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死者，一道传媒

顾耀峰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新小说”派主将之一，克劳德·西蒙在世界范围的知名度与陆文夫相比，其“级别”毫无疑问要高得多。
　　不过，中国传媒对这两人去世的关注度，恰与他们的“级别”成了反比。无论国家级媒体，还是地方媒体，对陆文夫的追悼和对其过世的消息的发布，占据了文化版块大大小小的页面，就连“陆文夫到过湖南路”这样的“秘闻”，都能成为一道阅读点心。而西蒙之死，就我视野所及，并没有看到见诸报端或者其他中文传媒场合。我并不是说陆文夫不该、不值得成为文化新闻，也不是指摘中国传媒“厚此薄彼”的特性——中国传媒“厚此薄彼”的特性是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我所在意的，是中国传媒“厚此薄彼”的标准。
　　由西蒙之死受中国传媒冷落引发的话题是：艺术、思想需要怎样的传媒？传媒该关心艺术、思想的哪个层面？事实上，如果没有传媒，中国人很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克劳德·西蒙为何物。但问题是，假如搭介在源头和受众之间的其他桥梁没有断层--例如翻译和出版，传媒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似乎仍可质疑--就本质而言，传媒，也只是桥梁中的一道，甚至这道桥梁往往会把人的认识引向歧途。仍以西蒙为例，他在中国所产生的读者对他更深入的了解，也并不是从传媒中获知，而是通过出版物得悉的。
　　传媒对新闻材料的选择有“地域性”、“唯亲性”，因此，离陆文夫越“近”媒体，对他的关注也就越多；传媒对新闻材料的选择也有“可读性”、“娱乐性”，因此，“芙蓉姐姐”、“红衣教主”、“菊花妹妹”的故事越多，关注、传诵她们“传奇”的媒体也就越多。而在任何场合，媒体这个被不约而同表述为“传播工具”的“文化平台”，在对其母体--文化、思想领域的关注和传播，却常常显示了缺席状态。眼下的佐证是：即便中国传媒对陆文夫去世表示了关注，但仍然没有把触角伸向他的写作--尽管，写作是支撑陆文夫之所以被关注的最重要砝码。
　　另外一个“身边”的例子是：中国当代艺术三年展，如今最被津津乐道的是“砸作品”事件，对展览本身解读的传播，对作品解读的传播，被屏蔽在了这一事件背后。我们有理由在这一事件中指摘传媒的关注角度：他们对“事件意外性”的饥渴盼望，远远超过了对“事件深度”的解秘渴望。但我们同时也有理由看到在三年展这一案例中传媒的传播效用：如果没有对“砸作品”的追踪，这个展的受知度将会损失多少？——受知度的增加，在目前的中国来说毫无疑问是好事。
　　对艺术、思想的阅读，仅仅通过传媒，当然不现实、也不应有此奢望。最根本的谜底是，即便传媒来关注了艺术、思想，他们仍然摸不清搞不懂他们所关注的“艺术”、“思想”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懂得，于是，他们人云亦云，他们忽略，他们逃避。而且，他们虽然身处传播领域却并未敏感到的一个现象是：传播，本身会成为传播的源头。最早、最先进行传播有价值艺术、思想的，会成为别人传播的材料。第一个报道凡高是大师的报纸，也会成为别人报道、转载的对象，在这过程中，“凡高是什么”自然会在接连的传播中逐渐被剥去面纱，进而成为常识。
　　这样看来，“艺术被传媒传播”，就只是个美好的理想，除了学识层面的原因以外，“定向传播”太需要权力和利益的介入（虽然有时人情也能产生作用，但在总体上它的重要性仍然是微乎其微）--传媒是在权力、利益操控下工作的机器，一切设想、呼吁，包括指望着通过思想改造来进行和平演变的蓝图，在缺乏权力和利益的前提下，都是梦幻一场。但我们依然可以分辨的是，传媒，通常会在无意中通过“折射”来告诉我们真相，来传递给我们我们所关心的背景，包括对艺术、对思想的传达。传媒是多棱晶体，它考验着我们的分析力和还原力--尽管这一点跟艺术、思想没有直接关联。

赵松

其实也没什么，当年西蒙得诺贝尔的时候，纽约时报的记者还四处打听此公是何许人也呢，包括法国的很多媒体，其实对他也不甚了了，甚至觉得他获奖简直不可思议。而相反，令西蒙欣慰的倒是曾在挪威的某个小镇上的书店里看到了自己出版不久的新作的挪威译本。非常正常。所有的这一切。它能让艺术家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安心做好自己的事，而不是别的什么。

易水寒

好没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