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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陶北 于 2011-7-21 14:34 编辑
转自豆友羊杂汤日记2011-07-21 02:24:47
吴晓波描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代表——铁西区时,有一个让男人看了非常不是滋味的蛋疼事实:“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忍者神龟。”
这是普世规律,普遍独偶制的人类社会中男性最不能容忍的事:老婆被人操。
在大部分人看来更不可容忍的是:老婆被很多人操。于是社会学家就要研究一个问题:你老婆为什么可能会被别人操;哲学家要问另一个问题:老婆应不应该被人操。我的哲学家朋友陈鲁达说:“相对道德,只是一个运动场内的规则。那弥漫在你心中的肮脏,其实源于你对现实的恐惧。实践性质的道德,起源于人类对安全感的追求。”这是一个非常尼采又非常保罗的表述:我们先不谈道德,我们来谈谈人的罪吧。
行动派哲学家鲁达观察到许多妓女干了几年后,攒够了钱就找人嫁了,那个接盘男就卷入了老婆被人操的事实中去。一个人的老婆是妓女,对中产阶级来说似乎是件太可怕的事,但是在人类社会中却十分普遍:吴晓波描述的铁西区、加尔各答的Sonagachi,是典型的某个社会群体中的男性和妓女共同生活并维持家庭关系的例子;Bunuel的著名文艺片Belle de Jour则是较不常见但也绝非没有的中产阶级女性当妓女并同时维持家庭关系的例子。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我不能说到底是不是中产阶级女性更不愿意被人操、中产阶级男性更排斥老婆被人操,因为社会中的力是一个零和游戏,在这里少的,会在那里补回来。中产阶级女性不必为了生计卖淫,但她们通过教育的意识形态而被灌输的promotion motivation则让她们更倾向于为了升值而出卖肉体,至少是色相。在相对固态的社会环境下,比如一个族内婚的村落,女人可能会为了家庭经济交换而被迫被不喜欢的人操,但她不会被文艺青年、小白脸拖上床。
所以我本来想思考的问题是,是哪些男人害怕自己的老婆被人操,哪些女性倾向于和固定婚姻配偶之外的男性性交。但一旦把社会考虑成一个整体的结构,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理论基础的,除非有数据说话。我的思考开始于吴晓波的铁西区纪事,也应该回到铁西区的案例上。
实证研究上我们已经有数据证明妓女的主体组成部分是:农村进城的,城里下岗的。人们经常听说天上人间、鎏金殿堂、金碧辉煌这样的场所,但其实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都并非主流,虽然有可能在数量上朝主流方向迈进,但目前的数据显示还是以下岗女工、进城女农为主。以铁西区为例,它是30年代日本建立的满洲工业基地,40年代后收回中国,60年代开始大规模发展,那时候整个中国的经济可以说都靠着东北三省像铁西区这样的基地带动,而浙江还是国家根本懒得投资的山沟沟水洼洼,80年代以后铁西区这样的基地开始停工,99年彻底废弃。国有工业基地的废弃,是纯粹结构性的结果,他的成长是非自然的,灭亡也是非自然的。正常情况下,一个地区出现人类社群的过程是:小规模移民或原住社群——环境资源丰富导致生态意义上的人口增长——政治、经济机构出现并开始扩张——扩张遭到环境和其他社群的check——社群人口结构趋向稳定。但一旦更大的结构性力量加入这个过程中,比如国家强制投资、扶持该社群的经济、政治机构扩张,广义的资本就会在投资停止的时候爆棚(包括人力、金融、社交、环境等资本)。铁西区这样的社群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迅速萎缩。
另一个例子是甘肃的玉门,在石油枯竭后整个城市萎缩。但社群的衰落,并不直接导致良家妇女沦落娼妓、大老爷们看妻被骑。并非所有的下岗女工都走上了被骑之路。对个人来说,关系网、社会资本和机遇(统计学里却不叫机遇,而是random variable)决定了下岗再就业的可能性,道德感、宗教和随机变量决定了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会不会下水。但对整体的社群来说,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结构性萎缩却直接与良家沦落娼妓的现象有关。假设某个社群中女性从妓的概率符合正态分布,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有社群都只有某个百分比的女性是天然倾向当鸡的(比如Belle de Jour, 她被认为是兴趣从妓者)。然而,当另一个同样为正态分布的变量(比如孤独感、经济收入等)与这个天然从妓倾向的变量发生交互作用时,该社群女性从妓的百分比就不仅是由天然从妓倾向决定的了,也要受到这个突然出现的干扰变量的影响。一个干扰变量有时还不足以太大的改变人群的行为,当干扰变量接二连三的出现时就不一样了:公有制改革先导致了工厂内关系的解组,又降低了经济水平,接着还带来了负面精神压力,或许还有家庭解组、信仰失衡等效应,这时干扰变量就接二连三的出现了,而它们称是结构性变化带来的具体变化。
这样的惨状离人们并不远,大老爷们们,看好自己的老婆,并不总取决于你们自己的能力。比如,今天律师是很被看好的职业,尤其是在美国。但如果国会通过了法案,宣布美国成为穆斯林国家,全体法律改行Sharia教法,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当下的律师。律师不仅丢了工作,没了经济收入,由于失去客户,社会网络也开始变化,在意识形态上也可能沦为sharia教法的敌人而遭到打压。如果这种情况出现,该社群则不得不考虑重新融入社会的方法,正态分布一端的律师或许可以改行做伊玛目,而他们的老婆则回家戴Burqa看孩子;概率分布另一端的律师就则会转入地下市场,其中又有一部分人的老婆就会变成职业妓女来养家,这些昔日风光的律师此时也只能像铁西区的某些男人一样,默默地接老婆从发廊下班回家。
这只是假设,因为虽然Obama的中名是Hussein,但美国短期之内还不会变成极端穆斯林国家。但在中国,并非没有根据的另一种场景是可能的。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已经牺牲了工人、农民,我们也看到了如今这些人里面妓女、多性伴侣的比例最高。他们被牺牲的原因则是上面我们描述的:国家强制投资的社群增长,在突然撤掉了投资之后,出现资本的爆棚,经济、社会、建制机构同时从该社群撤出。如今另一个相似的社会动力也已经存在了,就是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强制投资,导致大学生人数激增,社会没有能力接纳,则通过建制制度(研究生扩招)继续强制投资剩余的资本(即人力、社会资本)。一旦国家突然撤掉了投资,结构性的变化就会出现,其过程无异于当年国有企业的崩溃。目前在市面上已经大规模出现的高校兼职妓女、所谓校妓也符合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只不过在未来该人群还会继续扩大,并逐渐丧失现在的地位:如今还主要出没于俱乐部、高级酒店、舞厅的白领妓女,将来会逐渐填补中底层妓女的人数空缺,进入桑拿、发廊这样的场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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