的：
那天下午，大部分人都到地里去了，快收麦子了嘛。杨木匠带着全家人忙着修理收麦、打麦用的农具。大龙的奶奶领着两个儿媳妇在杨木匠家的院墙外高声叫骂；刘年、刘顺和大龙，每人手里一把杀猪刀，分守在杨木匠的家门口。从出来一个人，三个人就齐刷刷跳出来，不分青红皂白乱捅一气。最厉害的是刘顺，一身黑肉抖着，胳膊都轮圆了，抓住一个人就像逮个小鸡一样，一刀子下去，刀刃直接从背后抻出来，有半拃长，刀尖上的血还冒热气。三个人像疯了一样舞动砍刀，街上仅有的几个人远远地看着，谁也不敢上跟前凑，生怕无缘无故挨上一刀。地上的血呀，把半条街都给染红了，像油漆桶倒了一样……”
至于最后的下场是，先后有三十多个可疑的人被带走，大部分属于连坐，调查清楚之后，陆陆续续给放回来一些，剩下的十几个人最短的呆了三个月，最长的呆了八年。刘顺从二伯家的红薯窖里钻出来的时候脸都青了，警察审讯的时候把他关在一间四周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一盏二百瓦的大灯泡日日夜夜地烤。麦收季节，天热的像下了火，当天刘顺就把杀人的事全部交待了。刘顺被抓走半年之后就被枪毙了。二龙的娘头天晚上已经喝农药自杀了，警察在她家院子里看见那一具尸体已经硬了，脸上瘀满了黑血，因为疼痛身上的衣服都被抓烂了。只有刘年和大龙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一样，警察去了他们所有可能呆的地方，连他那个远在东北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远房叔叔家都去了，却连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得到。
……
爷爷住过的屋子里非常黑，黑得发亮。我睡得这张床，曾经是爷爷的灵床。爷爷睡熟的当天，我远远的不敢靠近，望着那一帮人忙活，心里非常发憷。直到二爷爷，我爷爷的弟弟，拐着腿走进堂屋的时候，我主动扶着他的胳膊迈上我家的门槛。那时候，爷爷已经穿上了崭新的黑衣服，头冲门安静地躺在床上，脸上蒙着一块白布。二爷爷声音响亮地哭着，他到了爷爷跟前，抖着手把白布掀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死人，他跟往常睡熟了一样，只是没有了平时的呼噜和咳嗽声。
我在床上躺着开始不自在了，我想着爷爷，还想着那个装在陌生女人提包里的刘年，还有十年前已经消失了的神勇的大龙，心里像长了草一样。这时村子外面的街道上突然出来了警笛声，二伯告诉我，镇上派出所的巡逻车每天晚上都要来的。那车越来越近，警笛响的刺耳，就像二十年前，那些围在我们村子周围的警车一样。我在警笛声里像一片瑟缩的叶子，浑身抖动。窗户响了一下，不知道是人的说话声，还是风吹的声音。我似乎听到了爷爷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他的声音跟二十年前一样：大龙你回来了？你十几年没回来了吧。
我身体一抖，想起来，小时候我的确有个乳名也叫大龙。
[ 本帖最后由 李北潭 于 2009-3-10 12:19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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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4 10: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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