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俄国的传说
沙皇——我们的小父亲，变老了，非常老。现在他的双手连鸽子也掐不死。坐在王座上，他金贵又冷傲。只有他的胡子在生长，垂到地板上，伸得老远。
于是有人规定，也不知道是谁。好奇的人民可以通过宫殿的窗户偷窥，但克里沃诺索夫在窗前装了一个绞架。这样只有绞死的人才能看见一切。
终于沙皇我们的小父亲善终了。钟声响了又响，然而他们无法搬动他的尸体。我们的沙皇已经在王座扎了根。王座的腿和沙皇的腿难分难解。他的手臂和扶手合而为一。不可能把他撕扯下来。因此只好把沙皇连着他的王座一起埋葬——真丢人啊。
齐别根纽·赫伯特:在《团结周刊》编辑部的一次谈话1
■ 后天你就七十岁了，不久前你在《团结》周刊上发表了《军队》，你期待着雅鲁泽尔斯基他们那边派出他们的决斗代表。2
□ 雅鲁泽尔将军在医院，基什查克将军已经两次心脏病发，科罗德吉尔伊克（Kolodziejczyk）上将，估计他会找到借口的。我希望他们召开一次将军参谋会议，然后派遣一些勇敢的将军赴死。
■ 你非常自信。
□ 年青的时候，我决斗过两次。一次是因为一个女人……
■ 未婚妻?
□ 不，我甚至不认识她。但一些家伙当着我的面侮辱了她。我毫无选择，只有向他发出决斗挑战。
■ 你选了手枪?
□ 选择权给了我的对手，他选了长剑。我们的决斗助手决定，我们要战斗到“第三次流血” 3 。决斗的前一晚我睡不着，不是因为我害怕，而是因为我不想睡过头。我们约定早上六点在华沙附近的毕尔兰斯基公园决斗。他刺中我两次，而我差点把他的耳朵削下来。这说明他是一名专业军官，不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手握长剑。因此结果是令人鼓舞的。
■ 决斗关乎名誉。今天“荣誉”这个词已经不在我们的词汇表里了，就像“决斗”一样。
□ 我出生并成长于波兰第二共和国。4 对于我，这二十年是一种尺度，我用它来衡量后来所发生的所有事情，而不仅仅是荣誉或决斗。生活如同针织：你不得不旧线搭新线。在我们一头栽进坟墓之前，衣服应该是合身的。我们总得知道它是哪种衣服，它的哪部分是粗制滥造的，哪部分是上等质料的。对这些有所认识是重要的：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关于我们在其中渡过一生的国家或社会生活。
■ 你提到第二共和国，但你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波兰人民共和国里渡过的。
□ 我不得不承认，在那个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没法穿上那件衣服。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线是否断了，或者不知何故它烂了……5 因此某种程度上，我开始懒洋洋地假装工作，只是为了生存。
一开始我就认识到我们再次被占领了：血腥地，野蛮地，粗暴地。那些闻不出苏联臭味儿的人们乐观地以为，“我们将用我们的帽子把这些‘解放者’罩住。”这种方式只能对付温顺的敌人，另外，无论怎样我们没有足够的帽子。于是[我们的地下领袖] 拉多斯拉夫（Radoslaw）下了一道致命的命令，要求透露我们的机密。6 我坚决反对。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存在暴露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敌人，那些苏联人？我知道做出这个决定是基于危险的幻觉，而它导致了3万青年的死亡。7
■ 这些幻觉是出于天真还是绝望?
□ 天真。他们幼稚地确信我们会掌控局面，我们会找到足够的帽子。
■ 什么时候这些幻觉才被粉碎?
□ 我不知道。我和前地下组织失去了联络。我退出了。我想他们真的把我看成了一名叛徒，但当时我已经加入了另外一支武装组织。我和这些“绿林强盗”8的关系维持了两年。当我认识到游击事业正在失败，而托巴马洛斯（tupamaros）战略9或者城市战斗是更好的主意时，我退出了。
当然，人总是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决定。我非常尊敬那些保持忠诚并且在绝望里继续秘密活动的人们。
■ 二战后，浪漫的民族统一主义非常流行。
□ 受到挫败后，波兰人总是变得很实用。当时谈论的是投票给斯坦尼斯拉夫·米科瓦齐夫克(Stanislaw Mikolajczyk)10 还是已有很久传统的波兰社会党；无论如何波兰工农联盟理应获胜。这个幼稚的想法今天还在流行。在1946年，结果是选举被篡改了。约瑟夫·赛蓝奇维兹（Jozef Cyrankiewicz）的波兰社会党和战前亚当·西奥克兹（Adam Ciolkosz）的波兰社会党毫无关系。11
■ 在和波兰工人党合并之前，社会党人的实用主义已经表现出来了?12
□ 早在二战前，一些社会党人就和共产主义调情了。 那是一些边缘的社会党人。雅尔塔协议后，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想成为胜利者。这些实用主义者里，也有我自己喜欢的，例如，博勒斯洛·迪洛布勒（Bolesław Drobner）。13
我记得1947年，在克拉科夫的矿业学院。 第一个讲话的是叫什么兹瓦尔比的，14 一个大坏蛋， 祖国民族委员会（KRN）15的副头头。他发言的时候，我们大声咳嗽表示抗议。迪洛布勒,，一个小个子、灵活的家伙， 跳到讲台上面。他说：“你没法说服我，战前五一节我经常这么干。骑警控告，我也不让步。不让别人说话是错的。” 他还说，“只有一个波兰，就是现存的这一个”，“只有一个法律，就是现存的这一个。”他暗示，他并非心甘情愿[和共产主义者一起]的，但他看不到任何出路。他赢得了喝采。他用那些年里的“有组织工人”做了举例说明。
■ 在那些年里，共产主义者一只手握着大棒，另一只手拿着美味的胡萝卜。
□ 是的。例如，外交官诗人及作家，如普吉波斯（Julian Przybos）、米沃什、普鲁津斯基（Ksawery Pruszynski）和其他人，即使普鲁津斯基从未装作喜欢共产主义者，相比之下，他更喜欢维洛普斯基总督16的方法。然后，在被奖赏胡萝卜之前，作家不得不表现他们的忠诚。我们的诺贝尔奖得主[米沃什]不得不为报纸杂志写作。只有恐惧才能迫使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把自己托付给如此过量的遵奉主义和谎言。我不会建议《秘密》17 再版这些文本。他很老了，而且他是我的导师。人不能忘本——所欠下的恩情债，以及那一切。
■ 我们很惊讶，你如此欣然谈到了这个事例。你什么时候遇见米沃什的?
□ 1958年，在巴黎。他是第一流的诗人里最穷和最可爱的。我们一起痛饮了无数瓶廉价酒，我们聊天，我从他那里获益良多。他属于比我大的那代人。我们过去常常每星期见两次面。米沃什住在郊区，我们在午夜前告别，这样他才能赶上最后一班回家的火车。他“选择自由”是在双重不幸的时刻。当时，巴黎的知识氛围是极端左倾的，而米沃什的情况很矛盾：在德国占领的波兰，他是左派成员，后来他背弃了社会主义祖国。除了阿尔伯特·加缪，所有知识分子都对他退避三舍。不过，他的书能出版。他每本书收一百法郎。他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小孩，所以入不敷出。 他养活自己是靠在美国获得的工作。
■ 米沃什认真看待这些巴黎人和酒会常客吗?
□ 完全不。坦白说，他一直没法面对自己。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身份感。这是严重的心理缺陷，他的补偿方式是宣称自己是大立陶宛国和波兰－立陶宛共和国的公民。这些都是方便和美丽的名称，免除了面向现实的种种义务。别人同样可以这么说，“我是雅典人，我属于伯利克里时代，我没兴趣在蛮荒的北欧跟你争吵。” 我也可以说，我是加利西亚（Galicia）和洛多梅里亚（Lodomeria）的公民，而我正准备为我心爱的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任命一位君王。如同变形金刚，米沃什能伪装成一棵树，一片云，一条小溪，一块岩石。可能这种变形（包括政治变形）是伟大诗人的特性吧。我怀疑这一点。但我同意他说的，冲天火灾不会让你正确地逃生，事实上描绘日落的义务是，以免田园般的神话完全消失，以免我们不再期待幸福是可能的。
■ 因此你在保卫米沃什。.
□ 所有麻烦都源于他的心理倾向。他曾经告诉我：“你明白吗？我总是想服务于……”就是有这号人。他们总想着他们的工作是服务于某人或某物的。 这意味着他们认为自己是必需品。
■ 你在美国再次遇见他。
□ 1968年或者1969年。在一个完全清醒的场合，他告诉我，波兰应该加入苏联。我说：“老米，咱们洗个冷水澡，然后一起喝点小酒吧。”我以为他开玩笑，或者想激怒我。但是，当他在晚餐时重复这个观点，冲着几个土生美国人（他们非常欣赏这种见解），我站了起来，告诉他我是怎么想的。人绝不能说这种东西，哪怕云雀也不能。
■ 他这个念头从何而来?
□ 他是一个破碎的人，没有民族的、形而上的，或道德的身份……他沉迷于诺斯替教义。我也是这样，直到我认识到那些都是危险的废话。除了在人身上，我没见过绝对的邪灵。我愿意承认诺斯替信仰有助于令人忍受共产主义，正如他们令自己的责任感处于休眠状态。魔鬼不是一击即倒的，因此与第一书记角力可能是无用的，尽管他是撒旦的结合点……科拉考斯基18 在书里玩弄这样的想法，可能是不想听见他的已经模糊的良心的呼喊。
■ 你曾说，在那些岁月，你没想过你会活到看见共产主义死亡的这一天。1989年，历史令我们惊讶。但街道并没有回荡欢乐的歌曲。
□ 有时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当我醒来并想起我生活在一个主权国家时，我会心里不痛快。或许我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我并没有积极地为自由而战。[这一次]我们获得的独立是历史的馈赠，我们没有为之流血。这就像共产主义者突然变聪明了，并且说：“我们不会再干那些肮脏的事情了，不再犯罪了……让我们举杯和解吧。”某种程度上吧，波兰人是这样对话的。
如果说曾有人为我们如今的独立流过血，那就是“祖国军”，长达五年[1940-1945]。然而，“祖国军”的努力，正如华沙大起义[发生于1944年8月]，已经被我们的学术界描绘成无用的，是政治错误。同样被如此看待的，还有那些在苏联红军的假解放之后抵抗共产主义的游击队战士，以及在共产主义警察的拷问室里惨死的人们。 行啦，我希望我所说的足够令我被划进法西斯主义者。19
■ 的确，[1989年]只有很少的欣喜，然后事情真的变糟糕了。或许我们对自由毫无准备，或许共产主义是一种有后遗症的疾病。
□ 分析自己民族的愚蠢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这个国家的精英们要负上主要责任。在地下年代，也就是说，在斯大林主义以及稍后的时期，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在解脱共产主义之后精心规划统筹的群体。相较之下，二战期间，在德国占领时，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都在同心协力计划未来的“共和”。 比如，建筑师诺维斯基20 为了把华沙变成现代都市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方案。但是我们走出波兰人民共和国是毫无准备的。我们不相信我们可以获得自由，尽管我们潜意识里有信念，我们将不断斗争，有时甚至会牺牲。但是没有人去思考胜利之后要做什么，或者如何对付失败的对手。然后就是决定性的“圆桌”交接—— 它还没有提及剖腹产，就宁愿以一个无脑婴儿的诞生而告终。21 这是一个可怕的比喻，我敢肯定柏芭女士22 会抗议说，但它并非一无是处的。当时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身体上都感受到一种来自政治产钳的压力。
■ 不仅仅是政治精英，知识分子精英也要为今天发生的事情负责。政治精英不懂得如何管理。知识分子又如何呢？若干年前你说过，在斯大林主义之下，他们受制于恐惧、傲慢和自私。你还说过，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加入异见行列[ 1956年之后]是因为[刚获得权力的]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拒绝他们，他讨厌知识界。1993年9月自由选举后，在一篇刊登在《团结周刊》的文章里，你把1989年后的那段时期叫做“语义崩溃的时代”。你十年前警告过我们，今天我们似乎在另一种形式的奥威尔式的语言里。
□ 1989年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以为我们会把自己从谎言里解放出来，尽管我们不会立竿见影，马上建立一个理想社会。而它的无法发展，是因为许多精英开始把自己在共产主义之下的行为解释为“黑格尔的螫伤”的结果——不过更妙的解释应该是“雅库伯·伯曼的螫伤”。23 事实证明，精英们无法创造真实的语言。然而说出真相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义务，这也是社会对他们慷慨援助的唯一正当理由。思考意味着定义我们是谁以及什么正围绕着我们。知识分子肩负着在社会中拥有词语使用权的重大责任。然而今天的波兰，他们不想承担这种责任。事情已经去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有人把作家兹茨皮沃斯基（Andrzej Szczypiorski）叫做守旧的怪物和迂腐的导师，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他不生气。人们可以把雅鲁泽尔斯基叫做英雄，而把库克林茨基上校24 叫做叛徒，然后什么也没发生。这样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报偿，它的反常辩证法和逻辑。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懂得同一性原则和不矛盾，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反对它们。
■ 辨证思维完美地培训出一种信仰：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
□ 的确是这样。一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像一名优秀的诡辩士，先是成功地论证了海伦的贞操，然后同样成功地表明她是一个婊子。我喜欢研究现象的始末。我读书也是这样子： 先大致了解头几页上的人物角色，然后我去到结尾，看看他们是在神坛上，棺材里，还是继续挣扎…… 当前的语义崩溃的源头要追溯到50年代。经过大量训练，那些辨证原则的死忠分子就是这么干的。 他们不会讲出交互主体的（intersubjective）判断，而是把语言当成攻击和防卫的形式：“在贝鲁特（Boleslaw Bierut）25领导下我写这个，在哥穆尔卡领导下我写那个”，始终紧跟历史的节奏，或者干脆说，紧跟政治局的指导方针。这相当于背叛了语言，否定了确定想法里的明晰含义。我所说的这些人是极端暧昧的，他们精通相对性的概念，他们分析历史的流逝和变化的条件，而我则是一个傻冒，头脑简单。不管怎样，我坚持认为，首先，一个人必须直陈式地表述问题，而不要使用条件式（conditional mood），只有这样才能考虑可能的方方面面。卡尔·波普尔在他年迈的时候，经常在讨论中猛敲他的手杖：“你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决定论这个词？”
我在波兰第二共和国上高中时学到的其中一样基本的东西是，如何不带偏见地争论辩题。一次争论，我们被告知，不是让一切都变成拳击，而是尝试精确地解释自己的立场。最终起作用的是论据，而不是权力。相互坦诚的辩者是共同探寻真理的联盟。
魔鬼
身为一名魔鬼，他是彻底失败的。甚至他的尾巴也是：不是那种长长的，很丰满，尾端有黑色刷毛的；而是短的，毛绒绒，可笑地隆起，活像兔子的。他的皮肤是粉红色的，只是在他的左边肩胛骨下面，有一块金币大小的疤。但最糟糕的还是他头上的角。其他魔鬼的角都往外弯，而它们却向内长，直插进脑门。这就是他经常头痛的原因。
他是悲伤的。他连续几天昏睡不起。善和恶都无法吸引他。当他沿着大街走，你能清楚看见他肺叶般的玫瑰色翅膀在耸动。
皇帝
很久以前有一位皇帝。他有黄色的眼睛和掠食的下巴。他居住的宫殿全是雕像和警察。孤寡。深夜他会惊醒并尖叫。没人爱他。他至爱的消遣是猎杀和恐吓。他在照片里，总是被孩子和鲜花簇拥。当他死了，没人敢移动他的肖像。瞧瞧吧，说不定你家里还留了一幅。
来自天堂的报告
在天堂工作周规定为30小时
工资逐步涨而物价稳步降
体力劳动者很轻松（因为是失重状态)
伐木不会比打字辛苦
社会制度稳定而领导人英明
真的在天堂要比在任何国家都好
起初这里就很不一样了
戴光环的圣诗班和各阶段的提纯升华
但它们就很难彻底分开了
灵魂出自肉体因此它来到这里
不免残留一点脂肪和一丝肉
有必要正视终极与凡俗
混淆不清所造成的种种后果
再次突破教条框框这是最后一次了
唯独圣约翰预见到了：你将复活于肉体
没多少人见过上帝
他只为百分百的精神而显灵
其余的则聆听关于奇迹和洪水的公报
某一天上帝会被所有人看见
但没人知道会是什么时候
像如今每个星期六的下午
警报钟亲切地响起
天堂的无产阶级从工厂里涌出来
臂下笨拙地夹着翅膀就像夹着小提琴
从阶梯的顶层
当然
那些站在阶梯顶层的人
知道
他们什么都知道
我们不一样
广场的清洁工
明天会更好的人质
那些在阶梯顶层的人
很少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们总是伸出手指嘘的一声叫我们闭嘴
我们够耐心了
我们的妻子把过节的衣服缝了又补
我们讨论粮票肉票
足球和鞋价
星期六我们仰起脖子
狂喝滥饮
我们不是那种
攥紧自己拳头的人
挥舞铁链
在激昂的热病里
发言又提问
鼓吹造反
不停地发言又提问
——这是他们的童话
我们会冲上楼梯
暴风雨般抓住他们
在阶梯顶层的人
他们的头儿会滚下阶梯
而最终我们可以凝望
只有高高在上才能看见的东西
什么未来
什么空虚
我们并不渴望
头儿滚落的景象
我们知道头儿多容易长回来
在顶层那里总会留下
一个或三个
在底层则是扫帚和铁锹的无尽黑暗
有时我们梦想
那些在阶梯顶层的人
朝我们
走下来
当我们嚼着面包翻着报纸
他们说
——现在让我们谈谈
都像男子汉一样
那些宣传画上的口号不是真的
我们把真相死死锁在嘴唇里
这残忍也太沉重了
所以我们是自作自受
我们不快乐
我们很乐意留在
这里
这些是梦想当然
它们也许成真
也许不能
所以我们会
继续耕耘
我们的积尘广场
乱石广场
脑袋轻飘飘的
耳边夹着一根香烟
心灵挤不出一滴希望
柯思多先生的深渊
在家里总是安全的
除非出了家门
清晨柯思多先生
才出门散步
他就遇见了——深渊
它不是帕斯卡尔的深渊
它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深渊
它是一个适合
柯思多先生尺寸的深渊
它的特征
不是无底
或它造成了惊恐
它像一条影子跟着他
在面包店前停下
在公园里它读报纸
从柯思多先生的身后
跟湿疹一样烦人
像只狗粘着他
太浅了还无法吞没
头臂和腿
也许一天
深渊会长大
深渊会成熟
而且变得认真
只要他知道
它喝的什么水
它吃的什么粮
现在
柯思多先生
能收集
几捧沙子
填平它
但他没有这么做
当他回家
他把深渊
留在了门外
细心地用一小块破布
把它盖住
柯思多先生考虑地狱的事
地狱的最底一层。与流行观念相反，这里没有住着暴君或弑母者，更没有那些追逐别人尸体的怪物。它是艺术家的庇护所，满是镜子、乐器和图画。第一眼看过去这是最豪华的地狱部门，没有柏油、火或酷刑。
一年从头至尾，这里不断举行比赛、庆典和音乐会。这里的高潮不分季节。而高潮是持久且接近极致的。每几个月就有新的潮流生生灭灭，这表明，先锋派的凯旋步伐是可以被阻止的。
魔王热爱艺术。他吹嘘说他的合唱队、他的诗歌、他的绘画早就快超越了天堂里的。他有更好的艺术也有更好的政府——这倒显而易见。很快他们就会在两个世界的节日里互相比试实力。他们要看看但丁、弗拉·安吉利科和巴赫都剩下了什么。
魔王支持艺术。他给他的艺术家提供平静、好吃好喝，以及与地狱式生活的绝对隔离。
审判
检查官在他宏伟的演说里
不停用熏黄的食指戳向我
我怕自己无法表现得从容不迫
我无意间戴上了恐惧和邪恶的面具
像掉进陷阱的老鼠或叛徒或弑兄者
记者们跳着激昂的战舞
我在炮烙柱上被慢慢地炙烤
这些都发生在憋闷的小房间
地板吱吱嘎嘎响泥灰从天花板抖落
我数着木板的节疤和墙面上的洞
所有的嘴脸都是一样的
警察法庭证人和看客
他们属于这个毫无怜悯的党
甚至我的辩护人也愉快地微笑
他是这个火刑队的名誉成员
第一排坐着一位肥猪老胖的妇女
她穿得象我的妈妈演话剧一样举出手帕
使劲抹她的脏眼睛但她根本没哭
这些肯定持续了很久我不知道还有多久
如血的旭日会从正义的法袍里升起来
真正的审判在我的牢房里继续
他们肯定早就知道了判决
经过短暂反抗他们有条件地投降并开始死去
一个接一个
我诧异地盯着我蜡状的指头
我不会说临终遗言然而
多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最后的演说
给上帝给人间的法庭给良心
给死者而不是生者
警卫踢踢我的脚提醒我注意
我只不过想眨眨眼睛这时
庭上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的冒牌妈妈也笑了
木槌重重落下这回真的结束了
但是之后会发生什么吊死在绞索
还是从宽处理戴上镣铐关进地牢
我怕还有第三种黑暗的解决办法
不会受到时间感觉理性的限制
因此当我醒来我没有睁开眼睛
我咬着我的手指我没有抬起头
轻轻地呼吸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我还剩下几分钟可以呼吸
来自围城的报告
太老了不能像其他人拿起武器战斗——
他们体恤地给了我一个编史者的卑微角色
我负责记录——我不知道是为了谁——这段遭受围困的历史
我应该确切知道但我并不知道
什么时候侵略就开始了
二百年前在十二月在九月
也许就在昨天黎明
这里每个人都忍受着时间感的消失
我们只有这地方以及对这地方的依恋
我们依然掌管寺院的废墟
房屋和花园的幽灵
如果失去废墟我们就一无所有
我写着如同置身无数个星期的节拍里
星期一：库房空得连老鼠都成了货币单位
星期二：市长被不知名的刺客暗杀了
星期三：停火谈判敌人关押了我方的使者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被禁锢被拷打
星期四：一个风暴般的集会后大多数声音被否决
香料商人提议无条件投降
星期五：鼠疫爆发了 星期六：我们战无不胜的某某卫士
自杀了 星期天：断水了我们反击
在被称作同盟国之门的东门发起进攻
这一切很单调我知道它打动不了任何人
我避免任何评述我苦苦压抑我的情感
我写下事实也只有它们了
虽然这有点像往外国市场推销东西
然而我还是愿意不无骄傲地向全世界通报
感谢这场战争我们增加了一种新品种的儿童
我们的儿童不喜欢童话他们在杀戮里玩耍
无论醒着还是睡着他们梦见汤汁梦见面包和骨头
就像猫和狗一样
夜晚我喜欢在靠近城市前哨的地方漫步
沿着我们不确定的自由的边境
我看见火光下一大群士兵
我听见喧闹的鼓声野蛮人的嘶叫
真是不可思议这座城市仍在自卫
围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敌人必须打车轮战
其实没有什么能凝聚他们除了灭绝我们的欲望
哥德人鞑靼人瑞典人皇家禁卫军
显荣军团
谁能数得清他们
他们旗帜的颜色如同地平线的森林般变幻莫测
从春天里小鸟的嫩黄到翠绿到火红
最后成了冬天的焦黑
就这样那个夜晚我把真相搁置一旁
我可以想想远古的事情例如我们隔海的朋友
我知道他们真挚地同情我们
他们给我们送来救济的面粉猪油麻袋以及善意的忠告
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上帝背叛了我们
我们从前的盟友身处第二次世界末日
他们的儿子无可谴责他们值得我们的感激因此
我们是知恩图报的
他们没经历过如永恒一样漫长的围困
而受到灾祸打击的人总是孤独的
像那些西藏喇嘛库尔德人阿富汗山民的保卫者
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时那些绥靖政策的拥护者
已经赢了那些誓死不屈的团体
一种正常的犹疑情绪而命运仍然悬在天平
公墓越来越大保卫者的数目越来越小
然后抵抗在持续它会持续到最后
而且如果城市陷落但一个人逃了出来
他将在心里带上这座城市走完流亡的路
他将成为这座城市
我们看见饥饿的脸烈火的脸死亡的脸
一切中最坏的——背叛的脸
以及只有我们的梦还没受到羞辱
柯思多先生的怪物
1
幸运的圣乔治
在他骑士的马鞍上
正巧可以判断
恶龙的力气和动向
战略的第一要义
就是对敌人作出正确估价
柯思多先生
在一个更坏的位置上
他坐在一个山谷的
马鞍形洼地
浓雾笼罩着
透过雾不可能察觉到
喷火的眼睛
贪婪的爪子
下巴
透过雾
只能看见
虚无的闪闪鳞光
柯思多先生的怪物
不能测量
难以描述
无法定义
它就像一场大萧条
在这国家里蔓延
它不能被刺穿
用笔
用辩论
或矛
要不是它有本事令人窒息
并致人死地
人们可能会想
它是幻觉
一种病态的想象
但它存在
的的确确存在
如同一氧化碳它弥漫在
房屋、寺院和市场
毒井
破坏了心智的构造
面包长了霉
关于怪物存在的证明
是它的受害者
这证据不直接
却很充分
2
人们说的有道理
我们可以和怪物
共同生活
我们只要避免
无组织
无纪律
如果出现危险的征兆
有什么风吹草动
听听聪明的自然界
推荐的拟态伪装法
我们可以屏住呼吸
假装我们不在
然而柯思多先生
不想过一种假装的生活
他想和怪物
决斗
打阵地战
于是黎明时分他走出去
到了寂静的郊区
小心地带上
一把长长的利器
他在空旷的街道上
跟那怪物叫阵
他挑衅怪物
激怒怪物
如同一个勇敢的散兵
来自一个不存在的军队
他嚷道——
出来！没出息的懦夫
透过雾
只可以看见
虚无巨大的口鼻
柯思多先生想进入
一场不凡的战役
它应该发生
也许很快了
在跳出
生活的惯性之前
平凡的死亡并不光彩
不明不白就窒息了
（唐浩 译）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6-4 13:31:05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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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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