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常根据自身的需求想象中国……[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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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常根据自身的需求想象中国……
　　　　　　　　　　 ——巴西利亚大学访问教授胡续冬访谈




        （访谈者：巴西南里约格兰德州国立Unisinos大学教授、Unisinos大学人文学报IHU杂志编辑佩德罗）

佩德罗：流亡在法国的中国作家张伦，《毛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作者，最近在意大利《共和报》上指出，西方之所以对中国心存畏惧是因为他们事实上对中国毫无了解。他认为中国把西方人渴望了解的文化和社会复杂性很深地隐藏了起来。您和他持相似的观点吗？西方——尤其是巴西——事实上并不了解中国吗？
胡续冬：我通常不太喜欢几乎所有所谓“中国流亡作家”的论调，但是具体到这一观点上，我不得不赞同这个并不高明的、几乎是常识的说法。当代中国，尤其是1979年以来的中国，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同的话语成分像不同的试剂一样在“中国”这个试管里振荡、摇晃。在其中，西方现代/后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话语、激进民族主义话语、变形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古代中国精英话语和民俗话语在不断冲决、聚合，谁也不会知道最终会形成怎样一种化合物。20世纪末以降西方对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实体的再度着迷，和启蒙时期的西方人文主义者对中国古代思想着迷、殖民时期的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财富着迷一样，只是被局部的现象所吸引。中国当代文化的复杂性的确如同张伦所言，具有不自觉的隐蔽性，如果只对局部的现象着迷而不去探究隐蔽的全貌，很可能导致彻底的误读。西方世界，包括巴西，对中国产生的热情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根据自身的需要“想象中国”。对于我在巴西目前正在亲历的“中国热”，我只想说，中国不仅仅是由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武术、风水和作为装饰品的汉字所构成的。当然，不排除创造性“想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某些彻头彻尾的“想象”也能带来良性的交往实践。


佩德罗：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您是怎么看的？这一状况和中国经济状况一样，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吗？在中国，普通大众表达、沟通的最主要途径是什么？
胡续冬：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生活、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生活在19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在古代中国和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政权的合谋者，在“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合谋者，只是到了“深化经济改革”的1990年代之后，人文知识分子才被政治力量、资本力量和大众文化彻底抛除在外。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国在和人文、艺术相关的社会建制方面（包括赞助制度、评奖制度、大学建制）极不完善，更加加剧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失落心态。不过，有迹象表明，21世纪以来，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探索和具有强烈文化诉求的新型商业力量合作的可能性。至于大众最主要的沟通手段，从20世纪末以来也许变成了网络。网络在中国有着在西方社会想象不到的重要性，它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言论自由”的想象，从2003年以来，网络所集结的舆论力量开始对中国宪政的缺陷进行干预，其作用虽不容高估，但也越来越不容忽视。

佩德罗：中国当前文学的状况如何？经济、社会的剧烈变迁对它有影响吗？何种样态的文学在中国目前最富有实践性？最重要的作者和他们乐于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胡续冬：中国当代的文学在1980年代（尤其是1985年左右）曾经深入影响了普通民众对世界的认识和想象，普及了与西方现代主义相关的观念和形式，因为在那时，文学的“市场”尚未形成，纯属消费性的商业文学样式尚未抢占先锋文学的地盘。但在1990年代以后，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相关的先锋文学开始被大众忽视，大众的阅读习惯开始被畅销书销售榜所建构。而在先锋文学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和困境，如何“消解”西方和传统文学的双重“影响焦虑”、如何处理好批判性和愉悦性之关系、如何在市场与创造的自由之间建立一个审美公度空间是其中最主要的问题。20世纪末以来，网络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书写空间对以往的文学社会学和美学规则提出了挑战。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小说家是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均以简洁的笔法把普通人的不幸遭遇上升到东方哲学的高度）、莫言（他的小说富有黄河中下游农民的狂想气质）、王安忆（《长恨歌》展示了上海的普通女性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个人化解读）和残雪（她的作品完全沉浸在对噩梦的精确叙述之中）和韩东（他的作品赋予了琐屑以琐屑的诗意），最重要的诗人是臧棣（他的诗歌体现了复杂的想象力与复杂的社会历史文本之间精妙神奇的对称关系）和西川（他的诗被认为是玄学和市井智慧的万花筒）。

佩德罗：可以提供关于中国出版社数量和读者总人数的数据吗？中国图书的年销售总码洋是多少？中国的文盲比例如何？
胡续冬：中国的出版机构目前整在进行集团性经营的调整以便更好地适应市场化的需求，调整后的出版社数目我还不太清楚。在中国，毫无疑问，所有的出版机构都是公立的。成立私立和外资的出版机构在中国目前仍然存在政策壁垒。中国的图书市场潜力非常巨大，2002年的全国图书销售总额为434.93亿元（70亿本图书），大致相当于5.2亿美元，几乎是巴西同年图书销售总额的五倍，虽然城市居民人均年购书支出远在巴西之下。中国的文盲的比例为11％左右，和巴西“旗鼓相当”。


佩德罗：政府有无对出版和阅读进行激励的文化项目？在中国存在出版审查制吗？
胡续冬：政府对出版和阅读的激励非常微弱，更糟糕的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对“文化”的理解和知识分子对“文化”的理解完全是两回事，对于先锋文学作品的出版和流通来说，政府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如果不是负数的话。出版审查制度在中国是个相当有趣的问题，中国没有专门的出版审查机构，但是从毛时代以来，中国的作家和出版社已经形成了“自我审查”的传统，也就是说，作家和出版社知道哪些主题比较敏感，自觉地不去触及。也有一些图书因为色情或者政治问题在出版之后遭到查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查禁”又时成了一种极好的促销手段，这些素质本来十分低下的作品在被禁之后反而在盗版市场极为畅销，并且由于“冷战”残余因素的影响，这些作品的作者往往能够在西方世界获得极高的声誉。不排除一些狡猾的作者利用这一现象人为地打破“自我审查”的默契。试图从“被禁”书籍认识中国文化实在是误读之中的误读。

佩德罗：您个人最看重的中国作家是哪些？
胡续冬：我本人是个诗人，我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的当代诗歌，因此，我对诗歌的了解比小说更多一些。在诗歌领域，我比较看重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诗歌，虽然1990年代之前影响了很多中国青年人的北岛目前被西方知识界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代言人（这是一种典型的不知道中国文化语境之“复杂性”的误读）。我所偏爱的90年代之后的诗人包括出生于60年代的臧棣、萧开愚、孙文波、西川、张枣以及和我同龄的一些朋友姜涛、席亚兵、韩博、王敖等人。他们的诗歌代表了一部分意识最活跃的中国人从微妙的现实出发对文学可能达到的边界的最认真的探索。就对东西方诗学传统的熟悉程度和对当代中国所承受的复杂观念的均衡能力来看，他们是素质最完备的诗人，比我通过阅读和真实接触所了解的任何最优秀的西方当代诗人都不逊色。



佩德罗：在中国，人们了解多少巴西文学？有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巴西文学作品吗？
胡续冬：普通知识分子对巴西文学的了解接近于零。一部分文学专业的知识分子知道若热•亚玛多，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他的作品从毛时代起就有不少中文译本。近年来一部分追求商业利润的三流作家开始了解同是三流作家的保罗•科埃略，但仅仅是把他当作一个畅销符号加以膜拜。一些以外国文学作为营养的诗人也许通过有限的几首译诗知道巴西“现代艺术周”时期的几个重要诗人以及第二代现代主义诗人卡洛斯•特鲁蒙德、维尼休斯•德•莫拉伊斯，但即使知识再渊博的诗人也不知道“具体诗派”在巴西的重要性。我正在翻译若奥•卡布拉尔，因为对于以象形文字作为书写符号的中国诗人来说，奥古斯都兄弟的视觉探索可能不算新鲜，但若奥•卡布拉尔的“冷智慧”相信对于中国诗人思考当前中国诗歌面临的问题会起到有益的参照作用。

安灰

你最近“好”上这一口了，发的全是访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