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莴丝丝11

马牛

“这个也不需要。”茶客兼负责人从椅子上站起来，不是向前走一步离开椅子而是用膝盖草率地将椅子往后推了推，以便和椅子保持一个适当距离。接着他说“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怎样尽心，大家也看到了，结果还是会出错，还是会出错。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已经发生的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接下来即将上演的第二幕。我不想再多说什么，我只想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虽然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它是好是坏，而且还是关于女逃脱师的，接下来她将在第二幕表演中扮演一名年仅一岁的女婴。”这次观众没有把他轰下台去，而是耐心地听他说，并默许他尽可能说的详细点。“好吧，”收到观众的反馈，这位茶客兼负责人接着说“接下来大家会看到女逃脱师被装进一个玻璃摇篮推上舞台，透过摇篮的透明玻璃，大家将看到她穿的印有小狗图案的浅黄色棉袜，将她下身包得严严实实的大号纸尿裤(他们没有给她在外面穿裙子，因为她还未到区分性别的年龄)，系在脖子上的将她整个前胸完全罩住的围嘴(上面印着一只泡泡鱼的图案，那只鱼不断地吐出一个两个三个直到把整块布料全部侵占不留丝毫缝隙的泡泡。好在那些泡泡印得若隐若现，不然看到的人一定会头晕眼花。不过，看到的人说不定还是会头晕眼花，因为即便她按导演的意思将原本鼓囊囊的胸脯一束再束，结果还是将泡泡鱼围嘴顶起了很大面积。所以泡泡鱼围嘴看上去可能有些名不符实，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更像是条特意加宽过的抹胸)，还有就是她嘴巴噙的奶嘴。奶嘴起的作用是剥夺她说话的权利(不过年满一周岁的婴儿原本还不会使用语言)，因为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她不能让奶嘴掉到地上，她必须时刻噙着它，以便它将她的嘴堵住。”有观众好奇地问她不会再出奇不意地翻唱一首三流歌手的老掉牙的歌曲吧，这位茶客兼负责人负责地说“绝对不会。即便真的唱她也只能噙着奶嘴轻声哼哼，绝对不会被人听到，就是万一听到了，也会认为那是一个一岁婴儿的无意识发声，而不是一个成人翻唱另一个成人的爱情歌曲。”又有观众问茶客兼负责人“为什么女逃脱师会变成一个大婴儿?”“为了赎罪。”茶客兼负责人不容置疑地说。“她是犯了罪。”观众有点无奈地同意，“可也不至于罪该如此啊。”
“那我不管。那是导演和编剧的事情。导演和编剧得知她自作主张地在台上翻唱了一首不入流的三流歌曲后，临时修改了剧本，别的情况我不清楚，我只听说了一点，他们取消了她今后的发言权。这次是奶嘴，下次会是什么只有下次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她再也不需要记台词了，她只需要出场即可。”说到这儿，茶客兼负责人忽然想到之前观众要求女逃脱师再不露面的事，他小心地看了看几个局部的观众，他们都略带忧伤地坐着，对女逃脱师以一个大婴儿的角色出现深表忧虑和同情。他松口气，问“还有人有需要回答的问题吗”，一个站在画架前貌似是个画家的人问“她是一下子变成婴儿一出来就是婴儿还是慢慢地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步变成婴儿的?”“当然是前者。”茶客兼负责人肯定地说，“我想编剧自有他的考虑，他理应考虑到观众的接受度和思维模式，不会硬生生地把一个我们和女逃脱师联系不上的大婴儿推到我们面前。他会通过其他人之口适当地过渡一下，或者是充分地不慌不忙地过渡。这是编剧的事情。我们只需要享受接下来的表演。”貌似画家的人又问“在舞台上会有人给她喂食吗?她那个年龄能吃能喝的东西，牛奶，鸡蛋，或者是人工哺乳?”“当然会!”茶客兼负责人有点不相信这个问题似地立即大声回答，“要知道她可是个婴儿啊，婴儿随时都会饿，随时都会睡着，饿了她就会哭，这是谁也做不了假的，她一哭就会得到食物和牛奶、母乳。我们给她配了一个奶妈。那位奶妈一会儿会和她一道上场。这里我要声明一下，如果大家接下来看到那位奶妈一手推着女逃脱师的大婴儿的摇篮一手还抱着一个真的一岁左右的女婴的话，我请大家不要有什么疑惑，在这里我先声明一下，那名真的女婴正是现实中那名年轻奶妈的孩子。这是我们聘请她时她提出的唯一条件。她要求上台时抱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太小撑不到演一出戏的时间就会饿，所以她除了照顾女逃脱师这名大婴儿的同时还会照顾自己生活中的baby。”茶客兼负责人一定认为自己说清楚了，结束时竟不无得意地冒出了英文单词。画家拿着笔在脸前的空气中画了两个圆，这次他皱着眉头问茶客兼负责人“你们临时聘的那位奶妈会穿什么衣服出场?”“什么意思?”茶客兼负责人不解地这样反问，话一出口他就有点后悔，他反问的本意完全是针对问题本身，可他开始担心会被画家误会，他又立即补充“我的意思是，临时奶妈穿什么服装上场很重要?”“当然重要。我希望她穿得不要太朴素，我想让她穿得亮一点，最好是大红。这样比较适合我的画面。”本来应该是心里想的事，画家却直接说了出来。“关于她的服装我还没有了解到这样细的程度，我只知道很快将会有一名临时奶妈上场进入下一幕的剧情，具体她会穿什么服装那是导演和服装师的事。我知道的就这么多。”茶客兼负责人诚恳地说。画家请求他把自己的意见反应一下，他梦游似地对茶客兼负责人说“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给他们反应一下，就说台下有位正在作画的画家希望新角色奶妈的服装能热烈一点，甚至是刺激一点。”“我想这个不大好办，”茶客兼负责人为难地说，“就算我真的把话传到他们考虑的可能性也不大，很可能他们肯定不予考虑，那样会破坏舞台效果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虽说女逃脱师表演的是个成人婴儿，但和奶妈相比她仍是重要角色而奶妈一开始设定的就是配角。导演不会安排一个临时聘来的群众演员当主角的。”“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你能反应一下，你就说奶妈的服装是否鲜艳对台下一名画家观众很重要。这直接关系到一幅的完成与否。要么就不要增加这一新角色，要么就给她安排鲜艳的衣服。成人宝宝女逃脱师穿什么衣服?”“我说了我对接下来的演员服装不是很了解，这个要问导演和服装师。”茶客兼负责人说。“不过你可以反应一下，对不对?举手之劳而已。如果你觉得难办的话那么请你告诉我怎么能见到导演或服装师?”画家一边画着茶客兼负责人一边问。“是导演还是服装师?”茶客兼负责人问。“哪个都行。一个就行。”“我真不知该怎么向你解释，因为事实上他俩都不在剧场。他们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导演只是通过电话指挥演出的进程，服装师也是通过电话为新角色也就是临时聘的奶妈安排适合穿什么样的服装。当然，服装师决定之前首先得经过导演的同意，他先要告诉导演他的决定，而这些他也是借助电话完成的。就是说导演不知道他的下属服装师身在何处，服装师也不清楚他的上司导演人在哪里。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人为演出卖力工作，甚至因此还避免了很多无谓的争论和一些即兴的临时冒出来的蠢念头。一切都在成熟之后才进入交流环节，一切都那样顺利、轻松。”“那我可以和他们其中一个通电话吗?”画家迫切地问。“不可以。我的回答是不可以。不是说不允许，你这样做事实上是被允许的，但我们现有的技术无法为你提供通话的条件。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电话号码，导演和服装师的，他们的电话号码严格保密，这在剧团人人皆知，只有他们彼此间可以通话，他们也可以打进剧团来安排工作，但剧团的接话员休想知道他们的号码。他们打来的号码显示的都是一串乱码，如果回拨过去电话则会提醒您拨打的是空号。所以说剧团和导演、服装师的联系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剧团无权和导演、服装师随时保持联系，如果需要联系，接话员会先将相关的内容记在本子上，他们打来时她会一并处理。这是剧团接话员的工作职责，也是她与别处的接话员工作时的最大不同。剧团每天都会有很多需要和导演、服装师电话联系的人，他们不是直接在纸条上写好递给接话员(之前有人这样做过，但被接话员否定了，因为无论她怎样提醒他们‘字要写清楚，不漂亮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能认出来’，她收到的纸条仍存在大量即便是书写人也很快变得无法识别的字。她觉得与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识别他人的笔迹上，不如直接为他们代笔，他们只需对她说出要电话的内容即可，这样即锻炼了自己的书面语的组织能力，顺便也亲近了文字，而不是对文字一天天越发仇恨)，而是直接走到接话员跟前简短地打个招呼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他们要和导演、服装师电话的内容，那些内容琐碎、无意义，有的显然是漫无目的地闲聊、瞎扯，接话员听得云里雾里，可讲述人却越讲越发来了兴致，几乎是每一位讲述人都会在自己讲得忘我时突然停下提醒接话员“一定要把这个记下用电话告诉导演或服装师”，通常那时接话员连抬头看一眼讲述人的机会也没有，她一边嗯嗯地答应着一边继续奋笔疾书，她要做的是尽可能多地记录下讲述人的讲述内容，尽可能少地对其进行概括简化，她自认为没有那样的权力，即便讲述人赋予她那样的权力她也提醒自己少用为妙。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掉入人际关系的陷阱无法脱身。所以她办公桌上总堆着成堆的电话内容，那些内容的命运就是没脾气地排着队等着桌上随时会响起的电话铃声。有时一连几天没电话打来，而新的电话内容又源源不断地涌上桌面，内容压着内容，很容易就顶到天花板。这就迫使接话员不得不向剧团申请一把梯子以便爬上靠近天花板的地方取下排队排在最前面的电话内容。剧团的负责人，也就是我，立即批准了她的申请，可她却没领到梯子。‘还需要导演和服装师签字。仓库保管员说。’她这样回复我。‘为什么?一把梯子和导演、服装师有什么关系?’我这样问时，她说‘仓库保管员说这是导演和服装师规定的，他说他们不想在电话里听到那么多废话。电话里的废话太多了，一梯子一梯子的，一大叠一大叠的，他们觉得是在浪费生命而不是在工作，不是在投身戏剧事业而是被戏剧事业甩得远远的。’接话员绞着手就是这么说的。原话就是这个意思。导演和服装师在保护他们的才华不被废话电话侵蚀。他们的做法相当可取。我表示认可。我站在导演和服装师那一边。如果你觉得这对接话员不公平的话，你只可以和她聊聊。她现在就在电话间坐着。”茶客兼负责人又对画家说，“当然你也可以跟她谈你的事，你要和导演或服装师通话，看她能不能帮上忙。”画家不再画茶客兼负责人，画家已经用画笔的一头在身上的一些穴位按了很久，他考虑了一下，说“如果接话员同意的话，仍会遭遇---我表述、她笔录、笔录开始排队、束之高阁的笔录等待梯子、梯子估计永远也领不到---这样一个结果?”“现在看来是这样的。你可能不知道，近几个月来接话员的工作重点发生了转移，她不再把心思放在如何接电话上，而是一上班就开始清理那些始终无法被传到电话另一头的电话内容，也就是这头一直在做的电话笔录，喷洒杀虫剂和相关药水防止纸质笔录生虫，站在椅子上清理墙角的蜘蛛网，打扫，一刻不停地打扫，她似乎很顺利就由一名接话员转变成了一名清洁工，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她所在的电话间看看，了解了解实地情况再跟她提你的事也不迟。”画家显然觉得没那个必要。他开始埋头作画，现在他画的对象已经不再是茶客兼负责人，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些他临时想到的东西。
画家身边的年轻记者也不再老僧入定似地坐着，而是站起来四处活动了活动，最后他又回到画家身边。这次他站在画家的画架前不出声地注视着画面，也没遭到画家的驱赶。他还是从画面上什么也没看到。他似乎察觉到了一些细细的线，但那也只是他的感觉而不是真实存在。他分不出画面上哪块是舞台哪块是人，画面没有呈现可以识别的形象。“这到底在画什么?”他讨人嫌地说。他也意识到了这点，稍后他用压得低到令自己满意的声音又重说一遍，他感觉这次不会有人听到，他似乎只是无意识地吧咂了两下嘴巴。他不知道画家有没有听到。因为画家没有任何反应。而之前类似的情况一旦出现画家定会暴跳如雷。所以在他看来要么画家真的没听见，要么画家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再次看画家时，画家抓着画笔的手已经在抽筋了。准确地说是右手的无名指失去了控制。他缓慢地将画笔换到另一只手上，另一只手又来不及弯腰将画笔放在地上，于是那时的画家在年轻记者眼里像是一手拿画笔一手做出一个僵化意味的造型，像是跳着一支专为画家编排的单人舞。记者提醒画家坐下，坐在剧场不干净的水泥地上，画家情急之中不满地瞪了他一眼。年轻记者没有理解那一眼的意思，他甚至伸手去扶画家，画家推开他，最后还是呻吟着一屁股坐了下去。“我不是来画画的，”画家一边摆弄着那根抽筋的手指一边说“我是替一个朋友来的。”年轻记者沉默。画家接着说“我那个朋友是个摄像师，剧院请他来为这场演出录像，他有事来不了，要我替他来。他确实了解我的绘画，或者说他是唯一一个对我的绘画抱有那么大希望的人，还可以说他是唯一一个相信我的我绘画可以代替他手中的摄像机的人。‘把全过程都画下来!画下来!我相信你能做到!去吧!让画面流动起来，把时间画进去，让它不输于一盒录影带。’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而我背着画架画框走向剧场的路上也相信自己将画下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光束每一段配乐，事实上那之后我一直在冲那个目标靠近，就像有只无形的在行的手在身后绝不会出差错地推着那样，我自己对画面的完成度也没理由不满意，但不久问题就来了，时不时会有人打断表演，要么朝舞台上的演员开枪要么跑上舞台挨枪子儿，要么动不动冒出个茶客模样的人坐在幕布前面唧唧歪歪不肯让下一幕的演员登场......”画家坐在地上埋头抓着头发，像个被抢得身无分文的人。“我也觉得那个茶客有点狡猾，总是一副推卸责任的样子，这也不知道那也不清楚，我看他根本就是冒充什么剧院的负责人，不肯担一点责任的人能当了负责人?”年轻记者一面给画家宽心，一面在本子上飞快地写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