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光棍节里《站台》的塌陷

南山雪

11月11日，传言中的“光棍节”，雅一点的说法应该是“单身节”，因为一年中只有这一天，日期的数字里会出现四个“1”。
下午上文学理论课，老师上次布置了作业，以“文学的雅与俗”和“人性与文学”展开讨论，每组找出一个人上台发言，周日的下午，抽出一个小时敲完了《“80后文学”的雅与俗》，想了一想，文学理论课在同学们看来烦闷无聊，说说这个，大概能让少一些的人醒着。因为大多数时间，同学们都会在课上发短信或睡觉。我第三个被叫上去，很平静地念完了稿子，读古典文学专业的老师听得有些发愣，于是当我念完了下去的时候她又把我叫回了台上，从2：00到4：00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便再也没有下去过。跟我预计的没错，讲“80后文学”，真的睡觉的人少了不少。最后不知为何老师讲问题的导向指向了我，我说了说这两年的创作经历，台下竟有人流出眼泪，惊愕地看到后排也有人擦眼泪，我看见一颗泪珠从坐在最前排的女生的面颊落下的时候，突然发觉今天的这个讲台是我的。很多人在问我问题，大多数我都不认识，很奇怪，来北广这么久了，有不少同学还叫不出名字。在两个小时里，我的嗓音从高转低直到下台的时候，完全发不出声音。事后我和好友姜楠走出教室，那个流泪的前排女生追过来问，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你的文字？我木然，随即很嘶哑地说，等下次上课，带个软盘给你。她说谢谢。然后我们去溢香苑买了两串糖葫芦。不知为何，我的嗓子在糖葫芦后恢复了不少。只是水杯里的水，越喝越冷。
学校北门。4：16。姜楠去寄信。我朝东走那条砖路，去二外给我的韩国学生李贞善上汉语课。这笔课时费是我用来购碟的唯一来源。而我们学校附近发达的DVD事业，是我开写《光影手札》的最大动力。影帝。阳光大地。等等。
4：37。二外留学生宿舍楼。贞善和她的朋友有利出来，我们一起走到一号教学楼，有利出北门逛街，我和贞善上到三楼国际交流学院的一年级七班教室。十分钟后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楼妈敲门说要关门了。在这十分钟之间，我的嗓音决定了我不知道贞善听到了我在说什么。随即我们无奈地下楼。一段回留学生宿舍楼的路，秋天，落叶很多，经过网球场的时候，贞善说，我上午在这里打球。我看了一眼，几个穿短袖的人，我看了看她，天哪，你的身体这么健康。她戴着一条从韩国带来的围巾，灰色和黑色的，她已经25岁了，在中国过生日的时候，我似乎还在军营里受难。进楼。押身份证。放包。然后跟着贞善走入大厅。她说一般这个时候，大厅有很多人，墙角有两张空沙发，我们坐下。五分钟后，贞善的班长和朋友许哲来跟我打招呼，教了她这么长时间，竟没发觉和她的朋友也成了好朋友。许哲很喜欢梁静茹，上次带他们去看法国印象派的时候一路上就给我们唱，问他学新歌了没有，他举了举手中HSK（中文等级考试）的听力教程。好小子，现在才知道学习了。25分钟后，贞善说今天的课程提前结束吧，她三天睡了8个小时，眼圈黑得跟熊猫一样。我心中窃喜，我的嗓子本来也出不来音儿了。她又开始习惯性地说对不起，我笑笑，心里想你这可是对我的解脱。走出宿舍楼的时候，外面的天几乎全黑了。
5：32。天桥。有一个裹着绿军装的男人在卖手套。北京的天是越来越冷了。这样的贩子在“天桥争夺战”中战胜了卖碟和卖海报的。更多的人在向我的相反方向走。今晚本来我是有课的，媒介概论，但是老师生病取消了，老师长得像王晶。看见一个穿大衣的男生向天桥下吐了一口痰，然后一辆城铁刚巧从脚下穿过。每当这样的时候，不知为何我都会想到死亡。我曾经喜欢在天桥上唱歌，但是今天，我嗓子哑了。
6：00，进入《站台》时间。我一般喜欢在看全片前看一看附加的特别收录。这个《站台》是日本版，在特别收录的位置写着“特典”二字。进去看时，才发现只是从影片截下来的两个片段。一个是尹瑞娟烫头后进入会议室引起一片哗然，然后在团长那一声“很像西班牙女郎”还未落尽的时候穿起红裙跳起西班牙斗牛舞。一个是影片开头，一个声音甜美但略带口音的女孩子报幕，因为我已知道《站台》的故事背景是导演贾樟柯的老家汾阳，因此对“汾阳县文工团”这样的字眼并不敏感。正巧姜楠披着一身冷气从外面回来。我说了一声。《站台》，看么？然后他问，谁拍的？我说，贾樟柯。然后他问，那是谁？
贾樟柯。1970年生于山西汾阳，是张元之后第六代导演中最具国际知名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是最新一代的电影独立工作者，作品一贯坚持平民角度，因此也被人称为“平民英雄”。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中篇作品《小山回家》1996年获得香港独立电影录用比赛金奖。《小武》拍于1997年，是他首部长篇，获柏林影展青年论坛首奖。2000年，执导第二部影片《站台》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以及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媒体普遍认为，《站台》是一部可以写入中国电影五年最佳电影提名中的电影。
随即姜楠搬了一张椅子过来，带上了双线插头和耳机，我在电脑上打开电影界面，更准备拉灯的时候，他说，让我看看《站台》的故事梗概。
1979年，山西汾阳县文工团的崔明亮、张军等年轻人都是这个文工团的演员。张军请假前往广州看望姑妈，从广州回来后，带回了电子手表、录音机和一把红棉排吉他。两个年轻人开始接触到更多的音乐，崔明亮也开始迷上了吉他。文工团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排演了一台轻音乐节目，并要巡回演出，但尹瑞娟的父亲病了，她不能与崔明亮他们一起远行，一对恋人不得不别离。清晨，崔明亮则与留在县城的尹瑞娟失去了消息，尹瑞娟开始寻找新的男友。一天，钟萍和张军由于没有结婚而同居，被抓到派出所。从那以后，钟萍离开了大家，不知所终。苦苦支撑的剧团终于面临破产。剧团最后回到了汾阳。崔明亮过去的恋人尹瑞娟此时是一个税务员。张军剪掉了一头长发。崔明亮与尹瑞娟结婚了。此时，1989年正在过去……
之所以说《站台》杰出，是因为它的出现成为第六代电影人正是崛起的一个符号。无论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站台》的历史意义与人文意义都是不可估量的。在第五代导演纷纷卷入商业洪流中的时候，我们需要像《站台》这样的电影冲淡我们那根商业神经。将自己回到平凡中去，这种平凡由烦躁不安到出走寻找理想，再到挫折颓废从而安于平庸，这是有血有肉的凡人记忆。而这种记忆，是伴随着冗长的叙事以及琐碎的细节的。也许正因为此，无论是《小武》还是《站台》还是《任逍遥》，都不可能满足电影院老板对金钱的需要。也许《世界》（贾樟柯正在拍摄中的新片，有可能首次进入电影院发行）会有所改变。
观看《站台》的时候，常常会被它那只属于特定年代的特定音乐逗乐，姜楠和我甚至会突然唱起“我的心在等待，在啊在等待……”这样在旁人看来已经是聒噪的歌曲，因为那时的文工团成员正对着火车的背影跑在铁轨边上，他们边唱边叫，样子天真地像孩子，那时他们的卡车陷在泥里动弹不得，而只是因为火车的突然出现，他们抛下卡车而朝火车飞奔过去，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流动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的人身上奔放的血液么？看了在很多人看来略显沉闷的《站台》，我反而有种找回激情的感觉。也许这种感觉无法像我以往的文字叙述一样在我的梳理下形成一个体系，但是《站台》的确让我惊喜。从耳机里传来的声音，除了那逗人发笑的老歌，还一直插播着各个广播电台的新闻，当一帮人在抽烟在喝酒在玩闹在无聊的时候，一个极其正经的“我们今天在这里庄严地……”无疑增加了戏剧效果。这样的新闻插段贯穿电影始终。而新闻的内容往往是那个年份里最重要的事。越南反击战、国庆三十五年大阅兵、替刘少奇同志平反……而最后文工团准备从内蒙古返回汾阳的时段，插播了对几个罪犯的通缉令，这种极其强烈的暗示效果使贾樟柯的班子在音效上的魔力发挥到极致。他是用广播新闻在提醒观众，这是个怎样的年代，而选择广播新闻，也正是因为广播占据了那一代的中国人珍贵记忆里的极大部分。终究，贾樟柯说：“献给我的父亲。”终究，这是一部关于回忆的电影。而我同时也想起我的父亲母亲。他们现在孤零零地守在西安。保持每天一次的互通短信和每周一次的通话。我曾经写过《振荡中的八零年代》一文来纪念我的父母的年代，在《站台》里发现，当年我提到的很多事物，被贾樟柯在光与影中统统还原。
《站台》似乎故意将时间的精确刻度处理得模糊，因此我能察觉出来的时间的变化更多地来自于演员的表演以及他们的装扮，以及随着年华的老去，新鲜事物的不断涌现。最初，我看到了张军和崔明亮被人说三道四的喇叭裤，然后钟萍烫了头，然后张军拥有了放张帝歌曲的收音机，然后文工团进行了承包，然后文工团改成剧团后跳起了霹雳舞，然后张军蓄起了披肩的长发，然后崔明亮烫了头后在台上唱起了有吉他、贝司、鼓这摇滚三大配器的摇滚。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无疑代替了贾樟柯自己跳出来像其他导演那样说明一下具体的时间。也正是这种时间的渐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精魂的渐变。而当最后影片随着崔明亮和尹瑞娟安适的婚姻生活的嘎然而止，也使我们明白，从前的叛逆在那个时代被终结了以后最终还是会退回原形。十年。一个整整十年的精神旅程。没有过分的煽情，虽然有部分做作的表演，但是每一次这种做作发生的时候，一个几秒钟的空镜头就会把我们拉回故事的本义中来，丢失甚或寻找，不过是过眼云烟，无论为何，人决定不了时代。
必须要说说在观影时对我和姜楠造成的最大障碍，就是影片的大部分对白都是汾阳当地的方言，再加上字幕总是出得不同步，因此常常会感觉是在看一部《低俗小说》那样的喋喋不休的西片。我似乎又回到了看《秋菊打官司》的张艺谋的传统时代，似乎脑海中总是听见村长对他女儿说：“你看你，一撇腿一个女娃子，一撇腿两个女娃子，你看人家秋菊，一撇腿一个男娃子……”由于我并不是一个正统的方言者，对方言中某些很奇妙的语词抱有浓厚的兴趣，有兴趣，但是听不懂，但还是觉得好听，觉得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间就该说那样的话，因此已经成为一种体验的流势。我想，这大概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我甚至在想，如果去掉了字幕，光凭借演员那样“肆无忌惮”地说方言会怎样，当然，我没有那样做。
再回到演员的表演。当然，《站台》无论是主角配角在专业人士的眼里可能都显得有些业余，也许这也为他们离开了贾樟柯后的演艺生涯划上了一个问号，在观影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如果王宏伟、赵涛等人离开了贾樟柯还会去拍些什么，答案是我根本不敢想。王宏伟戴着四方框眼镜扭捏作态故作潇洒的神情俨然不可复制，而赵涛身上流露的难以捉摸的人文气息令她的表演卡在艺术电影之中，他们是为贾樟柯而生的，这一点我一直不敢怀疑。当我看到崔明亮故作姿态地对别人吹嘘我什么都懂，尹瑞娟故作姿态地对崔明亮的求爱置之不理，钟萍在一帮并不怎么懂艺术的文艺工作者面前跳起西班牙斗牛舞，张军在经历了多次挣扎之后在家中的后院剪掉了象征艺术的长发，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能如此真实地再现这一切。当然我一直觉得，无论是崔明亮还是张军，都显得有点可恶，无论是从表演上还是人物设置上，故意装出来的玩世不恭惹人讨厌，但在最后崔明亮到他久为回家的父亲的汽配店里对着父亲的情人轻轻地说了一句“让他回家一趟”的时候，我不禁为这种可恶之外的流动情感而感动。没错，叛逆的人的身上总要被打上些符号，而当这些符号被时间统统消解的时候，我所认为的演员的人格魅力才真正发挥到极致。尤其是那个“为了平庸，剪去长发”的贾樟柯若隐若现地浮上来的讯息，让我感觉自己的心都被揪动起来。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不是一部“好看”的影片，虽然贾樟柯的情节并不拖沓，但是他的细节却是非常之拖沓，而对于细节的处理，贾樟柯常常固定一个机位，随即让演员走动，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极少数的镜头，《站台》的模式几乎就是机位的固定。而最常出现的情况，是在该发生的情节发生完毕之后，摄影机上下或左右缓慢地平移，而将那些属于那个时代的事物以一种似乎要深刻记录的方式拍摄下来，我必须承认，这有一种戏剧的效果。《站台》中经常出现的城墙几乎就是戏剧的舞台，而贾樟柯躲在固定的机位后所看到的一切都只是演员在舞台上的自我发挥，这样的拍摄使导演的主观感情降低，从而使导演能更加冷静地看待他所讲述的故事。而在布景上，贾樟柯的讲究就是还原，我们能经常看见废墟中还未全倒的墙这样强烈象征时代进步的符号，而这种符号的累积也使我们怀疑这是不是在看一部史诗。十年。我又一次提到十年。十年中发生的所有事都在贾樟柯的眼皮子底下模糊边缘还有使理想主义的时代逐渐没落。事件推动了时间，时间反而成为被动。这是我所体验到的《站台》中的讯息之一。从电影处理的手段上讲，这是一部通俗的艺术片。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概念非常不解，但是《站台》之所以成功，也正是因为它走上了这条前人很少走的路线。虽然《站台》的故事背景在穷困的汾阳，但是我们觉得它美，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人性的美，因为贾樟柯在以一个人的眼光来拍电影而不是以一个导演的眼光来拍电影，我们可以说《站台》的某些镜头不考究有些落俗，但也许这样才更符合现实。当叙事与结构甚至拍摄手法已然成为一体的时候，我有理由说，这就是一部史诗。
关于《站台》，还有两个人物我不得不提，一个是在影片中占据很大篇幅的文工团团长（当然，在文工团被承包之后，这位团长便彻底消失），这是一个很出彩的角色，因为他老知青的身份，因为他有时不开化的头脑，也因为他常常冒出的两句让人啼笑皆非的话语，他和崔明亮之间的斗嘴，被我看作是《站台》中极其精彩的部分。这也是贾樟柯回归那个年代而特别安插的一个人物，这个似乎想故意拔高自己在时代之外的人物，正是在这个时代中最深陷不拔的人物。而崔明亮的表弟三明，虽然篇幅不多而且基本上没什么对白，但是贾樟柯在他的设置上曾让我猜想了整整半小时，直到他最后一次出现的时候将半个月的工资五块钱递给前去探望自己妹妹的崔明亮的时候说：“把钱给她，让她别回来”的时候，我才懂得这个大字不识的煤矿工人在贾樟柯的心里是如何的位置。而在之前的故事里出现的三明报名当煤矿工人的时候，因为自己不识字而找崔明亮来念生死合同的时候，看见他对那三条不公平的待遇毫无反应，我的心极度地疼痛起来，看见他拿着生死合同走向“生死”桌，以及在最后一个属于他的镜头出现之后再没有出现的情况，我甚至有些确定他是不是已经倒在煤矿里了。甚至想到，他供养的妹妹上大学了吗？
最后我想说说《站台》的结局，除了消失不见的钟萍，崔明亮、张军各回本位，放弃了原先的梦想，而贾樟柯在这一段故事的处理上，也显得相对急促，似乎他并不想面对这样的结局发生似的，这时镜头的处理，能明显地察觉到贾樟柯放弃了自己旁观者的身份，我能感觉到他的感情在流动，而且这过程很剧烈。贾樟柯之所以一反常理地安排因为梦想而分离的恋人崔明亮和尹瑞娟再因为梦想的破灭而重新结合，实际更加假意地否定了梦想的崇高，是在刻意地表达梦想的被毁就是因为贪图安逸不再行走，而最后崔明亮懒散地卧倒在沙发上的镜头，似乎也在缓慢地道出：“不这样过活，还能怎样过活？”贾樟柯希望这样的过程出现，就相当于一个达达主义者反复地解构一样。但正像是当初在学习解构的时候一个埋藏很深的疑问，解构出的结构不正是新的建构么？作为一个破坏者，贾樟柯是绝对的，而对于我而言，如果这个结局不是设置成这样，如果以前的一切都还是原样没有遭到破坏，这可能会是一部被淹没的理想主义电影。还有一个我注意到的贾樟柯的小细节，就是在影片进行到中途的时候，当崔明亮走出房间点烟的时候，他身侧那面墙壁赫然写着“站台”、“打倒贾樟柯”等字样，这显然是一个有讽刺意味的意识体现。而略为不足的一点是，在80年代的故事背景下，《站台》中竟然出现过《好日子》这样的歌曲。
贾樟柯曾经说：“买一部DV就可以当导演。”也正是因为他将导演的角色如此解构，将这个神秘的职业如此消解，因此《小武》、《站台》以及《任逍遥》才能以这样的故事以及这样的拍摄手法完成。如果说这是一种创造，更不如说这是一种回归，而这种回归，正是第六代电影人应该持有的姿态。也许，他们并不能以自己略显沉闷的叙事把喜欢被讨巧的观众拉到电影院中来，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独立的姿态，我们的电影世界便将被商业所吞没。观看《站台》，我反复地想着，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叙事只有在中国。
12：39分。二十分钟前电脑死机。重新启动后有一大段的丢失，结果还是凭借着记忆找寻了回来。明天会起早，然后再去看一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法国印象派画展。我越发觉得，度过了11月11日，我依旧是一个人。也许我也曾有过自己的站台。也许曾经的站台上也有人在等我。但我真的很难选择。是回去？还是继续受挫？只怕等我作好了决定收拾行装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站台塌了。也许那时，我才懂得什么叫做痛苦。
向中国的独立电影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