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迹

黑天才

　　等船

　　风团的等船有多年的历史了，我不记得自己曾多少次站其上眺望一江之水。夕阳里，江风，身边几个垂钓的人。他们的安静和我们几兄弟的笑闹共处一室。于是那鱼总不上钩，十几年中，我从没看到谁从江中钓起过鱼，但知道总有人在等船上钓鱼。也是一句口号，说：“我们去等船上看鱼吧。”就这么出发了。二堂哥每次从小巷里钻出到达江边的路线都不一样，我怀疑早在前一天他才挖掘出的道路供我们践踏。人还小的时候，会崇拜英雄，而身边也总有精彩的人。我认为自己只配当喽罗，使唤我已是荣幸。每次跟在二堂哥身后，听从他的指挥并把任务完成是我的骄傲。
　　等船不开动，原先它也许是客轮与岸之间的桥梁，后来客轮不再此停靠，等船却还在等待着。我们从巷子里快速的钻出来，有人说看谁先爬到堤上，然后我们疯子一样向上跑着，堤岸斜坡四十五度，长着茂盛的草，高高矮矮。到秋天，会看到堤上有火，不知何人在我们之前将这些金黄的草儿烧去。第二年，你还能来烧一回。到秋天、冬天，就看到堤上一片枯黄一片灰黑，像一块块伤疤，沿着长长的堤，看不到头，到天边。就以为堤有这么长。早年风团到黄城的车，从江边走，看到的就是这些草。堤的另一边，就是江水。还有等船。

　　等船是所空房子，因为不能在江中游荡。它沉着的停靠在岸边，在和江水接触的那部分长满青苔，还有螺丝、蜗牛等小东西紧紧的依附在上面。江水荡漾，看着它东去，时间长了，自己也好象在江中。二堂哥说，你别老望里面看，小心水鬼把你拉下去。
　　江水有时湍急，打着旋涡儿，大的小的，向前旋转，似跳圆舞曲，又象黄城常和我玩过家家的女孩脸上的酒窝。而等船是稳的，它实沉，丝毫感觉不到摇晃。钓鱼的人偶尔会向我们投来厌恶的一眼，但又不能呵斥。假如有脾气不好的人，放好鱼杆走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小声些，并说出些吓人的话警告。我们不担心，二堂哥温顺的点头应承来人说的话。只是不一会儿，钓鱼的人的面前会有大小不一的石头落下，在江水里泛起一阵水花。大人走过来，问是谁家的孩子。风团太小了，小到谁都认识谁。于是大人“哦”了一声就又去钓鱼了。我们这下也安静些，悄悄的站在钓鱼人的身后等着鱼儿上钩。也许我们这一闹，鱼都游跑了，或鱼儿到了睡觉的时间，回家了。我们的等待总在落空。

　　前年，我曾在等船上看人钓鱼，足足一天。没有一条鱼上钩，等黄昏来临，江堤蒙上一层闪烁的金光，又看晚霞慢慢流逝，烧着了天。在夜风的轻抚下离开等船。

　　等船在风团的江边等了几十年，把一个孩子看到大。我们一直叫它“等船”，却又不知道它到底在等待什么。在我刚能将一个事物记在脑海里时，它就已经在了。我也知道，我没出生之前它也在了。甚至更遥远。孩提时代，我们在那儿打发时间。等船上有个厕所，被我们誉为风团最干净的厕所，因为猪上不去。那时候风团的街道到处是猪，它们喜欢用鼻子拱进垃圾堆，把垃圾拱得到处都是，直到有人用鞭子把它们赶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们那么喜欢拱进厕所，好多次去那土砖搭成的小厕所里解手时都被猪吓了一跳。龌龊之物被猪们踩得到处都是，还有放在茅坑两边的砖头也移了位置。小孩在茅坑之外拉，因为害怕那黑洞洞的坑，不小心掉下去就完蛋了，就拉在安全的实地上。猪一踩人就不敢站进去，就尿在外面。在记忆里，小时候风团的厕所的确只有等船上的最为干净，底下就是江水啊，该是多惬意的事儿。江水卷着脏东西，向下游排去。风团洗衣的妇人在家用着自来水。
　　等船是这样来的。在江岸边的水太浅，客轮靠不了岸，就有等船出现。但风团的等船从没等来客轮。仿佛它只是破旧的废铁堆砌在再无人问津的码头。五六个闲杂人等，三两对情侣，还有八九岁的孩儿。

　　大人是不让孩子去等船的，因为那里年年夏天都有几个小孩一个猛子扎进长江再也没起来过，再领到孩子的尸体都要在几里外的下游了。好象说这是指标，是江鬼之类的神魅要求人类的献祭。我在不少地方都听说过这种指标，听上去更像父辈对孩子最有力的警告。
　　到后来，我相信每条河都有属于自己的神鬼，每条河都有许多生命，不单单只是鱼虾了。
　　最先去等船都要偷偷摸摸，带着兴奋和神秘，总以为大人不让去的地方会藏着些宝藏和不可告人的事情。然而每次的徒劳使我们发现等船的平凡，除了听说　　谁家隔壁的孩子或是谁过去的同学在某一年死在等船附近。直到二堂哥对我们说，我们有个小叔叔就是从等船跳下死在江中时，我们才对等船重新有了定义。但都是很后来的事了，又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
　　在二堂哥和我说起我们的小叔叔之前，我对洪家的这位成员一无所知，他从没被人提起，似乎不存在。我也一直认为父亲是洪家男丁中最小的一个，现在多出一个死去的叔叔。我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小叔毫无感觉，他的死也许在上一代人心里埋藏。但二堂哥当时说的那句话倒让我记住了。他说：“小叔就是你这么大淹死在江里的。十岁。”我是这么想的，假如小叔叔没死，就多一个给我压岁钱的人，过年时多吃一家的年酒，他也会生个儿子，和我们一起玩闹的。他的死仅仅如此。而十岁时，我站在等船上，这位叔叔也是十岁，我三十岁，他还是十岁。

　　小叔叔死于1972年，他这个年纪叫夭折，不是英年早逝也不能说撒手人寰。是一个人还没将自己的道路走完就被索去了生命。不清楚在等船的哪个部位成为小叔叔生命最后一跳，我相信，这么多年，我在等船的每个部位都站过等待过，某时某刻，我就站在小叔站过的位置，向江水眺望。风团一带的江水日渐干枯，也只有夏天洪讯来袭时才滔滔东去。正值中国动乱的那几年，红色海洋，父亲们和母亲们纷纷下放安插在湖北的各个村庄里，小叔年纪较小，留在了奶奶身边。这使得他比其他孩子更加孤独，因为他的成分。据我所知，洪家在那几年里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在镇上在农村里，他们都享有别人无法比拟的待遇。最脏最累的活计都是留给他们的。好象只有小姑妈下放比较晚所以在铜铺过的轻松。小叔整天游荡在风团镇上，无所事事，事实上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闲人。早熟些的孩子或者带起袖章将谁谁谁拉到台上批斗，再要不就给谁剃个“阴阳头”游街。小叔只能从一条巷子到达另一条巷子。
　　大姑妈说小叔是个沉默的孩子。这一点我和他很像，但我比较懦弱，没有勇气跳进不知深浅的长江。小叔对“怪虱达乌”并不好奇，好象那只是文革时期某个动乱分子，喜欢吵架，希望剃别人头发且神出鬼没，最爱在深夜里闯进别人家里，手拿红宝书念上一段再将躺在被窝里的人抓出来。仅此而已。我在此幻想小叔是个不看别人也不会引来别人多看他一眼的孩子。他的死，和那个时代有些关系但就算是如今，他也可能因戏水而遭长江吞噬，所以也和他的年纪有关。我不可能回到当年窥探父辈们在孩提时代的游戏和脾气。但洪家与生俱来的那种沉默告诉我，他也许真的就和我一样。在此，我回忆自己的孩提，也许就是回忆父辈们孩提时代吧。时间往前推移，除了回忆自己从自己得到他人的回忆，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有些建筑却与我们同在，那个等船，总被人说会被拆掉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又或者送回船厂大修。风团人的浪漫让我惊叹，他们只叹可惜，要知道在风团，人们闲暇时刻除了打麻将看电视，就是到江边散散步看晨曦夕光宣布一天结束或开始。夏天，依旧会不停有小孩站在等船上，光着屁股晒得一身漆黑，往水里钻去。有的会冒出脑袋，有的，则再也找不到了吧。他们的黑亮身影在等船的一侧作弧线跃下，跳进光泽的河水中。直到黄昏，大人们忧虑重重的站在等船一头呼唤自己的孩子，有的会找到水中的孩子，有的继续呼唤，在等船上等待水中的孩子。
　　夏天，依旧会不停有小孩站在等船上。

过了十岁那个与小叔叔死亡年份重叠之后，我也没多记起他来，尽管姑妈当时说我长得很像他。姑妈说：“啧啧，看看，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你叔和你小时候长的一样呢。”可惜没有照片， 可又为什么需要照片呢？照照镜子，对面的那个人，或许就是小叔叔了。这个世界随自己年纪的增大更加缤纷，又怎能因为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而存在更多感伤呢？只是那个等船面孔依旧，铁器，它允许任何人走上去，也允许任何人来后消失。这一切，它不会在意，也没人会在意。它的等待，以前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将来又是什么？
　　昨天，在看书的时候，我的兄弟走到我的身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又拿出打火机对我说，这是我父亲生前用的。我冒昧的从他手中将打火机拿了过来，打着了火，又熄灭。又将打火机还给了他。打火机表面的金属摩损厉害，应该用了很长时间。我放在手上打着火，又熄灭，什么话也没说，把打火机还给他，他点燃烟后默默的走出去，我则继续看我的书。

　　和等船一样被废弃的，在风团，还有许多。作为孩子，怕是都喜欢在这些没有大人没有约束的地方玩耍。特别是这些地方都有我们没看见的机器，庞然大物，布满灰尘和蜘蛛网，可以在许多窟窿里藏住自己等待别人来寻找。偶尔从工厂另一头传来“咣铛”一声，回音巨大的传到我们耳朵里，之后我们鼠窜，带着尖叫。我记得有个玻璃工厂，在许多年前就停产了，由此也成了我们的天堂之一。那儿有高耸的烟囱，上面有无护栏的铁梯，据说能爬到顶端的都是英雄。但包括二堂哥在内，也没谁充当这个英雄。荒草占据了工厂大部分室外空间，几只蚱蜢弹跳力惊人的从身后冒出来，逮到它的也算英雄。在草地上打滚摔交是热身活动，他们几个小子都会用手撑在地上空翻，二堂哥的“鲤鱼打挺”也是绝活儿。这些危险动作我从不敢做，父亲很害怕我玩这些，比如我学会骑自行车都是初二的事，而他们几个，八九岁就能在三角架带着我从很陡的斜坡往下俯冲。老实说，除了打滚和捉迷藏，我现在不太记得我们在玻璃工厂里干过其他什么的。废止的瓶瓶罐罐我们从不触碰，也从没想过去偷取几个回家。我只记得那个烟囱给我留下无尽遐想，那片好象永远呈金黄色的草地，那堆静止冰凉的机器，仅仅是这些，我们当时怎么能在里面玩到忘记时间呢？
　　惟独有一次，我躲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小容器里，让他们花费所有力量找了一两个小时都没抓到我。后来，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玻璃工厂静的可怕，又没有突然“咣铛”一下。全世界似乎只剩下我一个人。全世界的鬼怪似乎都在容器之外，只等你探出脑袋，他们狰狞的面孔就出现在你的周围。我仔细聆听，先以为是伙伴们的恶作剧，还心存侥幸的等待着。
　　等待声响就是将恐惧扩大。最后我只好肯定他们走远了，赶快跳出来，以最快的速度离开现场，以风的速度飞奔。后来他们取笑我说，你干嘛不继续在那里面等着呢，你跑得可真快。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4-20 21:39:01编辑过]

黑天才

上房

　　前些天，双胞胎兄弟邵明、邵亮让我回风团。亮说：“我家正盖新房，表姐夫说希望今年拜年能在新家里。你过来帮忙提灰桶搬砖什么的吧。”我答应立即动身，多个人多份力，况且我也没真正见过别人盖房。这几年，我一直到处奔跑，风团也回的少，偶尔回去办个事也只穿过那两三条主街道，再要不叫辆三轮摩托带着噪音呼啸而过，顿时就到达。聚集灰尘的旧瓦房，上面生出些陈年的野草茂盛；蓝天下葱郁的农田，几个手工粗糙的稻草人穿着过时的衬衣，正是闲置的时节，衣衫褴褛也不见妇人修补。看见太阳出来，几个老太婆忙把靠背椅端到房外，日头围着天空绕一圈，她们就绕房子一圈。到黄昏点点滴滴，老太婆们慢慢悠悠一步步走进房内，或听听收音机，或就这么睡下。
　　到风团郊区了，看见一排排新建的厂房，有人开始夸赞风团的新景象，从他儿子当某厂的工人谈起。粉红镶嵌白边的大平房，门口几个制服鲜亮的保安走来走去，腰间别着厉害的武器，不许小孩在门前嬉戏。以前，很早以前，风团就有这样的房屋建筑。是这样的，首先很多房子在天气预报后下过场大雨，从泥土里走了出来，它们满面红光，雪白的墙壁，无一例外的工厂大门紧闭。每个人都抱有向往，各种线索都是打开这扇大门的钥匙。再过段时间，灰尘慢慢多起来，无孔不入，在内里，在表面，它们似乎能融化到工厂的每个角落，又能分泌出更多的灰尘。这时候，雪白的墙壁也不那么雪白了。几个醉汉，在喝醉后，扶着墙，呕吐、.小便。雪白的墙壁慢慢可以和外面的世界达成一致，作为颜色的一部分，沁染。再后来一些，工人们都走了，拿走该拿的和不该拿的。整个工厂只剩下大门那儿庄严的大铁锁。墙壁上被孩子们用粉笔、红砖和炭头写上某某是大王八……
　　童稚的话就这么留着，直到那扇大门长满荒草，长满孩子。

　　洪家的白房子我没见过，建国后不久，它就被人民拆除了，拆除时喊的口号很多，也无非是人民翻身作主人云云。奶奶对此淡然，只是她活着时偶尔叹息：“那么好的房子，拆了可惜。”现在，那个建造房子的山坡都被铲平，连瓦砾都拾不到。只能在大人们的闲聊中拣到几句关于白房子的描述。更小的那些年月，总以为白房子是像“渣滓洞”、“白公馆”一类的房屋。而它只是一个大家庭寄居的窝。
解放后一段时间，爷爷率领他的儿女们住进风团崩坡路。这个房子现在划分平房规模为三室半一厅，我的记忆里，奶奶、舅爷、大伯一家住在这儿。但之前很长很长的一段日子，我不知道里面住着多少人，奶奶生了四个儿子四个女儿。
　　父辈们渐渐搬出这里，他们成家立业，为各自的小家庭的命运奔波。这所房子就被我们这些正在成长、为成立更小的家庭正在成长的孩子称为老屋。

　　老屋后院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那里阳光明媚，绝不像老屋黑暗潮湿。每次我走入老屋都会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老屋拆掉后，我带着照相机来拍照片，煞有其事的走进每个房间，照了一卷无技术可言的照片。早先的欢乐啊恐惧啊，都没拍出来。但有个小细节是，我在一张照片里找到一个“洪”字，生疏幼稚的挂在墙上，在门边。从字刻的高度、力量来看，是出自小孩之手。那么，可能是我，可能是二堂哥，也有可能是别人刻上去的字。这是老屋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
　　之后仔细端详老屋剩留的瓦砾碎片，已是我和邵明去老屋找几根可用木头的时候了。
　　邵明穿着一身小工衣服，上面图满了石灰和灰尘，球鞋上破一个大洞。他站在老屋的面前──小堆碎砖头上说：“你发现没有，我们当年在这儿玩的时候，觉得这儿是个森林，现在看看多小啊。”他的手指向三排高耸的水杉。我也记起来，小时候我们四五个伙伴，在这儿追打。把这里当作迷宫绕来绕去。现在我们看到的后院，和以前没多大变化，但一切都像被做过手脚，缩小了几倍。水杉长的很高了，它在我和邵明面前，像巨人一般。我七岁的那年，父亲和两个伯伯种下了树苗。绿色的顶萌，种子，茁壮。在邵明去找木头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谚语，百年树人，十年什么，我想不起来了。
　　父亲们一锹插进湿润的泥土里，脚在铁锹上用力一踩，泥土被掀翻。父亲们挥汗如雨，时而拿搭在肩膀上的毛巾擦擦汗，放肆大声的因为几句话豪爽的笑起来，几个姑妈端来茶水，劝告着休息一下。至今我耳边还能响起洒脱爽气的笑声，水杉就是那时候种下的。我和我的兄弟就在旁边，看着小树放进泥土里。后来记忆中断了，再想起来，那些树木已经非凡的高大，在它们面前我一直矮小着，从未长高。父亲们曾经的身影也留在浓密茂盛只有依稀班驳的阳光照射进来的森林里。现在父亲们老去了，树木的茂盛就有些吓人。我问过父亲，这些树用来做什么，父亲说，不做什么。在我执意的询问下，他告诉我，这些树将来砍了可以做房子。

　　在表弟家盖新房之前我是不懂盖房子到底需不需要木头的，只知道钢筋混凝土和脚手架。我穿着一身名牌西装到达风团酒厂门口时，远远地看见邵明邵亮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小姑妈在向我招手。再走近看看，她还在笑着。邵亮说：“你是不是来帮忙的哦，穿得像来喝喜酒的一样。”
　　我这才想起父亲在我临出门和我说的话。他说：“你穿这身衣服去帮忙？”
　　我说：“把外衣脱了不就行了。”他没再说话了，摆摆手让我退下。现在发现，脏的像泥巴狗的双胞胎的外套才是我需要的。而已经迟了，邵亮把他的帆布手套递给我：“喏，提灰桶去。”二姑妈在酒厂篮球场上响亮的说：“你来啦，来，我给你装。”父亲告诉我，二姑妈的脸型和祖父最像，都是辽阔四方的。邵亮拎着两个灰桶丢到我面前，二姑妈开始装水泥了。我发现，我桶里的水泥明显比邵亮提着的桶里的要少许多，至少不那么满。我冲二姑妈嘿嘿一乐，这几乎是我在家族中的招牌笑容，从小我就这么学父亲笑。父亲是温和和蔼的，我的是傻乎乎的，但不管如何，它对于在大人面前永远不善言辞的我来说，很足够了。
先提的几桶水泥使我得意，至少我还能干点活儿，西裤也还干净。不免得意起来，又碰上打地基的师傅们休息，就仔细看了看酒厂这块地方。坐在一张矮竹椅上，阳光温暖，在这个冬天。
　　酒厂一切没变，大门建在居民楼中央，七八十年代建成的工厂大门都是如此。小姑妈家就在进门左手边的平房。我在他们曾经的家里下象棋战胜过小姑父，打架输给过表弟，从后窗里撒过尿，还在门前篮球场上踢过过路的大白猪。一排年年如此的梧桐树横七竖八的排列在一条通往工厂的小路上。在姑妈家的后窗，有一条小路，在我十七岁那年，看到自己心仪的女孩从那里走出来，看见我后瞪了一眼，迅速跑掉。现在她的母亲就在铺满阳光的篮球厂上给她的女儿打一件天蓝色毛衣，偶尔望望我，望望盖房子的人。我在想，那个女孩在哪里，是否会想起我。
　　“做事做事，看什么看。”邵亮撞了我一下。小姑妈马上指责他：“他喜欢看就让他看，你做你的，管他做什么。”我把脚边的灰桶拿起来，跟在表弟们后面，来回往返的提着水泥。水泥匠轮着大锤子，对着半扇朽败的墙砸下去，轰然倒塌的砖头中爬出一只壁虎，顺着墙根爬出去很远。
　　没干一会儿我就累了，裤腿上糊满了泥土和沙子，姑父说这还是打地基，算是轻松的。我看着两兄弟一趟趟往返与房屋和操场之间，不知疲倦，自己不免有点惭愧。毕竟这不是自己起楼啊，无法真正的投入，说是来帮忙的，也只是助拳和摇旗呐喊的队伍。原先的两室一厅平房现在要改成三室，在表弟们原先的这个家里，我下象棋胜过姑父，在后窗撒过尿，在表弟的蚊帐里拍死过一百多只蚊子，还和他们中间的某位打过架。说起来，小姑妈一家是亲戚中搬家最频繁的一次，在二十多年里换了四个地方，如果算上这所新建的房子，就是五处了。在巴掌大的团风换四五个容身之所是很夸张的，像是小孩子过家家把一个坑挖到另一个坑那么简单。事实上，每一次搬家都是生活所迫。在小地方，除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搬家的大多是出于经济关系。小姑妈家开过游戏机室录象厅，地段就尤其重要，必须选择不太繁华又不太偏僻的地界，这样房租不高且不会没人来。因为许多学生喜欢包夜，又必须在店里守着，故家即是店，店即是家了。等到这几年ＶＣＤ普及了中国千家万户，他家的机器就没人稀罕。于是就找其他门路，生意缘故早没打理原先的家，酒厂房子的地下一片狼藉，布满蜘蛛网，许多地方也坍塌为了危房。

　　头回看见地基是如此打的，在新房的水泥地下面，埋着碎玻璃、瓷片、过时的布鞋、破砖头、瓦砾和各种各样小块的垃圾，再掩上池塘里挖出的泥土铺上一层薄薄的沙子。垃圾都是早年堆放在这个屋子里的，邵亮间或会拿铁锨铲起一只拖鞋说：“喏，这是我小学五年级时候穿的。”然后，这个男人把小拖鞋一锹铲进被砖头围绕的地基中。在这次劳动中我换了不少工种，首先是提灰桶，再是给干燥的红砖浇浇水，接着那铁锨铲了一小会儿垃圾，最后被发配到操场上和稀泥。我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好劳力，在车上聚集起的一点力气半点都没剩下，在近两个小时的运作中它们消失干净。我的表弟们干劲十足，像我的父辈们当年栽树那样，时而还能说几个笑话，拿毛巾擦擦自己的脸。扬起黄沙和泥土，用脚将地基踩得严严实实，在冬日里汗流浃背又哈哈大笑。
　　在表弟嘲笑我的手无缚鸡之力时，小姑妈为我辩护说：“他天生就不是干劳力的人，是拿笔杆子的，让小书生休息一下吧。”我知道，就算我不是写东西的人，这些爱我的人也不会让我干更多的活儿。

很短的时间，这房子就盖好了，似武艺高强的人使出一招“旱地拔葱”直直的跃起。红红的瓦、雪白的窗沿、卡通人物的窗帘后面有简简单单的床，几根粗壮的新梁木在屋檐下远远伸出以示这是所新盖的房。表弟一家对这所房子赞不绝口，最常看见的就是在冬天散发稀薄的阳光里，他们搬张藤椅坐在自家门前，抽根烟，喝口冉冉升起热气的茶，要不就和父亲母亲一起商量着开年后如何装饰这间四壁还都空旷的屋子，安热水器要花多少钱啦仿瓷要多少钱啦地板砖要多少钱啦。总是听到表弟说等吊好了顶就漂亮了。他的语气是憧憬的，在他脑子里这所房子内部的形状、布置、颜色甚至味道都已是完整的，只等着赚了钱慢慢将其从虚构搬回现实。
　　我总是问父亲有关旧社会那所供我家居住的白房子，细细想想这可能有好汉当年勇或满清遗少的做派。不过那是属于我应得的记忆。白房子是当时风团最高的建筑，在一座小山丘上，连母亲都说她小时候在长江边上玩耍时看见过这所房子，她想着这所房子里住着什么人，若是真像我的外婆说的那样住着坏人，为什么又让这座收容坏人的房子建的如此高大威严。她当时也不会知道在那所白房子里玩耍的小孩中有一个是父亲，她将来的丈夫。她在遥望那座白房子。
假如我是一个在长江边玩耍的孩子，看见那么高的房子，怕是也要幻想一下了。白房子是平房，有四米多高，一个家族藏身其中并掌管着风团大部分人的经济。父亲对过去的事是不愿主动提起的，比如这么多年，他只是今年的冬天，陪他在一锅羊肉汤面前喝酒时才说祖父喜欢在羊肉汤里下一条新鲜鲫鱼。“那样，吃起来很鲜。”父亲说。以前我只以为父亲对祖父的记忆短暂，而今看来一切存在的记忆都是人故意藏起来的。父亲绝不像我，喜欢将过去的得意翻出来凉晒，甚至我的亲人们也从不在闲聊中提起这些旧事。
　　像被深埋在房屋底下的土、沙和乱七八糟的杂物中，还有其他什么。比如表弟家这次盖屋，在地基里我埋下一支钢笔。没有任何原因，我只是将自己身上的一个物件埋了下去，不一定要和人说，不一定是希冀和祝福，不一定要在若干年后房屋被推倒再盖时被发现。我只是学了我的父亲们，在那所白房子被推倒时，他们兄弟几人分别从已成瓦砾的残砖败瓦中拾出一样放在身上。每所房子的命运都一样，假如忽略其过程，我们从头到尾会看到人们建造它之后会拆除它，中间几十年是做准备工作。
　　表弟的房子建好后，我去住过几回。记得第一次睡邵亮那间房，邵亮特地出去通宵，让我安静的睡那张床。那一夜，四周寂静，温暖的被窝里能听到隔壁姑父均匀的呼噜声。而除此之外，再无半点响动了，酒厂这片地在垮台后只剩下些妇女小孩和几头喂养待杀的猪。我很为表弟们有这所新房子而高兴，尽管好多次在风团大街上，听到他们对朋友说：“我家搬到酒厂去了，嗯，还在最早住的那个地方，有时间过去玩撒。”如果我是那朋友，定会挑个晴朗的日子，到新房子里去坐坐，说几句诚实的赞美之语。表弟家的房子的地面还有些湿，最早干的是邵亮的房间，姑父说，那间屋的沙铺得厚些。他拿手指头一比，“喏，有这厚。”

　　我还总在想洪家那所庞大的白房子，因为记得它的人肯定越来越少，如同我和邵明站在老屋的残迹上，他游戏似的问我：“你还记得这屋子有哪些位置吗？”我指着他战立的位置说：“你现在站在客厅中央，那里总摆着一张摇篮，好象一年四季断不了小孩儿。你的左边那间房是奶奶睡的，你右边有两间房，里面那间是大伯一家睡的，外面这间房……”记忆忽然中断了，我只好讪笑着说不记得了。他也低头想了一会儿，说，我也不晓得是谁睡的，我记事的时候，那里总是漆漆黑一片，桌子上摆着小蓝姐的遗照。也就是在这个我们不记得的房间门边的墙壁上，刻着个幼稚的“洪”字。每所房子的命运都一样，父亲说：“那白房子啊，长工睡的都算风团的上房。” 我是这么理解的，能睡人的，都是上房。表弟在电话里和他的女友说：“宝贝回来的时候睡上房，哈哈。”他们两兄弟睡在一起二十多年，这回一人一间。

黑天才

童话
　　

       小时候，唯一对书本所写童话有感觉的是那篇《卖火柴的小女孩》，是我刚懂得忧伤的年代。也并没有为小女孩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的不共对待而难过，也无生在此时代的荣光而沾沾自喜。我只是把自己当成那个雪夜中的女孩，划亮火柴温暖自己，从最后一丝温暖中幻想自己需要的一切。那么简单，仅仅是希望我死去的猫咪强活过来，从挂它尸体的树桠上爬开回家，依然是那双绿眼睛。而王子救公主的千篇一律，那十二点一过就丑起来的灰姑娘，变成蛤蟆的男子，吃可安眠药等人亲吻的睡美人，在我眼里都有一个王子和一个公主。一个身份。

　　父亲看上去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作为他的儿子，我懂那是他天性中的腼腆。我越大和他的对话就越少。每次和父亲聊天都不欢而散。他时常指责我的狂傲，在我写诗的日子则总说我的字晦涩无病呻吟。我则说他不懂得文字内部的构造，不理解狂傲对一个写字人的自信和自卑有着多大益处。这样对话的结果总让他懒得理我，大小事务都让母亲通传。父亲的话显得更少。 但我想说一下我知道的最深刻的童话就是出自父亲。
　　在很久很久以前，夏天的某个黄昏，最后一点阳光正在我的眼中消失着，有霞光。我们一家三口坐汽车去风团。那时候的交通很不便利，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我晕车，在颠簸的路上把肚子里仅存的一点食物吐光，在父亲的腿上睡一下醒一下。夜晚来到一个小时后车突然停了，卖票的人退回多余的车票钱说车只到这里。
　　是个叫堵城的小镇，再没其他途径去风团，那时候还没有摩托车和出租车，除了走，没有其他办法了。父亲骂都没骂开车的骗子，抱着我前行。途中试图拦过车，都失败了。没抱多久父亲就累了，把我放到地上走。我看着无尽的路和月下晃动的树影，责无旁贷的哭起来。父亲说我给你讲小石头的故事吧。
　　我那么有劲的听着，看父亲把路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活着的家伙。首先是小石头、树、知了、河水、叶子、玉米和蚂蚁。小石头是个想飞翔的家伙。
　　望着沉甸甸的路，我从地抓起一个石子努力掷向前方。“石头飞起来了。”我为此高兴。对一个孩子而言，夜从此是种带着窃窃私语的幸福。讲故事的时候，母亲只默默的牵着我，偶尔为父亲的幽默和语塞笑笑。
　　时间过得久了，那段往事变成影象，如同电影一样放映着。那个孩子渐渐模糊，父亲母亲也如此。到现在，一切都再不可能重新发生时，我将它确定为童话，是我的童年里不可缺少的故事之一。

　　父亲“小石头的故事”一直讲到我初中。在每个我和父亲出现过的地方都有小石头的影子。乡间、上楼途中、睡前饭后、哭泣的间歇，父亲说的小石头是所有石头中最可爱的一颗。有时候我认为小石头就是少年的父亲，有时候却觉得自己长大了就是小石头。
　　那时的夏天睡在天台上，竹床里，瞪大眼睛看着夜空。我和父亲都光着上身，他给我讲故事。这时我总想丢个石头出去。父亲望着天说：小石头其实来自天空的一颗星星，燃烧完了掉在黄城，它想飞是想回到天空。
　　偶尔的夏夜，也会下起雨，总是在故事讲得最精彩的段落。父亲就带我躲到竹床底下边避雨边说。我永远不知道接来下的故事怎么发展，因为父亲好象也不知道。他总爱问我“你说小石头会怎么做？”我想想就回答出来，父亲摸摸我的脑袋说我说对了，然后顺着我设计的故事情节往下讲。他说“是啊，你怎么一猜就猜到了？”我就变得更聪明，得意的笑。
　　后来，我对父亲说，有一天我要把你讲的小石头的故事写下来。那一年，我小学毕业。父亲把我铿锵有力的这句话记的很清楚。
　　初中之后我成绩大跌，被人公认的“天才儿童”成了支不被看好的股票，外边的人还因父亲的一点点权力而称赞我的聪颖。而家族的人都知道“我是块没雕琢的好玉”（外公云）。责骂越多叛逆越多。那时候不再记得劳什子小石头了，只知道游戏机里有更好玩更刺激的人物。有一天在家吃饭，母亲的责骂又来了，我玩游戏逃学的胆子越大，在大人面前胆子就越小。说着说着，母亲突然提了一句；你说你长大能干什么？还当老师当律师，你不是说要把你爸说的小石头的故事写下来么？怎么没见你动一个字？父亲在旁边，黑着脸不说话。在家里，母亲唱黑脸，负责教育我和打我几下，而父亲一般是劝阻者和真正的打手。
　　我带着泪跑到自己房里翻出一个预备写日记的本子，是父亲厂里的工作记录本。我在上面写着题目“小石头的故事”，然后凭记忆写了六七行，就写不下去了。那百来字全是残存着的父亲讲过的片段。
　　后来还写过几段，也是记录父亲说过的话。可文不成章，始终没有继续，游戏机一直层出不穷，一个小小的故事顶多只是掩盖父母亲的责骂的工具而已。
　　再后来，父亲似乎也忘记我曾信誓旦旦的说要写下小石头的故事。母亲见烂泥扶不上墙，也不再提此事。写小石头故事的笔记本也不知所踪，或许被我撕来折了纸飞机。
　　如果有一天我写童话，第一个选择就是小石头的故事，可所有的情节都不会一样。所有的孩子看了，也不会像我小时候听时的入迷。
　　忘了所有关于小石头的故事，只记得要飞翔却始终没飞上天。那个童话故事终于彻底遗失，干干净净。

      二堂哥刚是个故事高手，从我记事起就对他仰慕的五体投地。每每暑假到来，我都会回到老家风团找他和几个表兄弟一起嬉戏。在一起，贴洋画、斗鸡、打弹珠。我还能记得那时候弹珠以细著称，就像打仗，目标越小越不容易被击中。刚曾在磨刀石上花两星期磨出一枚极细极圆极称手的弹珠，比在学校门口老婆婆那里买到的珠子好一万倍。刚用这枚弹子击败了风团大部分孩子，赢回许多战利品。刚一直很照顾我很疼我，所以当我一次次的把窥视、羡慕的眼光投向那珠子，刚终于“赐”给了我。也许是他的过分叮嘱、也许是我的过分喜爱，那珠子在我手里还没两天就丢失在风团开往黄城的汽车上。而就算这样，二堂哥也没责备我，他依然会在午后给我讲“大胖子的故事”。
　　最过瘾地就是暑假的午后了，大人都睡下我们不必规矩，从床上偷跑到我们家新建的楼房（大伯、二伯、我爸三兄弟出钱修的房）和旧瓦房之间的台阶上，把刚夹在我们中间央求他讲大胖子。
　　二堂哥讲的“大胖子”是系列故事，说外号“大胖子”的男人在革命时期如何与日本人周旋、如何戏耍日本人的故事。
　　 刚的语言比现在任何一个说书人都要迷人，有跌宕起伏的清洁、令人猜测的悬念，而且还有家乡特有的脏话辅助。这是听任何说书无法拥有的快乐，尽管带些邪恶。我们为每种突如其来的加在故事中的脏话快乐，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这比在电影里看到的革命英雄高呼口号跳下山崖来得真实许多，比在书本里的那些战士们更加真实可信。我也第一次明白，原来打击坏人的时候也能用说脏话而不是一句丢下一张宁死不屈的脸尔后就义来得痛快。
　　大胖子的故事永远演绎不完，他是个善良的、锄强扶弱的、极端的仇日主义者，大胖子是个幽默的、偶尔小偷小摸干点坏事的人，他会点武术，枪法极准，并且绝顶聪明什么事都会干。这是现在回想起来，对大胖子的印象。假如我只倚仗自己的描述，大胖子并不胖，只是高大而结实的男人。
　　大胖子的大部分逸事都不记得了，也不记得堂哥为什么会给我们讲大胖子的故事。一切都像无中生有的开始。想起某天下午，刚说起了大胖子给日本人“修”汽车，结果日本人开车开着开着只剩下一个方向盘。我笑得东倒西歪，什么四五个人笑得满地打滚，笑声一阵接一阵，笑到夜里。想起来就笑。如果允许我再次塑造，我把那些快乐的日子都想象成有阳光的午后，父亲们在老屋后面种的松树不动声色的生长，几只蜘蛛在老屋角落结网的时光里大胖子咬着冷馒头向我们走来。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大我们四五岁的刚没有提到女人。大胖子居然没有喜欢的人。那，是刚怕我们不懂而没提及还是他也不知？我想，他肯定也不喜欢去搭救灰姑娘和白雪公主等婆娘。至少，大胖子不会。
　　后来都长大了，二堂哥去别的城市工作，回风团都带着大胖子的豪爽一掷千金的痛快。在前几年，我和表兄春一起聊天时他笑着说：走，找刚讲大胖子撒。我望着他略带调侃的笑容，也不动声色，我不知道发给我“玉溪”的刚会不会再讲出一个故事令我们一辈子开心。渐渐发现了长大的刚身上真的有大胖子的几分影子，可不是大胖子。至于为什么做不成大胖子，也许因为他再也讲不出大胖子的故事。也许是他不讲，也可能是我们不想听。
　　一次在酒桌上，我问当年一起听大胖子故事的春、和双胞胎表弟邵明、邵亮，问刚在我们小时候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亮立即回答是大胖子，其他两人也应声。让我惊诧──原来大家都记得。

黑天才

录象，录象厅

第一个属于我们的录象厅名字叫新建，大伯在世时就叫新建商店。后来商店没有了，这儿还叫新建，那块牌子也一直没摘下来，过年时看到那块牌子，和刚刚看到它一样，红油漆涂的“新“字在八年前一次小混混对打中掉了一半。门上挂着一把大铜锁，里面没有人住，只有老鼠。从很久以前，新建商店里就有很多老鼠。
　　建新是所老得不能再老的房子了。它门口有一块用红色宋体字写着影片放映的预告。四部片子，很敬业地写着演员的名字。一部香港枪战片，一部古装武打片，一部搞笑片，再一部写着艳情片。如果碰上某种检查，艳情片那一栏就去掉。但里面依旧上演。普通电影无法满足男人们的欲望，他们总想看点带彩的，有些人买票之前会问：有带彩的吗？不言而喻，假如没有，他不会进去。姑爷说，有有，进就进问那么多。等那人走了，姑爷在后面笑着说：日他妈的色鬼，那边看完了就到这边来看。
那边是指新建对面另一家华龙录象厅，在录象业刚有衰败迹象时，它加入进来抢走姑爷不少生意。
在没有华龙录象厅前，姑爷一家的竞争对手是电影院，这也是为什么在风团正街录象生意能做起来的原因。首先是电影，然后才是录象。但电影在风团引不起大家的兴趣。打我能看懂电影电视开始，电影院就只是某个会议的召开地，或外地走穴的小剧团演出，到最后来挂上大大的招牌，上面写着“上海羊毛衫变季大甩卖”，每天都有一个三轮机动车绕着风团的街道敲锣打鼓招揽顾客，地址是风团电影院。风团电影业萧条的原因不得而知，我猜这和风团人的喜好沾不上边吧。并不是全中国的观众都接受在电影院那么大的场子里看一部电影。大家认为看电视就行了，为什么要挤在一起看一部电影呢？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年，新电影传到风团，早已是录象厅里的旧片子了。电影院就这样被废黜，电影院的院长就是新建游戏室的合伙人之一。白头发的伯伯，眯着眼睛笑，对谁都和蔼可爱。听说得了癌症现今不知去向。另一个合伙人是在邮局上班的八金，大大咧咧的汉子，喜欢拿胡子扎人且不管对方多大。我十一岁到十三岁这几个年头，被他的胡子扎了无数次。这两户人家都有自己的家，只有小姑妈一家住在新建商店里，理由是总要有人看店守夜。酒厂的房子从此荒废。

新建商店很大，原来是洪家的四合院，后来其他“三合”分给了旁人，只留下中间的天井属于新建。从进建新商店到天井只有一条路，分成五格。先是游戏室和小买部（后来拆来睡人），再是一间厨房，接着就到达录象厅，录象厅后面有个小房间，紧挨着是天井。天井里搁着许多垃圾和一台发电机。风团很爱停电，停电大家就都茫然了，在燥热地夏天，拖儿带女的一家子可以在江边去散散步，看看涨在脚边的江水，冬天则早早睡去。而那些寂寞难耐的进城短工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除了进录象厅别无他法。尽管一样闷热，但有两个吊扇和一些与自己一样寂寞的人在此看看录象也没什么不好的。这和旧社会很像，谁家有电谁家就是大户。天井里还有一个厕所供看录象的人使用，其实应该叫茅坑──两块木板架着，下面放一个大水缸。奶奶死后二堂哥曾经猜测茅坑底下藏着金条怂恿我们一起去撅厕。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首先行动，可能和我一样嫌那里太臭太臭。天井封死了挑粪工的路，这些粪便就一直留在大水缸里。白天我们才去那儿尿一下，和别人一样站得远远的尿，尿到那两块木板上，或直接在墙边方便。夜里我从不敢走那么远，要穿过宽大的录象厅，再跳过高高的门槛到一个小房间，出小房间才到天井。我会拉着明或亮一起忍受着漆黑的夜和老鼠打架的声音，他们住惯了，对周围的一切都无比熟知。而我这辈子也无法使自己安心到达天井。甚至是白天，要经过空空的潮湿的录象厅都需要一定的勇气。我喜欢跑过去。邵亮在背后喊：你跑什么，这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你当年走进新建商店，看到右边有一排游戏机，机器上面缠绕着蜘蛛网和电线，挂几个没用处的灭火器。几根柱子顶着高高的房顶，由于害怕老鼠和灰尘从房顶落下，下面隔着几层塑料膜。于是夜里睡觉，掉不下来的老鼠肆意妄为，我只好侧着脸睡，生怕老鼠掉到自己脸上。
　　老鼠从没掉下来，从几十年前开始它们的祖先就活在这儿，早习惯新建的格局。
　　如果当年走进新建商店，穿过游戏机室往里走，会闻到年久失修的木料味和潮湿泥土的气息，同时还有厚重的烟味和脚臭味。这是录象厅里的味道。而只是到达小姑妈家的黑漆漆厨房。它只有在没人的时候才有油烟味，现在，你只能去闻挤满了人的录象厅里蹦出来的味儿。同时，听到里面有男人低着嗓子说：“老板，换个片子，这个片子看过了。”

最初时候，录象带只有那么多，放完就没新的了，于是就改改演员名字循环着放。老顾客看着新演员就会上当进来，当然，即使发现上当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为了两块钱他们会坐满时间。在放艳情片的当口，这些人会起哄让老板放点新的，假如喊的人很多，姑爷就说，晓得了晓得，马上就换。后来邵明邵亮也学会了这句话。长大后的我，有时候也说。两块钱一张门票，许多人来看。这些人一般是来风团帮人盖房的小工，因为对于比风团还小的乡镇，风团也是繁华之都。他们会站在门口和小姑妈讨价还价，一块五吧，只有这么多了。小姑妈性子很直，她若是觉得你不像身上只带一块五的人就不会让你进去。初中后我回风团，每天都能看到小姑妈对着手拿一块五毛钱毛票的人挥手大喝：“走走走，只一块五你看什么录象，又不是第一次来看。
　　偶尔生意好或是她心情不错，也会收下钱放那人进去，不过要在后面补一句：你只一块五毛钱，别坐好位置啊。好位置就是靠前靠中间的那些位置。假如人多，连我也做不到这些位置上。母亲早就交代过，你不能影响小姑妈家做生意。只要人多，游戏机不能玩，录象不能看。不过没什么，到夜里打烊了，我的表弟们会拿出数不尽的硬币投进去。他们说，你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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