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

二六山山

　　张国焘在鄂豫皖期间，在政治上主要依靠从中央来的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在军事上倚重原红四军军长徐向前和师长蔡申熙，前者擅军事指挥，后者具战略见解。“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由少数巨头——我和蔡申熙、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密商决定。”（张国焘，2004下：289）四人之中，徐、蔡都是中央军委1989年评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四方面军中进入此36人名单的还有徐海东、王树声、许继慎、曾中生、李先念）。沈、陈的历史评价则复杂得多，他们都是鄂豫皖左倾路线的代表人物。

　　在讨论四方面军主力是否撤出鄂豫皖向外发展时，沈泽民不同意张国焘等多数人的意见，主张留下继续斗争。这一主张长期以来被视为是抵制了张国焘的右倾投降主义，但从徐向前的回忆录中的分析来看，不撤是不行的。主力西撤后，沈领导的省委仍然执行了一套左的冒险政策，仍然肯定张国焘“在苏区开始肃反有很大的功绩”。苏区此时只有新成立的红25军，徐海东的74师是其主力。1933年初打了几个胜仗，25军达13000多人，沈泽民头脑发热，要夺回新集、红安、七里坪等四方面全盛时的中心城镇。事实上当然不可能，那就再搞肃反，沈泽民、戴季英、高敬亭等都是积极肃反的主张者和执行者，43天就杀了数千人。“有一次在战斗的间隙，有几个战士坐在一起谈论家常，比年龄大小。偶尔说到信排行老三，竟有被指责是‘第三党’，给抓起来枪杀了。”（谭克绳、欧阳植梁，1987：431）因为决策失误，仅饿死、病死的就达三千多人，徐海东发了几句牢骚，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沈立即用烟斗指着徐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于是

　　我立即被推出会场。（徐海东，1982：25）

　　这就是沈的霸气和权威，但他不是“坏人”。此前与沈一道工作的徐向前的印象是：“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徐向前：1987：146）“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狠。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徐向前：1987：160）

　　沈泽民确是个“好人”。徐海东被赶出会场后，知?自己随时可能面临厄运，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恰好此时敌人来犯，“我想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徐海东，1982：26）当他只穿一条裤衩上阵、得胜回营之后，

　　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1928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徐海东，1982：27）

　　徐海东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沈泽民样说，似乎不太符合党的原则。第一，徐有没有问题，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而应当由徐的行为来证明。第二，在沈对徐作了判断之后，假如有人说徐有什么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即使在保护自己的同志时，沈也扮演着一言堂的角色。不能因此指责一个牺牲了的领导人，即使像徐这样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命运也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江西苏区，领导“宁都暴动”的红５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７军军长李明瑞都是在没有真正通敌证据的情况下被冤杀。与他们比较，徐确实要感谢沈泽民。

　　几次作战失利后，沈泽民认识到“肃反不得人心”。1933年11月10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承认：“四次‘围剿’前之大苏区，而零落至今日之状况，乃党的路线一贯脱离群众所造成。”（谭克绳、欧阳植梁，1987：441）

　　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由于地位悬殊，徐海东与之接触较少。1949年以后陈作为张国焘的追随者，在历史上的形象不是很好。但徐向前一再说他“很能干，有才气，但年青火旺，盛气凌人，连张国焘都得让他三分。平时，干部佩服他能写能讲，但也怕他发脾气。”（徐向前，1987：330）陈在部队政治工作上有很大成绩：“陈昌浩同志有实干精神，对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作了积极贡献。”（徐向前，1987：191）军事上也不外行，在1932年4月要不要打苏家埠、同年6月要不要西出平汉线作战、同年10月漫川突围的方法等许多作战中，他都和徐一起坚持了与张国焘不同的正确立场。陈还有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1930年初，红军缴获了一架飞机。“陈昌浩曾坐上它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那时才二十七岁，干起来真行，也有办法。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带他听指挥。”1931年12月22日，他又坐上这架飞机到敌占区上空扔炸弹，散发宣传品。（徐向前，1987：175）

　　与沈泽民一样，陈的错误主要是“肃反”。肃反的通常模式是“一逼、二供、三相信”。但“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徐向前，1987：160）凭什么呢？那就只能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和自己看着不顺眼的人。1932年6月的木门会议上，“陈昌浩的头脑清醒了些”，他承认抓错了人、同意停止肃反。（徐向前，1987：298）似乎他也明白随便杀人不好。可是会后不久，他与参谋主任舒玉章为打不打杨森争论起来，舒说：“不管你们怎么说，我们和人家代表说了互不侵犯，你们打杨森，犯了错误，是‘立三路线’，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见！”“这下陈昌浩可炸了，拍着桌子说：你是个‘日本特务’，在这里搞煽动，反对政治委员！下令：‘马上给我把他捆起来！’……后来，听说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杀掉了！”（徐向前，1987：329─330）

　　徐向前对陈的总的评价是：“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青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徐向前，1987：571）

　　沈泽民与陈昌浩都是杀人甚多的左倾宗派主义者，但徐向前一再强调他们是“好人”。“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已，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徐向前，1987：159）早已投敌的张国焘肯定不是“好人”，如果他没有投敌呢？长征途中张与中央分庭抗礼，四方面军的将领至少是服从了他。直到清算张国焘时，“由于张国焘统治四方面军多年，又一直挂着马列主义知识分子的招牌，长期在四方面军内实行愚民教育。所以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出于对党的朴素感情，对张国焘还有些盲目迷信，把他看作四方面的代表和化身。对抗大贯彻中央决定，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学习产生了反感和不满情绪。在这些同志中，有的甚至走上与党组织对立的悬崖。”（莫文骅，1996：344）莫文骅的语言不太准确，如“愚民教育”云云，是不会得到四方面军将领认同的，但他反映了一个事实：战争年代，领导人的“肃反”杀人，并不妨碍他的威信，甚至就是立威的主要形式，双手沾上满红军鲜血的人，仍然在政治上是好人。

生铁

越是知识分子出身，越嗜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