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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与對立
在为香皮翁出版社《斯汤达全集》所作的《<阿尔芒斯>序言》中,纪德写道:
“……,阳痿病人能够最狂热、最温柔地去爱,其狂热程度甚至超过一般恋人,因为它在本质上受到阻碍。这种爱也会很持久,因为它无处排泄,不会低落——如果说肉欲的满足能刺激爱情的话,更经常的是它使爱情感到疲惫——还因为这种爱不受制于时间。”
“他还很清楚过度的爱情可能使性欲受到抑制,至少使有助于满足性欲的生理反应受到抑制。”
并不能知道纪德在早于本序言(至少)十余年前写作《窄门》时是否清楚这一切;当然,《窄门》的悲剧诞生的正面起因似乎并不因为“性”,然而在《窄门》的整个阅读中,无数次地激起读者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此时有性的介入呢?——也许一切都将改变;或者,更准确的疑问应该是:为什么这对痴男怨女就总是想不到性接触正是拯救他们爱情的良药呢?!不过,我们当然清楚,阿莉莎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关键不在于阿莉莎意识不到和接受不了“性”,那么,“我”,杰罗姆呢?可悲的是:“我的精神根据她来选择道路”、“我根据她可能产生什么兴趣来决定我该寻求什么兴趣”。
然而,这可悲吗?根据我的了解,青春期经历的爱情,出于生命最初十数年所受的信仰和道德的压制熏陶,大凡都是这种剔除了性的爱,或者至少说:青春期的爱从爱走到有性的爱,是何其艰难!而深陷其中所遭遇的苦痛和畸态又是多么的不易察觉和无可申诉!我们甚至可以发现,越是单薄的生命,越容易以信仰的高度来面对爱,甚至像阿莉莎那样,把对具体对象的爱情与具有一定苦行和禁欲意味的宗教信仰模糊混淆,以面对信仰所需的清规戒律来要求正在进行着的爱情。对信仰以及“爱情中的信仰成分”的盲目追究,阉割了爱情中的性能力,使当事人成为纪德自己后来在评及《阿尔芒斯》所涉及到的“阳痿病人”:这是人类成长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爱的血泪史,性的血泪史,性爱的血泪史——尽管这样的称谓多么像一场有具体对象(比如:封建制度)的控诉。
而这自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阿莉莎对其“信仰”的理解,实际上一如她对爱情的理解一样,也处于残缺的、片面的、有洁癖的、盲目崇拜的眩晕之中。她对信仰理解的盲目性由于亲眼目睹了她母亲的通奸,幼小且过于纯净的心灵将母亲的“罪恶”强加自身;而作为这强行罪恶的反面,正是不久之后在教堂聆听牧师宣讲《马太福音》“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一章节所导致的具有迷幻效力的指引。青春期的一次罪恶感和随即而来的训导指引,往往为其一生打上不可抹杀的烙印,而况一个异常敏感、生长于深厚宗教背景的家庭的女孩。
这种对信仰的盲目理解、教条理解,对纪德而言,绝非小事,在最宏观的层面上来看,正代表了纪德整个少年时代深重的成长背景,这背景以其母亲为具体指向(从各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出,纪德少年时代是一个至少外表听话、不表露反抗的孩子),以整个欧洲深厚的信仰理解为更加宽泛的象征。正是因为这一背景,并且因其过于深重近乎令人窒息,才导致纪德以反叛和决裂作为他文学的肇始:早期的《安德烈·瓦尔特笔记》、《人间食粮》均散发着强烈的反叛意识;后者甚至成为无数青年人手一册的圣经;也正是这一背景,导致纪德在彻底清算它凝结于自身的毒素之后,引发了对“信仰”、“宗教”以及顺理成章的“艺术”和后半生对社会政治中的“伪”的问题的不遗余力的考察和追究,《梵蒂冈地窖》、《伪币制造者》和《苏联归来》都是这些考察和追究的代表作。
如果仅仅如此,纪德仍将只是“单向的”纪德,富有意味的是,这一背景导致的他的每一次反叛,都同时引发他对这反叛自身的质疑;他一再地对自我质疑仿佛揭示着这样的真理:我们所反叛的对象,其魅力仍旧不可轻视,我们在反叛它们之后,必须再回过头去拾捡一番,好捡回自己当初因为反叛固有的冲动、卤莽和盲目而迷失的发现或偏斜的态度。有什么理由那么固执而坚定地信任自己的反叛呢——特别是当这些反叛是出于自我而非别人的原由。由此,纪德走向了深层次的“人”,而不是文艺界特别容易产生的、铺天盖地的观念机器。
反叛,和随即对反叛本身的质疑,使事情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局面:纪德的很多作品,都往往是因为作为自己(以前)某一作品的“对立面”而产生;而在同一作品中,也常常出现各元素互为对立的情况;前者致使其一生的作品在内力上或递进,或反对,一环套一环,一如顶真;后者无疑恰恰使他的文学倾向秉承了福楼拜以降的“客观、科学”、“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一样。”的文学观念,甚至为后来的法国新小说继续铺设路基。这些对立,并非只是建立在所谓的“思想”层面,还体现在对技术的反思上。技术上的对立反思使纪德一生的创作由“创新”走向“传统”,又由“传统”走向“创新”,时常往复,并使他的“创新”呈现稳健、成熟、丰厚,而不是单薄的为技术而技术,也使他的“传统”时常显出“嘲讽地借用”的意味,而不是一个活在当代的老朽。而他清楚自己那被自己一手制造的纷繁表象遮蔽不掉的本质:他以《伪币制造者》最终把自己定格在“创新”的队列。
于是,因“盲目信仰、教条信仰对爱的扼杀”所生的切肤之痛而应对其有所斥责的《窄门》,竟看不出斥责,甚至贯穿始终的仍是同情和怜悯——虽然这怜悯部分地出于对自己青春期的珍视;而作为它的“对立面”——早于《窄门》而作的、本应充满忏悔的《背德者》,实际上不仅忏悔不足,而且仍旧享乐有余。清算的同时无法免除同情,忏悔的同时无法抑制享乐的美妙:矛盾正是真实和丰富的本原。
2003/1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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