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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09:3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他们:兰水庚
                  
    很多年前,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曾经坐着一个叫兰水庚的人,我把着他的手写过“日月水火山石田土”。
    显然,同桌兰水庚是个学习差劲的孩子,我心情好,他的作业就能做得可以,但我终于觉得这样太便宜了他,老抄,你总要有所表示。比如送我点纸,纸是好东西,可以折方包,折鹰爪,折三角包……但,他父母没上过学,自己才读一年级,哥的东西又不敢碰,也就只有几本崭新的不开设课程考试的音乐、美术课本了,那就课本吧。
    课本给完了,别的也行,一个枫树劈出来的陀螺,一把竹片宝剑,都成。好在他手巧。手巧的人都会玩,他打陀螺,抽一鞭子下去,陀螺跳起来,跌下来还旋得滋滋响,我丢一个小石子砸个正着都破坏不了,而且他可以隔老久才接着抽第二鞭;踢毽子,女孩子都不敢跟他来;跳绳,他可以一气跳一百多下,累得两个摇绳的手软;爬没枝丫的树,他“噌噌噌”几下就游上去了;我还记得,当年班上一个同学在操场上追他,两人满操场转圈子,前者就是抓他不住,有几回明明在眼前了,一手抓下,兰水庚却总在间不容发之际,扭身拧胯,稍稍一个拐弯,那手就抓空了。最危险的一次,都抓住他衣服的后摆了,可兰水庚竟“哧溜”一下,来了个金蝉脱壳,空让前者拎着他的罩衫,哭笑不得。这样的人,大人们在闲谈中都会夸,水庚矮子手脚利索,肯定是个做农活的好把式。他爸却好像不高兴,好个屁,注定是嗅牛屁股的命!听那口气,他儿子要是不会做农活才更好。
    有年我回老家,赶上一个族亲建房上梁,被拉去吃族规酒,兰水庚也被请来帮忙做事,我们一眼就相互认出了对方,但他又实在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他胖了,比小时候胖多了,身体横向发展,脸上的肉也是横的。十多年了,真不知该说点什么好。
    是兰水庚吧?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你回来了?
    嗯。你在家,没出去?(指去打工)
    准备割了早禾去。
    去哪?厦门?浙江?
    去哪还不是一样。你现在在读大学吧?
    大三。
    你还是那么会读书,呵呵。我就不行,那时不晓得怎么搞的,一拿到书就头痛。
    你结了婚吧?
    哈,早着呢。
    旁边一个邻村的大叔笑着打岔,早是吧?水庚矮子,那就不要结嘛。
    也可以啊。他敷衍着。
    咄,有老婆都不晓得要。大叔笑他,死人,就怕你捱得住,你老婆也捱不住哦。   
    大家都笑了,原来果真有人给他说了媒,姑娘那边还催得急,没过门就要跟他一起出去打工。
    后来主人喊他去搬领酒席用的八仙桌,桌子很笨重,樟木打的,漆着很重的桐油,他一个人用肩膀顶着,大步流星走过来。
    酒席开始后,他负责传菜,看他四平八稳地举着木托盘,在桌子与桌子之间游刃有余地穿行,在每张桌前蜻蜓点水般停留,我好像又看到了从前那个轻轻巧巧的兰水庚。
    以上,就是我与兰水庚多年之后一次相遇的大概过程,没感觉到什么希望,但也说不上有隔膜之类的失望。更多的感慨,则谈不上。当然,也可能是觉得,就是有,能顶什么用呢?想着兰水庚说到媳妇时本能的羞赧和故作的大方,下次再相见,他就该抱孩子了吧?他的孩子,是像他小时那般身轻如燕,还是像他现在这般胖胖墩墩呢?我又认为,还是这种感觉实在。
    但是,兰水庚死了。
    又一次我回去,大婶告诉我的,他在厦门打工,上厂里正在维修的电梯,被电梯门活活夹死了,也真是的,八月一个胖胖大大的人出去,回来时就缩成一个骨灰盒。
    就这样白白死了?
    好在厂里还赔了两万。其实电梯在维修,他自己跑上去的,怪得了谁?他爸也真恶,张口要十万,他以为人家的钱有捡。
    那个时候,他还没过门的老婆已有了身孕,谁也不知道孩子长得到底像兰水庚的幼时还是成年后,可怜的他(她)只能是被流产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王志平

    初一开学第一天,我就和王志平别扭上了,他满教室嚷嚷着找人掰手劲,找谁输谁,还不服气,东拉西扯找理由。末了他活动手腕的间隙,忽然隔着几张桌子用手指着正畏畏缩缩地看着这幕热闹的我说,来,我跟你来掰,赢你总没问题吧。刚才他屡战他败的过程我都看在眼里,潜意识里,这种半桶水哗哗响的人在我的鄙视之列,所以我把头扭过一边,理都没理。可接下来编座位,偏偏就跟他成了同桌,他也记得这一茬,刚才找你掰手劲,怎么不理我?这个问题还真不大好回答,好在他又接着说,哈,怕了是吧?我一下子放松了。
    一相处,竟发现了他的深度。他给每本新书都包上封皮,上面除了名字,还会有一句格言,计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等等。这些励志格言,他可不是从笔记本上抄来的,他是真正记在了大脑里。他也喜欢看武侠小说,别人问他,那么厚一本书,得看多久啊?他意境深远地笑了。他还会写诗,不是老干部体,他在一首短诗中用了个“读”字,煞有介事地在旁作补注,这个字应该发“MEN”音,我一查,字典上没这个发音啊?他说,是我自创的,只有发这音才能表达出这首诗的意境。
    这些,似乎都为我和他的深交奠定了基础。我从他那里学过一套拳术,有招“二龙戏珠”他要我慎用,没深仇大恨的话,不能打对方眼睛,那样会废掉人家的招子,也不要瞄准对方下部,那样会让人家断子绝孙。他还说这套拳术是家传秘技,传男不传女。可他就这样轻轻巧巧传给我了,所以,我俩的友情打一开始就显得意味深长,起码有别于一般小男孩那种过家家式的友情。比如有次我俩上晚自习说话,被老师发现时正好是我一个人在说,老师罚我跪,他很自责,自己惩罚自己,主动陪着我跪了一节课。还有次他跟我说,他可以把一张纸咽下去,我不信,他就真撕一张纸,二话不说放进嘴里就嚼,几下子纸就被嚼成了渣,看着他嘴角起了白沫,我赶忙叫他快吐出来,旁边的人却起哄,笑他吹牛说大话,他瞪着眼睛问我,你说呢?其实我内心还是不改初衷,但是我说,我信了。他这才把纸渣吐了出来。这在别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我俩却俨然从中体会到了朋友二字的真谛。
    那时的乡村中学管理很乱,晚上常有精力过剩的“罗汉”到学校来挑衅闹事,不知是为什么事,我得罪了班上一个同学,这小子竟喊来“罗汉”亲戚教训我,几个社会混混把我拖出教室,说些阴阳怪气的话,看热闹的同学围了几层,我都给吓懵了,关键时刻王志平分开人群冲了进来,他指着我一字一顿地跟那群“罗汉”说:“他是我的朋友,如果他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我愿意代他向你们道歉。”这番话真是掷地有声啊,更关键的是,他抬手“啪”地抽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括子。这一耳光把他自己打痛了,也把那群“罗汉”给震住了。那天结果是,“罗汉”们不仅当场表态不再为难我,还要跟王志平交个朋友。
    几年后上高中我看到了古惑仔,第一感觉就是我和王志平早把他们的故事给超前预演了,像浩男山鸡平时取笑打闹一般,平时我和王志平也并不相敬如宾,相互攻诘诋毁是常有的事,有段时间,我们也会以辱骂对方父母的名字为趣事;我们还曾比着赛玩文字游戏,写藏头诗,变相地大骂对方的祖宗十八代;我们还决定分头写一部武侠小说,我代表白衣帮,他代表黑衣帮,互唱反调,我要写白帮怎么灭掉黑帮,他则反之。说实话,那真的是快乐如飞的日子。
    可惜后来,我转了学。我们通过信,表达各自的孤独和对过去日子的留恋,我自称残叶,他回信署名枯枝。那些信,在年轻的自以为天要塌下来的日子里,曾经给过我不可或缺的温暖。再后来,他辍学了,听说在家放牛。
    我和王志平难得见面了,可也见过几次。
    第一次:大叔去乡里卖谷,我跟着去玩。正好王志平也帮家里卖谷,我们在嘈嘈杂杂的粮站相遇了,两人草草寒暄了几句,他爸就骂骂咧咧喊他做事,他已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了。他跟我歉意一笑,约定以后再写信联系,然后分头忙事。如果那次就此分手了,也倒没什么,可在称谷的磅秤前,我们又撞到了一起,这次我俩尴尬地笑了。更要命的是,后来在仓库解袋口倒谷子的时候,居然再次碰到。真是造化弄人啊,作别的时候他就在我不远处忙碌,但我竟没敢打一句招呼,就先偷偷地离开了。好像也就是那次相遇之后,我们从此中断了通信。
    第二次相遇,是我在县城上高中的时候,地点是学校大门外的学生食堂,他主动喊的我。原来他也混在县城,也经常在学校食堂吃饭,我到他花16元租的一个小房间坐了半个下午,主要是听他说这些年:现在的工作是收破烂,每天骑辆自行车,带几个蛇皮袋下乡,挨家挨户收废纸、废纸箱、啤酒瓶。迎着早霞上路,披着晚霞回城。每天有个十来二十块。在此之前,他为我正在就读的这所学校新竣工的教学楼做过小工,挑泥桶,曾有几次远远看见了我,只是没过来打招呼。再以前,他到过上海打工,高兴的事是笑着用方言对着外国佬骂,老外还以为你友好地跟他打招呼。也正是从这样的讲述中,我感觉到哪怕岁月如刀,但他骨子里依然残存着某种文人固有的东西,而当时,我以为那就是希望,所以还不知柴米油盐贵地跟他说,这些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啊,你没有写下来的冲动吗?他苦苦地笑了,写下来?现在都不知道自己的手还会不会拿笔了。
    那天从他房间出来,我心情沉重地做了一番思考,我想我和王志平的从前,想我们现在差异如此巨大的生活,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样子,但为什么会这样,这似乎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起码我并不愿深想下去,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我知道了他的住址,我也不会再去找他了,那么多年的一言难尽,我们用半个下午,已经说完了。
    几年后的一个年底,在县城的街上,我看见了一个行色匆匆酷似王志平的身影,几乎是本能的反应,我把头别了开去,而不敢投去确认的一眼。如果那个人真是他,那就是至今为止我跟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了。事后为那次闪躲,我痛恨了自己很久,生活就是这么残酷,它逼着我们去面对。
    曾经,王志平是我最好的朋友。很久以来,我一直以为王志平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们:徐润喜
   
    标题这个名字是我的大舅,今年52岁,因为突发性脑溢血,这一辈子,他的年纪也永远定格在了52岁。
    他留给我的追忆不多,特别是近些年,几乎是空白。剩下一些幼时的记忆,也少有温情的印象。我很小的时候,他买过一辆农用拖拉机开,那种车现在已看不到了,按我当年视角保留下来的印象,车头跟现在的推土机差不多。按一声喇叭“巴巴”响,气味也很重。有次我坐他的车,吐了一地,那种滋味真不好受,他一句暖心的话不说,还训我:“坐个车都会吐,有什么用?”
    那时我一年有半年在他家,因为表兄弟姐妹多,好玩。呆得久了,他会说我,你怎么还在我家,还不回去啊?我都快被你吃穷了。有时又问我,你这样天天在我家吃,以后到你家去,你拿什么招待我啊?我说,拿糠、拿草招待你。他说,哟嗬,天上雷公,地下母舅,你就这样对舅舅?我说,谁叫你老赶我回去?
    那是小时候,长大后,他不再开我玩笑,我也不再乱说话,两人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曾跟我母亲说过,我见到他,会打招呼,但喊过一句,就没话了,像完成任务。不像我妹妹,还会唠里唠叨跟他聊半天。更让我惭愧的是近年母亲转告我的一件事,有次母亲在他家,说到他家装了电话,别人羡慕他,这样跟亲戚联系起来就方便多了。他倒叹了一口气,那也要他们会跟我联系啊,像我外甥,什么时候会想到跟我打个电话?也可能是做舅舅的没本事,小时呆在我家赶都赶不走,现在呢?几年都不来一回。
    他家里有张我和妹妹小时候的黑白照,我端着一把玩具冲锋枪,妹妹捧着一束塑料花。他专门拿了块与相片大小的玻璃做了个像框,专门把那张照片夹了进去,放在房间的四脚柜上,摆了很多年。
    他一生嗜酒,最终因为酒,把命都搭上了。简短点说,过程是这样的:邻村有家人做喜事请他,当晚大醉。主人留他住,他不,借了人家应急灯,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回来。第二天早上起来喊头痛,却还要去还灯,顺道去看望一个摔折了腿的朋友,又喝了三瓶啤酒,然后就难受,躺了一会,越躺越难受,打算去小诊所看看。本来小诊所离朋友家也就是几十脚路,可那个赤脚医生没当回事,周围村庄的人都知根知底,大舅那样的状况他见多了,因为一身的酒气,还刺了他一句,喝了酒头能不晕?大清早就喝,你是醉不死哦。大舅没再说话,起身就要走,结果这一动身迈步,人就软软倒了下去。旁边的人把他搀起来,放在躺椅上睡,纷纷说,醉得真死,推都推不醒。又托人打信给舅母,舅母也以为是醉酒,叫了一个族亲去把大舅带回来,那个族亲以为搀扶就够了,他哪想到要背呢,那天还下着雨,如此走走停停,到家时,已近晌午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才发现他脸色不对,这才叫了救护车。但太迟了,大舅脑部四个地方已经大面积出血。
    这些都是后来母亲跟我讲的,我从单位赶到他家时,他已经躺在了厅堂的门板上,头枕瓦片,身着寿衣,周围用几床竹篾片围好了,旁边燃着灯芯草。他的脸,也被一块青布盖上了,我到底还是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乡下还是用土葬,送他上山,要路过一片田畈,我还认得他家的田,幼时在那里割稻子,他给我分过任务,要抱多少个禾把,没完成就没饭吃。现在那块地,他用来种了西瓜。我认真看了看,瓜苗绿油油的,那么好的西瓜,大舅他种了四亩地。
    现在想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今年正月初四,表弟订亲的日子。乡下把这天叫做“定事”,他打电话来,要我们全家都去。到他家,他和表弟几个先到女方家去了,定事的程序就是这样,先去女方家,再把女方接到自家来,商议婚礼嫁妆,办酒席。我就先和几个小姨姨父打麻将玩,后来他回来了,几乎是我喊他的同时,他也凶凶地朝我们这张桌子喊:“收起来收起来,那边的人马上就到了,你们要玩躲到房间玩去。”
    然后就忙着接待,他喝醉了,他的酒量很大,但醉酒仍是经常的事。被催促着休息之前,他跟未过门的儿媳说了很多话,他还问母亲,老妹,我儿媳怎么样?母亲说,很好。他说,真的很好?母亲说,真的很好。他说,那么,过几天我就让他们两口子到你家去玩,你接不接待?母亲说,这说什么话?都是一家人了,我怎么会不接待?他说,那好,老兄就等你这句话。母亲也催他去睡觉,喝醉酒的人话真多。他说,我没喝醉,我是高兴。他说这番话时,我并不在旁边,和醉酒的人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那天,我和大舅,其实一句对话也没有。
    因为这样,我就越想记起他生前最后一次,和我说了什么,聊了什么。想到现在,想不起来,怎么也想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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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22:07 |只看该作者
他们:老刘

    当时他三十几岁,人精瘦,背稍驼,教数学,兼初一的班主任,我们背地里喊他老刘,应该不算绰号。
    差不多也是从那个年纪开始,我们开始会注意老师的口头禅。找他们的缺点,模仿他们的动作,学他们说话。有的老师喜欢说"这个",有的老师喜欢说"是吧",老刘喜欢说"本",本人,本章,本节,本堂课,本班,本校……只要能本的他都要本一下。本来很正规的一个字,本来本去,味道就变了,起码从老刘嘴里吐出来,不像个为人师表的样子。比如有一回下课前,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本人明天要去吃酒,不能来上课,所以明天的本堂课大家自习。"教室里一下子哄了堂,再没有比这更搞笑的话了。
    下课后,有个同学走上讲台,学着他刚才说话的样子模仿着说:"本人明天要去吃本酒,不能来上本课,所以明天的本堂课本大家本自习。"大家把肚子都笑痛了。当然,那个年纪哪怕我们对老刘这般调侃,与恶意诋毁无关,归根到底只是出于好玩,更何况大家都风传老刘会玩武,所以我们即便再调皮,也不敢轻举妄动。
    关于老刘的会武,有说他进过少林寺,有说他父亲是跑江湖卖狗皮膏药的,传来传去,越描越玄,到底怎样我现在也不清楚,但可以举出几个实例稍可与此扯上点关系:一是关于他的穿着,他很长时间的穿着都是趿一双拖鞋,不穿袜子,裤腿几乎挽到膝盖,露出毛茸茸的一双黑腿。这身装束在当时的乡村中学倒没有太多的稀奇,关键是他几乎整个冬天都是这样,这就不简单了,虽显得刻意,但又不得不让人惊讶他的耐寒能力。初一那年班上开文艺晚会,大家要老刘表演一个节目,我现在都还记得他上台说的第一句话:"中华武术渊源流长……"他竟然要给我们表演武术,过程很短,是几招实战应敌技巧,也看不出功力到底如何,彼时老刘穿着拖鞋,挽着裤腿,严肃地摆弄着一招一式,观者无不肃然,没人觉得他这身装束滑稽;再有就是我们读初二时,他继续担任初一的班主任,并还兼着我们的数学课,我班有几个同学经常在午休时间到他班去打乒乓球,被他班上的学生告了状。下次上数学课时,他就让那几个打球的人把乒乓球交出来,不动声色地给他们几个讲道理,其间他拿球的手一直挽在背后,一番教育后,他把手从身后伸到面前,掌心徐徐摊开,再看那个乒乓球,已经瘪了。只听他缓缓说道:“现在,球已经破了,你们没球可打了。以后,就不要再去了。”那时我正迷武侠,又不大玩乒乓球,被当时的场面唬得不得了,甚至想到了内功之类的东西,转而对老刘之崇拜景仰,真犹如涛涛江水,绵绵不绝。后来当自己拿着一个球来试验,也能将它捏扁的时候,再想起当日老刘之严肃坐大,实在是不能不让人莞尔。
    老刘当然不是一个好老师,他把他的精明全用在为自身打小九九上去了,当我们班主任时,动不动就调班上同学去帮他家里做事,挑水施肥,种菜砍柴,什么事都干。每天上课,照例都是把课本摆在一边,先说劳动的事,昨天是一组去的?那今天就是你们二组喽。或者说,今天活较重,要几个大个子。校长为此找他谈话,他倒病人强似郎中,我教学生“学雷锋”,培养他们做好事,有错吗?因为他的误导,当时我们还都以为那个校长不近人情,我们乐意奉献,你校长管得着吗?
    实打实讲,老刘家建起一幢漂亮的红砖瓦房子,我们一班学生居功至伟。有了全班四五十号人,他几乎就不要请土工。我们帮他挖土方,挑泥桶,搬砖瓦,下石灰,农村孩子做起活来都是好把式,特别是帮老师家做,更是毫无保留,脏活重活抢着干。一伙人在一起还比学赶超,劲头倍儿足,很有点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意思。如此最终房子盖了起来,老刘要花十元钱买糖果犒劳我们,我们都懂事地说不用不用,后来还是买了,全班每人都分到十来颗硬糖,大家吃得那个高兴啊,现在想起来都能让人微笑。
    房子建好后,老刘就开了一个文具兼南货店,要求我们都到他那里去买用品和吃食,初一那年流行给老师送一种花花绿绿的油滑纸年画,我们从老刘店里买画,用钢笔在画上写好祝语送给他,回头他就拿湿抹布把字迹抹掉,再把画放回柜台重新卖给我们。此外,他还不定期地做包子卖,属内销。做多少个呢?先在班上做广告,等我们把自己的食量申报上来,交由他定夺。谁食量大他就对谁笑,你啊你啊,要是读书有吃包子这股劲头就好了。被说到的同学如饮甘醴,精神振作,下次的食量又会增进几分。为了博取老刘的笑脸,同学之间也会相互竞争,你写吃三个,我就写四个,反正那年月包子也是稀罕的东西,没钱大不了从家里多带点米。如此一来,以后上课除了分配劳动任务,就还多了统计包子数或做广告等内容。再加上煽动我们与校长对立等等,可以想见,他上一堂课的质量和效果。好在我们也没有那份自觉,考上高中对农村中学的学生来说,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上不上课其实都无所谓的。
    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老刘名下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他们大多都是从农田里走进学校,然后大多又走回了农田。而老刘自己,也还继续在各个乡镇中学之间疲于奔命。其中变化只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在成熟起来,而有人,则在慢慢老去。至于此外的东西,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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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雷前亮

    上小年一二学级的时候,我们的教室是队里的大仓库,雷前亮的家就在仓库前面,中间只隔着一块空地,他家建新房,砖、瓦、沙就都堆在那片空地上,这为大家课间休息的练武提供了很多道具,但我们被老师罚跪的次数也比平时多了几倍。
    大仓库真的很大,两个长房间,两个小房间,中间还有一个大堂,大堂的一面墙上写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胜利前进。像是用黄泥巴涂的,那是我们最早见过的文字。一二年级分成两个组,一起坐在大堂里上课,老师只有一个,一年级上课,二年级就做作业,反之亦然。
    每月月底的某天,队里的人会统一用箩筐挑着稻谷来机米,加米机就固定在仓库的大堂里,因为没有铃,我们曾经建议每次上课就用石头敲加米机的铁漏斗,当然,这个创意没被老师采纳。机米要用手扶拖拉机带动,声音太响,我们就会集体转移阵地,一般都是挪到雷前亮家的厨房。
    雷前亮成绩不是很好,总是及格上下。这个人有点……我不想说那个字,就算是慢半拍吧。要不他怎会有这样两个外号:前蚂蚁,蚂蚁子?其实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但我们固执地认为是两个,也只有他那样的人,才会有两个外号。有一次,每人新发了一本练习本,我抢过雷前亮那本,在姓名一栏写上:前蚂蚁。他看见了,倒不恼,嘿嘿一笑,还在后面添了个字,变成前蚂蚁子。在那个因为取外号可以跟同学要死要活的年龄,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为此他爸妈没少打过他,早早就让他学会了一切地里的庄稼活,不止放牛、砍柴、耘禾,甚至让他打禾、扶犁、耙田。当然,他什么都做得不是很出色,慢腾腾的。
    这样,放学回家的雷前亮也就没得闲了,在学校的课余时间才是难得的休息,但他很少追逐嬉闹,有时我挑逗他,他倒会说,莫乱动,你打我不赢的。我就跟他斗智,这种游戏他倒热衷,我们用小枝杈在地上划田字棋、斩棋、西瓜棋,找小碎石做棋子,他老是输,这种棋都有个特点,主要靠的是防守反击,谁贸贸然向前走子,往往就讨不了好,依雷前亮的性子,开始倒也不会猛打猛冲,但我一直只在自己阵地游离,他就熬不住了,最终还是要先行发动,把兵力运到我方阵地来白白送死,往往如此。
    一般地,村里大人提起这个孩子,都能小心翼翼,尽量会绕开蠢笨之类的词,还会帮他家人说辞,前亮这个伢崽,就是反应慢了点,什么事不会做?遗憾的是,他妈妈的人缘实在是太差了,她跟别人家妇女吵架,骂人家是蠢×,这个时候,雷前亮就往往会灵光闪现一般被人想起,我是蠢×,就你乖,乖得摇尾巴,才会生下一个那么乖的崽出来啊。
    后来,雷前亮长大了,到了该说媒娶亲的年纪了,这种亲事当然不好说,好在他家里前些年跟台湾的一个大爷爷联系上了,家有台胞亲戚,家底不可限量,自然就有人乐意给他说媒。真说了一家,不是一个乡的,对他不是太知根知底,媒人嘴也活,吹起来清水都能点得着火,对方听得心动,同意看看。然后媒人就带雷前亮去认门,事前跟他交待,要懂礼,见人要笑,莫乱说话,饭桌上不要穷吃恶吃。只是,雷前亮是那种一打眼就能觉察不对劲,但实打实接触久了却能体味出好的人,他这个人优点,其实要的是接触,所以这种见面是不讨好的,女方的哥哥给雷前亮打烟,他一下子就慌了手脚,两手乱摆,不要不要,我不要。偏偏他又有点大舌头,一下子,对方什么都明白了。
    相亲之后,雷前亮越发沉默了,只是低着头做事,做事。爷爷奶奶安慰他,好女孩子有的是,讨老婆就要慢慢来,多看几个,总有中意的。雷前亮吭哧吭哧地喘气,不要,谁我都不要。
    后来,队里的仓库卖给了私人,再小的孩子要上学,就要多走三里地到大队的小学去上了,再后来,仓库被拆了,在原来的地皮上,堆起了一幢新房。现在,那幢新房也成旧房了吧?
    雷前亮至今未婚,在家务农,跟他父母过。算了算,他今年应该是二十八岁。

                                                   他们:陈庆昌

    小学五年级,有次作文课人物描写,我写的就是陈庆昌。他这个人的特点还是蛮鲜明的,一是长相,我记得我在作文里写他是小鱼眼睛,眯眯的。再就是喜欢练武,看了一部《蛇鹤丹心震九洲》的录像后,他就天天卖弄蛇拳、鹤拳,练的时候口里还兼配音,就这么着吧,等我念完这个描写,老师问全班,他这写的是谁啊,全班哄哄地嚷,陈庆昌,是陈庆昌。
    后来上了初中,睡在一个大寝室里,我和他还是同铺。他比我大,会照顾人。比如有些时候的晚上,一帮开始发育的男孩喜欢一个铺一个铺挨过去脱别人的裤子,看人家下面的有多大,长了毛没有,或者找一根绳子,把人家那东西系住,人小容易睡得熟,这样搞来搞去那人往往还不会醒,等到尿急时才会哇哇大哭。在这样的玩闹中陈庆昌就比我警醒,那帮人玩不到他,自然也就玩不到我。
    我打乒乓球是跟他学的,学校只有一个水泥和石头砌成的球台,总是被初二或者初三的学生占着,我们只好拼课桌,有时下课十分钟,就利用一张讲台,球拍是黑板擦的反面,他们打得好的像陈庆昌能快速地相持十几二十几个回合。
    我现在还能记得我和陈庆昌的一次对局,他是皇帝,有四个球,而我只是我方皇帝点的将,才三个球。本来我不是他的对手,旁边的人也认为我要被剃光头,我们叫吃完辣椒。哪知却是他连输了两球,于是旁边的人又倒戈,要我让他吃完辣椒。陈庆昌也笑着说我,你还真想让我吃辣椒啊?我就嘿嘿嘿地笑。第三球他又输了,旁边的起哄声更加响了,陈庆昌还在笑,但明显不自然,他自言自语地说,嗯,沉着应战。他果然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把球打得飞快,但就在那个对局中,我能跟他快速相持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怎么能打出那种球,我的手几乎都没用力,就是拿着黑板擦挡在那里,那乒乓球就在两头快速地蹦来蹦去,结果我真的让他吃了完辣椒。
    他带的菜味道很怪,怎么个怪法呢?那种味道久违了许久,我现在也描述不清,总之是很难吃。他第一次尝我的菜,反应是,怎么这么甜啊?他说我的菜放了糖,我坚持说没有。我俩就说自家炒菜都用了什么调料,我才知道,他家从来不用味精。但从带的菜来看,我们根本就没有分别,都是腌菜、霉豆腐或者自家酿的辣椒酱。好在我们不缺米,家里给不出零用钱,每个星期就多带点米,在我们校内摆小摊子的饶师母专门会收,陈庆昌就总是卖米,追逐戏闹的时候,总能听到他口袋里瓜子在“嗦嗦”地响。
    我们那个寝室离厕所有较远的一段距离,晚上没人愿意走冤枉路的,所以寝室门口常年累月都是骚气冲天。学校也禁不了,就退而求其次,专门在寝室门口建了个简易的小便池,这下倒好,骚气更加集中了。外人打那一过就以为是厕所。冬天的早上,门口依然会有几堆还冒着热气的大便,这就实在没办法了,那个小便池不好蹲。陈庆昌一般不干这事,他平时好像还比较注意卫生,常常说我,你那么啬呀,牙膏就挤那么一点。
    我说,我没你有钱,可以吧?
    嘁,这不是钱的事。个人卫生总要注意点,你看你牙,那么黄。
    陈庆昌眉头都皱了起来。我说了,他讲卫生,他洗脸的时候,常常拿毛巾狠命地搓,把脸搓得通红。当然,这样的好处就是,他的耳后和颈脖子一般没有污垢。他还喜欢洗头,冬天也可以拿块肥皂用压水井的水直接往头上淋。然后梳个中分,我觉得像个嫖客,我不喜欢把头发顺着额头往上梳,我觉得把头发遮住额头才比较好看。
    是的,对有些东西的理解,我俩的看法不一样了。
    有回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在床上扭了几个动作,问我,你看这像在干什么。
    我哼了一声说,像蛇一样扭。
    其实这句话本来也看不出褒贬,但他也哼了一声,唉,你又不懂,这是在抹墙。
    抹墙,那你抹布呢?
    我说了,你不懂,这是跳霹雳舞。
    笑死人,随便扭一下就是霹雳舞?
    跟你这人说不清,我这是在学嘛。真正霹雳舞人家当然跳得比我好,但什么事不是由不会到会呢?你总不能一步登天吧?
    然后他又说,学霹雳舞的人都会武,这样才容易练。
    我说,这就不一定了,我就不信每个会跳霹雳舞的人就都会武?
    你不懂,霹雳舞讲究身体的柔韧性,不会武的人没那么好的柔韧性。
    总之你这话说得太绝对,不会武肯定也能跳霹雳舞。
    后来我们又都不争了,但问题是,我们两个人都已经脸红脖子粗了。所以,我后来没有和陈庆昌同铺,根源大概就在这里。
    又有一回我和几个同学逃晚自习,去一个村庄看露天电影。在幕布底下,我碰到了陈庆昌,是了,他的家就在那个村。他说,你在上初二吧?我说,嗯,你没有读书吧?他也嗯了一声。说完,我们都觉得各自说了一句费话,就都打了个哈哈。然后,又像个大人一般叹了口气。接下来,不知说什么好。这时,一个他村里的男孩儿跑过来朝他背部推了他一掌,然后飞快地逃去。他夸张地挺了挺腹部,反手在自己背上抚了抚,呲牙咧嘴地对着我说,哎哟,哎哟。我配合着他的情绪,微微地笑了笑。哪知他猛然发足,向对方追去,转眼,就跑进了黑幕中看不见。
    那次之后,我们再也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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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23:35 |只看该作者
他们:邓光华

    我的未出五服的堂伯父,我喊他华伯伯。我们那伯父不喊伯父,叫伯伯,与爸爸谐音。为了区别,对非至亲的伯父的称呼,一般前面都要加点特征,比如他的名字,名字后面再加个尊称,就没人觉得有冲突。再比如,还有一个堂伯父,因为开过手扶拖拉机,我从小都喊他手扶伯伯,后来他不开手扶了,这个称呼却依然保留了下来。
    华伯伯终身未娶,老光棍一条。原因有二,一是他脚有残疾,说是小时候砍柴,自己拿柴刀砍到了脚面,没有及时治愈,后来就沾了毒气,肿得老大,成了顽疾,一烂就是五六十年,肿也一直未消,平时就靠敷一种消炎粉聊以阻止病情恶化,至今都是如此。二是他脾气古怪,话不投机说翻脸就翻脸,村中几乎所有大人小孩都被他骂过,背地里大家都喊他华拐子。我还记得我幼时,有回大叔考虑到这个老堂兄年老总归要有个照应,就想把他和一个老寡妇撮合到一块去,哪知才刚说出那层意思,就被华伯伯给骂得狗血喷头。在华伯伯眼里,很有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的意思。
    本质上,华伯伯是一个骄傲的人,他种的菜,一沟一畦,整齐笔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像解放军站队。他的农用家什置办得也齐全,柴刀、禾镰、锄头总是比别人家的要锋利,扁担也比别人的要光滑,轻巧还不烙肩。像磨刀石、晒辣椒的圆竹匾、耙硬田用的铁耙这类不常用的物品,别人家反要找他来借。他还会削牛犍,箍桶,破篾,补撮头,上房添瓦检漏,总之,农村居家过日子需要的技术活,只有人求他,没有他求人。
    但他并不勤快,不到两亩水稻都租给了别人种,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自赚自花,没有顾虑。一天到晚,他的爱好就是找人煽海水(侃大山),如果煽得起劲,饭都不做,饿一天也没关系。他跟我讲西游记,孙猴子72变,猪牯精36变,沙和尚18变,白龙马9变,唐僧没有变,二郎神呢,他有73变,本来他和孙猴子一样,但他多孙猴子一只眼,多只眼也就多一变。他又说,万物众生,各有等级进化,先是人,后是妖,妖后面是魔,魔然后是仙,仙家还不是最厉害,最厉害的是佛家,比如如来佛,同如来佛并列的还有斜头佛。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斜头佛是何方神圣。
    那时他还喜欢打扑克,那种一副牌的升级。当时农村没有现在这么闲,大人们是没多少时间跟他消遣的,他就找我们小孩。但小孩其实也不愿跟他玩,他太会骂人。谁跟他对面,只要出错了牌,他必兜头盖脸地唾沫星子喷得你一脸。即便没有出错牌,他也骂得理由十足,都说猪蠢,我看你比猪还要蠢上三分,猪再蠢也会摇摇尾巴,你倒好,我下个大王,你屁都不放一个。对家委屈地说,你说难得的事,我手里没分你叫我出什么,我生一个给你?华伯伯还是不依不饶,要主没主,要分没分,你那什么鬼牌?你抓狗屎的手啊?但是后来,特别是年纪大了之后,他自己也老是出错牌,这个时候,他就讪讪地,搞鬼当,真是搞鬼当。
    近十来年,华伯伯再也没打过牌,农村的人越来越少,他那个年纪的人越来越少,煽海水的人都快找不到了。现在他主要靠放牛和养鸡维持生计,一般是这样:花个四五百元买来一头小牛犊,放它半年,再卖给牛贩子,能赚几百块。这种收支无需太大投入,只要用时间去熬;养鸡则是靠卖鸡蛋,其实他不吃鸡,也不吃鸡蛋,他说鸡肉很腥,鸡蛋呢,也腥。但有十来只母鸡下蛋,他的烟钱和吃肉的钱就差不多解决了。当然,这样过日子,他手头也活络不起来。
    我跟华伯伯走得比较近,是因为父亲三兄弟分家后,我们一家住进了祖屋的一边,那间祖屋的另一边,就是华伯伯的。他对别人家小孩没有好脸色,但一直很偏爱我,读高中时我几年没回过故乡,有次父亲回去在他面前提起我,说我已经长得好高了,他立即骄傲地说:“那还要说。”倒好像亲眼看见一般。
    十多年前,我家搬离了故土,留下一栋房子未作处理,父亲考虑到华伯伯那间老屋阴暗残破,也感激他曾经给我家的帮助,就把房子的看护权交给了他。这些年的正月,我也回去过几次,下面我说说两次正月回家遇见他的事:
    1、1999年的正月,我陪他在原来我(现在他)住的房间里说着话,看到床边放着一个装雪碧的大塑料瓶子,里面的液体色泽很暗,显然不是雪碧。他神秘地笑着,问我还认不认得这是什么,我闻了一下,一股久违的气味,原来他现在不照电,改点煤油灯了。他跟我比较电和煤油的费用,得出的结果是点煤油灯比用电一年要节省一百多块。他得意地说,让供电站那帮兔崽子捞油水,这种事我才不干。临走的时候,我向他告别,等我都走出了大门,他又喊住我,叫我进房间来,他从床铺的席子下拿出一个油纸袋,从中拿出40元新钞,说是给我的压岁钱。我推辞了几下,他竟白眼一翻,喝斥我,叫你拿你就拿着。等我嗫嗫伸手,他才语调缓和点说,虽然不多,总是我的心意。再说,以后你出来工作再还给我就是。这样说着,他刚才还满是煞气的脸上,又有了笑容。
    2、去年正月,回去之前我就听说,他被贼揭了床铺,损失了两百块钱。等我回去问起这档事,他讲起来倒还带着丝诡笑,他说,为此大队给他发了一百五十块救济金,还有一件大衣,一床被子,这加起来可不止两百块。像我这样能吃能做的人,不是因为这码事还领不到救济,算算,还赚了点。又到临走时,我塞给他两百元钱,他推辞了几下,最终还是被我按住了,他说,唉,没想到我不能帮你什么,反而现在还要拿你的钱。这句话真是让我难过,我知道,以他早几年的脾气,这钱是绝对不会拿的。可现在,他毕竟老了。
    华伯伯的年龄已经无人知晓,村里跟他同龄的那批老人,差不多都没了。而他自己,前些年我问过一次,他的回答是,谁还有神气来记这个?
                                    
他们:“猴子”

    顾名思义,他很瘦,很瘦很瘦。我们私底下猜测,吃饱了上秤估计也不会超过九十斤。
    高三补习他教我语文,兼班主任,因为带班多年,号称把关老师,学科带头人,专业骨干。他本人很是不屑,骨干骨干,就是拿骨头去干。全班大笑,难怪如此。他却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好笑吗?你们觉得很好笑吗?不要激动。
    其实他自己就很激动,起码,这种表现与本人相比较,显得激动。不激动能发出那种声音?又高又尖,听起来如被恶鬼催命。而从那样一个瘦小的身体里发出来,又让人觉得滑稽。总之,给人的感觉很好玩,想笑,憋不住地想笑。因为那种类似于练过辟邪剑谱的嗓音,他的外号其实不止这一个。
    外人说他厉害,无非是风传他教学经验丰富,管理方法老到,真正在他班上混,我才觉得有出入,他的所谓先进的管理方法,真要找个说法,或许只能说是师从老庄,无为而治。那年班上开始还设了个班长,后来班长不干了,“猴子”没再安排人,任它空着。对我们的要求也松,我曾以家离学校远为由,要求整个高三晚上不来上自习,他居然答应了。再则,我们几乎没开过班会,除非有事要宣布。每周固定的班会课,他一般也会到,但一句话也不说,就在讲台前干站着,凶神恶煞般盯着台下,有时就这样默默过一节课。开始时我们真不习惯,看那样子,要打要骂你总该给个痛快,但是他偏不,左等右等,最终还是什么都不说。后来我们也就习惯了,又没欠他五百吊,大路通天,咱们各走一边。当然,一年到头,总难免会有开口的时候,但那话说得可不好听,一般都是打击人,比如你们这届比起上一届不容乐观,再这样混,就等着集体削光头吧。有时又反过来说,玩吧玩吧,反正大家都还这么青春年少,有的是时间,大不了明年再从头再来。后来我问一个上一届的师兄,后者说,当时他也这么凶我们,老说你们这一届是最差的,现在还不努力,高考后就等着哭吧。
    说话刻薄,好像这是他的特点。某次试卷讲解课有人没带试卷来,“猴子”说他,也难怪啊,试卷是那么的重,你的双手又是那么的娇嫩,沉甸甸的试卷压在你娇嫩的小手上,哎呀,那简直是惨绝人寰的悲剧啊。类似的话贯穿于我们学习的整个学年,更绝的是有些话都让人搞不清楚那是他本性所致浑然天成的,还是不动声色刻意为之的。比如他讲试卷的某题,我们在下面哄哄答选A,他会厉声问,为什么?一脸的苦大仇深,语气之凶狠严厉,直似跟我们不共戴天,吓得教室里鸦雀无声,哪知他转而又温柔倍至地说上一句,不要害怕。再比如有次他给我们翻译文言文,翻译到"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他轻轻巧巧地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跳过去了。还有一次,讲议论文写作,针对牛顿那段 “站在巨人肩上”的论述,他要我们提炼一个论点,那时我存心跟他作对,被叫起来,就说“高处不胜寒”,他把这个论点写在了黑板上,边写边说,很好,很好。然后分析,分析的结果是我的论点离题万里,最后他在那句话上划了一个大大的×,说,这个论点很有新意,但是完全错误。
    补习班的班主任向来都是一个肥差,“猴子”把着这个位置不下来,一方面说明他的能力,另一方面也着实让别人眼红。由此自然也难免有人在背后说他吃了不少“冤枉”,还说得有根有据,要不单靠那几个死工资,他能一天一包“金圣”抽得不眨一下眼。另一个根据则只是笑谈,但学生们好像更愿意认同这个的代表性。那是一堂作文课,“猴子”们念一篇同学的范文,有一句话明明是“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他竟念成了“好不容易四菜一汤”,这个笑话,真是意味深长啊。
    但从我毕业那届起,“猴子”就再也没能够在高三把关,听说是因为跟新任校长没搞好团结,一气之下,他转投于一所私立中学,几番努力后竟也干起了校长,开始跟他的前任领导较劲。可惜力不从心,几年后,这所私立学校也被他的对手兼并了,“猴子”只有再次另作打算,这次他彻底离开县城,去了外地。
    不惑之年的他不得不告别妻儿,远赴他乡。可以想见,他一定走得很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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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4 13:23:35 |只看该作者
他们:徐满喜

    我的小舅徐满喜,大我不过十来岁,幼时他惹毛了我,我就会喊他喜癞子。
    当然,这只限于特殊情况,他毕竟是我的偶像。我练字、画画、唱歌、吹口琴、弹吉他、看小说、写诗、下军棋、弹子跳棋……全是他影响并教导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他的跟屁虫,唯他马首是瞻。
    他只是一个中考落榜生,但在当时农村,却显得另类。夏天割稻子,他穿短裤腿袜,戴太阳帽太阳镜,别人家的都看稀奇一般,徐家老倌出了这么个儿子,洋不洋来土不土。当时外出打工的不多,落榜生大多都是早早成家,挑起生活的担子。但小舅似乎又不甘于此,这表现在:他坚持写日记,每天练毛笔字、画画,他的书法相当漂亮,画也画得很像,看到的人都说,跟印下来的是一个模子。所以,他的字画贴满了整个房间,隔月就换,常让人耳目一新。自然,他的书很多,单固定买的杂志就有《当代》、《星星》和《武林》,琼瑶和岑凯伦的小说,买。席慕容、汪国真的诗,也买。更多的,还是武侠小说。我跟他去过几次县城,都是为买一套武侠小说,有次在《慧剑断情丝》和《荒野游龙》之间,他抉择了很久。回来的路上,兀自为没能买下后者而念叨了许久,荒野游龙,司马紫烟,就冲这名字,下次也一定要买下来。有时他还跟我感慨,全村,全大队甚至全乡,谁收藏有几十套武侠小说?也就只有你舅舅我了。
    很多话,小舅都会跟我说,写的诗,他也拿给我看,他实在是找不到倾诉阅读的对象。我读小学四年级,他就逼着我陪他听广播连续剧《啊,昆仑山》,浑然不理会我的强打精神。又比如他写了一个童话,两兄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惊险经历,我建议他们一个叫脱脱,一个叫险险,小舅采纳了。他还想写一部言情小说,取名《道路遥远》,就拿我小学五年级的练习簿当稿纸,他征求我要喜剧还是悲剧,俨然成竹在胸。写得更多的,自然还是诗,他的每本《星星诗刊》,封面封底都写满了自己的题图诗。
    不仅舞文弄墨,小舅还练武。照着《武林》上面练,同时把自己的所得传给我,我记得练过一套“少林六合掌”,那套掌法就记在该杂志的封二上面。关于兵器,小舅用柴刀削过一根木棍,两头涂墨汁,中间刷红漆,我把这件兵器看作“金箍棒”,很是眼红。当然,他练得最多的,还是一根红绸带,巴掌宽,几尺长,学张三丰教张翠山那般,小舅无师自通地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一笔一划打来。在那些静谧的乡村夜晚,小舅的红绸带挥舞过处,听起来竟真是撕衣裂帛,隐然风雷破空之声。
    后来,小舅的生活真的有了一次转机。那时政府正鼓励全乡种桑养蚕,利国富民,父亲为他争取到一个到外地学技术的指标,学成归来,担任乡蚕桑办的技术员。小舅终于在乡敬老院旁边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
    那时我已在上初中,他要我晚上跟他睡,并向我父亲保证,要督促我的学习,助我成才。他甚至拟订好了计划,每天晚上接我下晚自修,陪我散步回去,在路上要我复述当天上课内容及得失。回到住处,先用一种气味难闻的消毒水洗手,小舅说,长期坚持,可保双手百毒不侵。然后学画画,主要画马,各种类型各种姿态的马。睡前再练半个小时的武。第二天早上陪我一起跑步到学校,在校外唯一一家早餐店吃包子,然后我去上早读。
    照此发展,我看到了现在健康积极,全面发展的自己,但显然,那只是一个虚拟的现在,因为那个技术站,还有几名女技术员,小舅和其中之一,谈起了恋爱。
    于是有一天,他终于跟我说,他工作忙,没能很好地督促我的学习,凭他现有的能力,也对我的学习帮助不大,何况他住处离我学校又远,反而浪费我的时间。所以,他说,以后晚上,你还是回你爸那去睡吧。问题的关键所在,他只字未提。但,我的想法是,他的心思是瞒不过我的。我为小舅的绝情而伤心,更隐约感到,从此我将和他疏远,这样的事实让人难以接受,以致于当场我就泪水涟涟。
    但是,这些他已经顾不上了,于他那个年纪来说,爱情来得已经太晚,他不能再错过了。此后,小舅一头扎进了他的爱情当中,即便这段初恋最终夭折,他也并没有消沉太久,或者就此考虑重新将我招入旗下,而是很快又投入到了一场新的恋情,直至最后把女主角转变成我的舅母。
    因为婚姻,因为工作,小舅的生活也在悄然变化,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比如喝酒,他原来深恶痛绝并且滴酒不沾,可后来,他是无酒不欢。再比如,原来他厌恶赌博,认为那是好逸恶劳的混混才做的事,在《道路遥远》里,他就写了一个整天游手好闲,打牌赌博的小流氓,可后来他自己也热衷于赌博,发展到现在甚至成了谋生的手段一种。总之,他再也不用也不可能把心思花在文学上了。他还会记得他的文学梦么?数年前,我曾跟他提过他原来的诗,他感慨地说,难为你还有这么好的记性,我自己是早就忘光了。
    我以为那是违心话,有时往事并不是真的不堪回首,关键是有没有回首的必要。这也好比我和他的关系,虽然再也回不到从前,但却不能抹杀,曾经,我和小舅竟然走得那么近。那种深入的蓦然回首,确实恍如隔世。

他们:邓国顺

    辈份上他是我堂兄,年纪却大我蛮多,确切点,他儿子才小我三岁。
    国顺是个好劳力,收头季稻往往是农活最累的时节,不止要割头季,还要栽二季,时间长的中间要辛苦一个多月,国顺除了自己一家的田亩,还承包了别人的地,他常常是凌晨两三点就出工,别人家一大早起来到田上,他的地里已经堆好了两担谷。这样一来,他家里田比别人多,完成得倒比别人还快。忙完后,他谁家也不帮,倒头大睡一两天,再出来见人,虽然又黑瘦了几分,但精气神却差不多恢复了。
    二季稻一割,田里就差不多没事了,这个时候,他也会推推牌九押押注,但有一点,他不玩大,也不坐庄。他押注有个特点,很少上牌桌,先围在边上观察琢磨一阵,然后冷不丁地押一注,停一会,又押一注。这样,他总有点小赢,见好就收。即便输了,也没着想着孤注一掷来扳本。别人激他,他也不干,胆小就胆小,反正又不损失什么。更多的时候,他就在一旁看别人打,别人打一天,他就看一天。
    国顺生有一儿一女,都像母亲,长得比较蔫。儿子学习蛮好,从一年级一口气读到初三,中间没打一个顿。但是,乡村学校条件环境实在差,儿子中考还是落榜了,因为人还没发育,十六岁的人看起来也就十二三岁,大家都说,人还这么小,就让他扶犁担谷,累死他啊,补习一年,肯定有希望。国顺说,不读了。机会我已经给他了,考取了我没话说,考不上就回来嗅牛屁股,那是他的命。
    国顺有他的打算,他本就没指望儿子帮他忙农事,他自己还有力气。他想让儿子去外面打工。他有一笔帐,儿子再读书,每年几千块钱的花销肯定是雷打不动,而且一年会多过一年。从时间上看,考上高中还有三年,后面还有大学。何况,高考还是一个坎,不说全村,全乡上下,有几个读大学的?什么人什么命,能识几个字,会算帐,就行了。而现在就打工,还能给家里添几千块,里外一折,那就是上万块钱啊。果然,儿子在外打工,虽然每年上交给他的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多,但比起别人家还在读书的孩子要倒贴的,国顺嘴上不满意,心里还是蛮畅快。
    这么些年,国顺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力气赚钱,他自以为活得蛮滋润。
    但是,他突然得了病,脑血栓。
    有一个小品里演过,宋丹丹臭美,说隔壁吴老二看到自己就激动。赵本山说,吴老二得的是脑血栓,见谁都哆嗦。国顺也哆嗦,但还不是十分明显,他是半身不遂,走起路来一撇一撇,当然,也不能走多远。村人都说,他算是走到头了。当时他被送进县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就要求出院,因为那天杀的医院,比土匪还恶,住一天就吊几瓶水,都要几百块。再后来,他把药都停了,原因自然是不见效果,药费又贵。如此,病情恶化就是自然的了。他倒不讳疾,常捋起衣袖给人看不能动的那边手脚,干枯干枯的,明显萎缩了。
    现在,他能绘声绘色跟人讲的事,就是自己的发病情况。真是不晓得怎么搞的啊?先前没感到哪里痛,哪里难过,一点都没有。我坐在灶下烧火,看到火不大,就准备再添几根劈柴,就那么一勾腰,人就软软地栽倒了。等醒过来,就成现在这样了。
    别人都劝他,有病总要治,不治怎么行?治了才会好。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他固执地摇头,不会好了,我这病不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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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提。
我三岁的时候,很忧郁
喜欢,在河边丢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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