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 :爱略特的诗

王敖

爱略特的诗

　　 叶公超
　　
　1. The Poetry of T.S.Eliont.By Hugh Ross Williamson.London:
Hodder＆Stought on,1923.5/.
　2．T．S．Eliot，A Study．By Thomas McGreevy.London:Chatto＆
Windus,1931．2／．
　3．Selected Essays．1917-1932．By T．S．E1iot．London：Faber＆
Faber．1932． 12／6．

　　这三本书的第一本是专论爱略特的诗的，第二本是论他的思想与信仰的，
第三本是爱略特从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二年所发表过的批评论文的选集，选者就
是他自己。

　　看完头两本书，再读爱略特自己的文章，读者不免要有解铃还仗系铃人之
感。爱略特的诗的晦涩似乎已成为公论，但他的理论文字却不用批评家来替我
们解释。他最反对的散文，他自已说过，就是十九世纪末的那种呓语似的散文。
写批评，他主张用一种最准确、最清醒、最男性的(masculine)文字，所以他
竭力的提倡英国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散文，尤其是胡克(Richard Hooker)和
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两位大教师的文章。他说："胡克与安德鲁斯的
文章，正如伊利沙白朝代大体的政策，都明示着一种不离本质的决心，一种明白
时代需要的知觉，对于重要的事抱定一种求明晰、求精确的愿望，而对于无关紧
要的事只取一种冷淡的态度"。(文集三一九页)他自己的散文似乎也向这方面走。
关于他的诗的理论，这两位苦心研究他的人所替他说的话毕竟不如他自己说的；
有时候我们还要从他的集子里去领略他们二位所替他说的话。这大概因为爱略特
的文字不但是简要而且严密，仿佛有故意不容人截取的苦心。

　　爱略特是否先有严格的理论而后才写诗的，我们不敢断定；从他发表诗文的
年月上看来也不容易证明，不过从他这集子里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的诗，尤其是
以《荒原》(The Waste Land)为代表作品，与他对于诗的主张确是一致的；譬
如：集中第一篇《传统与个人才能》(一九一七年)就可以用来说明他在诗里为什
么要用典故，而且还不只用文学一方面的典故，也可以用来说明他在诗里常用旧
句或整个历史的事件来表现态度与意境的理由。所以要想了解他　的诗，我们首
先要明白他对于诗的主张。知道了他对于诗的主张未必就能使你了解他的诗；不
过完成了这步，你至少不至于像许多盲从新奇者一般的感觉他是个含有神秘的天
才，也不至于再归降于一般守旧批评家的旗帜之下，安然的相信他不过又是个诗
界的骗子，卖弄着一套眩惑青年的诡术。要先解脱这两种极端的成见，我们方能
开始谈论爱略特的诗，否则我们就无从说起了。


　　威廉生在书的第十页声明这书是为普通读者写的，是为帮助一般读者了解爱
略特的诗而作的。他还告诉我们他是这位诗人的朋友，在写书时曾得他不少的提
示。书里处处都引爱略特自己的话来解释他的思想与诗，著者的工作多半在推阐
引文的意义和叙述重要诗的内容。马克格里非的书却不然。他在第九页说明他写
书的宗旨是要讨论爱略特诗里的态度，并不想"枉费"时间(to waste my time)去
论他的诗的技术，所以他的动机根本与威廉生的不同。他着重的是诗人的思想与态
度，威廉生是从诗的技术上着眼，来给读者解释爱略特的诗的。

　　像马克格里非这样，可以说是一种趁火打劫式的批评家。他平素所积蓄的怨恨
以及各种散漫的印象，仿佛从未遇着过发泄的机会，一旦有了这样冠冕堂皇的题目，
难免不借题发挥，所以废话竟占了全书的大半。更有令人感觉不愉快的就是著者那
种Sophistication的姿态，譬如，在四十三页他说："我并没有请他(爱略特)帮我
解释这首诗《荒原》，因为他必定会感觉这是讨厌的事，也因为我想一首好诗对于
不同的读者虽然可以引起略微不同的解释，但人　性总不至于相差太远，故所有的
解释都多少是对的。"这类的话，除了表示一种虚架子以外，似乎就没有别的价值
了。所谓"略微不同"者正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尤其是读爱略特的诗。譬如，
读Hopkins的《春秋》("Spring and Fall")。按瑞恰慈的测验的结果，六七十人
中就没有三个人有同样的解释的，不料"相差不远"的"人性"竟有这样大的出入。

　　全书共七十一页，其实扼要的话有五六页就很够他说的了，他说爱略特早年的
诗只有讽刺与愤恚的心境而无具体人生之同情观察(十七页)，除了著名的"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和　"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两首之
外，他早年的诗都不过是一个有学识、有感觉的New Englander对于眼前的生活，
尤其是对于传统道德的庄严，表示一种高傲的冷嘲，因为他觉得这些传统的道德行为
　已失去它的基本的诚心(十五、十六、十八页)；徒有这种态度是不足以造成伟大诗
人的(十一页)，好在从早年的诗里，尤其是"rufrock"这首，我们已略微能看出他
的一种自责的、怀疑的，和忏悔的心境，这便是他晚成的星兆；在"rufrock"里他
已显露着他自己认为是做诗最主要的技能，就是用意象来想见的力量(the power
of seeing in images，二十八页)，如：

　　The yellow fog that rubs its back upon the window-panes,
　　The yellow smoke that rubs its muzzle on the window-panes
　　Licked its tongue into the comers of the evening,
　　Lingered upon the pools that stand in drains,
　　Let fall upon its back the soot that falls from chimneys,
　　Slipped by the terrace, made a sudden leap,
　　And seeing that it was a soft October night,
　　Curled once about the house, and fell asleep.

　　这段便是很好的例子，这里他不但用意象来想见，而且把它们想见到有动力的、
有生命的程度(二十九页)；在形式方面，他早年受Jules Laforgue 的影响很大，
但一九二○年后他已比Laforgue成熟的多，到《荒原》便离开Laforgue更远了(见
三十至三十三页)。《荒原》是他成熟的伟作，这时他已彻底地看穿了自己，同时也
领悟到人类的苦痛，简单的说，他已得着相当的题目了，这题目就是"死"与"复
活"(三十四页)；《荒原》后的《圣灰日》("Ash Wednesday")不免令人失望，在
技术与知觉方面都有跌落千丈之势。但是我们相信爱略特必再有伟大的作品写出来，
因为诗人自是诗人，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七十至七十一页)。

　　这些话可以说是马克格里非书里的精华了。有两点我们要提出讨论的。第一是
关于爱略特早年的诗：单就态度而论(因为著者是注意这方面的)，他《荒原》前的
诗与《荒原》并没有什么冲突，不但不冲突，而且是出于同一种心理背景的，虽然
他最早的是几首情诗("rufrock"，"Portrait of a lady"，"La Figlia Che
Piange"，"Conversaition")，随后三首("Preludes"，"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Morning at the Window")是写环境的混沌与丑陋的，二年后的"The
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AuntHelen"，"Cousin
Nancy"，"Mr.Apollinax"都是讽刺波士顿社会的，一九的○年的集子是描写现代人
堕落与卑鄙的情况（以上写诗的次序与诗集里印的略有出入，乃依威廉生所言，想
是爱略特自己告诉他的），这些诗的后面却都闪着一副庄严沉默的面孔，它给我们
的印象不像个冷讥热嘲的俏皮青年，更不像个倨傲轻世的古典者，乃是一个受着现
代社会的酷刑的、清醒的、虔诚的自白者。正如罪犯在受拷讯，他的口供诚然是创
痛中的呻吟。在"Prufrock"里他愤然的说：


　　I should have been a pair of ragged claws
　　Scuttling across the floors of silent seas.
　　这是何等悔悟自责的心境!自己生活中的追求既成幻灭，文明也不过是
　　A broken spring in a factory yard,
　　Rust that clings to the form that the strength has left
　　Hard and curled and ready to snap.
　　（"Rhapsody on a Windy Night"）

　　结果这位刚到三十岁的诗人竟已感觉衰老到

　　Here I am, an old man in a dry month,
　　Being read to by a boy, waiting for rain.
　　（"Gerontion"）

　　"等候着雨"可以说是他《荒原》前最serious的思想，也就是《荒原》本身的
题目。在技术方面，《荒原》里所用的表现方法大致在以前的小诗里都已有了试验，不过《荒原》是综合以前所有的形式和方法而成的，所以无疑的是他诗中最伟大的
试验。

　　第二，关于爱略特的宗教信仰，我们觉得马克格里非的意见有太过于为天主教
的上帝争功的嫌疑。他自己想必也是个天主教徒，我们当然不该涉及他个人的这点，
不过他未免太显然的对于"辩正宗"(Protestantism)，尤其是对于美国的"清净
宗"(Puritanism )取攻击的态度了；他说爱略特的《荒原》以及后期的作品都因为
受了天主教的基本信条的影响才能产生出来的，假设他不解脱早年所受"清净宗"的影
响，他断不能从厌人愤世的消极态度中救出自己来，因为惟有天主教才是基于"希
望"(hope)的，惟有信仰天主教的人才会有真正忏悔的心境；所以他的诗非天主教徒
不能欣赏(以上见十六页、二十四页、三十五页)。这几句话牵涉两种问题：一，在一
首诗里什么是属于诗的，什么不是?二，什么是信仰，信仰有什么分别的标准?第一种
问题这里可以不必讨论。关于第二种，瑞恰慈、墨瑞(J．M．Murry)和爱略特自己先
后都发表过专论(见一九三○年十月Symposium季刊)，瑞恰慈的《论信仰》，墨端
的"Beauty is Truth"，爱略特在一九二七年三月Dial月刊上有《文学，科学与教
义》，在一九三○年二月美国Bookman里有《诗》与《宣传》，又文选集中末尾论白
璧德与人文主义的二章里也有涉及这问题的地方，这里我们可以不必翻案。我们只提
出所不满于马克格里非的一点，就是他把诗混杂于信仰中，因此抹煞了爱略特在诗的
技术上的地位。爱略特的诗是否专为天主教徒写的，我们无从知道，至少我们相信非
天主教徒的人也有了解它的可能，同时和爱略特同信仰的人未必就能因此而了解他的
诗。他的宗教观念我们可以了解，但未必就要接受；换句话说，如瑞恰慈所说，我们
可以用一种imaginative assent来作了解的基础，这种imaginative assent是可
以和verifiable belief分开的。爱略特自己也曾经说过"Every man who　
thinks and lives by thought must have his own scepticism, that which
stops at the question, that which ends in a denial, or that which
leads to faith and which is integrated into the faith which
transcends it．"(《文学，科学与教义》)。由此可见爱略特的宗教信仰至少对于
他自己是一种思想的结论，是一种理智的悟觉。这种结论，这种悟觉是他思想方面的
生活，徒有这种生活未必就能写诗。他在论但丁的文里对于但丁的宗教信仰也承认和
他的诗的技术可以分开来看，他说："I deny，in　short，that the reader
must share the beliefs of the poet in order to enjoy the poetry
fully．"(《选集》二五五页)威廉生说得很对："The man who suffers is
still, to a certain extent, separate from the mind which
creates．"(一七○页)总之爱略特的诗所以令人注意者，不在他的宗教信仰，而在
他有进一步的深刻表现法，有扩大错综的意识，有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
其余的一切都得从别的立场上去讨论了。

　　威廉生的书，上面说过，是为plain reader写的，所以他先从一般所谓"乔治
朝的诗人"与爱略特在用字方面的不同说起。他说"乔治"诗人多半不能准确的用字，
他们所用的只是一些现成情绪的筹码(二十二页)，爱略特诗里的字是有刺激性而有
膨胀的知觉的。爱略特非但用字与他们不同，而且善于引用旧句来唤起同意识的联
想(二十三页)。读他的诗当然比读德林瓦特(Drinkwater)的诗要费气力，读者要自
动的思想，要有敏锐知觉的活动，要有细微的观察；读"乔治"一般人的诗只需放开
我们的情绪的笼头便能经验一阵渺茫的冲突，不过只是这一阵而已。虽然"乔治"诗
人中也曾有努力于探求新途径者，如Elroy Flecker是注重形式与美感的，如
Rupert Brooke之主张扩大诗的材料，并以日常俗语运用到诗里去，但他们的努力
因为只注意到单方面的救济，所以终于没有多大的成就。爱略特是能想到一个具体
计划的人。他一方面要综合古今作家的意识，扩大内容的范围，另一方面又要紧缩
用字的经济，增加音节的软韧性，所以，到了一九二○左右他已给了英诗坛一个莫
大的转变(二十七至三十八页)。著者接着就讲爱略特对于诗的理论(第四章)。这是
书中最重要而又写得最精采的部分，因为上面已说过爱略特之重要，对于研究诗的
人，惟在他的技术而不在他的观念。他对于诗的理论在他自己《选集》中的《传统
与个人才能》(十三至二十二页)、《形而上学派诗人》(二六七至二七七页)、《但
丁》(二二三至二六三页)、《德莱登》(二九一至三○二页)这几篇里大致已说得很
明白了，第四章的材料也多半是以这几篇为根据的，虽然著者在许多地方没有注明
出处。这章里有一点似乎没有交代清楚的；在四十九页他引了爱略特答问情绪如何
传达的话："惟一用艺术形式来传达情绪的方法就是先找着一种物界的关连东西
(objective correlative)；换句话说，就是认定一套物件，一种情况，一段连续
的事件来作所要传达的那种情绪的公式；如此则当这些外界的事实一旦变成我们的
感觉经验，与它相关的情绪便立即被唤起了。"他说爱略特的诗都是用这种表现法的
(四十九页)，似乎说这就是他独到的技术。其实这是一句极普通的话，象征主义者
早已说过，研究创作想像的人也都早巳注意到这种内感与外物的契合，并且有更精
细的分析。爱略特的技术的特色似乎不在这里。在《选集》二七五页，他自己
说："大概我们文明里的诗人，尤其是现代阶段中诗人，必然是不容易了解的。我们
的文明包括极端的参差与复杂的成分，这些参差与复杂的现象戏弄着一个精敏的知
觉，自然会产生差异的与复杂的结果。以后的诗人必要一天比一天的包括广大，必
要更多用引喻的方法，必要更加间接，为的是要强迫文字，甚至于使它脱掉，去就
他的意思。"这段话威廉生也引用过(五十二页)，不过他似乎不觉得它十分重要。
其实爱略特在技术上的贡献可以说完全出于这句话的理论，尤其是关于文字的这句
话。他在技术上的特色全在他所用的metaphor的象征功效。他不但能充分的运用
metaphor的衬托的力量，而且能从metaphor的意象中去暗示自己的态度与意境。
要彻底的解释爱略特的诗，非分析他的metaphor不可，因为这才是他独到之处。

　　著者在论他早年诗(-九一七和一九二○出版者)与《荒原》两章里表现了很详
晰的了解力。不明白之荒原》内容的人读了这两章总可以得着一个具体的印象，不
过要知道这印象在诗里的传达步骤，似乎仍要细玩原句才成。在第七章里著者说爱
略特的宗教信仰是始终一致的；早年的"清净教"的背景和《荒原》后的英国天主教
的影响是一条直线的发展(一六八页)。《圣灰日》的态度并不与《荒原》的相犯，
前者正如在黑暗中呻吟，后者如发见了光明的来　临。最后一章说明爱略特从《荒
原》到《政治家的困难》和《商业》的整个规模；《荒原》是大战后欧洲全部荒芜
的景象，《圣灰日》是卧薪尝胆中的祈祷，《政治家的困难》与《商业》是休战后
的苦心经营，是求永存的出路。

　　爱略特的方法，上面已提到，是要造成一种扩大错综的知觉，要表现整个文明
的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他的诗其实已打破了文学习惯上所谓浪漫主义与古
典主义的区别，虽然他自己曾自相矛盾的声明过："我在政治上是保皇党，在文学上
是古典主义者，在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见Lancelot Aanrewes原集中的序)威
廉生也坚持的说他是个古典主义者，并且说他在思想上是个贵族。这未免有点牵强。
假使因为他受了伊利莎白时代戏剧和"形而上学派诗人"的影响而定他为古典主义者，
那么为什么不就说他是一位现代的形而上学派的诗人呢?要说因为他主张复古，那根
本就与他自己的理论不符，因为他的"历史的意义"原是包括古今的(见《传统与个人
才能》)。假使说因为在他出现之前英文诗已坠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他为诗坛重
开了一条生路，那也不能就定他为古典主义者。这点很有矫正的必要，因为假若认定
他是古典主义者，我们就等于没有明白他的地位了。他的重要正在他不屑拟摹一家
或一时期的作风，而要造成一个古今错综的意识。



　　(原载1934年4月《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

王敖

艾略特與中國

　

張松建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


　

       內容提要  “T. S. 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是一個本應引起重視但卻長期受到忽略的課題。事實上，早在1920年代他的名字就進入了現代中國的人文視野，其後經過文人學士的課堂講習和譯介活動，及至1948年，艾略特在中國文藝界已廣爲人知，並且對中國現代詩歌産生了深遠影響。本文旨在通過對大量原始文獻的梳理，厘定出一條清晰而完整的T. S. 艾略特在現代中國（1923—1948）的傳播線索，以期深化我們對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學關係的理解。

                                         

       英國大詩人 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的傳播和影響是世界性的，對中國亦不例外。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的名字就出現在中國的一些文藝刊物上，引起了時輩注意。之後關於他的譯介作品大量問世，踵事增華，截止1948年，隱然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潮流。大體而言，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是通過兩種途徑進行的：其一是學者們的課堂講習和公開演講。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批外籍教師和留學英美的中國學者對新近崛起的艾略特顯示出強烈的興趣，他們紛紛將這位元詩人的作品列入授課內容中，在課堂上充滿熱情地講述自己對艾略特的理解，引起學生們的共鳴。其中的領軍人物包括：哈羅德·艾克頓(Lord Harold Acton)、溫德（Robert Winter, 1890——1990）、燕蔔遜（William Empson）、葉公超、吳宓、溫源甯、夏濟安、卞之琳、錢學熙。其二是中國學者們發表的艾略特詩文中譯本及多多少少與艾略特有關的評介文字。這些學者至少包括葉公超、溫源甯、曹葆華、邵洵美、周煦良、章克椮、羅莫辰、王佐良、唐湜、袁可嘉、卞之琳、趙蘿蕤、邢光祖、岑鄂之、沈濟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主要是葉公超（1926，康橋）、吳宓（1931，康橋）、辛笛（1937，愛丁堡）、趙蘿蕤（1946，哈佛），曾與艾略特有直接的過從--------以上兩種方式交錯進行、相互補充，有力地促進了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和接受。據我的粗略統計，從1923年到1949年的二十多年時間裏，中國學者公開發表的關於艾略特的譯介文章不下63篇，這還不包括僅僅提到他名字的文章。63篇文章分爲三類：艾略特的詩歌與論文中文譯本（25篇）、外國學者的關於艾略特的研究論文之中文譯本（20篇）、中國學者以中英文撰寫的關於艾略特的研究文章（18篇）。毫無疑問，當艾略特的作品一經介紹到中國之後，它就不能不對中國文壇産生這樣那樣的衝擊；反過來看，當敏感的中國作家接觸到艾略特的作品以致於參與傳播之時，他們從中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和啓發也是在所難免的。可以說，正是由於這些文人學士的熱情譯介，才使得爲數不少的中國作家——譬如，卞之琳、曹葆華、何其芳、穆旦、袁可嘉、杭約赫、辛笛、唐祈、唐湜、楊周翰、王佐良、吳興華、羅寄一等等——對艾略特作品産生了濃厚興趣，繼之以認真的借鑒和創造性轉化，寫出了大量詩作，豐富了現代中國文學。但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對“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這一段中西文學姻緣缺乏應有的重視。本文試圖在大量原始文獻材料的支援下，厘定出一條清晰可辨的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線索，以期深化我們對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學關係的理解。此外，我還應該特意說明幾點：一，之所以將開始時段定在1923年，是因爲在1923年8月，艾略特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文藝刊物上。二，1936年12月，趙蘿蕤第一次全文翻譯、詳盡注解了《荒原》一詩，並於次年由上海新詩社刊行。這意味著艾略特的作品開始走出課堂講習的狹隘圈子，得以在中國文藝界流行，有了更多的與文人學者進行對話與交流的機會，而此前對艾略特的零星介紹無疑是處於一個粗淺\的階段。如此說來，艾略特在現代中國傳播的二十餘年裏，1936年12月應當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分水嶺,  以它來劃分傳播的前後階段應當是合乎實際的；  三，至於其他的一些關鍵性問題，諸如：艾略特在中國的影響及其接受，是僅僅停留在表面還是具有實質的意義？是個別的暫時的現象，還是具有相當的深度、廣度和持續性？筆者將另文討論，茲不贅述。

   


一． 前 期：一 九 二 三 年 —— 一 九 三 六 年        

        艾略特在現代中國傳播的前期階段肇始於1923年8月，截止於1936年7月。這期間的傳播特點是：大部分文人學者並無專論艾略特的文章，只是在課堂講習中和隨筆作品中提及艾略特其人其詩。至於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The Waste Land）、《普魯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Alfred Prufrock )、《四個四重奏》(Four Quartets)、《聖林》(The Sacred Wood)則更無中譯本行世，因此，文藝界對他的瞭解相當有限。不過，這期間發表的的幾篇文章從文學史的角度著眼，對於艾略特的詩藝作了簡要的介紹，值得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對於艾氏在中國的傳播有真正的開拓之功者，首推葉公超。葉氏1926年遊學英國康橋大學，結識大詩人艾略特，成爲莫逆之交［1］對於這段往事，他在晚年的回憶文章中曾得意地提及［2］而葉公超在西南聯大的學生許淵沖在回憶錄中也談到乃師是介紹艾略特入中國的第一位學者［3］。葉公超後來學成歸國，先後執教於多所著名學府，爲諸生開設《西方文學理論》及《英美當代詩人》等課程，一生致力於譯介艾略特詩文，栽培許多作家和學者。不妨試舉幾例。“九葉詩人”之一的辛笛於九十年代的一篇自述文章中寫道，1931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在葉公超的《英美當代詩》課上我接觸到艾略特、葉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詩作。葉公超旁徵博引，侃侃而談，我們聽得忘了下課的鈴聲” ［4］卞之琳也說過：“葉公超是第一個引起我對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葉芝、左傾的奧頓等英美現代派詩風興趣的人”［5］另據聞家駟回憶，在1935年的一次聚會上，葉公超對聞一多興致勃勃地談起了艾略特，他指出“艾略特很推崇法國象徵派詩人朱爾·拉佛格（Jules Laforgue，1860——1887）並受他影響”［6］。

         1922年10月，艾略特的《荒原》在《標準》第1期首次刊出，立即震動整個西方詩壇。稍晚於此，茅盾即化名“玄”寫出了一則短文 《幾個消息》，發表于《文學》周報上（1923年8月27日），其中特意提到艾略特是英國一家新辦雜誌之主要撰稿人。這很可能是艾略特的名字爲中國文藝界所知曉的最早日期。不過，作者只是淡然提及艾氏之名，很難說對於艾略特詩藝有精深的瞭解。到了1931年1月，吳宓在倫敦訪問了同爲歐文·白璧德弟子的艾略特，他的《吳宓日記》（1月20日）對此有簡單的記載［7］在以後的課堂講習中，吳宓每每對艾略特之文藝觀持讚賞態度。例如，他在1937——1938年開設過《文學與人生》這門課程。在“文學與人生之關係”一節裏，他提出“文學是人生的表現”，並徵引艾略特作爲例子［8］在“安諾德之詩及其他”一節裏，他對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才能》、《但丁》這兩篇文章徵引多處，以示贊許［9］。

        1932年5月8日，葉公超的康橋同學、北大英文系主任溫源甯在北平萬國美術研究所用英文發表演說，題爲《現代英美四大詩人》，逐一評介羅蘭斯（D. H. Lawrence，勞倫斯）、德勒邁爾 (Walter De la Mare) 、桑德堡 (Carl Sandburg) 、哀裏奧德 (T. S. Eliot，艾略特) 等人的作品。其中，對艾略特的詩歌《空心人》之精神意向的論述頗爲深刻：“哀裏奧德所看見的是淒涼的，毫無歡樂的世界，一個死在空虛中的世界，只有死在粉匣子裏或字紙簍中的選擇……沒有法子可以逃避我們的時代。且讓我們真能懂得它。這就是現代詩歌所能替我們做的事：它能幫助我們，這是別的所不能的，來理解我們的時代”。此文後由顧綬昌譯爲中文，發表於1832年9月《青年界》第2卷第2期。

        1933——1934這兩年當中，中國學者對艾略特的介紹顯然加快了步伐，這方面的文章也大量湧現。

        先看1933年。英國爵士哈羅德·艾克頓（Lord Harold Acton）這一年在北大教英國文學，“第一次把有修養的”教授所不齒的《荒原》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列爲課文，並鼓勵學生寫艾略特的論文，而當時均爲北大英語系學生的陳世驤、廢名、林庚、李廣田、何其芳、陳夢家、卞之琳，均獻身現代詩”［10］2月1日，《現代》雜誌第2卷第4期發表了日本學者阿部知二的《英美新興詩派》（高明譯）。此文洋洋灑灑近萬言，勾勒了當代英美詩壇的代表詩人極其藝術成就。在“引言”部分，作者舉艾略特爲例以證明英美“兩個文壇實有最密切的兄弟關係”；在第一部分“作爲新興詩派的近代派”裏，作者徵引了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的兩段文字。在第二部分“英國的情勢”裏，作者探討了艾略特的詩歌成就。整整一個月後，《新月》雜誌第4卷第6期“海外出版界”一欄發表了署名“蓀波”的書評文章《利斯威的三本書》（松建按：此處當爲“利威斯”，疑爲手民誤植。“蓀波”即是葉公超的得意門生、錢鍾書的同班同學常風，這篇書評是常風的處女作，事前經過葉公超的多次潤飾）。文章介紹了英國新起批評家利威斯（F. R. Leavis，1895——19？）的《英詩之新平衡》（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 A Study of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Chatto & Windus, London，1932）一書，認爲艾略特爲英國詩歌之發展做了一個新的開始，樹立了新的平衡。10月，《清華周刊》第40卷第1期發表了文心翻譯的John Sparrow 的文章《晦澀與傳達》(Obscurity and Communication)，對《荒原》作了言簡意賅的介紹。

        再看1934年。《清華周刊》第42卷第6期刊發了默棠翻譯的R.D.Charques的《論現代詩》，其中包括對艾略特的評價。1934年，美國人溫德（Robert Winter）教授在清華大學研究院課堂上詳盡分析講解了《荒原》一詩，對學生趙蘿蕤産生很大吸引力，據說趙後來譯出的《荒原》的部分注釋即來自於此［11］同年4月1日，《清華學報》第9卷第2期刊發了葉公超的一篇重要文章《愛略忒的詩》，綜論關於艾略特的兩本評著：Hugh Ross Williamsond的《The Poetry of T. S. Eliot》, Thomas McGreevy的《T. S. Eliot, A Study 》以及艾略特自己的一本選集《Selected 8Essays》。葉氏清楚地闡述了自己對這位大詩人的看法：“這些詩的後面卻都閃著一副莊嚴沈默的面孔，它給我們的印象不像個冷譏熱嘲的俏皮青年，更不像個倨傲輕世的古典者，乃是一個受著現代社會的酷刑的、清醒的、虔誠\的自白者。正如罪犯受拷訊，他的口供誠\\然是創痛中的呻吟……艾略特的方法，是要造成一 種擴大錯綜的知覺，要表現整個文明的心靈，要理解過去的存在性。他的詩其實已打破了文學習慣上所謂浪漫主義 與古典主義的區別……他的重要正在他不屑擬摹一家或一時期的作風，而要造成一個古今錯綜 的意識”。 1934年5月，應他的約請，學生卞之琳翻譯了艾略特的著名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葉公超校訂並譯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發表于《學文》第1集。

        必須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活躍在北京的現代派詩人曹葆華爲艾略特在中國之傳播付出了艱辛的努力，譯文多篇，令人難忘。詩人方敬在回憶錄中說過：“葆華逐漸愛上了法國象徵派和英美現代派的詩，受到波德萊爾、韓波、龐德、艾略特等詩人的影響”［12］。曹葆華在三十年代用心翻譯了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才能》（易名爲《論詩》）、《批評底功能》和《批評中的實驗》等重要論文，發表于他所主編的《北平晨報》副刊《學園》之《詩與批評》欄目。另外，《詩與批評》也刊載過艾略特的《詩與宣傳》、《完美的批評家》的譯文。1934年7月的《北平晨報》副刊《詩與批評》連載了（施）宏告譯瑞恰慈（I. A. Richards）的《哀略特底詩》，此文稍後又發表於新加坡的《星洲日報》上。1934年9月，上海的《現代》雜誌第5卷第5期刊出《現代美國文學專號要目預告》，其中“作家評論”中列有《詩人愛裏奧特》一篇，作者爲新月派健將孫大雨，但第六期上卻未見此文，不知何故。10月，《現代》第5卷第6期以大副字體特意標明本期是“現代美國文學專號”，其中有四篇文章涉及到艾略特，分別是：邵洵美《現代美國詩壇概觀》、徐遲《哀慈拉·邦德及其同人》、李長之《現代美國的文藝批評》、以及薛蕙《現代美國作家小傳》。邵洵美的力作《現代美國詩壇概觀》篇幅長達萬餘言，對當代美國詩壇的主要流派作一鳥瞰式的縱覽，並且詳盡分析、高度評價艾略特《荒原》的藝術成就；而薛蕙的《現代美國作家小傳》一文簡要地介紹了艾略特的生平。

        1935年，《清華周刊》第43卷第9期上發表了章克椮翻譯的威廉姆遜（H. R. Williamson）的《T. S. 厄了忒的詩論》，而第11期的《戰後英國文學》也提到了《荒原》和艾略特的深遠影響。1935年10月，戴望舒任主編的《現代詩風》（雙月刊）第1冊刊出艾略特的論文《詩的用處與批評的用處》，譯者是周煦良。1935年冬到1936年夏，梁宗岱任主編的《大公報·文藝》發表了聞家駟翻譯的艾略特的一篇短文（松建按：因手邊沒有《大公報》，具體期數及篇名待考）。1936年1-3月，溫源甯、全增嘏和吳經熊主編的英文雜誌《天下》月刊 (T’ien Hsia Monthly) 多次預告了溫源寧的論文《論T. S.Eliot之情詩》，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能發表。1936年，羅莫辰（松建按：羅莫辰即詩人、翻譯家羅大岡的筆名）譯出D. S. Mirsky的《T. S. 艾略忒與布爾喬亞詩歌之終局》，發表于《文季月刊》第1卷第3期。1936—1939年，詩人辛笛赴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英國文學碩士學位，期間在倫敦觀看過艾略特的詩劇《大教堂謀\殺案》，在洛杉磯欣賞了艾略特的戲劇《野貓》的演出，留下深刻印象。當時愛丁堡大學英文系主任威爾遜（Dover J. Wilson）延請艾略特爲學生開設莎士比亞專題講座，辛笛得以見到這位仰慕已久的詩人，並在日後的隨筆中有生動的記述［13］。1936年10月，周煦良譯出艾略特的《詩與宣傳》，在《新詩》第1卷第1期上發表；12月，他又譯出艾略特的《勃萊克論》，發表於《新詩》第1卷 第3期。 《新詩》第1卷第4期的《社中雜記》預告說：“在下一期我們還要發表現代英國大詩人愛略特的著名的長詩〈荒原〉（The Waste Land）。這首詩有名地難譯難解，可是經過了譯者趙蘿蕤女士的努力，並附以極詳盡的注釋，這兩個問題便大部分可以解決了，至於譯筆之流暢韻藉，猶其餘事也”。         

      

二． 後 期：一 九 三 六 月—— 一 九 四 八

        艾略特在中國傳播的後期階段有以下特點：一，學者們不再滿足於課堂講習和零星譯介而開始了對艾氏經典的完整譯介和深入研究，這當中包括趙蘿蕤譯出《荒原》並發表長篇評論文章、唐湜譯出《焚毀的諾頓》；二，對艾略特的認識逐漸深化，已有爲數不少的作家開始接受艾氏之影響，或在創作上認真借鑒他的詩歌藝術技巧，或在理論上提出中國新詩現代化的構想，從而爲中國文學史平添不少風致。同時，我們也發現，艾略特在中國的傳播情況與中國的社會局勢相關。抗戰軍興，影響了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審美趣味和藝術風格。張揚民族的、民間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和文學話語成爲時代的主旋律，而對西方的、象徵的、現代主義的藝術的傳播和接受則不可避免地淪爲一種次要的興趣。明乎此，當我們看到：與三十年代學者們譯介艾略特作品的迅猛勢頭相比，抗戰時期的這種翻譯活動呈明顯遞減趨勢，也就不足爲怪了。不過話又說回來，即便在文藝上的民族主義情緒橫決天下之際，也依然有一批可敬的學者在嚴肅地討論著艾略特，從他們接連不斷的發言中，看得出他們對溝通中西文化、建設中國文藝的睿思和熱忱。不難理解：較之於抗戰時期救亡圖存的嚴酷社會形勢，戰後的國內局勢則顯得相對緩和，這使得繼續譯介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成爲可能，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戰時譯事冷落的局面。當然，這種譯介活動主要集中於1946——1948年。必須指出的是：青年學者王佐良爲此付出了艱辛的努力。

        1936年12月，應戴望舒的約請，葉公超的女弟子、清華大學研究生趙蘿蕤譯出《荒原》全詩。1937年6月，《荒原》的首部中譯本作爲《新詩社叢書》的第1種由上海新詩社出版，趙蘿蕤於《譯後記》當中清楚交代了譯事之甘苦。但遺憾的是，時值抗戰前夕，社會風雨飄搖，而艾略特作品又艱澀難懂，中譯本僅印刷數百本，是故此書未能産生預期反響。1989年，趙蘿蕤在一篇回憶錄中追述了當時的情景［14］1992年，她在另外一個場合又舊事重提［15］。值得注意的是， 葉公超爲本書作序，而此序言後來又取名《再論愛略特的詩》，另行發表於1937年4月5日《北平晨報·文藝》 第13期。文章一開篇，即爲艾略特的歷史影響做出令人信服的論斷：“就愛略特個人的詩而論，他的全盛時期已然過去了，但是他的詩和他的詩的理論卻已造成一 種新傳統的基礎。這新傳統的勢力已很明顯地在近十年來一般英美青年詩人的作品中表現出來。最近有人說，現在的英文詩只有愛略特派與非愛略特派兩種。這話大致是不錯的。他的影響之大竟令人感覺，也許將來他的詩本身的價值還不及他的影響的價值呢”。然後葉公超詳盡論述了艾略特的藝術技巧、詩學觀點、理論淵源，同時又指出：後輩詩人如W. H. Auden 、Stephen Spender、C. D. Lewis等人“所受的艾略特的影響大致全是技術方面的。在思想與性情方面，他們不但沒有受他的影響，而且多半是處於類乎反對的地位”。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不厭其煩地徵引《蔡寬夫詩話》、《冷齋夜話》等中國古代文論著作及蘇軾、杜甫和黃山谷等人的詩句，與艾略特的詩歌理論進行比較詩學領域的相互參證、相互發明，以突出艾略特的遠見卓識。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再論愛略特的詩》一文立論精到，分析透闢，對中國文藝界瞭解艾略特的詩與詩學具有開創性的意義。

        1937年，曹葆華將自家翻譯、發表的介紹西方詩學理論的一些論文結集爲《現代詩論》，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收入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才能》、《批評底功能》、《批評中的實驗》等3篇文章。曹葆華在序言中把艾略特和梵樂希（通譯瓦萊裏）稱爲“現代英法兩個最偉大的詩人，同時又都是這兩國最重要的批評家”。7月10日，《新詩》第2卷第3、4期合刊封底再次爲《荒原》中譯本做廣告：“《荒原》是英國現代大詩人艾略特的代表作品，發表以來，震撼了全世界的詩壇。因爲翻譯不易，所以國內至今沒有一個譯本。現在趙蘿蕤女士以極大的努力將它譯出，並附以三萬餘言的注釋，譯筆流麗暢達，注釋精細詳明。卷首有葉公超先生的序言，對作者作精密的研究，並附有作者肖像，均爲此譯本增色不少”。

         1940年2月，張芝聯、宋淇主編的上海《西洋文學》第4期刊載了邢光祖對於艾略特《荒原》的詳細介紹，並評述趙蘿蕤譯本。這篇 學術性很強的評論文章的最後兩句是：“艾略特這首長詩是近代詩的‘荒原’中的靈芝，而趙女士的這冊譯本是我國翻譯界的‘荒原’上的奇葩” 。這一期雜誌還刊載了北平詩人吳興華的兩篇書評，都提到了艾略特。同年 5月14日，應宗白華的約請，趙蘿蕤在《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了《艾略特與荒原》一文。難能可貴的是，文中不僅談到了譯詩的緣起、《荒原》産生的文學背景，而且深入討論了艾略特的詩藝技巧（節奏、用典、諷刺），最後則爲《荒原》作出了恰切的價值判斷和準確的歷史定位：“這首詩的感動力是這首詩的重大意義，因此此詩之出，幾乎震撼了全世界，以後的詩人都逃不掉艾略特的影響，尤其是《荒原》一詩。自來開創之功，往往不在其事業本身之價值，而在其啓發後來，使後來更多更大的人來完成他所創始的事業。而艾略特確有如此的魄力。我們要瞭解現代詩，一定要瞭解艾略特的精神所指的路徑，雖然有若干的批評家覺得他的創造生命已經過去（《荒原》序言亦說過），但他的影響已深入了許多新詩人的靈感中了”。1942年11月25日，黎敏子翻譯了艾略特的《普魯佛洛克底戀歌》，發表在桂林的《詩創作》第16期。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康橋大學批評家瑞恰慈（I. A. Richards）的高足燕卜遜（William Empson）於1937——1939年先後任教于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講授現代英美詩歌，其中就有艾略特的詩。四十餘年後，他當年的學生王佐良回憶道：“燕氏爲昆明聯大的英籍青年教師，是位奇才，數學頭腦的現代詩人，銳利的批評家……他的那門《當代英詩》課內容充實，選材新穎，從霍甫金斯到艾略特到奧登……我們都喜歡艾略特—— 除了《荒原》等詩，他的文論和他所主編的《標準》季刊也對我們有影響。但是，我們更喜歡奧登，原因是他更好懂，他的摻和了大學才氣和當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賞，何況我們又知道，他在政治上不同于艾略特，是一個左派”［16］這門課吸引了穆旦、王佐良、周玨良、楊周翰、趙瑞蕻等學生，引起他們的熱烈討論。王佐良在當年的一篇評論中說：“這些聯大的青年詩人們並沒有白讀了他們的艾略特與奧登……這些年輕作家迫切地熱烈地討論著技術的細節。高聲的辯論有時伸入夜晚”［17］他的同學周玨良也曾談到“在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我們都在外國語文系，首先接觸到的是英國浪漫詩人，然後在西南聯大受到燕卜遜先生的教導，接觸到現代派的詩人如葉芝、艾略特、奧登乃至更年輕的狄蘭托馬斯等人的作品和近代西方的文論”［18］、“我也記得我們從燕卜遜先生處借到威爾遜 (Edmund Wilson) 的《愛克斯爾的城堡》和艾略特的文集《聖木》(The Sacred Wood )，才知道什麽叫現代派，大開眼界，時常一起談論。他（穆旦）特別對艾略特著名文章《傳統和個人才能》有興趣，很推崇裏面表現的思想” ［19］楊周翰於80年代追憶自己的學術淵源時也深情地說道：“從1938年到1939年，我完成了大學學業。這一年對我收穫最大、對我以後的工作影響最深的是燕卜蓀先生（William Empson）的現代英詩。他從史文朋、霍普金斯、葉慈、艾略特一直講到30年代新詩人如奧登”［20］關於聯大學生推崇艾略特詩歌一事，可以從作爲見證人、知情者和當事人的杜運\燮的一段話裏得到證實。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記得當時昆明‘文學青年’們讀得最多的還是幾首名詩；艾略特的《荒原》與《普魯弗洛克的情歌》；裏爾克的《豹》和奧登《在戰時》”［21］。1944年4月10日，淪陷區北平的《文學集刊》（沈啓無任主編）發表了方濟翻譯的艾略特的兩首詩《波斯頓晚報》和《風景》（五首選前三首）。1946年7月9日，正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趙蘿蕤偕夫婿陳夢家在哈佛大學俱樂部會晤了回美國探親的艾略特。將近半個世紀之後，她在回憶錄中記述了會面的情景［22］。

        必須指出：在四十年代，王佐良和袁可嘉爲艾略特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不小貢獻。王佐良對艾氏其人其詩其文懷有濃厚興趣，擬議撰寫《艾略特評傳》，後因種種原因，惜乎未能卒篇，僅完成序言和正文五章，連載于天津的《大公報》［23］。這幾章的標題是：《一個詩人的形成——〈艾裏奧脫：詩人及批評家〉第一章》［24］、 《詩的社會功用——艾略特五章》［25］、第四章《宗教的迴旋》［26］、第二章《普魯弗洛克的禿頭》［27］。而袁可嘉的自傳則這樣敍述他與艾略特的精神相遇：“1942年，我先後讀到卞之琳《十年詩草》和馮至《十四行集》，很受感動，驚喜地發現 詩是可以有另外不同的寫法的。與此同時，我讀到美國意象派和艾略特，葉芝，奧登等人的作品，感覺這些詩比浪漫派要深沈含蓄些，更有現代味。當時校園內正刮著一股強勁的現代風，就 這樣，我的興趣逐漸轉向現代主義者了”［28］短短兩三年內，他不僅發表了《托·史·艾略特研究》［29］這類介紹性的書評文章，而且自1946年起更有一系列提倡借鑒艾略特的學術論文見諸報端，最終建構起“新詩現代化” 的詩學體系。   

        1947年，卞之琳翻譯了艾略特的短詩《西面之歌》（The Song of Simon），刊於6月1日的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6月15日，貴陽的《文訊》月刊第7卷第1期發表了艾略特的論文《維多利亞期文學傳統的支持者》，譯者是柳無忌；10月13日，沈從文任主編的北平《平明日報·讀書界》第41期發表了王佐良的《〈艾裏奧脫：詩人及批評家〉序》。1947年7月，杭約赫等人在上海創辦《詩創造》雜誌。1948年4月，《詩創造》第10期推出“翻譯專號”，系統介紹艾略特、裏爾克等西方現代派詩人的理論。其中包括英國詩人史彭德的《T. S. 艾略忒的“四個四重奏”》（岑鄂之譯）一文，文章認爲該詩 “是這次戰爭期裏所産生的最出色的詩……是一連串關於時間和無限的觀念的默想，它們和偉大的神秘家們的精神的活動有許多相同處”；這一期雜誌還有唐湜翻譯的艾略特的晚期詩作《四個四重奏·焚毀的諾頓》。1948年5月，馮至任主編的《大公報·星期文藝》第82期發表了袁可嘉的《Eliot（艾略特）》一文。1948年6月出版的《詩創造》第12期又推出“詩論專號”。其中《愛略忒論詩》（沈濟譯）介紹了艾略特的“兒童期以來的感覺生活”對於人的一生“帶著情感重現”的獨特看法，以及艾略特所說的“每個精確的情感都傾向智力的簡明陳述”的觀念性見解。1948年6月25日，重慶的《文藝先鋒》第12卷第6期發表了荃裏翻譯的艾略特的論文《路狄雅德·吉卜林》。                                          

  

                                                結 語：未 完 成 的 探 索

        關於T. S. 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這一課題，本文的考察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由於有限的篇幅不允許展開更詳盡的資料徵引和理論分析，再加上隨著學者們的辛勤開掘，相信會有更多放軼的文獻得以重見天日，因此，不待說，本文的回顧和梳理是不完備的。但我相信，即便是如此簡略的整理亦足以說明：自五四以還，T. S. 艾略特與現代中國文學的關係的確是一個值得深研的課題，個中問題的豐富性和複雜性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鑒於T ·S ·艾略特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衝擊既深且巨，而他的影響及其接受又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所以，對T. S. 艾略特在現代中國的傳播情況的梳理，就遠不是問題的結束，而只是問題的開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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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符兆祥：《葉公超傳：葉公超的一生》，臺北：七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30頁。

［2］葉公超：《文學·藝術·永不退休》，1979年3月15日《臺灣時報·副刊》

［3］許淵沖：《追憶逝水年華——從西南聯大到巴黎大學》，三聯書店1996年11月第1版，第44頁。

［4］［15］辛笛：《我與西方詩歌的因緣》，北京：《外國文學評論》1995年第3期；又見於辛笛：《葉公超二三事》，收入《嫏繯偶拾》，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5］卞之琳：《星水微茫憶〈水星〉》，見《水星》合訂本第3頁，上海書店，1995年。

［6］聞家駟：《懷念葉公超先生》，見葉崇德 編《回憶葉公超》，上海：學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 14 頁。

［7］吳學昭 編：《吳宓與陳寅恪》，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8頁。

［8］［9］吳宓：《文學與人生》，王岷源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頁、第191--193頁。

［10］趙毅衡：《豌豆三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頁；又見趙毅衡：《西出陽關》，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頁。松建按：趙文有誤，何其芳當時在北大哲學系讀書，並非英文系。

［11］［13］［14］趙蘿蕤：《懷念葉公超老師》，北京：《讀書》（1989年第7、8期合刊）

［12］方敬：《寄詩靈》，見《方敬選集》第760頁。

［15］［22］趙蘿蕤：《我與艾略特》，上海：《文彙讀書周報》（1992年3月28日）。

［16］王佐良：《穆旦：由來與歸宿》，見《一個民族已經起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7］王佐良：《一個中國詩人》，北平《文學雜誌》1947年7月。

［18］［19］周玨良：《穆旦的詩和譯詩》，《一個民族已經起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0］楊周翰：《飲水思源——我學習外語和外國文學的經歷》，收入《外語教育往事談——教授們的回憶》，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版；此文又見於《憂鬱的解剖》一書，楊周翰著、劉洪波選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

［21］杜運\燮：《在外國詩歌影響下學寫詩》，《世界文學》1989年第6期。

［23］清華大學中文系的解志熙教授向筆者提供了此則材料，特此致謝。

［24］見於1947年2月23日《大公報·星期文藝》；

［25］見於1947年3月30日《大公報·星期文藝》第26期；

［26］見於《大公報·文學周刊》第45期（1947年6月14日）；

［27］見於《大公報·文學周刊》第47期（1947年7月5日）。

［28］袁可嘉：《自傳》，見袁可嘉：《半個世紀的腳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74頁。

［29］袁可嘉：《托·史·艾略特研究》，1948年5月23日天津《大公報·星期文藝》

  

(本文發表於《外語與翻譯》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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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敖

你说的文章应该是我转的，一时找不到，这里的论坛应该增加查贴功能。

tommyleea

Excellent!

王敖

叶公超真厉害

点点虫

钱钟书说叶公超太懒，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还是挺聪明的，呵呵

[em13]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6-12 19:54:40编辑过]

王敖

后来为此事还解释半天，还让李赋宁做保证之类的。

猪头猫

不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