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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asui1003 于 2012-10-9 15:29 编辑
二○○二年春天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遭遇了毕生最重大的挫折。我当时念高三。首先,毋庸讳言,最起码在旁人眼里,我只是一株温室里的花朵。我觉得父母倘若把我送进私立的贵族式学校还好,那样我起码不用在本应问心无愧的情况下,每天带着负疚心理见人。但或许出于某种令人费解的教条主义信仰,我母亲坚持认为不应让我从小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她向我父亲解释说,贵族学校将毫无疑问地不利于我的人格健康成长。她认为那种地方是专关纨袴子弟的集中营。她尤其喜欢提自己的青少年期,面对的是一个如何贫瘠的物质世界,她觉得恰恰是这种贫乏刺激了她的上进心,使她获得了后来——改革开放之后——的成功。但她对我的好意却并没让我好过,皆因她还另有一桩与强迫症的症状有所类似的爱好,就是给我的班主任老师打电话。她本打算给我请一个家庭补课老师,但被我父亲阻止了,原因我后面谈到。故此,她把对我学业的满腔热情倾注到了对我学校老师的监督之上。我几乎可以断定,我的班主任对此不胜其烦,因为过了没多久,她便在课堂上公开而又委婉地向我表示,我有一个在学业方面万分担忧我的母亲,所以我应该更好学和自律,以免使她失望。她还顺带透露了一些我妈在电话里提及的我家庭的情况,语气就仿佛正述及的不是他人的隐私,而是上个月以来肉菜市场里的猪肉价格走势一样。这加重了我在学校里孤僻自处的倾向。(根据我母亲的观点,我的孤僻是由我倔强的脾气造成的,和她的所作所为无关。)我无法坦然面对一群对我的情况知根知底的同学,我更不敢去设想他们在背后对我的议论。我感到羞耻。我像某种生命力极顽强的菌类植物一样,把自己囿限于阴翳的环境里,独自熬过了高一和高二,迎来了高三的重新分班。
正是因为我在人际交往方面省下了时间,而我又从不参加体育文娱一类的集体活动,所以在高中期间我才能认认真真地画出了几篇自认为不错的漫画。在最初的时候,我父亲非常支持我的这一爱好。他和我有过几次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的促膝长谈,向我表达了一些相比而言十分开明的观点。他不认为学校里的考试成绩能反映一个人的能力,为此他坚定地否决了母亲要为我请家庭教师的打算。(其实我的学习成绩并不差,但也没有好到能让她随意向别人提起的地步。)他说要给我更多的私人空间,做我喜欢并且有意义的事情。我把这些时间都拿了来画漫画。我闭门苦练,正好赶上当时宽带普及,网络上的同好们交流非常活跃,大家进步飞快。开始时父亲给我买二十四开的素描本,但素描纸面糙,不适合起漫画线稿,画了十几本后,我就改用小三十二开的便条本,其实就是装订成册的复印纸。到了高三后,我就开始往北京的漫画杂志投稿。我画用分格叙事的故事漫画,当时全国可供投稿的杂志不超过五本,不在北京便在上海。高三寒假的时候,眼看就要进入高考冲刺期,身边的人玩起了命来,并非开玩笑,班里一个在体育课上一百米从未跑进过三十秒的弱不禁风的女孩,竟然告诉我她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班级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就在我马上要患上抑郁症时,《××卡通》杂志的编辑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采用了我的一篇篇幅为二十六页的短篇漫画。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那时候投稿,都喜欢随稿附上一封剖心置腹的信函,(据我后来了解,除我以外,别的作者也多这样干过。)内容围绕着我们对原创漫画事业的真诚热爱,表一表心志云云。我在信中首先对中国的教育制度进行了自认为深刻的适度批判。我写道,由于学校教育就其根本而言,并不关心知识,更不培养个性,而只灌输标准答案、行为规范,故以我之胸志实难容于其中——至此笔锋一转,引出我本人的坎坷心路历程(或许在旁人看来以下内容似有添油加醋,但我却丝毫不怀疑自己的真诚,我写下的东西甫一落笔自己便相信了它们确曾发生在我身上。)——由于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察觉到自己对漫画的热爱,从内心深处已然认定了此为我惟一及终身的事业。然而我的理想不能获得父母及学校的理解,使我倍觉苦闷。现寄来之稿件,乃我信手之作,实不能代表我的最高水平,但考虑到贵刊一直以来对作品题材内容方面的要求,这也不失为一篇风格适合之作。如稿件不获采用,请务必回函指出问题所在,万分感激。在信末循例列备的作者资料里,为了不致我在信中就学业问题提出的控诉失去说服力,我写上自己正在念大一,性格活泼,可是,“我的灵魂却越发觉得快呼吸不到正宗的,有氧的空气了。”
信件寄出一个多月后,我就收到了《××卡通》编辑部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名叫李艺——或者是和“艺”字同音的其它字,我到后来也没弄清楚——是一个小编,看了我的稿件后,觉得虽然技术上还很粗糙,但故事的包袱抖得好,点子吸引人,情节有新鲜感,所以编辑部决定刊用。我当时兴奋得连声音都颤抖了,我马上告诉他我还策划了一个长篇故事,背景和人设都做得妥妥的了,绝对要比他们选用的那个短篇精彩十倍。李艺听后说,我可以先把设定资料寄去,他会替我转交主编,如果主编觉得合适,会立刻与我联系,长篇连载的选稿不由他做主,他只是一个小编。
电话挂上时,我心里的主意便已打定。我没有按他说的把资料寄去,而是决定先把故事的第一回画出来。十九页的漫画,我花了两个星期画完,再选了几张人设,以及把后面的故事情节用文字写出来,全装到一个塑料硬壳文件夹里——别以为我会放心地把这个文件夹交到邮局,那年我才十八岁,总觉得全世界在密谋陷害我。其时我手头大约有近两千块平时攒下的零花钱,此外,我在网上结识了一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他也是一名被我评价为货真价实的漫画迷,(他偶尔自己也画两笔,但水平很业余。)我和他志同道合,他也喜欢我的画,彼此有相识恨晚的感觉。当他听说我想亲自上北京投稿后(我满怀自信地告诉他,我的长篇新作必将获得连载刊登),慷慨地表示可以暂时住到他家。我已打定主意放弃高考——当然,并没傻到去和父母商量此事。我当然能想象出他们会对此多生气,但那时候的我,假如决定了要做一件事,而又深知会受到周围人等反对的话,我就会先莫名其妙地义愤填膺起来,把自己想象成武侠小说里的末路英雄,比如说萧峰——不过我是倚坐在长城的石墙上(我那时还以为长城就在北京市区里呢),面对着萧索荒凉的山景,周围一个活人都没有,却下着冰冷彻骨的毛毛细雨。我昂着头,双手大概交叉着横在胸前,回想着自己那当之无愧为优秀的漫画稿,却因为故事内容过于理想主义,对丑陋的现实世界伤害太大,而被那个秃头的,戴老花眼镜且有口臭的势利主编拒之门外。市侩的同行们也纷纷趁此对我落井下石,诋毁我的声誉。而这个时候我的家人早已与我断绝了关系。天下之大,却无我容身之处,只好形单影只地独坐在长城的城墙上,严肃、忧郁,并且不无深情地品味着生存还是灭亡这个终极命题。我想象中的长城,颓败,荒寂,孤零,像一座遭受蹂躏后被遗弃了的碉堡。它确实也是。
到北京的火车票硬座两百四,卧铺四百五,出于对难以预测,极有可能荆棘密布的前途的畏惧心理,我节俭地买了一张硬座票。
对于一名毫无远行经验的十八岁年青人来说,我的这平生首次的独自上路可谓谋划得无可指摘。换洗衣物和随身物品等,我都装在一只大号的耐克运动型旅行袋里。我把现金分成三份,一份放在裤袋的钱包;一份塞在旅行袋的暗格;最后一份藏在右脚的袜子里。我既没有被父母识破,也没有误了火车的钟点,我在家里留了封信,大意是我已经长大成人,对人生对未来都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想法,而这些是你们无法察觉也难以理解的,很感谢你们多年来的照顾,不过接下来的人生道路我准备靠自己前进。
火车上的人比我预料的多——很多!而且,直到我要找座位时才发现,我手里的火车票并没有印着座号,而印着“无座”。我不能(或也不愿)太肯定这两个字表达的确切含义,我找到乘务员,问她我的座位在哪里。她不耐烦地接过我的票,都还没拿稳,就已扯开喉咙了:“无座!你的是站票!找个空地儿站去,快,别挡道!”
“为什么是站票呢?”我惊讶地问,“卖票的没跟我说是站票啊。”
“你的票在哪儿买的?”她皱着眉问。
“在光华百货一楼的联网代售。”
“那你找他们问去。”她撂下这句便要走,我连忙拉住她的一边肘弯,“那硬座车票多少钱?”我问。
她扭头看向我,表情远比语言生动——上眼睑先缓慢但坚决地提起,使原本积聚在眉间的皱纹被推到了上额,眼眶因此扩大了一倍,眼球似要夺眶而出,紧接着鼻翼以几不能辨的细微幅度轻轻一缩,然后上唇掀起——毫无疑问,这是要发作的前奏,可我根本不明白哪里冒犯了她——不过,我反应敏捷,虽然心里颤畏,仍抢先解释道:“我可以补钱换一张硬座票——”
“站票,”她一字一顿地答道,“就是硬座票。”说完她便转身走了。这趟就是有人拿刀抵着我,我也不敢再拉她的手了。
我在两节车厢间的接驳位找到一片比较宽敞的空间——也就是说,约莫三平米的地方只站了五个人——蹲了下来。这里也是车门正对着的地方,地板上铺了一层绿色的橡胶,我本想坐下,但不知谁打翻了一瓶可乐,被无数人踩成了千百个污黑且湿漉漉的脚印,其状甚怖。至于我的旅行袋,自是不会放到行李架上——里面有比我性命更重要的漫画稿——我把它紧紧地抱在怀里(管他们拿奇怪的眼神打量我)。火车开动一阵后,有乘务员——不是刚才那个——拿拖把来清理了地板,边打扫边骂骂咧咧的。我想告诉她可乐不是我打翻的,她不应该满腹牢骚,因为这是她的工作,况且我也是受害者——幸好最后我没说出来。待她清洁完毕走了之后,我便盘腿坐了下来。旁边的几人也都各自坐下。不时有人跑到这里来抽烟,有的人闷头猛抽,吸一口,抿抿嘴,嘴唇像是两块铁板,又吐出来,间或透过车门玻璃瞄两眼外面的风景,目光冷峻,举止可疑,又再默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有的则三三两两结伴而来,大声说着话,互相逗乐,嬉闹着,他们吐烟的时候往往嘴巴张得大大的,像金鱼一样,或者突然听到一句什么好笑的话,把满口的烟都喷了出来。我故意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外的冰冷表情,始终没跟任何人说话。不过另外那几个买站票的人却凑堆聊起了天,说的都是做生意方面的话题。入夜后,除了在路过城市时,车窗外都是漆黑一片。火车行进时发出的声音平稳而低婉——最起码在车厢里听是如此。坐久了腿会酸,我便不时站起来,装作看风景,把脸贴到旁边车门的玻璃窗上,仔细分辨黑暗中的景物,不过大多徒劳无功。火车不断停站,每次开门,便有新鲜空气涌进来,挟带着凉风,寒意阵阵。我不知道路过的都是哪些城市。忽然间,毫无来由地,我觉得心里一阵难受,白天离家时的兴奋,以及原本对投稿一事的期许,此时都已消失。我不知道,或许我已开始想家了,这种软弱的感觉令我憎恶。不知不觉间,我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个正赶往执行某桩极危险的任务的特工。我冷面铁心,除了一个让我牵挂的姑娘以外,不再对这个世界怀有其它感情。这位姑娘当然也深深地爱着我,但因为三番四次地要求我放弃这份玩命的工作,被我一再拒绝,此时正在某个地方生着我的闷气。其实我已拿定了主意,干完这最后的一票拿到钱后,就跟她远走高飞。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我的一个以手段毒辣闻名,且极难缠的对头竟掌握了我女友的住所,此刻正用卑鄙的手段挟持了她,而我对此仍一无所知。接下来的情节一波三折。原来我接到的这桩任务也是个骗局,是我的组织为除掉我而设计的。我好不容易从陷阱中逃脱出来(不过也已身负重伤),却又得悉我的姑娘正危在旦夕。于是,我大概是自己动手从身体里挖出了约莫十几颗威胁到我性命的子弹(痛得我把衔口木都咬断了),并自行包扎好伤口。接着我出现在了一个和我有着极其隐蔽的交情,且隐居世外的老朋友的面前。他是一个靠轮椅生活的人,活在世上的惟一目的估计就是为了在紧要关头(比如此刻)向我提供援助,报答我的恩情。然后他向我提供了足够发动一场战争的枪支武器。我开着一辆残破的小面包赶到我那对头的巢穴,他已布下了天罗地网,按道理来说我绝无胜算。但很可能由于心爱的姑娘被抓一事彻底地激怒了我,使我跟平常判若两人(我向来以冷静沉着著称),我不惜以同归于尽的残酷打法,撕破了对头布下的重重陷阱,终于,我把他逼上了绝路。但是,他在临终前使出的诡计——利用了我对女友的担心——也让我负上了致命的枪伤。我躲在暗处,目视着女友被赶来的警察解救了出去(她没有看到我),然后憋着最后一口气,把装有巨款的皮包锁在了一个只有她知道的蓄物柜里。(钱是怎么来的,无须多解释。)结局不用多言,必是我找了一个鲜有人迹的地方默默死去,临死前还不忘念叨姑娘的名字,说一些祝福话之类的……这时候,大半个黑夜已经过去,天色快要亮了,我终于靠在墙角睡了过去——只是打了一会儿瞌睡——再睁开眼时已是早上,乘务员恰好推着一辆包着不锈钢外皮的售货车从我身边擦过,一边叫卖白粥和油条。我混混沌沌地走进卫生间,想要洗把脸,却发现水已经用光,连粪兜里的新鲜排泄物都没法冲走,狭窄并且摇晃着的空间让我眩晕,镜子里的自己陌生得认不出来,外面有人粗暴地想推开卫生间的门……
天公作美,下车后迎接我的是一个大晴天。和我老家相比,北京的气温要低不少,风刮在脸上凉飕飕的,不过在和阳光中和后并不让人感觉难受。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如果不是这里的人嗓门特别大的话,就是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加大号的——比如北京西站那座门楼,我出生的城市可没有这么雄伟的建筑——不过我还是想多说一点北京人嗓门大的问题。首先我得声明,我管在北京大街上走着的人都叫北京人,哪怕他们中有的也只是客居他乡,但对于我这个来自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南方的高中生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毫无疑问北京人天生热情好客,富有主人翁精神。(我老家的人则都阴鸷势利,像一窝怕见光的鼹鼠。)可是北京人的热情也有让你受不了的地方。比方说你跟人问个路吧,我老家的人几乎必定会先以狐疑的目光打量你,识别这是否是一个新问世的街头骗局,然后,以极其简约甚至语焉不详的回答搪塞你,脚下也不停,边走边说,使你只好无奈地调转头,艰难地跟上其步伐,以便听清楚其到底在说些什么。而北京人决不这样怠慢你。他们一张口,神情、语言、动作便都准确无误地向你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你的困难就是他们的困难!与其说这是急人所急,不如说,他们比你更急。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假如你不能把问题搞清楚,将无可避免地把他们惹得非常生气。可问题偏偏是,北京人说的普通话丝毫也不比南方人说的容易听懂(尤其是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而且,他们似乎都是天生的播音员——或者,最起码也是有志于此——这就导致了他们似乎觉得,假如自己不能每分钟吐出三百个汉字,将毫无疑问会被周围的路人取笑。
我在陌生的北京街头心惊胆战地经历了好一番折腾,在倒了两趟车后,终于找到了《××卡通》的编辑部大楼。北京公交上的彩电其时都反复播放着这样一段公益视频,说一位满嘴遛京腔的大哥跟人打交道时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例如他在路上走着,被人不小心踩了一脚,于是别人连忙道歉,这大哥就说了,“没事没事,踩就踩了——”话说到这要是完了,那还真有风度,可这大哥他收不住——“看你被奔丧给急的。”然后两人便打起来了。类似的故事还编了几段,连着播放,其目的大概是奉献劝广大的话该说八分时偏说十二分的北京市民一句至理名言:言多必失!
我到达《××卡通》编辑部时已过了中午,我径自坐电梯上七楼找到总编室,却不巧赶上了他们的午休时间。我只好在门外站着等了约有半个小时,在这过程中我竟然连一个活人都没碰到。午休结束后,当他们从里面打开门的一瞬间,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我的这一举动把里面的人都吓了一跳。
屋子里有三个人,其中一人坐着,在案子前处理文件。这是个衣着朴素的女青年,后脑勺拖着一条发梢明显缺乏修剪的辫子,她除了在我进门时抬头看了一眼外,从头到尾没再开口说话。她给我的感觉是,她是这间屋子里惟一需要干活——或者说,并非从事管理工作的人。而另外两人则都站在门边,看样子正准备推门而出,却被我堵了回来。这是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身材都略显富态,男的约莫四十多岁,理了个平头,上身穿一件卡其色布夹克,下面是深色休闲裤加黑皮鞋,给人以干净整洁的印象。女的年纪则可能比男的略长一点,一头中长的烫发,上身穿着一件挺气派的方领双排扣呢子灰外套,美中不足是腹部已颇显坟状。下身一条黑色长裤,手里还握着一只合上盖子的保温杯。她回过神来后连忙问我,“你是谁,在这儿做什么?”
“我是作者,来这儿投稿的。”我有点诚惶诚恐地说。
“投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投稿你找编辑就行了呀!编辑室在五楼,五○二。”
“我找李艺,他是这里的小编。”
“李艺?”中年女人说,“李艺已经不在这儿了,是他叫你来的?”
“怎么会呢,他半个多月前才跟我联系过!”我惊讶地道。
“他刚走几天。他是编外的,说走就能走,我们也没办法。”旁边的中年男人插进来答道。
“可是他告诉我,你们杂志选用了我的一篇稿子——”
“他告诉你用了那就是用了,等书出来后,我们会给你寄样刊,还有稿费,你已经提供姓名地址了对吧?”中年女人说。
“不跟地址关系,”我语无伦次地回道,“那篇稿子我觉得还不太好,所以我——”
“你想收回投稿?”中年女人打断我说。有那么一刹那,我以为她要拿手里的保温杯砸我。“不是不是,”我连忙澄清道,“我另外,我有另外一篇稿子要投,我觉得这一篇要好多了。”
“既然这样,你把新带来的稿子拿到下面五楼,交给编辑就行了,我们总编室不负责选稿。”
“但李艺告诉我,长篇的选稿是由主编决定的。”
中年女人一愣,她侧过头跟中年男人对视了一眼,然后对我说:“你说你现在带来的稿子是长篇?”
“对,是长篇,”我说,心里涌上一丝莫名其妙的骄傲。
“你这个孩子,办事情毛毛糙糙的,你该先联系好呀,”她说。“那你把东西拿出来吧。”
我赶忙把旅行袋放到地板上,拉开拉链,从里面杂乱的衣物中间翻出那只塑料硬壳文件夹,又不无多余地掸了掸脏,再递了过去。她接过后,嘴角一提,大概是“就你这破稿也保护得这么严实”的意思吧,但没说话,直接打开了文件夹,把稿子全抽了出来,随手扔到了桌子上,然后把空了的文件夹塞回给我。我看到她这架势,急了,“你们现在不看吗?”
“现——在?”她瞪大眼反问道,“你一天能吃两天饭吗?”
听到她这样说,我记得当时都快急哭了,幸好这时候旁边的中年男人说话了,否则指不定我会说出什么让我日后羞愧万分的话来。“那就看一下吧,”他说。
中年女人带着不太情愿的表情,在桌子前坐了下来,中年男人则站在她的侧后方,目光盯着她手上正翻开的画稿。无论他们翻看我的漫画多么认真和细致,多么耗时巨大,在我看来都是匆促而粗率的。我此前把自己的作品贴到网上时,没有哪一回我不是把每条回复反复细细咀嚼品味的,很多对我作品的评论我甚至能背诵出来。所以,不难想象的是,当他们合上我的稿子时,我心里有多么失落。假如一切都由我说了算的话,我不介意他们把我的作品看到太阳下山,甚至把每一格里的网点都数个一清二楚。可是中年女人说的第一句话却让我恨之入骨:“你这篇稿子不行,还达不到发表水平。”
说我那一瞬间如遭电击都绝不为过,我勉强稳住身子,“为什么,哪里不行呢?”直到此时,我才算醒悟起还有退稿这么一档事。
“首先吧,画面还很粗糙嘛,稚嫩——”说到这她配合着语气点了点头,“不过,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不行。”
“故事怎么会不行呢,我觉得这个比上一个短篇有意思多了啊!”
“长篇跟短篇的选稿标准不一样,你画过长篇吗?”她问。我只好摇摇头。她接着说道:“短篇只是简单地讲一段情节,有铺垫,有高潮,那就行了,主要还是新鲜感。但长篇不一样,我们上你一个连载,以后你就得一回回画下去,那就得作品里有卖点,有成熟的风格才行,读者拿到杂志一翻,首先看的就是长篇,长篇是一本杂志的招牌。”她略为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我的思维跟上她的节奏。“而且啊,你这个故事的立意也不行,题目叫‘郑重逃学’,那肯定不行。故事围绕逃学来讲也不行。我们的书是给学生看的,他们要都学着逃学了,老师家长来找我,我怎么办啊?”
“但我记得你们杂志上有登过逃学的故事啊。”
中年女人一愣,“那是短篇,”她说,“短篇的话——啧,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轴呢?稿子你拿回去,这不仅仅是我们不会要,你拿到哪儿去都不会有人要。”
对于这种情形,我确实缺乏预见,每当我大受打击时,我就会变得歇斯底里,譬如这个时候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开始大放厥词了——我这辈子也没几回,在面对我父母以外的人时说出这么具有挑衅性的话——我告诉他们,首先他们的杂志并没有多少读者,尤其是“真正的读者”,我说。作为一本官办的,同时还是某个国家级文化工程的重点扶持刊物,《××卡通》在民间,特别是在以网络为主要阵地的漫画迷心目中,并没有什么分量。我接着说,杂志上正连载的四部长篇,其中两部是对日本当红漫画赤裸裸和拙劣的模仿;而另外两部,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优秀——准确来说,很难让九岁以上,智力正常的读者耐下心去读它们。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这些作者压根就不去考虑什么是好作品,而只去琢磨什么类型的作品“适合杂志刊登”。我甚至提到了“敬业”这个词。我以近乎控诉的语气说道,包括这些作者,以及《××卡通》的编辑,都是在混日子,对中国的原创漫画事业没有丝毫帮助。必须稍作解释的是,我上面提出的这些并不全是我本人的观点,大多只是网络上原创圈子里的作者们众口一词的论调。可是,大概那些人都非常明智地从来没想过亲自到《××卡通》的总编室来发表演说,所以眼前的中年男女只须撵走我一人便行了。当我独自被扔到大街上后,我前面提到的那幕荒凉萧索的长城雨景便出现在了我眼前,我心怀悲怆,不能自已,像一头戴了眼罩的蛮驴般在街上乱闯——我见路便走,见弯便拐,只想永远离开那片伤心地。
当我的心情稍为平复一点后(从激昂的悲愤转为深沉的凄戚),我想起该给我朋友打电话了。我朋友的网名叫罗立,真名也叫罗立——和鲁迅写两棵枣树的手法一样,我这也决非废话——揭示了他有着毫不矫情、直率和豪爽的性格。(请原谅我通篇不能自抑的油滑腔调,原因是我深知这绝不是一篇堪当流传的杰作,而只能供与我最亲近的几人在我死后缅怀我浅薄可笑的生平。)电话打通后,罗立用类似于嚎叫的声调向我提出了一堆问题:我到北京了没有?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手机关了足足一整天?我先向他道了歉,我办事情确实有点毛糙,而我在离家后就关了手机,是为了避免我父母的骚扰。我原本是想把连载谈妥后再告诉父母的,而现在这种情况我根本没有预料到。不过,隔着电话不便详谈,所以我跳过了投稿失败这一段。“那就是说你现在是离家出走啦?”罗立隔着电话喊道。
“不能说是离家出走,我会和父母联系的,”我尽量以镇静的语气说。“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家出走,这只是我的办事技巧而已——先斩后奏,你懂吧?”
“扯淡!那还不一样吗?连我都被你骗了。你身上带了多少钱?”
我几乎下意识地,以警惕的目光朝周围扫了一圈,仿佛我身携巨款似的。“我有一千五,”我说。
“那没问题,你到我那去吧——我想告诉你,我给你打了一整天电话,但一直关机——我要到天津一趟,我现在人已经在天津了,公司的临时安排,但你不用担心,我家里有人,你照样去,什么问题都没有!你等我回来,也就两三天吧,我家的地址你有吧?”
“你开玩笑啊?怎么会这样?”我又紧张了,“你怎么不早说?那我怎么办?”
“‘不、早、说’?谁让你关手机呢?我以前就告诉过你我的工作经常要出差——我现在不是说一切照常嘛,你照样去我家,有人给你开门,有床睡,有热水洗澡,你还想怎么样?快说,我给你的地址你带着了吧?”我说我当然带着了。“那就好,”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你随便逮个人问路,找地铁站,然后坐到大望路,从B出口出来,再朝前走三百米,途中过个马路,就能看到人行道旁的九三○号公交站牌,那里是九三○八王坟总站,只要上了九三○就没问题,坐到行宫宾馆下车——你得赶紧了,现在赶过去人还少,再拖一会儿,你非得懂点儿武术才能挤上车!”我告诉他说我从来没坐过地铁。“我操,你还是不是男人?什么事情没第一次?你赶紧啊我告诉你,北京跟你老家那旮旯地方可不一样,北京城里起码隐藏着数以百万计的暴民,他们神出鬼没,平常啥也不干,就光干一件事——跟你挤公交车!”我说我不相信有什么暴民,根据我的观察,北京人热情大方,(当然,这不包括刚才对我进行无情奚落的那对中年男女。)不过,我会听从他的建议,尽快赶去坐车。他听到我这样说便放心地挂电话了。我挽着旅行袋独自伫立在街头,一股悲酸的凄意又要从心头涌出。突然,我听到一阵熟悉的铃声,我拿出手机一看,是我妈打来的,我连忙按下挂断键,再果断地关了机。他们读到我留下的信,这时一定气疯了。不过,我对他们干的事也不见得比学校对我干的更残忍。反正我是跑出来了。我在信里也告诉了他们我带着钱,他们该不至于太担心——不过我对此也不太在意。对待父母,我堪称心狠手辣。
九三○的车子是绿白相间的,像荧光一样的粉绿,跟马路上其它公交车不一样,九三○是标准的长途客车:单门、裹了布套的海绵垫软椅、密封的窗里还安有滑动窗帘。我赶上的那辆车,似乎有一个脾气暴戾的售票员,车还没停牢,她就已从窗洞里钻出半个身子大喊大叫了(仅有售票员座位旁的窗户可打开),像是想指挥车下排队的乘客,但也可能只是单纯在发泄情绪。在我看来,她是那种时刻准备着跟那些提傻问题的人拼命的人,所以,尽管我本来想拜托她到站后提醒我下车,但当她真的站到我面前时,我却装出了一副仿佛已坐过这趟车无数次,一点疑问都没有的样子。我买了票之后继续偷偷地观察她。她逐一地喊每个乘客买票,她的嗓门就像对方不是站在她面前,而是站在马路对面的另一辆车上。不过乘客们似乎都对此习以为常了,丝毫不以为怪。而且,这种略显粗暴的态度与某些乘客轻率迟钝的反应构成了某种奇妙的博弈关系,使她的工作效率始终维持在高水平上。这使我又觉得,或许刚才倒错怪了她,这只是她的某种谋略——糅合了智慧和胆识的处事艺术。
车子开出后,先走了大半个小时的城区马路,到了通州,换了些乘客,便一头拐上高速,又走了大半个小时,才到达燕郊。我当时并不知道这里其实已离开了北京。车票倒是划算,几十公里地才收四块钱。我在行宫宾馆站下了车,按照罗立给我的图文并茂的地址,轻易便找到了他的住所。
他住在一个占地不小,但入口极为寒碜的小区。小区里全是六层高的旧楼,估计是某个单位早年建的福利房,现在多已出租给外来者。我轻轻地叩了两下门,他住在四楼,这时已是傍晚近六点。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女孩,年龄比我略大,但看不出大多少,留一头垂到脖子的短发,她穿着一身倒不显得邋邋遢遢的波希米亚装,尤其是颜色搭配得非常好看:下身是一条以灰蓝为主色的染布花纹长裙,上身一件绣有孔雀图案的宽领长袖T恤。她的脸并不具有那些被公认为漂亮的特点,却别有气质,十分耐看(特别是她笑起来的时候)。她的身高约莫在一米六多一点,身材苗条。奇怪的是,尽管她算不上瘦弱,却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印象。她一见我便笑着问,“你是罗立的朋友胡安然吧?”我看着她,拘谨地点点头。她接着说道,“赶快进来吧,罗立跟我介绍过你——漫画家,对吧?”为免多作解释,我又再点点头,心里却倍感尴尬——谁要是想羞辱我,喊我漫画家便成了。
这是个一室一厅的房子,进门后有一小片门厅,厨房在正前方,罗立睡客厅,女孩睡房间,两室左右分布。不过,女孩睡的房间有门,客厅却无门,只是挂了一块门帘遮挡,天蓝的底色,上面印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浮世绘图案。“我让他装个门,他不愿意掏钱,他说大丈夫光明磊落,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女孩笑着解释,“你将就一下吧。”我连忙说不要紧,我就喜欢没门的房间,这样才能吹到过堂风,我说。我在家的时候,夏天甚至要躺到阳台上才能睡一个好觉。
女孩听后笑了,“在北方可不能这样,而且现在也不是夏天,”她说。“我叫缪思思,跟罗立认识很久了,但不是同事,现在和他合租了这房子是为了省钱,在北京城区里住太贵了,我们负担不起。”
“这里难道不是北京吗?”我问。
“这里和北京也差不多,坐九三○回市区也就一个多小时,但你要收信的话这里的邮政地址属于河北省廊坊市。”
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了。我隐隐约约觉得,罗立已经把我的情况巨细无遗地向她作过介绍,我只希望——因为无论如何,站在我面前的都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我可不想她带着一堆先入为主的观念认识我——他没有说太多。
罗立的房间——即原本的客厅——比我想象中的要光亮和整洁。这里有一面挺阔绰的窗户,尽管太阳已西斜,仍有充足的余晖照进屋子里。倒是罗立的家当寒酸得可怜:一床、一柜、两张塑料靠背折椅,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台残破的台式电脑,除此以外就只有窗台上的一排盆栽了。
“他的房间倒是宽敞,因为他把杂物都搬到厨房和阳台去了,他平时在这练街舞。”缪思思像是能洞穿我的心思一般,在旁边解释道。我把行李放好后,她交给我一串大门钥匙,说是罗立留给我的,然后又向我介绍了开水在哪,以及厕所里的热水器和洗衣机的用法。接着她问我是不是准备长住下来画漫画。我一听到这个问题就觉得胸闷心堵,我真希望她别再提漫画这两字,不过我还是照实地回答了她,我说我原来的投稿计划已经失败了,现在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不过我不想回家。然后我反问她,为什么罗立从来没有提起过他有一个合租人——当然,我自认为问得很有技巧,丝毫不显得有怀疑她的意思,而是一副“那小子竟隐瞒了这么重要的一条好消息”的表情。她笑着回答说(她很喜欢笑):“他为什么没向你提起我我不知道,不过他常向我提起你。这次你说要来北京,他还特地跑来跟我说——表情很得意地——‘我终于也有一个艺术家访客了。’”
之后我们又闲聊了一阵,我在心里琢磨着她刚才说的那句话,不多久后她就回房间去了。我因为刚才坐上九三○之前,在路边的小店里吃了一碗兰州拉面,所以这时候不饿。天黑下来后,我到厕所洗了个澡,出来时对面的房门已关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脑上网瞎看了一通,到感觉困了,便在床上躺下。因为是陌生是床铺,我辗转了好一会儿,迷迷糊糊间,我变成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我离家出走的原因是我那傲慢、挑剔的父母冒犯了我新结识的朋友。我的朋友在外头确实有着不太好的名声,但只有我知道他是个真正的硬汉,被刀架到脖子上都不会皱一皱眉头的人。可惜的是,尽管我的父母有着诸多的缺点,但在审人阅世方面却远比我眼光老到。原来我的这个新朋友有着一些我不知道的缺点——赌博或酗酒之类的,继而性情大变——我受他拖累而身陷囹圄。朋友的背叛加上和亲人反目,使我身心都遭受重创,支撑我生命的某股神秘的信念崩塌了,我变得自暴自弃,直到我遇上了一个境况比我更凄凉百倍的女孩……这以后的情节我暂时没法编出来,因为我马上就要睡着了。不过,故事的结局却是注定的,我把女孩从绝路中挽救了出来,代价是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可能我在咽气前,还把脑袋搁到女孩的臂弯里,说了一大通浪漫主义的对白,这些话的含义总结起来也就一点:你要代替我好好活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些声音吵醒,出于直觉我判断这是缪思思在厨房捣腾东西,但那块扎眼的浮世绘挡住了我的视线。当我从房间出来后,果然看到她在厨房里,她今天穿了一身长袖的浅粉色休闲运动套装,上衣有拉链和帽子,脚上套了一对白色帆布板鞋。“你刚才出去过了?”我在门边问。“早啊!我刚去跑步了,顺便买了点菜,中午做一顿给你吃,我可是难得下一次厨哦,你有福气了!”她笑着回答。“对了,昨晚罗立给我打过电话,我告诉他你来了,他说他后天回来,让我先好好款待你一下。”
“他为什么不打给我呢?”我连忙问。
“他昨晚打来的时候,我看你房间里灯关了,想你睡着了,就没叫你,”她一边对付砧板上的土豆一边说。“你的手机不是在漫游嘛,那得多费钱呀,他说你身上只有一千多块钱,你又没有工作,你得省着点儿。”
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罗立怎么连这都告诉她了,那么我投稿失败的消息,她也告诉罗立了?我在心里面纠葛,却又不好意思问个明白。“你愿意和我说说你的漫画吗?比如你带来投稿的这篇——虽然我不太懂,”她说道。也许仅仅是没话找话而已。
我被她的问题弄得有点措手不及,在我对她还没有一定的了解前,我很难轻松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希望自己冒出一些让人觉得很傻的话,但面对一个自己毫不了解的人,又很难完全做到不说出点“傻话”来。不过,犹豫太久也是危险的,那会让人觉得我不自信和胆怯。于是我说,“那你平常都看些什么漫画呢,你看漫画吗?随便翻翻也算。”
“漫画?”她说,“哦对,漫画,我看过的。以前上学的时候有同学在看,有时我也会拿来翻翻,但很少能坚持看完一整本。”
“你翻的大概是少女漫画吧?”
“少女漫画?我不知道。不过我记得书名好像叫——《圣斗士》?”
“啊——那是少年漫画,”我说,“经典之作!”
“有那么高的评价吗?”她抬起头,像孩子一样天真,“我倒觉得很难读进去。我觉得那本书里的人都很激动,而且不是一两个人在激动,是整本书里的人都在激动,为什么他们要那么激动呢?”
“你不懂欣赏,”我说,“那是热血漫画,女孩不喜欢很正常。”
“那大概是我不懂欣赏,”她说。她开始处理一条没死透的鲫鱼,从动作看来,她在厨艺方面不能说有很高的造诣。接着我们聊了些别的,我告诉她我对北京的印象,主要是路人对我心灵造成的一些伤害,还有昨天在编辑部备受屈辱的经历。听我说了编辑部的一段后,她让我说说我拿去投稿的那篇漫画。
“你是说,刚提到的那部长篇?”我问。
“对,就从最新的讲起嘛。”
我稍为组织了一下语言,然后尽所能地说了一些故事的背景、人物设定,还有主要场景,以及故事发展的大概线索——但我没有说具体的情节,因为长篇连载都是边画边编的,所以我脑子里也只有一个故事框架和开头几回的情节。
缪思思听我说完后,似乎并没有被击中的感觉。“这个故事没有一点有趣的地方吗?”她问。“就像《猫和老鼠》里面,老鼠杰瑞和那只猫汤姆不也整天在耍宝斗法吗?我想听一些有意思的情节。”
在我看来,她的这种态度是相当轻蔑的,《猫和老鼠》不就是小孩看的东西嘛,它里面有英雄吗?有理想吗?有高于生命的东西吗?没有。我那时候肯定还患有“被轻视妄想症”。我提高声线回答说,“我的漫画里没有那样的情节。而且漫画和小说、电影是平等的一门艺术语言,它可以表现任何内容,它不是大家认为的幼儿读物!”——毫无疑问这就是典型的“被轻视妄想症”患者的台词。
“噢,对对,我明白了,”她笑着道歉说,“都怪这条不听话的鱼——那你给我说一点你漫画里的情节嘛。”
“嗯,”我大度地点点头,表示原谅了她。我的这个故事在情节安排上可以说是开门见山,矛盾对立贯穿始终,哪怕我只说了开头几回的情节,气氛就已出来了。情节说完后,我总结道,“我在这个故事里还加进了我对学校和教育制度的反思,也就是说,一些比较深刻的批判内容——”
“最好别这么做,”她又打断我道。
“什么?”
“我是说,对生活的反思当然是好的,但别光抱着批判的目的去编故事,那样就不有趣了。”
“本来就不有趣!”我板着脸说,“假如我的经历有趣,我会画有趣的东西,但我经历的生活连一点基本的趣味都没有!”
“哎呀,这样听来,你连对待生活的态度都很有问题啊。”
“你说什么?”我按捺住怒火问。
“你别生气,”她吐了吐舌头,准确来说,是用舌尖轻轻地抵了一下上门牙。“我向你道歉,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说话不经大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希望你别误会我是针对着你来的,其实我只是在说我自己而已。我也有和你类似的问题。我知道你在学校里过得很难受,可能你比较内向,而且性格有点偏执吧?”她笑着看了我一眼,“但你并不是‘特别’不幸的人,你经历的这些也不是‘特别’不幸的遭遇。你不该被一种情绪控制着,然后编故事来逃避,这样是不健康的——这句话也是罗立前两天跟我说的。”
“我不是在发泄,我是在反抗。”我冷冰冰地说。
“你这样反抗有什么用呢?你投去的杂志会登这种稿吗?”
“我才不去考虑杂志要哪种稿,我管他们要什么垃圾,我只画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这个问题无疑触怒了我。“我不会因为杂志觉悟低就奴颜婢膝,也不会因为杂志素质差就屈尊降贵。”我对于自己的回答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我在家里和学校都沉默寡语、独来独往,但在网络上,在原创漫画的小圈子里,我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和活跃分子——我是指在言论上。谁要是胆敢稍稍冒犯我,例如质疑我的一颗赤子之心的话,我不休不竭地每天发帖展开论战长篇累牍疲劳轰炸纠缠不清直到对方不胜其烦偃旗息鼓为止。我当时是个十足的网络暴徒。
“别激动,我可不想你变成圣斗士那样,”缪思思仍然语调平和,但这个玩笑我并不喜欢。
“我没有激动。”我说。
“你像在钻牛角尖,”她说。“不过,你倒挺善辩的。偏执的人大多善辩,我也一样,这太可怕了。可是我还是想说,假如你的出发点是为了批判某些东西,那就不该画成漫画,你何不直接把你要说的话说出来?”
“别人直接说出来,我喜欢画出来,不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她把鱼翻了个面。“这种鱼只有每天大早去才能看到,一到中午就卖完了——不过,我还想从另一方面跟你说说刚才的话题,刚才你不是说,漫画也是一门艺术语言吗?那艺术应该是更纯粹一点的,追求更个人和独特的表现,这没错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漫画不个人,不独特呢?”我问。“你又没看过我的漫画。”
她忽然停下了手,像是放弃了一般,任由鳞没刮干净的死鱼躺在砧板上。假如我当时不是一个从小被父母过度照顾,并且从未出过远门的孩子,我应该知道要怎样做才对——我应该把她的刀和鱼夺过来,亲自动手把一切都弄得妥妥帖帖。并且,更为关键的是,别再继续说傻话。这样的话,后面让我愧疚不已的情形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当然,我没有看过,所以,我只是说一个道理而已,不一定针对你的情况。”她若有所思地重新执起刀,另一只手扶到鱼身上。“我想说得更准确点,这恰好也是我思考过的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是在对待日常生活的事情,例如怎么和父母相处,和老师同学相处,以及怎么看待婚姻、感情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确实该花点力气把道理想明白。但是,道理它是个客观的东西,它有对错之分,有正谬属性,追求道理就是一个求真的过程。但艺术却和求真、对错无关,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艺术最怕的是雷同,它需要表现丰富性、独特性——包括形式和内容。它可不能被所谓正确的结论给束缚住——‘正确的结论’,想想看,多么单调!”她边说边横过刀来剖开鱼腹,动作很慢,说话很轻,哪怕是加重了语气的部分也说得很轻。“波德莱尔告诉我们,美和善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所以,假如用艺术作品来讲一个道理,或者批判现实,或者表达个人观点立场等等之类的,那就等于说,创作不再是你的目的,而是你的手段了。既然它是手段,你就得考虑它的有效价值,比如说:观点的表达清不清晰、准不准确,怎样才能被更多人理解、接受和认同,对吧?这是自然的,有了目的就有标准。可是,当你在追求被更多人理解、接受和认同的时候,你不也在某方面‘屈尊降贵’了吗?——你创作的时候要用大众的语言,大众的逻辑,甚至还要照顾到大众的水平,这样你的表达手段才会更有力、高效。但是,这时的你还剩有几分自己?扯一句题外话,像‘广受人民群众喜爱’这样的评价,不正是对一个才资平庸的创作者恰如其分的嘲讽吗?”
“宿命论!”我说。
“哈?”她疑惑地抬头看向我。
“我说你的观点,是宿命论,”我一字一句地说道,“因为你不相信世界能改变,所以你认命了,无论世界变得有多糟糕,别人多难过,你都无所谓,因为你只爱你自己,和你所谓的——”我说话的时候,并没有留意到她的手——连同她的刀——并没有停下来,直到她忽然“啊”了一声,刀被咣啷一声甩到地上,才打断了我的话,这个时候,血已经不断地从她被捂住的左手里涌出来。“割到手指了,”她说。我才醒悟过来,“有止血贴吗?”我慌张地问。“有,在我房间的书柜上,紫色的饼干盒里,”她说。我连忙跑去拿,进了她房间后,我惊讶地发现有一整面墙完全被一个大书柜盖住了,上面堆满了书。我找到止血贴后回到厨房,她这时正在水龙头下冲洗伤口。“赶快停下,这样你的血会流光的,”我喊道。她嗤的一声笑了,不过表情十分勉强。我用干布帮她擦干净伤手,伤口在左手食指的第一和第二节指骨上,约有两公分长,连指甲都被掀起了。“一片止血贴盖不过来,得用两片,”我低声说。
“刚才我太激动了,我不该说那些话的,我向你道歉,”她边把左手交给我处理边说道。
“什么?”我愣了。
“我平常可不会这样,虽然也有朋友说我神神叨叨的,但我可不总是像今天这样滔滔不绝,”她说。她的手冰冷,苍白,她的脸看起来也一样。“我现在的状态不太好,所以,别太把我说的话当回事。”她说。我这个时候心里充满了愧疚,什么也顾不上了,连忙恭维道,其实我觉得你说得挺好的,真知灼见。
“我不该那样挑剔你的漫画,我想,我没有充分替你着想,所以你看,我遭到报应了。”她继续说道。“我其实只是不想看到你也变得很激动而已,就像个愤青一样,整天提那些虚幻的口号。难道平平凡凡的日子不重要吗?”她停了一会,“其实我想的是自己的事情,我不该拿你来发泄。”
但我一点也没觉得她在发泄,为了哄回她开心,我小声说道:“最起码有一点你说得对,圣斗士确实是一群毫无理性的宗教狂热分子。”她听后忍不住轻轻地笑了,不过,被汗水浸湿的刘海儿发凌乱地贴在她的额头上,使她显得相当憔悴。“我们下去吃馆子吧,我请你,补偿这顿被我弄砸的饭菜,”她说。出于一种奇怪的礼仪逻辑,我硬着头皮提出,不到外面吃也行,这顿饭可以换我来做,毕竟菜料都买回来了,不吃掉的话太浪费,而她只须在旁边稍为点拨我一下就行——万幸的是,她明智地拒绝了我的这个提议。
待我洗漱好和换过衣服后,她也整饰了一番:短发在脑后扎成小辫,脸色,尤其是嘴唇恢复了血色,不再像刚才那般苍白得可怕了。
我们在住处附近的“老家肉饼”吃了午饭,她的胃口不大好,这不难想象。而我大概是心里想向她表示“我也替你受伤感到难过”,竟也没敢吃饱。她发现我小得惊人的饭量后,问我为什么不放开吃。我说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点胃口也没有。最后是我付的账,她本来抢着要付的,但我坚持要回请她一顿。她分辩说还没请过我呢,我跟她说虽然她没有请我吃成饭,但好歹向我表演了一番厨艺,就冲这我也该回请她。她听后又笑了。不过,我分辨不出她的笑容是不是代表她心里真的快乐。
吃完饭后她提议到燕郊公园散步,我反正也没事做,就跟着她去了。那时是二○○二年,燕郊还远没有今天那么喧闹,路上行人稀少,绿树成荫,空气里有远郊的味道,当地人衣着朴素,晚上早睡。在路上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漫画上。她问我还有没有画过别的作品。我大概总共画过六七个短篇,其中最早的两三篇由于自觉不堪入目,我已在心里与之断绝了关系,不再承认。而后面的几篇,其实也都水平一般,但对于一个高三年纪的作者来说算是不错了。我故作轻描淡写地提及此前获得刊登的那个短篇,并马上以不屑的语气自我贬低了一番。那是个幻想题材的故事,讲一个心肠仁厚的师兄如何在临死前宽恕了害死他的善妒和偏激的师弟的故事。(其时我受糟糕的人际关系和不断扩展的阅读面的影响,刚萌生出对现实题材的偏好和重视,并因此看轻原创漫画里更普遍的幻想题材。不过,幻想题材确实能获得更多的发表机会,尤其是对一个“视独立思考如生命”的激动的作者而言。)
缪思思听完我的故事后,并没有评价,她问我还画过些别的什么,我又说了另两个故事,但和刚才那个大同小异,其关系大概是:甲故事画完后我觉得不够好,经过了大幅修改变成了乙故事;乙故事画出来后还是觉得不好,于是又改改变成了丙故事;丙故事就是获得发表的那个,刚画出来的时候确实感觉不一样,似乎是有着能被称之为好的潜质了,可是放了一段时间后再看,才发现其实甲、乙、丙三个故事长得跟三胞胎似的,连我自己都感到厌烦。当时我已处在了幻想题材和现实题材两段创作时期的过渡阶段——我的旧作,几个关于悲剧英雄的幻想题材故事,连我自己都提不起劲来读了;而我的新作,长篇故事《郑重逃学》刚一投稿便折戟沉沙,使我的信心遭受了重创——那时的我喜欢动不动就给自己来一记重创。
缪思思显然对这类幻想题材的漫画缺乏了解,她思索了好一会儿,才问:“怎么你的故事里好人最后全死了?”我闻言一愣,这确实不是凑巧的现象,但是甚至连我本人都没有察觉到。时至今日,我在键盘上敲下这篇文章的二○一○年,我大概会套用弗洛伊德理论的一点皮毛去解释,(由于弗氏的著作写得晦涩难明,我其实并未完整拜读,但依赖着众多行文通晓流畅、阐理深入浅出的分析文章,我照样常常在写作中援引这些从二道贩子手中得来的弗氏理论——对此我必须坦白。)由于我母亲强势的性格,及其一贯秉承的对我严苛却又自相矛盾的教育方式,使我有着异乎常人的羞耻心,这种羞耻心妨碍了我正常的自我欲望表达,严重地影响了我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一言以蔽之,我活在极度的情感压抑中。这使我在潜意识里倾向于从极端状态中获得解脱:英雄主义、悲剧精神、自我牺牲、被冤枉、被诬蔑、被陷害等等,通过心理投射从中获取自虐式的自我价值的最大升华。但我当时给缪思思的回答是——此何其惭愧,但人皆有十八岁——“现实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好人没有好报,坏人也不会被老天爷收拾,我只是照实编故事而已。”她听后脑子转了一会,毫无疑问,她这时已彻底地洞悉了我的浅薄和褊狭,但她没有对我说教,只是言不由衷地应道,“悲剧审美这东西太古典了,或许你该尝试点新鲜的东西。”——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估计连她都说不清楚。但这确实是一个简单的答案,用来摆脱小孩子纠缠的简单答案。
“要不我们看场电影吧,”她忽然说道。彼时我们正走到学院路步行街口,马路对面刚好有一家放映厅。我连忙点头说好,倒不是我有多想看电影,而是在刚才看到她的手被刀划破后,我就忽然有了要满足她所有要求的欲望。
放映厅的面积很小,大概只有三四十座,设备也简陋,看似是以DVD播放机连接单枪投影仪放映,墙被漆成了黑色,前方墙壁上挂着一面和床单大小相当的白幕。
本该两点正放映的场次,拖到了两点二十分,但也没等来多少观众,灭灯前屋子里连我俩在内也坐不到十人。这是一部国产片,大概因为这里是燕郊大学城,周围有若干高等院校,所以放映厅走的是文艺路线。电影说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原本和他老爸住在穷乡僻壤里,后来老爸发现了儿子的绘画天赋,便挣了些黑心钱——照剧本暗示大概是倒卖走私货一类的勾当——把儿子送到了城里一个大画家的门下。可儿子却被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迷住了,只顾着玩耍,心思都没花到画画上。他那可怜的老爸知道这个情况后,冒着被抓到的危险跑到城里来教训自己的不肖子。奇怪的是,虽然公安都已掌握了其行踪,却偏偏就是逮不到他。在父亲的训斥下幡然醒悟的儿子重新投入到学习中,使得那个势利的大画家也终于发现了孩子的天赋,并打算送他的作品去参赛。但这时那个从没接触过艺术理论的儿子忽然顶撞起画家来,说了一通自己在绘画方面的领悟,听起来简直和毕加索的水平都差不远了。最后他连带批评画家的教育方法充满了功利色彩,将必然把同学们的个性和风格都毁掉等等。而那个连字都不认得的老爸,看来惟一的本领就是明辨是非了,他相信了儿子的话并要带他回家。这样一来画家就急了,原来他简直已认定了这孩子是自印象派诞生以来最天才的艺术苗子,他认为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天才离开自己无疑是毕生的奇耻大辱,于是气急败坏地拿到老爸的罪证要挟孩子参赛。故事的结局不出观众所料,孩子赢得了奖赛,他的参赛作品是一幅乡间田园画,从其父亲泪洒湿襟的情形看来,画中场景正是他们的家乡。(镜头里出现的该画风格与米勒的作品相似,可能出自某个郁郁不得志的美院生之手,该生在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艺术生命后,靠模仿巴比松画派的作品在工艺品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在某个骄阳如灼,蝉鸣阵阵的秋日午后,本片剧组的道具师从他手上买下了此画。)世上再没有什么能比得过一个天才得到世界的承认更让观众感动了——除了恰好他的老爸还同时被埋伏的公安逮个正着!依照剧本的意图,无疑此前颇为怠工的公安同志已掌握了老爸会出现在他儿子的颁奖礼上的线索,而老爸似乎对此也早有觉悟,一副从容就义的气度,反倒衬出了公安们的猥琐——换言之,他拼上了自己坐牢,也要到他儿子的颁奖礼上来洒一把热泪!故事到此结束,不过影片非常人性化地暗示道,那个势利的画家受了这一幕的感动,已经大彻大悟,将毫无疑问地照顾孩子到他爹刑满释放为止。(请原谅我的这种洋洋洒洒,毫无节制的调侃式叙述。)
从放映厅出来,光线有点猛,缪思思边走边把辫子解开又重扎了一遍,然后我们相视笑了。“其实,”她忽然说道,“倒不是说一个故事带着批判目的就成不了好故事——”我知道她是针对刚才在厨房里的一番话作补充,所以听得特别认真——“只要人物真实,情节可信就行了,”她顿了一顿。“就像刚才那个故事,现实中不可能出现那样一对父子,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编剧要的是煽情的戏剧效果,但他为了这戏剧性,牺牲了人物和情节的可信性,那就是在愚弄观众了。不过,这样的故事也确实有人爱看,就像有人爱吃毛鸡蛋,有人爱吃小龙虾,我同样理解不了——我的意思是,只要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行了。”说到这里她又自个儿笑笑,“我都被自己绕糊涂了。”我们边说边往回走去。
“对了,你是做什么的?”隔了一会我问她。
“你说什么?”
“工作,你有工作吗?”我补充道。
“没有,现在没有。为什么这样问?”
“我觉得你说的话挺有道理的,就像你研究过怎样编故事似的。不过,我更关心实际点的技巧,像情节的‘起、承、转、结’那一套,或者抖包袱的本领,中国的原创漫画就差在故事上,很多作者只关心画面,对怎样讲好一个故事一窍不通。”
“我倒觉得故事根本不用编,今天发生的事,到了明天就是故事。”
“我猜你写过小说,”我斩钉截铁地说道。“你讨论问题的方式就像那些文化人。”
“你可别羞辱我,”她嚷道,“谁像文化人了?我哪里像文化人了?”
“那你写过小说吗?”我问。
“小说?我没有,我没写过小说……好吧,其实写过一点,”她一脸悻悻的表情。“不过你不会感兴趣的,我想我更喜欢诗歌体裁。”
当时我接触过的诗歌,仅限于课本里的唐诗,大体而言,我觉得那是一种格式整齐还带押韵的文体,除此以外便无其它认识了。后来我知道了现代诗可以不押韵,还为此困惑过。“我感兴趣啊,”我应道,“我喜欢读小说。”我其时读过的小说包括金庸全集和古龙三分之二的作品。我甚至还读过老师推荐的课外读物:全套一百零八本的世界文学经典名著文丛——中的两本,好像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内容如今我已全不记得了。
“别读我的,一准儿闷死你。你可以自己写呀,跟你编漫画故事一样,你完全有这个能力,假如你以后尝试写小说,我一定会拜读的。比如,”她眼珠子一转,“比如写写你这趟离家出走到北京的经历,我觉得一定挺有意思,而且对你自己来说也——”
“你刚才说什么?”我打断道。
“我说你也来写小说啊。”
“不是,后面的,”我说。
“后面什么?”
“‘离家出走’!”我朝着她喊道。
“怎么了,这件事情要保密吗?”她紧张地问。
“谁说我离家出走了?”我一脸无辜地问。
“能看出来吧,而且,罗立他也——”
“我只是还没想到怎么跟父母说,我可没说过要离家出走。”
“好吧好吧,我承认你没有离家出走了,”她安慰我道,但可不见得多有诚意。
“你,你多大了?”我问。
“这算什么,”这回轮到缪思思嚷嚷了,“难道是对我刚才的话的报复吗?”
“不是,我才没那么小心眼,”我急急辩解道,“只是罗立把我所有情况都告诉你了,我却对你一点都不了解,这样不公平吧?”
“反正我比你大,好吧?”她说,“再怎么说我也是女孩,拜托,你不能这样子直接地问我的年龄。”
“我不喜欢这一套,”我说。“太虚伪了。”她听了只是咯咯地笑,没回答。又走了一段路后,她问,“你刚才还没告诉我你要是写这趟来北京的故事你会怎么写呢。”
我认真地想了一下,说道:“首先,我不懂你说的文学的那一套——”
“我也不懂,”她装出一副乖巧的表情说。
“我会在现实经历的基础上编一个虚构的故事,肯定是要有转折和高潮的,”我说道。“我想想,已有的材料是我和你这两个角色,然后我从外地来北京找你,我们初次见面,我是个漫画家,你嘛……职业不明,让我组织一下——”我故意拖长声音,缪思思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这种感觉真好,就像我们认识了很久,交情很深。“好了!”我大声说,“我想到了。”
“快说快说。”
“嗯——故事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漫画家,有一天接到你的电话,你想聘请我替你画一个故事,你提供情节,我改编成漫画,你懂这意思吧?”她点点头。我又接着说道,“因为我画的漫画必定能登到杂志上,你看中的正是这点,所以出钱把我请到了北京来,然后你把你编的故事一点点告诉了我——”我吞了吞口水。“你的故事是关于一个男孩子和女孩的,他们是大学生,彼此相爱,但男孩比较野,女孩却很乖巧温顺,后来男孩因为违反校规被开除了,女孩也不顾身边人的反对,义无反顾地跟男孩到了另一个城市。总之,女孩为男孩付出了很多,但男孩并不太懂得珍惜,最后男孩留了一张纸条后失踪了,原因大概是为了自己的理想之类的,比如去组乐队,去画画,或者去流浪——反正,女孩再也找不到他了。”缪思思静静地听着。我又接着说道,“这个故事的情节包袱是:里面的女孩其实就是你,你就是那个女孩,你编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你的真实经历,因为你知道男孩每期必买那本漫画杂志,所以你交给漫画家——也就是我——的故事是为了让男孩看到后回心转意的。”说到这里,我看向缪思思,想知道她对这故事的反应。只见她认真地听着,就像在水里闭着气一样安静。“当然了,”我又说道,“这个包袱得到最后故事高潮时才向读者抖出来,精彩的是前面的铺垫——”说到这我的声音突然停住了,我看见两行泪水毫无征兆地从她的眼眶里坠了下来,瞬间便滑落到下巴,滴了下去,太快了,她的表情甚至没有变化,只是静止了而已。静止。我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这个故事还该不该说下去,我只是觉得心里面一些珍贵的东西碎了,消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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