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与各位讨教

二十月

其实你说的nonsence从我这里正好理解。
弗兰克 克默德的译著国内好象不是太多，这两天我在尽量的找~

二十月

诗写了几年，好诗少得可怜，烂诗成打。晚上有时候一个人坐着，觉得把这些东西烧了都不可惜。一个问题——虽然不经常出现——但它横在我的意识深处，使我想回避它似乎不太可能。

昨天晚上在去吃饭的路上，我遇到一个发放广告单的小伙子，天气冷，加上天色又黑，我看不清楚他的面容，他向行人逐一发放手里的单子——据说他们的工资是与收到单子并打去电话的顾客多少挂钩的。他缩着脑袋将一份广告送到我的手里——我草草地看了一眼，上面无非是某某店打折之类的文字——但就在那个瞬间，我突然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种难以克制的令我自己厌倦和鄙视的同情。我的心里在那一刻咯噔了一下子。我知道这同情有多么危险和廉价，我也知道他或许根本不在乎谁同情他，他只希望尽快把手里的广告单发完。他和我仅仅是擦肩而过，彼此或许再也不会相逢，天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种感情——要知道，我一向对那些在街头行乞的人冷漠置之——在同情和冷漠之间，我一般选择后者，虽然我隐约感觉到我与他们之间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联系。但我对同情所产生的那种无形的优越感更加厌恶。

是啊，说这个做什么呢。这只能是纳博科夫所言的话题垃圾。

萨特原谅了诗歌，认为诗无法也没有必要承担道德义务，我清楚，他是对的。但是这里面是否还有一个问题，即诗人你如何能够冷静的叙述？这与我前一阵子和陈舸聊天有关，我们聊到他的《流年之酿》，我在这里进一步表述我的意思：对一个废弃的酿酒厂，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对它进行写作？换句话说，对那样一个充满他人苦难与不公的场所，诗人，你如何能够诗化它？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

当然，我非常明白，诗歌的最高境界就是对自律的自觉追求，像史蒂文斯，亦或其他更伟大的诗人。没有人要求诗歌必须具有道德批判的激情。所以我清楚，我可能永远不会成为这个意义上的一流诗人——而自律正是我认为的艺术最高标准，它应该注定和苦难、折磨无缘，与道德无关。我记得在王敖的诗歌下面我侧面的表达了我的观点。在我看来，王敖具有成为大诗人的禀赋和才能，但我想说的是，有谁注意到这里面的代价？换言之，我在暗自称颂他的诗的时候，也惊讶于里面的残酷——那种伟大的然而又是于我不能承受的自制与隐忍。一如罗蒂所言：“其价值不在于对社会的不义提出醒世之言，而在于警告我们要注意自律的追求中必然含带着残酷性的倾向。”

我知道我无法付出这样的代价。

在这个意义上，我写《默读之辨》其实是对理解自己的一种尝试，尽管，这很可能失败。但如果不写，我的结果可能会更惨。



另：我知道，如西川所说：“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问题。”不涉及我这个问题的同志最好不要乱发言，我希望听到——如果我这也算是道德焦虑的话——对我这个问题的严肃回答。

以上对王敖和陈舸的评论，虽是我的坦言，但如有不当之处，还望见谅。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2-4 20:50:32编辑过]

陈舸

明白你的意思，这里面的问题值得深思，可以展开讨论。

陈舸

我比较倾向于纳博科夫,而你会更喜欢奥威尔,按照罗蒂的意思，在某种程度，这两者是殊途同归

王敖

我是这样想的， 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有绝对的一面，就是说在这个层面上要毫不含糊， 如果在这上面躲闪，犹豫，退避，那不如去做更轻松的事情。

先简单说一下个人写诗的经历：

我最早写诗完全是出于快乐，也不要求写多好， 写不了的题材也不会去碰。 那是1997年，我花了一两个月写第一本诗集。 然后到2000年，开始尝试新的写法，那时候写诗没有什么焦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所以臧棣说那是无焦虑写作， 不是说我没有焦虑， 而是我觉得任何前人的写作（尤其是中国当代诗人）对我而言都不构成压力。 （比如臧棣， 他是我大学时代认识的第一个诗人，他的诗我读得很仔细，但我从来没觉得有必要像他那样写诗）所以我第二本诗集里的作品几乎都是一挥而就， 越是成败在所不论， 越是在诗歌中的感觉。

再后来我到了耶鲁，整天忙于学业， 我第一次感到有心无力，学习到半夜人已经很疲劳，再开始写诗，第二天起来一看，无法读下去。  然后我认识了哈罗德·布鲁姆， 他的书给我很多帮助， 然而这让我在知道自己的问题的同时， 也深深感到了一种焦虑。  哈罗德布鲁姆的看法简单说是这样的， 诗人（主要是由浪漫派倾向的）在面临主体的严重危机的时候完成蜕变， 从布莱克以来的幻象诗人实际上都把罗曼司内在化，最终要创造新的人格，或者说从自己内部发现神， 结局是死亡。 这是一种非常西方的看法， 但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的焦虑感竟然出自一位批评家，所以克里斯托弗·瑞克斯说所有布鲁姆的读者都是他的受益者和牺牲品， 我觉得说得太对了。

我对抗布鲁姆的办法，就是另外给自己找文化上的资源， 如果我再跟着布鲁姆的路数去钻史蒂文思， 布莱克，雪莱， 我估计会给自己戴上非常沉重的枷锁。 我对这些人感兴趣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诗有很多浪漫派的成分， 但是， 回到布鲁姆的逻辑里，这种内化的罗曼司不是模仿来的， 而是需要和前代大诗人进行对抗， 如果让我去对抗那几位， 我会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在干什么， 能不能继续写诗都会成问题。

回到你说的问题， 你说的自律， 我们在杜甫， 里尔克那些人那里都看得非常明显。 杜甫写非常好的诗呈献给李林甫以前的手下，想得点好处，钱谦益说我们不要苛求他，因为当时他已经快饿死了。 当我读到杜甫写的诗，说他的小女儿饿得厉害，在他的怀里直咬他， 读者都觉得很难承受。 所以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 很多诗一千多年以后看还是让人惊讶。 （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那说的是后代普及的选本里的作品， 如果真正去全面看他们的作品， 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罗蒂这样的实用主义者， 用一种反讽式的修辞来消解形而上学， 有助于我们不在观念中做无谓的牺牲，这种态度可以防止偏执狂， 我觉得是很好的。 但是他的反讽式的态度说白了是一种修辞策略， 它不能完全代替我们对世界， 对自我本身的看法，这因为种看法是往往是在我们早年用比喻性的修辞建构起来的， 说到底，反讽者也要付出他的一些代价。

写诗要直接面对语言，自我的经验，写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具有危险性， 有时候会自缚手脚， 有时候会误入歧途， 有时候是跟语言相协调， 有时候就是搏斗。 反讽只是一种办法。  

对那些不公正， 苦难， 我想你熟悉的布罗茨基的做法就是一个例子，他的诗歌本身就是对抗， 美学反抗政治， 文化传统对抗野蛮和血腥。 这样的看法当然也有问题， 但布罗茨基座得毫不含糊。 我也相信他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自我反省之后的绝对， 那就是要让自己全力以赴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2-5 16:39:41编辑过]

缝果匠

布鲁姆说得真好。
不过从自我经验，到语言，这是一种方法的转变？还是美学的转变？

二十月

以下是引用王敖在2004-12-5 14:50:11的发言：
我是这样想的， 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有绝对的一面，就是说在这个层面上要毫不含糊， 如果在这上面躲闪，犹豫，退避，那不如去做更轻松的事情。

先简单说一下个人写诗的经历：

我最早写诗完全是出于快乐，也不要求写多好， 写不了的题材也不会去碰。 那是1997年，我花了一两个月写第一本诗集。 然后到2000年，开始尝试新的写法，那时候写诗没有什么焦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所以臧棣说那是无焦虑写作， 不是说我没有焦虑， 而是我觉得任何前人的写作（尤其是中国当代诗人）对我而言都不构成压力。 （比如臧棣， 他是我大学时代认识的第一个诗人，他的诗我读得很仔细，但我从来没觉得有必要像他那样写诗）所以我第二本诗集里的作品几乎都是一挥而就， 越是成败在所不论， 越是在诗歌中的感觉。

再后来我到了耶鲁，整天忙于学业， 我第一次感到有心无力，学习到半夜人已经很疲劳，再开始写诗，第二天起来一看，无法读下去。  然后我认识了哈罗德·布鲁姆， 他的书给我很多帮助， 然而这让我在知道自己的问题的同时， 也深深感到了一种焦虑。  哈罗德布鲁姆的看法简单说是这样的， 诗人（主要是由浪漫派倾向的）在面临主体的严重危机的时候完成蜕变， 从布莱克以来的幻象诗人实际上都把罗曼司内在化，最终要创造新的人格，或者说从自己内部发现神， 结局是死亡。 这是一种非常西方的看法， 但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的焦虑感竟然出自一位批评家，所以克里斯托弗·瑞克斯说所有布鲁姆的读者都是他的受益者和牺牲品， 我觉得说得太对了。

我对抗布鲁姆的办法，就是另外给自己找文化上的资源， 如果我再跟着布鲁姆的路数去钻史蒂文思， 布莱克，雪莱， 我估计会给自己戴上非常沉重的枷锁。 我对这些人感兴趣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诗有很多浪漫派的成分， 但是， 回到布鲁姆的逻辑里，这种内化的罗曼司不是模仿来的， 而是需要和前代大诗人进行对抗， 如果让我去对抗那几位， 我会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在干什么， 能不能继续写诗都会成问题。

回到你说的问题， 你说的自律， 我们在杜甫， 里尔克那些人那里都看得非常明显。 杜甫写非常好的诗呈献给李林甫以前的手下，想得点好处，钱谦益说我们不要苛求他，因为当时他已经快饿死了。 当我读到杜甫写的诗，说他的小女儿饿得厉害，在他的怀里直咬他， 读者都觉得很难承受。 所以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 很多诗一千多年以后看还是让人惊讶。 （所谓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那说的是后代普及的选本里的作品， 如果真正去全面看他们的作品， 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罗蒂这样的实用主义者， 用一种反讽式的修辞来消解形而上学， 有助于我们不在观念中做无谓的牺牲，这种态度可以防止偏执狂， 我觉得是很好的。 但是他的反讽式的态度说白了是一种修辞策略， 它不能完全代替我们对世界， 对自我本身的看法，这因为种看法是往往是在我们早年用比喻性的修辞建构起来的， 说到底，反讽者也要付出他的一些代价。

写诗要直接面对语言，自我的经验，写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具有危险性， 有时候会自缚手脚， 有时候会误入歧途， 有时候是跟语言相协调， 有时候就是搏斗。 反讽只是一种办法。  

对那些不公正， 苦难， 我想你熟悉的布罗茨基的做法就是一个例子，他的诗歌本身就是对抗， 美学反抗政治， 文化传统对抗野蛮和血腥。 这样的看法当然也有问题， 但布罗茨基座得毫不含糊。 我也相信他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自我反省之后的绝对， 那就是要让自己全力以赴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2-5 16:39:41编辑过]

我很明白你的意思。和我料想的差不多——你的焦虑还是在最近的。我看你原来的东西不会有这种感受。
罗蒂只是提供了一种自由主义反讽主义者的态度，的确是对代价的反思。他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提出警惕。他势必会对历史得出偶然的结论。

二十月

我这个键盘太不好用，本来是想仔细说说的。等以后。

二十月

换了个键盘。接着说。

布罗茨基你说的那个没错。我在《默读之辨》里已经说了很多，不再赘言。事实上我写这个仅仅是想与有我这类似感受的人分享我的迷惑，而根本不是来寻找答案来的，因为没有人能给出答案。罗蒂只是将那种自律追求后的代价尽量缩小到最小的一种努力，这是很不错的。

道德从来不是艺术水准和境界的有效保证——相反，道德的泛滥使它具有一种抵制良知的公益品质。我写到昨天遇到的那个人，无非是想说明一个对他人苦难的关注程度。我有时候有点神经质的追问自己，你在什么程度上关心别人？当然我知道说明自己是很困难的——就像纳博科夫会精心安排一个理发师的角色来验证我们读者的那种本性中的残酷，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多么的不在意别人的苦难。

罗蒂提出的“私人/公共”的划分其实是想对那个团结概念的一种解答，和孔子“仁”出发而倡导有差别的爱不同，西方基督的范畴里，同情是存在差别的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有时候也在问自己，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复杂的关键在于，我不能保证自己对周围人一视同仁的关注，这甚至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如何认同“我们”这个概念。

我一直觉得，类似傅立特这样的诗人作品，由于道德的那种短暂性使他不可能从根本上被更多的人记住，我丝毫不否认他的入世情怀，但这和文学的自律是不相干的。罗蒂我觉得应该是认同梅尼克的——从历史主义者角度他们的观点比较一致。有一些东西前两天想明白了，这几天又糊涂了。

二十月

说白了，我隐约觉得自律和现实中诗人的狂躁型人格、极度的冷漠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联系。这样的代价实在太大了。这甚至不是一个“你愿不愿意付出”的问题，而是更为根本的认识到一种极端的表述，只要你还在写。